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焦虑(1 / 1)

香港对与中国在一起的未来感到了焦虑不安。在一位香港商人精致的山顶家中,晚宴已经准备好了。香港在远处山底下灯光闪烁,它的嘈杂之音也淹没在仲夏柔和的夜色之中。鲨鱼翅汤之后是风味对虾和蒸椰菜,在水晶杯的碰击声和筷子的磕碰声中,谈话不可避免地转向首要话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下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香港公民使用的将会是什么护照?流通的货币是什么?一个人怎么做生意?各种意见在桌子上你来我往,但清晰的思路很快就变得混乱:假如中国真的接管香港,最终的结果是,每个在桌上的人都已经做出了随时移民海外的计划。当问及一位中国妇女,她是否有永久居留美国所必备的“绿卡”时,她答道:“我有一个绿卡,而我的正在美国读书的孩子们也会在几年之内符合拿绿卡的条件。”

在九龙一家女性服装生产厂,36岁的王锡虹(音)每天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6天,他正在剪裁准备起程运往美国市场的外衣。他已经在服装制造业工作了20年并攒起了足够的钱来为他的妻子和3个孩子买一套小房子。但他的年轻同事们的欲望绝不是仅仅停留在衣橱上的辛苦劳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提出,假如中国有朝一日收回香港他们将去投奔美国的亲戚。相反,王认为除了接受所有即将到来的一切之外,他别无选择。尽管如此,他还是对变化的前景烦恼不已。“在香港,金钱的压力很大,”他说:“但我对这种社会感到满意,这里你可以挣到钱,你能攒到钱。”

在俯瞰香港的破烂不堪的泰河迁居者定居地,75岁的陈程和他的妻子在绿色金属皮和油毡纸搭成的小棚屋前呼吸新鲜空气,他们自从35年前逃到这里后就一直住在这里。陈是一位靠每月领取35美元社会保险退休金的退休仓库工人,他列在等待公房的名单上有好多年了。他对仅仅100码远的私人高层住宅的富有邻居们并无不满,在那里他们的房租每月超过1000美元,他们的孩子们在封闭的南部草场地里玩耍。他说:“在大陆,生活就不一样了。在那里,你必须在田地里劳动。而在这里完全是自己的生活。”

无论是高楼大厦中的极富,还是大量的穷人,对于英国皇家殖民地香港的550万居民来说,最引人瞩目的话题就是1997年7月1日。届时,根据英帝国历经周折从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手中强行取得的99年租约的条款,373平方英里的新界将按期交还中国。

没有人预料到英国或中国会让这样一幕打开,但香港的居民却忍不住焦急起来。传统上,皇家殖民地只收集从境外那里来的海上漂流物。自1945年起,细流变成了洪水。受香港炫丽的灯光的吸引,超过200万人逃离大陆。由于个人欲望的驱动或受到政治迫害,他们翻越篱墙、贿赂官员,将自己塞入出海的捕鱼小船游过鲨鱼出没的水域。有些人成为或变成为难以置信的富有企业家;绝大多数是没有技巧的农民或工人。但是归结到一点,这些人帮助建设了一个**的、混乱的、追逐金钱的,但首先是自由的城市。

对统一的前景预测已经使正常情况下平稳运行的香港经济引来一场颤动,10月的气氛也以小时计——恒生股票指数下滑了234点,使持股价值下降,平均损失了21%。港元也跌至6.40港元对1美元的最低纪录。尽管并不是所有的责备都能算在令人恼怒的1997问题上,神经过敏的投资者对于关注未来又有了新根据。

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刚刚在香港待过3天,她宣告了支撑起殖民地动摇的信心。访问是在14天的东方奥德赛将近结束时进行的,这次她访问了日本和中国,在那里有关皇家殖民地的讨论一直是日程的主要议题。还有,撒切尔夫人用一个联合声明武装了自己,声明由中国签署,保证北京和伦敦将推动旨在保持“香港的稳定与繁荣”的谈判。在英国,她向在殖民地的商界领袖保证,意识到“它对于香港人民的道德义务”,撒切尔说,“我想我们的分歧能够弥合,我们也能够达成一项对中国与香港人民还有英国都满意的协议。”

焦虑的香港人,也许是不太现实,渴望对城市未来地位的某种特别迹象。在没有成功之后,他们想要得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体系得以保留的某种保证。毕竟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年已经对台湾提出和平统一的两个条件。但很快就明白,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与艰难的、解决如此复杂与涉及情感的谈判,它是没有成功保证的。

撒切尔刚刚离开殖民地,北京就开始向她的关于英国对香港负有义务的宣称发起挑战,称19世纪的条约是“英帝国主义劫掠中国领土的铁证”。官方的新华社提到了北京对香港享有主权的神圣使命。

香港的经济一直受惠于几乎持续不断的移民工人流。他们在5万家工厂中平均每周工作49个小时——这些工厂有的很小,其他的则是工人劳动条件差、工作时间长、工资低的血汗工厂,但这构成了殖民地工业的支柱。这些工人的实际工资收入在过去8年中上涨了40%,达到每月300美元。但这些工人们在混乱不堪的房地产市场上受到的待遇过差。有57万名占公地者生活在木板或金属板所搭成的棚屋里,这些棚屋成片地建在豪华公寓的旁边,位于不稳定的陡坡之上。有100万户家庭人口达到8人甚至更多。

香港社会广角镜的另一端是极度富裕的一群。有些美国银行家估计至少1500位香港居民每人财产总数达到1亿美元;除了其中少数人外,他们都是华人。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够像香港一样如此方便地将财富隐藏或转移到国外,黄金与证券的买卖也很活跃。由于个人收入税封顶为15%,公司合作税封顶为16.5%,香港成为世界许多大公司和银行的最佳亚洲总部所在地。香港商业总院的吉米·麦克格来格说:“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真正的资本主义地盘。”

甚至在15年的倒计时开始以前,香港的金碧辉煌就开始蒙上一层沉重的色彩。曾一度作为香港繁荣景象的最明显的表现,香港的狂热的房地产在去年达到巅峰状态,然后开始下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业用地价格下跌了40%至80%。对于1997的惊慌不安使事情变得更糟。许多商人在看到中国与英国之间的谈判最终发展到什么样子之前,宁愿租用工厂用地也不愿意去买。有些公寓用房过去每年可以收入100多万美元,但现在价格已经一下子下降了20%至30%,从令人不可思议的暴富降至仅仅是富裕而已。香港房地产开发商联合会的副会长方亨利说:“有无确定的未来已经成为买主心中又一个担心。如果没有这种担心,买主们就会进行下一步,去买他们需要的房子。现在他们在买之前,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就影响的最小面而言,房地产的下滑会给香港政府带来麻烦,政府的预算已经超出了增长,在过去10年里提高了10倍。香港政府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4%,它们当中的大部分用于扩大道路和公房建设上。根据法律,在香港的所有土地都属于皇家,来自房地产买卖的收入足以占到估计总额达60亿美元的行政税收的1/3。假如市场持续萧条下去,有一些使这块土地成为投资者的天堂的自由主义法律就不得不取消,否则殖民地将面临政府在许多工程上开支的大幅度削减。

在一个本已没什么值得庆贺的礼拜,财政大臣约翰·布来姆瑞兹宣布今年殖民地的经济比预想的表现要差得多。据计算,相对于1981年高达11%的增长,实际经济增长只有4%。出产于香港的货物出口下降了2%。投资只提高了3%,而去年高达13%。一位对此表示关注的商人说:“如今香港遇到了经济和政治的双重麻烦。”

香港殖民地可能是英国的一颗东方明珠,是不断收缩的帝国王冠上一颗最重的钻石,但对于它的“宗主国”来说,它的经济重要性在不断下降。香港是英国在亚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它出口到英国的货物比它所从英国买入的要超出1亿美元。许多老的英国商行,或者说贸易公司的大部分股东是中国人。当英国不断转向欧洲的时候,它与香港的联系也就放松了。香港纺织品制造商抱怨说,在反对与欧洲共同体的贸易保护主义运动中,伦敦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支持。

香港居民同时也对1981年英国国籍法非常不满,实际上这部法律将他们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那些以前持有英国香港护照的人不再自动享有居住在联合王国的权利。香港学生也像任何外国人一样,就读英国的大学要交付全额学费。

同时,英国在香港统治的最为公开的信号消失了。香港总督,现在是爱德华·尤德爵士,由英国女王任命,高级行政官员必须由伦敦批准,但这个城市的日常事务已经逐渐脱离英国。部分原因是,英国沉闷的表现是出于遵从北京的敏感性。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肖像还绘在邮票和硬币上,但香港的纸钞只印有发行银行的正面画。当1976年女王访问这块领地时,她的讲话精心起草,甚至避免提到殖民地的字样。

过去北京表现出同样的克制。由英国人和廓尔喀族人军营组成的一小支防卫部队和几百人的当地志愿者守卫着殖民地的边境,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对大陆有什么恐惧之感。在1949年和朝鲜战争期间,即使共产党的军队在香港22英里长的边界上集结时,他们也没有跨越边界。1967年“**”处于**时,当广东红卫兵和他们的年轻香港的仿效者要求殖民地“归还到祖国的统治”时,北京最终出动阻止了抗议。

北京对英国在法律上的有关殖民地的忏悔并没有什么同情之心,但直到最近它似乎对留下来的这一点有些满意。正如一位陪同撒切尔夫人在上海旅行的中方官员所说:“是社会主义政策允许香港像它目前一样存在下去。我们不要求谈判,而英国要求。”的确,在阻止1997年最终期限来临的麻烦的努力中,英国副外交大臣哈姆弗雷·阿特金斯去年1月份前去北京,提出就有关香港前程问题进行谈判。即使没有接受英国提出的有关开始谈判的最基本前提,中国领导层同意解决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的时间最终来到了。

在获得中国开始谈判的同意之后,撒切尔政府发现自己在地球的另一侧被牵扯进一场殖民地的论辩之中。尽管皇家殖民地的情况和南大西洋岛屿上1800名牧羊农民没有任何可比性,但法兰克福战争却让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香港上来。结果,“主权”在英国人的耳朵里成了一个不同的圈,在更大范围内让一个仅仅是英国宣称主权的外交程序变得很复杂,使它看起来像是围着19世纪的3个条约在转一样。这样的关于条约的谈判使英国处于易受到对老式的帝国主义控诉的位置。香港《标准》杂志的编辑警告说:“英国的立场,严格以已经过去的世纪的发黄的文件为基础,显得很顽固,甚至是一个时代错误。”

几个月过去了,北京开始逐步显现出它自己关于主权的主张。中国希望它对整个殖民地的宣言,不要被认为是对它所接收的资本主义属地任何经济利益的威胁。一系列从北京走漏的消息,无论是精心安排的还是偶然泄露的,都极力暗示这个主权概念主要包括某种对香港的政治控制方法。一个在香港的文字新闻社广泛报道的计划是,给予北京任命一位完全具有殖民权力的香港总督的权利。这个主意促成紧张的警告,这种计划是行不通的。

许多商人担心北京会压制英国谋取一种权力分配安排。一个由中国权威消息传播的计划呼吁在15到30年的过渡期内权力的逐步转移。英国的法律可能会被相对完整地保留,殖民行政当局用签订合同的方式保留,或者总督的位置可以在英国和中国任命者之间轮流。其他的方法模模糊糊到提到了可以用一个中英委员会来统治。一家银行的总经理阿尔伯特·阔克说:“退一步说,权力分配也将会是非常复杂的。我确信英国在离开香港时宁愿与中国分享权利。”香港最早的贸易公司之一的怡和洋行的老板戴维·纽必京说(未经确认):“不论你是谈经济还是政治,必须绝对明确责任、权威和义务在什么地方。”

对于很多皇家殖民地的居民来说,唯一可行的打破目前僵局的解决办法是,在主权确认和它的实际运作之间再造一个具有保留面子特性的主权。比如,英国可以与中国签订一个友好条约,正式确认北京对香港的宣言。伦敦可以抛出几个象征性的让步,如允许中国国旗在政府官邸与英国国旗并列悬挂,或者用当地民兵替换下英国武装部队。也可以允许每年向北京“上贡”,可以用房地产税收的一定百分比。但这样英国可以维持统治。实际上,中国可以被赋予主权的外衣,以显示民族之骄傲,但它并不支配权力。这样的计策,用一位英国外交人员的解释来说:“是用香港是中国一部分的虚幻来替代香港是英国一部分的虚幻。”

虽然暂时的民族与意识形态利益令人信服地促使北京推翻香港的资本主义住房卡,中国确实有其长期的目标,一波突然的外交主动行动令许多中国观察家怀疑,中国想要在台湾问题上干什么,台湾一直小心地注视着香港的事态。一位在北京的外国分析家说:“假如中国在香港做砸了,那么台湾人民就永远不会相信大陆对他们做出的任何承诺了。”

据估计,找出主权问题的最佳结合点需要花费中国和英国3年的时间。大部分香港领导人认为如此长的时间会产生进一步的不稳定和严重的经济下滑。但是同时,用过去将殖民地带出低潮的同样办法,也许在将来也会这么做,少数殖民地居民已经准备好在15年倒计时中找到新的生财之道。撒切尔夫人刚一离开这个城市,富有创造性的沿街小贩就开始叫卖铅印的带有希望字样的T恤衫。但是对于4个美元1件的衬衫,它是买时间的便宜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