自从周恩来第一次举起烈性茅台酒的高脚杯，欢迎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时候起，中美两国之间的官员们就一直在为伟大的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而干杯。当然，事实上从一开始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没什么友谊可言，而有的只是对苏联的共同敌意。过去10年，中国因素在世界权力平衡中一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砝码。中国人民解放军牵制了苏联49个师，如果不是这样，这49个师中的若干师可能会部署在苏联的西部边界，直接威胁欧洲和海湾地区。对于未来的前景，由于担心中国有一天会放弃与美国的战略合作而与苏联重修于好，西方显得心中无底，疑虑重重。

那个梦魇虽然离真正到来距离还很遥远，但西方对可能的中苏亲善的焦虑在与日俱增。中国官员带给美国同事的已经不再是文质彬彬而是互相指责。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不再说敌视苏联的话了。

3月份，16年以来中国体操选手首次应邀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比赛。9月份，苏联两位田径高手参加了北京的年度国际马拉松比赛。对于中国人来说，体育由于其他手段的引导可以是政治性的，就如1971年美国乒乓球队由于为尼克松访华铺平的道路所建立的乒乓外交时美国人所发现的一样。

10月中国人用热情款待亲苏的法国共产党领导人乔治斯·马沙斯的办法，向莫斯科做出了缓和意识形态争论的姿态。两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宣布，他们将继续发展他们之间的关系。在1965年当中国人指责法国共产党盲目效忠莫斯科时，这种关系破裂了。

但是最重要的巧合发生在北京的其他地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与他的苏联对等人物利奥尼德·日依切夫进行会谈，讨论如何改善两个共产主义世界巨人之间的关系问题。1979年下半年起，作为对苏联入侵阿富汗的反应，中国就已经延缓了那些谈判。在日依切夫到达北京前3周，中美关系正经历10年来不断增长的痛苦的最为紧张的时刻。困难的导火索是因为原有的关于台湾地位的争论骤然紧张。中共夺取政权30多年以后，海岛上的国民党政府仍然叫自己为中华民国。另外一方面，北京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下的一个省。尼克松和周恩来于1972年批准的《上海公报》从根本上说，是对于一个有分歧的问题达成一致，并且静悄悄地这样做了。美国没有对中国所宣称对这个海岛拥有主权进行争论，而是保留了继续与台北发展关系的权利。

1979年初，卡特内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并且筹划将在台北的使馆变为“机构”的外交虚幻，由从技术上讲离开或退休的外交机构专业外交人员充当职员。对中方而言，中国领导人用“与祖国的和平统一”的保证更换了“解放”台湾的誓言。美国国会由于唯恐这种经过周密考虑的歧义安排会促使牺牲老朋友台湾，故而推动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它清楚地说明美国国会继续为防守目的对台湾提供援助。

里根上台之后认真严肃地考虑了与台湾恢复官方外交关系，这将会导致美国在北京使馆的降级，也可能会导致使馆被逐。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曾经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先遣人员，这时就极力劝阻里根不要开历史的倒车。

但是内阁在是否对台湾出售一些F—5G喷气式战斗机的问题上意见达不成统一，这种战斗机比构成台湾空军主力战斗机的F—5ES的性能要优越得多。对亲国民党的国会山上的院外活动集团来说，预期的军售成为内阁是否遵从《与台湾关系法》的意愿的一次真正考验。对于北京领导人来说，它是令人气恼的产生对美国在《上海公报》中的承诺的怀疑的原因。对于莫斯科来说，它是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锲入一个楔子的绝妙机会。

勃列日涅夫主席在一系列讲话中提出与中国恢复谈判。苏联的提议帮助刺激了里根内阁执行一项中国政策，当它最终揭去面纱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它接续了里根的三位前任的政策。8月份，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布了一个新的联合公报，绰号叫上海二号。北京确认了台湾与中国的“和平统一”，同时华盛顿第一次宣布它对台军售不超过目前水平，并随时间“逐步减少”那些军售。很难想象尼克松或卡特政府会对温和的北京走得如此之远。

因为里根在两件具有讽刺性的事件上得到确证，他压抑住自己的亲台同情心并平安度过了来自右翼的愤怒。第一件事，假如他与具有战略价值的北京决裂，那将是他的美国国内对手，特别是民主党指责他“丢掉中国”的最为快活的日子。第二件事，保持良好的中美关系将是对不入侵台湾的最好保证。离开了有限制性的美国影响，共产党会更愿意一劳永逸地解决台湾问题。即使最好的美国战斗机中队也不足以挡住跨越海峡的全面出击。

但是北京似乎既不愿意给里根一个长时间的信用，也不愿意与里根合作让台湾问题成为一个放在后面的火炉去燃烧的问题。反而中国人选择继续给台湾问题升温。里根为自己批准“上海二号”公报反驳右翼的批评说，美国减少对台军售是同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前途问题联系起来的。《人民日报》攻击总统“完全违背”了公报精神。中国人希望这种联系是心照不宣的。在他们的眼里，里根的罪过在于将其公开提了出来。

但是即使双边关系中没有这些原因的刺激，北京领导人也仍然可能尝试同美国拉开距离。他们担心，一旦他们被视为由美国主导的针对苏联的联盟中的小伙伴，他们就会冒在世界主要力量间无法发挥杠杆、平衡作用的风险，美国也好，苏联也好，还有第三世界。相反，提醒华盛顿中国不可小视，给莫斯科一些希望更多胡萝卜的刺激，中国领导人可以对美苏施加影响。

于是，就有了让日依切夫重回谈判桌的决定。于是，就有了赵紫阳总理最近“共同与超级大国们的霸权主义进行斗争”的呼吁，对超级大国故意用了复数，以将美国和苏联相提并论，并说他们是对“热爱和平和主张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威胁。

但同时中国也在冒疏远美国的风险，可能美国的最高层对中美关系毫无热情。赵的攻击招致华盛顿严词反应，抗议这种“不友好的”言论和“过于单纯化的口号式的东西”。国务卿乔治·舒尔茨正在第二次设想完成暂定今年下半年对中国的访问，但里根对他自己明年去中国之行的主张反应冷淡。

感受到这种危险，中国人已利用最近的一些访问，如9月份尼克松，10月上旬前国务卿基辛格的访问，向华盛顿回馈谨慎的、积极的信号。中国高层领导人反复告诉尼克松和基辛格，没有必要关注日依切夫重访北京一事。邓说，在苏联没有满足3个条件之前，中苏关系不可能有“真正的原则上的改善”。这3个条件是：苏联必须撤出阿富汗，它与中国有边界相接；莫斯科必须停止对越南军事入侵柬埔寨的支持，印度支那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软腹，北京认为单是河内政权自己就足以构成对其威胁，更不用说与苏联联合起来了；最后，苏联必须从蒙古撤军并减少在中国北部边界的军事力量。然而在北京谈判的一开始，日依切夫就拒绝讨论北京的要求。今年10月，在会谈休会之前，万里副总理说苏联“对我们提出的对话条件充耳不闻”。

尼克松从北京返回的时候，充满了对北京领导人的乐观情绪，认为他们不是倾向莫斯科，只是做些战术调整，这最终也许还会导致加强它与苏联扩张主义进行斗争的能力。基辛格也很振奋。甚至他还在北京时，就向舒尔茨发了一封信，呼吁他自己到北京访问。

温斯顿·洛德曾经帮助基辛格最初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来作为纽约市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主席继续推进中美关系。他说，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可能“没有真正的和睦亲善”。中国重开谈判桌，也不是“拙劣地玩苏联牌以使我们紧张”。他还说：“中国人只是谨慎地给自己重新定位并保护自己，同时试探美国是不是能控制住自己的行动。”

至少苏联对中国做出某些和解的姿态是可能的，如从边境后撤一些部队。虽然那离北京对于与莫斯科关系正常化的条件还相距甚远，但它可能会促使美国国内对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忧虑。那同样也会使台湾的院外集团得到鼓舞，削弱内阁对增加对台军售的抵制力，从而可能会破坏中美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