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中国人现在开始小心谨慎地接受一些与毛泽东思想相违背的学说，而这在几年以前可能还会因此被投进监狱或处以死刑。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已经消除了对外国事物根深蒂固的怀疑。《光明日报》曾刊载说：“骄傲蛮横，不加鉴别地排斥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是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我们主张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
现在正采取的另外一项举动，是为那些曾被打为“资产阶级”的人平反。广东电台宣布，在“文革期间”广州第7橡胶厂的“6名前资产阶级工厂主”已经被重新聘用或分配了管理和生产工作。这是邓务实作风很明显的体现：新中国靠的是一个人的技术和知识，而不是它的政治纯洁性。
对中国人讲重视效率和能力，有时就像同美国人讲反对大国干涉一样不被认可。甘肃省电台在11月解释说：“厂、处、省、部各级的检查团太多了。”对于依据一个厂里红旗数目多少来评判其是否办得好这一做法，该电台提出了反对，另外还提到：“会太多了。”
现在正号召人们正确读书，《人民日报》刊载：“文革”期间及受其影响，读者只关心政治报道，而不关心经济报道。结果出现对报道工作很重视，但不懂金融管理。
要实现“四化”，必须抓好最主要的问题。其中农业现代化也许是最重要的，但也是难度最大的。北京的领导人们已经确定了两个目标：到1985年，实现小麦水稻和其他谷物4亿吨的产量，在1980年以前实现真正的农业机械化。这两个目标似乎都太高了。虽然中国的土地精耕细作，并且中国农民以其创新和勤劳而闻名，但其单产量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北京已经向一些外国农业专家进行了咨询。其中包括美国农业部长鲍伯·伯格兰，向他就新型种子品种、杀虫剂的使用和专业人员交流进行了探讨。中国在机械化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仍需要100多万辆拖拉机、32万辆卡车，至少300万台联合收割机、新型排水灌溉机器，以及负责机器维修保养的70万名技术人员。由于农业设备通常是用盈余的资金来购买，所以这些设备将很难取得。而中国一般必须使用这些资金来从国外进口谷物。结果便出现：中国仍是一个粮食净进口国，很可能还要对食用油及其他物资实行配给制。
要使设备如此落后的国家实现工业化，问题也是非常多的。中国在1977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3730亿美元，而美国同期产值达1.889万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少得可怜，只有378美元。哈尔滨的一个发电机工厂仍然在使用二三十年前捷克斯洛文尼亚、东德和苏联制造的车床、冲床和锻轧机。日本每名工人一年可以生产94辆汽车，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为1辆。重工业使用的基本建造物资钢材在中国被认为是一种稀有金属。中国的生产目标是，到1985年产煤6000万吨，而去年只完成了一半指标。邓对该问题非常清楚，他称之为落后。“如果你长得丑，”他说道，“装成非常俊没有用的，是瞒不住的，所以你最好承认。”
“文革”的动**中，受打击最大的领域之一是科技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被送到乡下学习平均主义和喂猪。直到不久前，知识分子还被称为“臭老九”（前八类同样需要消除的人：叛徒、间谍、走资派、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
其结果是至今许多领域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还少得可怜。以前许多科学家无法进行自己领域内的研究，现在一批研究院和研究所正在建设当中，并计划把他们吸收回来。据一则报道介绍，迄今为止，仅在四川省就有12000名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从不相关的行业调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
尽管毛的知识分子政策带来了一些破坏，不过中国人有可能在该领域比“四化”建设的其他领域更有信心取得进步。中国的初期目标是在5年内建设一个基础科学研究的体系，然后建设一套现代化实验室，以推进中国人称之为五朵金花的研究（中国人在政治用词方面非常迷恋使用数字）：原子科学、半导体、计算机技术、激光和自动化。3月份方毅副总理所做的报告中，提出了一份关于中国发射太空实验室和探测器的8年时间表。
邓似乎已经认识到了中国人知识文化的落后状态。现在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只有63万名大学生。作为平均主义的一部分，全国性的高考因“**”在1966年被取消了。现在高考不仅恢复了，而且变得更为严格和统一。已经设立了许多一流的学校，配备了优秀的老师和设施。在教师队伍里，恢复了职称和职务，提高了工资，还建立了奖金制度。不过中国的文化基础建设还是非常薄弱。
第四项现代化是军事方面，同样也很难实现。虽然它们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常备军（约350万），中国的军事装备仍非常原始，至少落后于超级大国20年。中国最先进的轰炸机是1954年的早已过时的TU-16飞机。人民解放军没有反坦克导弹，没有武装直升机，也没有现代作战坦克。它们的核弹头安装在射程还不到4000英里的中程导弹上。虽然中国海军排世界第三位（就人数而言，而不是就舰船数量而言）同样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它的两艘核潜艇都不携载导弹。
正像莫斯科的主要担心是北京这些目标的实质是什么一样，中国的主要军事忧虑还是来自于苏联。北京最近通过外交努力，使中国在今后几年里成为莫斯科更为强大、更为灵活的对手。中国同时和西欧——甚至是东欧——以及日本发展关系，在其两翼发展了对付苏联敌人的保护力量。
这种正在形成当中的格局惹怒了莫斯科。苏联除其他事情以外，对于西方同意向仍声称“战争不可避免”的中国销售武器表示惊讶。对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苏联还算接受，但这一新建立的友好关系决不能形成一个不言自明的反苏联盟。一位研究美国政策的苏联专家乔治伊·阿伯托夫警告说：“你们不能通过寻求缓和妄图使中国成为像北约一样的军事联盟。”一位西方外交家也发出警告：“我不知道到2000年时一个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中国是否是完全符合美国利益的福音。核力量强大得足以威胁苏联的中国能不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吗？”
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关系正常化，使得美国与中国交往一个世纪的非同寻常的历史实现了一个轮回。这一轮回有热情的迷恋，也有无情的掠夺，有一段充满可怜的热情，也有非常大的不理解。这一轮回开始于1872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学院接受教育的第一批留学生。正如艾奇逊主任所写，美国几乎没有哪一个乡镇没有为中国使命捐助资金和衣物……这也就培养了我们对中国既爱又恨的复杂情绪中爱的那一部分，使得对后期的中国政策倾注了许多感情。
如果说美国方面有屈尊的慈善行为，那么也有受文化吸引方面的因素——双方都有。实际上，从中国社会那里，美国人似乎发现了对革命的希望，这本来是从它们自己那儿移植来而自己已忘却了；而许多中国人则发现了美国社会的流动和开放所带来的毋庸置疑的欢悦，这与中国的自我反省和阶层社会是相对的。
现在关于中国，最吸引人的是这个社会面临着无限的可能性。没有人——甚至连所有中国人自己——都不知道这一宏伟的试验会怎样结束。政府似乎非常专注于现代化的任务，不愿对外界、也不愿对它们自己制造太多不和谐的声音，以免危及了这一任务。中国问题专家一致认为实际掌权的是邓小平。以他现在掌握的权力，完全可以对他的激进派敌人进行报复，但他仍然非常克制。
一些中国问题专家历来预计中国不会再出现毛晚年那样的思想意识斗争，而是出现一种务实的现代化形式。巴尼特说：“极端强调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目标，使这个民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其他任何民族都不会这样做的。”不过，如果北京的领导人向中国人民过高地宣传了他们的现代化计划，假如今后几年里没有明显的改观，会使他们感到非常失望和痛苦。
谈到这一任务的宏大规模，政治局不可回避地面临着怎样分配有限资源的艰难决策，中国问题专家肯尼斯·利伯塞尔认为：如果中国到1981年必须进口1000万吨粮食来养活这个国家，那么中国就几乎没有可能以它们预计的速度来实施它们的工业化计划。利伯塞尔认为：“虽然当前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急切地希望快速实现现代化，但与华国锋及其支持者相比，邓更愿意以更大的代价——甚至是中国革命的核心准则——来改变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