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向权力中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人大常委会上，前四川省省长赵紫阳（61岁）和前安徽省委书记万里（64岁）得到了提升，被任命为副总理。赵将成为新的政府领导人，他将“负责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这次国务院重新洗牌再次显示出邓的领导层的团结一心，并将继续开展“四个现代化”运动，即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时代》杂志新任驻京机构的负责人理查德·伯恩斯汀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的确已经收到了一些成效，但由于政治上充斥着许多不确定性又使之变得非常复杂。

“你们如何看待我们的四个现代化？”一位年轻的工厂技术员问，脸上带有一种期待的神情，然后又对自己的问题回答说，“理论上是很好的。”他说，“问题是如何执行。工厂现在仍然控制在不懂技术的人手里，他们根本不懂如何使工厂运作起来。如果你想搞一些新的东西，就好比用脑袋去撞铁墙。”

这可能是对未来普遍充满希望的社会中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现象。不过它反映出近来许多中国人的一种不安的情绪。当“四人帮”，包括毛的遗孀江青被剥夺政治权利，新的领导人开始执行务实的政策之后，中国获得“第二次解放”的第一次快感已经消退。到目前为止，一些消遣的生活方式已被允许：电视上又可以看到言情剧目，可口可乐和三洋录音机的鲜亮广告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内，就连一些简单的个人娱乐活动也出现了。然而，中国的知识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多少这样的享乐活动能够帮助仍处于贫穷落后的中国实现真正的复兴。

事实上北京近来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宽松和控制。一方面，政府鼓励自由的措施，甚至可以就技术和经济等领域的计划进行自由讨论；而另一方面，在政治领域至今仍维持现状。

早些时候一个重要的来访者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恩里克·贝林格，与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举行了重要的会谈。他们的会见是中意两国共产党18年来首次友好地交换意见。

与此同时，对刘少奇的纪念活动不断兴起，刘于今年2月底被正式恢复名誉。中国人在祭扫清明节，纪念逝者的时候，有大批的工人、学生聚集在北京的中心，在阳光明媚的天安门广场的烈士纪念碑前，向刘献了花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