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复活节的日出时分，长城上举行了礼拜式。在这次礼拜式上，以及在北京的教堂里面，成千上万的基督教徒庆祝耶稣基督的复活。

上海市中心，800名教众挤满了漂亮的红砖砌成的福善堂，人们只有站的地方。信徒们高唱《爱是神圣的，所有的爱都是超越的》的圣歌，此后，他们听了李文凯牧师的布道。他告诫他们要始终忠于基督，而不仅仅是在星期天。这座教堂是上海重开的5座新教教堂之一，全国已经重开了100多座教堂。

1980年，渔业和加工业城市无锡的平安夜，就像在中国其他的40个罗马天主教教区一样，当地的教堂在被关闭10多年后，又重新开始供奉上帝。但是，由于中国的天主教徒不了解第二届梵蒂冈大会决定的礼拜式变化，3000人的会众只好用拉丁语庆祝弥撒节。庆祝活动以真正的中国式风格在户外结束，人们燃放的烟花照亮了整个夜空。

一个生活在河南农村的小贩说，去年，在他的公社举行的三次洗礼仪式上，“300到400人成了基督徒。”此人是一个很松散的“家庭教堂”组织的成员，这个组织发展极为迅速，特别是在农村。

南京神学院，年轻男女坐在刚刚重新漆过的教室里，聆听新教的基本教义——他们还上英语课和其他一些世俗课程。神学院是3月份重新开始招生的，从500名报考者中挑选了47名学生。该校是1966年以来第一家被批准培训牧师的学校。在那一年，毛泽东的红卫兵关闭了学校，逮捕了教员，毁坏了小礼拜堂，以及神学院图书馆里4/5的图书。

即使是在3年前，这样的情景还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今天，随着共产党政权决定履行宪法里保证宗教信仰自由的诺言，基督教和中国其他一些宗教信仰又重新走向公开。

数千万——也许上亿——中国人仍然信仰古老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它们对中国人来说既是文化力量，又是精神力量。许多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一直牢牢扎根于中国人中。尽管自从19世纪末以来，中国就吸引着美国和欧洲的传教士，可是，直到今天，中国的10亿人口只有不到1％的人是基督教徒。

尽管基督教在中国地位并不重要，中国的每个省都传来基督教复兴的报道。基督教徒的人数已经和1949年共产党掌权以前的信徒人数一样多了，皈依上帝和广泛传播的奇迹疗法的故事村村相传。从“劳改”营释放出来的牧师和修女——有些人在那里待了20年——正在回到他们的教区。共产党政权正在将没收的教会财产返还基督教会众。它甚至常常向占据财产的那些人收取租金，以便让基督教团体能够开始修复工作。即使在伊斯兰教徒聚居区也能看到基督教的踪影。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乌鲁木齐，天主教徒现在一边重建教堂，一边在一座用稻草搭成的临时教堂里做礼拜。

中国现在对宗教采取仁慈的态度，原因是它想赢得外国的尊敬，发展对外贸易，以及它想维护国家统一，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中国最高的新教领导人丁光训主教这样描述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宗教策略，“信教和不信教的人的共同之处是爱国主义。他们都希望中国变得更加繁荣富强。”

中国同苏联一样，印刷《圣经》和传单，甚至开设教堂都需要政府的批准。对年轻人的宗教教育只限于在教会内部的小规模集会上。事实上，中国新实行的宗教自由是不完全的。相对于重开的教堂，还有更多的教堂仍然被用作仓库或兵营。

南京大学是6所设立新的研究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中心的学校之一，该校举办第一次关于基督教的学术讲座时，有100名学生参加。北京的一名年轻女工说：“……我喜欢基督教是因为它强调人类关系中的慈爱。”

对于那些着眼未来的城市居民来说，基督教之所以具有吸引力，仅仅因为它是美国和大多数欧洲现代化工业国家的宗教信仰。已经重开的教堂大多数位于城市，它们受全国性的新教和天主教机构的管理。这些机构和政府领导的宗教事务管理局密切协作——独立的教派已经被废止——丁光训主教是所有中国新教教徒的正式领导人。

香港的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在中国进行了180例深入的录音采访，在此基础上，它告诉《时代》记者翁兵，“**”期间仍然有几万多座“家庭教堂”，这些教徒是中国基督教徒的主流。新教教徒比较适应世俗领导人的领导，他们开始在这些领导人的家里举行礼拜式，通常是在夜间。教众在礼拜式上共同学习凭着脑子记下来的《圣经》故事和圣歌，没有教堂可去的天主教徒也常常加入这些集会。

这种的礼拜式导致出现了一种真正土生土长的宗教，它使得中国的基督教摆脱了外国传教士的控制，因此它对于恐惧外国人的中国人的吸引力就更大了。丁光训主教最近正式承认了所有的农村家庭教堂，他希望能够逐渐将它们统一在自己的组织之下。

中国的天主教徒比新教教徒要少得多，他们的情况很复杂。中国的41名主教中只有8名主教是由梵蒂冈任命的。其余的33名是中国的教士选举产生的，没有得到教皇的批准，他们都是政府批准的天主教爱国协会的主教。在这样一种教会分立的形势下，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73岁的多米尼克·唐主教，他是一名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经过培训的耶稣会士。尽管唐是梵蒂冈任命的，一直对教皇很忠诚，而且到目前为止他还拒绝加入天主教爱国协会。

今年2月，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菲律宾期间，谈到了中国。他说，“无论曾经出现过什么问题，它们都是属于过去。”富有深意的是，教皇并没有冒险激怒中国。他没有向中华民国派遣罗马教廷大使，也没有指派红衣主教继任已经过世的南京保罗红衣主教俞平（1949年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教皇断然将台湾的宗教领导人称为“台湾的主教”，而不是中国的主教。梵蒂冈内部人士相信，他将会断绝同台湾的关系，以换取同大陆恢复关系。

但是，中国对教皇在菲律宾的讲话反应很冷淡，“爱国协会”的主教可能会怠慢罗马教皇，拒绝梵蒂冈的建议。即使能够解决现在的主教的地位问题，中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可能也不会让远在罗马的教皇委任以后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