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总是对中国抱有深刻的好感，《时代》杂志说，他撰文回忆了与毛、周的故事。

“毛主席的文章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尼克松这样说。“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毛带着一丝痛苦的表情表示，“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对毛而言，共产主义是真理。但是在20世纪所有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中，只有他窥视到了真谛。为了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数以百万计的人为之捐躯。毛开始明白，改变社会所需要的革命热情，在一段时间后都会转向他的人民的传统的对立面。国家建立了行政机构，但却会使革命的官僚们成为一个新的达官贵人阶层。受儒家思想影响形成的国家法律逐渐成为灌输统一价值观的工具。

毛无法接受这种事情：新事物到头来就是他要摧毁的东西，于是他发动了史无前例的疯狂的人民运动以解救他的人民；进行了多次夺权及破坏现有结构的革命。他们的执行者从没有执行过如此巨大、疯狂的任务。在深思熟虑之后发动的这场运动，为使革命能够继续下去，而目的就是推翻他们自己建立的体制。

对于共产主义遗留下来的问题，谁也没有这位身材高大、发动了中国革命的巨人了解得更清楚。这也许就是历史最大的隐秘。……他对苏联的指责极大地伤害了苏联，因为他所说的从根本上讲都是正确的。……他反对一成不变，因为这样可以保持中国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热情。常言说革命会摧毁革命者。但他定了一个目标，非人力所能及。在他生命最后的几个月里，他已经无法开口说话，每天只能支撑几个小时，但他在最后一刻却留有足够的精力安排他身后的中国。而后，这位伟大、超凡、有先见之明的人物就像伟大的秦始皇一样离开了人世。他经常拿自己与秦始皇相提并论，也同样害怕自己最终的命运——成为历史的尘埃。他对尼克松说的话就像他说的其他话及想要说的一样，具有预言性：“我只能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1971年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名领导人，工作已经近50年。近22年来，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唯一的总理，这其中还有9年他兼任外交部长。对于哲学、回忆录、历史分析、战术研究、幽默的辩论技巧，他样样精通。他对实际情况的掌握，特别是对美国历史事件及我个人情况的了解是出类拔萃的。他言谈举止干脆、利落，这些都反映出他内心的压力，正如他本人所说，8亿人民的日常事务每天处理不完，还要努力保持思想上的忠诚。

周懂得展现个人魅力。我们代表团中的普通成员生病时，他会去看望他们。尽管我们之间级别存在着差距，他始终坚持在我的住所与人民大会堂之间轮流进行会谈。中国人对周好像有种特殊的敬爱，发觉他在所有其他领导人中是个具有特殊人格的人。我在1975年晚些时候访问时向一位年轻的翻译问起周的健康状况，他两眼满含热泪地告诉我周重病缠身，所以周去世后中国陷入巨大的悲哀之中。他是我所见过的人中，给人印象深刻的两三个人之一，我对周所代表的制度并不存在幻想，但当周去世时，我感到非常悲伤。世界将不再那么充满活力，前途不再那么光明。我们双方谁也没有忘记彼此的关系在根本上存在着分歧，我们也不会忽视随着历史发展，两国并肩前进的时间可能只有两艘舰船擦身而过那么长，而后我们又会发现彼此站在对立的一面。但我从事公职事业的一个收获是，我可以在政治家之间永无止境的纷争中，跨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同一个伟人共事，给人类虚无缥缈的未来留下一些永恒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