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基辛格并不记得曾把邓小平称为“难对付的小个子”——这是这位前国务卿经常提到的绰号。现在基辛格告诉《时代》杂志，“他很有能力也很强硬，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在解决官僚机制方面很有技巧。我见到邓小平时（1975年），他还没有专门负责外交政策，但他学得非常快。邓是一个不可小视的人。”

世界上其他一些领导人对此有不同观点。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与邓会面时忽视了邓小平，但毛泽东准确指出：这个“小个子前途无量”。74岁的邓小平以毫不松懈的劲头，进行着他一生中最勇猛的政治练习。

邓谈话时带有浓重的四川口音，四川是中国西部的一个省，以其菜辣、气候温暖和高山险峻而闻名。外部世界很少有人知晓邓的早期生活，对他现在的私人生活也了解很少。据说他是一个地主的儿子，1904年出生于靠近中国战时首都重庆非常近的一个乡镇。1925年加入共产党时改名邓小平。

上完高中之后，邓成为获得奖学金赴法国学习的92个男孩当中的一个。16岁的邓小平在法国没有上学，而是在巴黎的一家胶套鞋厂找了一份工作。同时他还在外面一家称为《红光》的中国共产主义杂志办公室帮忙。当时的编辑是周恩来。邓对杂志装订和油印等杂务方面有着很大的热情，不久就为他赢得了“油印博士”的绰号。

邓加入共产党以后，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进行了短暂学习，而后于1926年回到中国。他在党内的职务上升很快，25岁就成了共产主义第7方面军的政委。当时，他拥护刚担任共产党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的游击战略。当这些理论受到其他共产主义领导的批判时，邓被撤销了职务——这是他三起三落的坎坷命运中的第一次失意。

最终，邓还是重新受到重用，担任了红军报纸《红星》的编辑。1934年，他参加了毛领导的充满传奇色彩的长征——在蒋介石军队前堵后追的情况下，英勇的共产党军队进行了6000英里的艰苦跋涉——到达了偏僻的陕西延安。他们住在窑洞里，食物也非常匮乏，但邓却精力过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邓协助在华北建立了一支颇具影响力的抗日游击队伍。日本投降以后，这支军队继续同蒋介石国民党军的战斗。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政权后，邓小平出任西南局书记。1952年被召入京，担任了许多主要职务，有时是同时兼任的：财政部长、副总理、共产党总书记等。1956年成为政治局七名常委之一。

……

“文革”中，邓参加了第一次红卫兵集会，但很快就被激进的红卫兵揪了出来。邓被新闻界批判为“刘的党羽”，并且“比刘少奇更邪恶更危险”。传单和大字报声称邓沉迷于资产阶级情趣——麻将和桥牌。而那些可能是到各省的工作视察则被指控说是邓带着亲信乘坐专列和专机游山玩水。

最后，在周围一帮红卫兵的嘲笑声中，邓头戴高帽坐着卡车在北京游街。他的一个兄弟邓垦被撤销了重庆市副市长的职务。邓的儿子邓朴方则在因邓的连累而被审查期间，坠楼受伤终生残疾。

邓虽然没有遭逮捕，也没有被正式开除出党，但也在1969-1973年间下放到江西省新建县拖拉机修理厂劳动，而早在1947年时他就曾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率领红色军队打败了国民党军。在一份令他蒙羞受辱的自我批评中，现在读起来更像关于未来的宣言，邓承认他“思想方式和工作作风”与毛不相符合。

周恩来没有能力在邓最艰难的时候帮助他，但这位总理确实在“文革”稍微平息一些时，伸手来帮助这位老战友。在1973年为欢迎柬埔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而在北京举行的宴会上，邓突然复出，这很明显是周安排的，在赴宴人们不相信的目光中，这位昔日的“顽固走资派”由毛的一位侄子领到了座位前。也是在此时宣布，邓仍然担任着副总理的职务。随着周恩来健康状况的逐渐恶化，邓作为他继任者的形势变得越来越明朗。他视察了许多省份，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并在北京迎接了福特总统。此间，邓小平与江青展开了一场论战，把“文革”的种种残酷指向江青。

1976年春天，江青和她的激进派已经占了上风，不过也是暂时的。邓再次被打倒，邓第三次被打倒的明显原因，是原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悼念周总理的仪式没有任何解释就被取消了，从而引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前来悼念的人群所进行的示威很快就被批判为“反革命行动”，而官方则称这是由邓及其追随者煽动的。两天以后，邓就被撤销了一切职务。

邓在共产党军队20年当中，已经与许多高级将领建立起了深厚的个人感情和政治联系。在受到激进派有可能进行刺杀的威胁后，他的一位老战友许世友将军在广东省为他提供了庇护所。邓在那里待了一年。

粉碎“四人帮”后，邓向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对此事的高兴心情。而北京及其他一些城市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大字报，号召中国人民“热烈欢迎并坚决支持”邓的复出，这成了他在1977年7月恢复一切职务的一个信号。

从这时开始，邓就朝着他的中国抱负迈进，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一秒钟都不能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