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将牺牲的革命者而言，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告别人世时，他们的精神就是一面闪光的镜子，灵魂在此刻，得以最彻底地**，崇高与伟大、无私与爱，都在那一刻被淋漓尽致地释放和奔**。

面对死亡，那一张张刚毅与悲壮的脸庞，是信仰熔炼的雕塑；那一曲曲高亢激昂的《国际歌》，是撕裂心肺的“最后的斗争”；那一双双眷恋与炽热的目光里，是对亲人、同志以及你我的全部爱意……

这些日子，为了写这部《革命者》，我常常独自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去走访或拜谒革命者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那些地方或是在狭窄的小阁楼上，或是在很少有人注意的弯曲、阴暗的小弄堂内，几乎没有一个独立和像样的楼宇亭阁，即使是当时的“中央领导”，更不用说“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等干部，他们居住的地方，无一例外都在最偏僻与不引人注目的旮旯，较之今天处处摩天大厦、豪华楼宇的现代化大上海，我只有感叹——

感叹我们的先辈当年是如何在极端困难、极端弱小的条件下，竟然轰轰烈烈地把革命事业干成功了！

而每每站在纪念馆内、坐在档案室里，凝视和翻阅那些先烈的遗像、遗书以及遗物和遗言时，我更加心潮难平、思绪万千，尤其是复读那些滴着泪与血的文字，心头格外沉重，又时时浮想联翩……

那一刻，当我抬头再仰望或俯瞰上海这座城市的每一条车水马龙的街道与风驰电掣的高速通道，及滚滚东流的黄浦江和潮起潮落的苏州河水时，便会生发出无限感慨与感叹：假如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昨天的牺牲与奋斗，假如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昨天的起义与挣扎，假如没有他们、没有他们昨天的爱与恨，今天的上海、今天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呢？我们大家又会是什么样呢？

可以获知的结论是：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一定不会有如此美好和繁荣的今天这个样！

那么又会是什么样呢？

是仍在黑暗中探究与摸索？

是仍在悲惨与悲痛中吟叹？

或许都有可能，或许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悲惨与黑暗……然而，有一点似乎许多人仍没明白或觉悟：幸福是需要个人去奋斗与创造的，而如果不是在一个平等、自由和能够让大多数人当家作主的制度与社会条件下，即使你再努力和拼命地去拼搏和奋斗，幸福照样离你很远很远，甚至永不可及。

幸福和美好的生活，首先需要一种理想和美好制度的建立，也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伟大的国家以及理想的社会制度作这种幸福与美好生活的依托。而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为之浴血奋斗的，就是建立这样的国家和这样的制度，他们因此毫不动摇，义无反顾，全心全意，视死如归，死而无悔，以死为荣……

是的，这些人，就是我所书写的“革命者”。

革命者之所以伟大，在我看来，就是他们付出的所有努力、奋斗与牺牲，都是无私的，惟有理想和信仰在他们心中拥有最崇高和最重要的位置，甚至生命都无法替代之！

往日上海街头的血痕斑斑和南京雨花台前阵阵散不去的罪恶枪声，时常提醒我在心灵深处凝铸这样一个冰冷的历史结论：真正的革命者，在生命的征程上，活着与死亡之间没有界线，只有一种神圣的“告别”仪式——这种“告别”仪式，或许就是振臂高呼的口号，或许是仰望苍天的一个凝视的目光，或许是直面敌人的愤怒一瞥，或者是子弹射来依然顶天立地、豪歌当哭！

很少有人能去经历革命烈士在刑场上的慷慨情景，也没有人能去体验死亡前几秒钟里灵魂与精神的震慑程度。然而革命者都必须经历与经受，不管是已经死亡了的还是幸免于难的。

革命，革——命，既革一切反动势力和腐朽世界的敌人之命，也是随时准备将自己的命奉献出去的一种信仰者的终极行为。革他人之命，常豪情满怀，扬眉吐气；献自身之命，才是真正的考验，真正的痛彻。只有那些真正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才可能经得住如此最彻底的考验，才可能成为肉体被消灭、灵魂和精神却永恒的光荣烈士。

在浩瀚的党史资料和革命史志中，我读到一位幸存者记录下的5位革命烈士在被枪毙前后的现场写照，那情景如纪录电影一样时常在我眼前闪动着，令我流泪，令我震撼——

……几位行将被敌人枪决的难友们，静静地躺在那里，旁边站着的看守们也哭了，哭了。一切听到这消息的人们都哭了！

这是九月十九日清晨七点半钟。在六点半钟的时候，他们分住在三个监房的五位，刚洗完了脸，还没有来得及开始读他们的早课，忽然那监狱的副典狱长，走到了他们的门边。有人一看见就说：“今天有人要吃馒头了（吃馒头就是处决）。”朱建国坚定地说:“吃馒头我一定有份的。”因为那家伙清晨一进屋子，便象征死亡之神的降临。他打开房门，头一个就点到谢士炎，接着就是朱建国和石淳，三个人一声不响地昂着头走出去。

丁行住在隔壁的屋子，这时点到他了，他随口骂了一声:“他妈的,我的遗嘱还没有写！”赵良璋住在第三个屋子里，他不等喊着他的名字，就把那件穿在身上的皮夹克脱下来，对同屋子的人说:“一定是有我！ 谁喜欢这皮夹克，拿去当纪念。”他最后也被唤出去了。同屋的难友们，在惊慌失措中，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大家都睁着一双失神的眼睛，望着他们刚强伟大的背影，消逝在甬道中。

照例在死刑执行以前，要进行宣判的手续。他们被领到一间办公室里，站成一排。 那姓方的军法官宣读了他们的判决书，什么“匪谍”“颠覆政府”“供认不讳”“应执行极刑”。然后问他们有什么话说没有。谢士炎提高了嗓子对他说:“你们今天杀我们，全国的民众会向你们清算的！”接着他们就写遗嘱，有好多人早已把遗嘱写好了，装在裤后的袋子里。另外一张桌子上，放着两盘菜和一壶酒，一个小碟子里盛着一包打开的烟卷。谢士炎和赵良璋各吸了一支烟。他们把遗嘱交付了以后，就被拥到监门外一片菜园地上。一个卫兵排长向他们发口令:“跪下！ ”赵良璋回头啐了一口：“混蛋！”那声音使卫兵排长震颤了一下。“要我们跪下，没有那么一回事！”这时他们就把拳头紧紧地握起，伸向天空。枪声和他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交响在一起。

他们的死，使整个儿监牢震动了，每一颗心都激动了起来。

一个从刑场回来的看守兵告诉我:“我们真难受，没有办法做什么，只有站在旁边看着，他们死的时候，挺着胸脯子，一点也不害怕，他们喊着口号时，法官的脸都吓白了，连忙摆手放枪，放枪的时候，我们靠着不远，几乎打着我们。我们知道，他们没有犯法，他们都是好人，国家为什么杀他们？我们真不明白！我们看到枪毙人的事太多了，惟有这次使我们太难过了，但也说不出道理来。”说到这里，他低下头去。枪杀，对于他们，那是司空见惯的事。每一个人之所以被激动得这么厉害，都是由于烈士们在苦难中典范的表现。

一个共产党员所以能具有这么崇高的品质，并不是偶然的事，他有党的优良传统，有马列主义理论的培养，有组织上的正确领导，加上不断的实际斗争经验。因此，他就能变成革命中一个战斗单位，而整个的党也就成为革命的总动力。

他们死了，每一个人都清楚他们是为什么死的，每一个人也都清楚蒋介石为什么把他们杀死！许多人在政治上觉醒了，看到这流氓的政权，离着崩溃的日子不远了，杀他们，不过是泄愤，报复，象一只恶狗在死前向人咬一口一样。

他们为着革命，为着打倒这最大的汉奸、流氓、特务头子和他的反动封建集团，为了全民族的独立自由，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为了全人类的解放和水久和平，流出了他们最后的一滴血……

生命的消失，谁也不能把它拉转来；感情的留恋，反倒因死别更加深。我的一生碰到朋友牺牲的事多了，却没有感到象这一次的沉痛；一年来牢狱中的刺激也不少，但也以这一回为最深刻！我一动念，就想起他们；我一闭目，就看到他们。我觉得他们比生前更可爱，更伟大。我对他们的友情，比在他们活着的日子更加发展起来。

有两个夜里，接连我做着几乎相同的两个梦；一夜我看到他们五个人正在一个园子里散步的时候，突然一群野犬窜进来，围着他们咬，谢的腿被咬断了，朱的肠子被咬出来，其余三个人被犬咬倒在地上，还在继续被咬着。他们向我呼喊，我跑上去也立刻被这些野犬包围起来。第二天夜里，他们五个人被绑在一个村子中间，一座破烂的庙宇的柱子上，十几个凶恶的土匪,手里握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向他们的身上乱扎，他们大声地惨号着。我看到了，就在村子里一边跑一边呼救。等到我被睡在旁边的人摇醒了之后，看守兵也站在门外问着我:“余先生，你魇住了吧！以后睡觉不要把手压在胸前。”后来同屋的人告诉我:“你这两夜都是忽然地大声狂叫，这是积郁所致，还是把心放宽一点吧！”

中国革命阵营的英雄们，为了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英勇的斗争，前仆后继地斗争，谢士炎他们正是在这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他们在我们前面走着，是我们的先躯，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该追上的巨人！

他们是黑夜的明灯，天上的星光，将永久地照在人间，照在历史上，照在我们的心上。

他们的精神永远不死，永远地和我们，和我们的后一代，和我们的子子孙孙，永远地、永远地活在一起。

在他们被枪杀的第二天，天空流着一片热浪，我们在屋子里，感到气闷，身上燥得出汗。将到中午的时候，一阵狂风把院子里的天棚席盖，吹得翻过来，覆过去，壁架上的碎纸吹得满屋飞散，天上的黑云愈积愈厚，光线渐渐地昏暗起来,我们知道大雷雨将到了。不一会雷声夹着雨点象千万发炮弹射出来，地面浮起一层水纹，每一滴雨打成一个深窝。轰轰、哗哗一直的响着， 这是千万人的怒吼吧！这是千万人的热泪吧！这是革命的巨潮，这是革命的进军！是时候了，天空啊！把你的裂口张得更大一些！豪雨啊！更有力地倾倒下来吧！我们的灵魂已经激恼了，我们的拳头已经握紧了，准备和你交流起来！冲击到人间！

……

其实我知道，许多写下这些“刑场纪录”和“死亡日记”的人，后来他们也牺牲了，于是他们想尽办法留下的那些片言碎语也就格外珍贵。也有许多革命者在牺牲前，以各种方式留下遗言和家书，或者是豪情冲天的诗篇。所有这些烈士的遗存，虽然如今已经被无情的岁月覆盖了不少尘埃，然而它们依旧像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的主人公李侠发往延安的那一份份情报一般，一直指引着革命队伍里那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的前进步履，也照耀和引领着我们伟大的国家健步地前进在光明的大道上。而我知道，那个“李侠”的原型也是位革命烈士，叫李白，他就是上海地下党的一名党员，是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为了革命，他从延安来到上海，住在贝勒路（现黄陂路）48号三楼的一间14平米的小阁楼上，开始了白色恐怖下的情报工作。1949年5月7日，他被敌人秘密枪杀，此时距上海解放仅有21天。在李白牺牲前，他的妻子带着4岁儿子曾去监狱探望过，李白乐观地对妻子说：“不要为我难过，为革命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待革命彻底胜利后，你和孩子以及全国人民都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那该有多好啊！”

一个身经百战、带着妻子和幼子的革命者，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阁楼上几乎是不分日夜地在孤军作战，而他那宽阔的胸怀里却想着“全国人民”的幸福与自由的生活！你能不为这样崇高的灵魂所折服吗？

在彩旗猎猎、五光十色、灯红酒绿、摩天大楼高入云霄、高铁四方奔驰、财富与现代化生活一浪更比一浪高地拥来的当今，我们是否应该静一静心，侧耳去聆听下当年烈士们曾经留下的某一句遗言，是否可以放一放手机，腾出哪怕是很少一会儿的时间去读一段那些沾着泪痕与血水的遗书，恐怕是一堂必不可少的人生精神与灵魂的洗礼课程。

那天我“打的”外出采访，在从静安区至长宁区的路上，见一个街口小公园边熙熙攘攘、很是热闹，举目看去，突然发现那小公园里叠立着一尊音乐家冼星海的塑像，于是赶紧让出租车司机停下，我说我要瞻仰一下这位革命音乐家烈士——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内，冼星海是被上海人民奉祭为“革命烈士”的。

在数以千计的革命烈士中，冼星海的身份很特殊，他不是被敌人杀害的，而且也没有死在监狱，他是在赴苏联创作一部《胜利交响乐》时病逝的。上海人民政府和人民群众将他奉为“革命烈士”，是因为他的特殊贡献和与上海的特殊感情。

这位天才的革命音乐家，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抗日题材的创作，而冼星海在上海居住的日子里，对日军铁蹄下的上海感触与普通百姓是一样的，故他内心对侵略者的仇恨与反抗是必然的和强烈的。另一方面，作为革命音乐家，他的工作和创作，也是属于“地下”的。音乐家以其特有的革命方式和牺牲方式成就了自己，成为人民所崇敬的烈士，而他生前留给自己子女的一句话，一直烙在我的脑海之中——

在这个大时代里，我们要把自己所能做的贡献给民族，一切贡献给党，不要时常挂怀着自己的幸福，因为我们的幸福是以解放民族、解放人类为目的。

革命音乐家的遗言，如同他留给我们的那曲《黄河大合唱》一样经典，是可以让我们伟大民族的所有人永远传承下去的警世之言。

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的合作者“光未然”，其真名叫张光年，是我们中国作家协会的老领导。我亲耳聆听过光年先生讲述他与冼星海合作《黄河大合唱》的过程。“那时星海从上海到延安不久，我写了一首关于《黄河吟》长诗，是星海建议我改为《黄河大合唱》。谱曲自然由他亲自来完成。那时延安条件艰苦，可我知道星海是广东番禹人，爱吃甜的，所以我给他弄了两斤白糖，供他创作时吃。后来星海真的一头扎在炕头，一边含几口白糖，一边谱他的曲，整整六天六夜，完成了他的警世之作，这就是后来全国人民常唱的‘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黄河大合唱》曲谱。作品第一次在延安表演后，立即轰动全场，连毛泽东主席等都赞赏其好。那时我们在延安有个说法，说《黄河大合唱》是星海的灵魂与白糖化成的杰作。”

人民音乐家和作家合成的一曲中华民族的伟大战歌，鼓舞和激励着全国人民抗日的勇气，化作了战胜敌人的雷霆之力。人民因此无限热爱冼星海。

从光年先生那里，我还知道了革命音乐家的另一些故事：冼星海出身很苦，其父亲是以航海捕鱼为生的贫苦百姓，在冼星海还没有出生时，便葬身于大海，所以冼星海其实是个遗腹子。没有文化的母亲在孩子出生后，坐在海边，仰望星空，应景地给儿子起了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星海。

后来母亲带着星海，到南洋打工为生，吃尽天下之苦。但她是个乐观者，常常哼着小调，唱着民歌，苦中作乐，给儿子带来许多乐趣。冼星海后来一直说他母亲是他的音乐启蒙人。

上学后的冼星海因为喜欢乐器，被老师引上了音乐之路。具有音乐天赋的他，回到祖国后，就读于岭南大学附中，后到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学音乐。该校停办后，他又考到上海音乐学院，从此也开始了他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生涯。1929年，怀揣“音乐救国梦”的冼星海，靠着在海轮上做锅炉工赚学费的机会，漂洋过海，赴法国求学。在巴黎，他遇到了同在学音乐的同乡马思聪，并经其介绍，师从著名小提琴家奥别多菲尔。为了学音乐，冼星海拼命学习与工作，每天早上5点起床，晚上12点才能休息。有一次他在饭店端盘子，因为乏力，眼睛一花，连人带盘从楼上滚到楼下，还被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重新找工作也是难事，无数次他成了街头的流浪汉。也因为有流浪汉们的帮忙，他在晕倒后才没被拉尸车拖走……七年的非人生活，冼星海依靠顽强的毅力，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创作了饱含人间沧桑甘苦的《风》，并以此作为参加巴黎音乐学院考试的作品，竟一举成功，还得了个奖项。当主考官向他宣布“我们决定给予你荣誉奖，按照学院规定，你可以提出相应的物质要求”时，冼星海颤抖着双唇，只说了两个字：“饭票。”

这就是音乐天才所走过的路。之后，他成为了该校的世界级大作曲家保罗·杜卡先生的得意门生。

1935年，冼星海回到祖国，再次来到上海，开始了他革命的音乐生涯。当上海滩上有权有势的人劝诱他去写“合胃口”的歌曲而不要去写“那种危险的救亡歌”时，冼星海断然拒绝，说：“我为什么要写抗日救亡歌曲呢？连有些同行都讥讽和轻视我，但我是一个有良心的音乐工作者，我第一要写出祖国的危难，把我的歌曲传给全中国和全人类，提醒他们去反封建、反侵略、反帝国主义，尤其是反日本帝国主义，我相信这不是没有意义的。”之后的近两年时间里，冼星海全身心投入于抗日救亡的音乐战斗之中，他与田汉、吴永刚、麦新等著名音乐人，合作创作了著名的《救国军国》《黄河之恋》《热血》《青年进行曲》等211多首作品。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冼星海参加上海话剧界战时演出二队，到全国抗战前线演出。一路上，被战斗洗礼的冼星海，创作热情异常高涨，一批优秀作品在他笔下诞生，如《保卫卢沟桥》、《游击军歌》、《在太行山上》和《到敌人后方去》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了抗日队伍中的战歌，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前线将士和广大民众的抗日**。

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冼星海深情地给母亲写信道：“我不能不忍痛地离开你而站到民众当中……把最伟大的爱来贡献国家，把最宝贵的时光和精神都要化在民族斗争里！……我们在祖国养育之下正如在母胎哺育一样恩赐，为着要生存，我们就得一起努力，去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正是革命音乐家的这等胸怀与情操，他才有可能最终创作出了不朽的史诗性作品《黄河大合唱》。

“它那伟大的气魄自然而然使人卑吝全消，发出崇高的情感，光是这一点，也就叫你听过一次就像灵魂洗过澡似的。”茅盾先生如此评价冼星海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