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工作将从急功近利的痼疾中解脱出来，它将以自己实际的经济条件为基础，把重点放在实际的效果和稳步发展上。”这是中国副总理姚依林2月28日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上的一番发言，他描述了由中国经济设计者们所做出的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决定。姚宣布大幅度削减13％之多的1981年财政预算；其中影响最大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将被削减几乎一半。北京似乎在重整3年前开始的声势浩大的“实现四化”的发展战略。（注：1978年年初，中国规划了至少120项工程，以提升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水平。）

这项大削减并没有使外国公司感到惊讶，因为在过去的仅仅一个月里，北京撤销或中止了5项价值25亿美元的工程。损失最大的是那些在1978年和1979年受中国雄心勃勃工业扩展计划驱动，最先涌进中国市场的日本和西德公司。日本的一些公司，包括东洋机械工程公司、三菱石化公司等失去了在南京、胜利和北京建设7处石化工厂的合同，价值6.4亿美元。法兰克福的鲁奇机械联合企业预计将失去价值4.5亿美元5份类似合同中的3份。

更具爆炸性的是北京停止建设位于上海附近的宝山钢铁公司的二期工程。这一在建的50亿美元的工程被视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里程碑，中国在1978年与各大财团签订了合同，其中包括西德的西门子公司。这次停建的部分包括由西门子和其他三家公司联合建设的6.5亿美元的冷轧机设备，与三菱重工签订的4.25亿美元合同以及与日本钢铁集团的1.4亿美元工程。

中国这些被抛弃的贸易伙伴所表现出的气愤是可以理解的，一位日本商人谨慎地说：“如果中国不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日本人民会非常失望的。”在波恩，经济部一名高级官员的话相比之下显得生硬：“当签订合同时，我们尊重他们，即使合同对于我们来说有极大的难度。我们只希望我们的商业伙伴和我们做得一样。”只有迅速支付“足够的赔偿”才能减轻“对中国人可靠性的疑虑”，恩里奇·万斯表示，他是西门子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但是任何一点赔偿都必须等待复杂谈判得出结果。2月，日本贸易代表访问了中国，并就合同的撤销进行商谈。现在，一个中国代表团抵达东京为谈判做基础性工作。中国的一个特别使团也预计在本月（1981年3月）的晚些时候抵达波恩。

这次合同撤销行为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商业信誉，而且也造成了令人惊讶的财政损失。根据一则日本方面的报道，中国已经进口并支付了29％的日本设备，剩余的大部分已经生产完毕等待装船运输。大批的机械设备也建造完成并已从西德和其他地方运往中国。专家们怀疑这些设备的大部分是否能再次出售——甚至是储存，除非花高昂的费用。

中国官员试图从好的角度解释当前的局势，于是他们说现在的紧缩是为将来的扩展创造更完善的基础。他们解释说，突如其来的裁减是制止通货膨胀造成大量财政赤字和日益增长外债的必要措施。他们还提到了波兰经济的萎靡不振，以证明中国从重工业向轻工业转换是正确的，因为这需要相对少得多的资本投资和复杂技术。

但是中国无法反驳人们的指控，即规划方面的失误造成了当前的问题。比如，在宝山钢铁集团的选址问题上，不够充足的港口、陆地运输和电力设备使得必须再建造额外的9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此外，建设石化工厂的冲动是为了实现到1985年石油年产量达7.3亿桶的目标，但是分析家现在怀疑中国是否能达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当然，西方公司也并非毫无过错。欧共体中国问题高级专家路易斯·卡旺评论说，西方的出口商们非常渴望进入中国这一拥有10亿人口的大市场，因此他们无视一年多以前就已出现的即将进行紧缩的显著信号。甚至在更早以前，一些像西德经济部长奥托·兰布斯多夫伯爵在内的怀疑人士就警告过，他们说中国根本就不具备接受如此庞大商业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警告大部分都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虽然中国经济前景堪忧，但也有一些光明之处。一个积极的标志就是中国良好的对外贸易状况，它在1980年增长高达20％。今年尽管削减了大规模的采购，但其增幅至少是一半。对于美国而言，令人鼓舞之处在于中国的紧缩政策使美国公司有新的机会与日本和西德的公司进行竞争。美中贸易委员会副主席罗杰.W.苏利文得出结论：“我当然不会建议任何人在中国目前重新调整的阶段袖手旁观、无所作为。如果那样做的话，你的竞争对手就会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