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存革命实力，现在，大家可以作出选择：或留在党内，但得随时准备牺牲；或退出组织，但希望退出组织的人不要出卖党的机密……现在你们可以选择了！”李耘生在召集的党员会议上，用异常沉重的语气说道，随即又用锐利的目光寻问大家。
“我留下，永远留在组织！”第一个说话的是章蕴。
“我也留下，决不退党！”又一个党员说。
“我留下……”
“我们都留下！”
“好！大家的选择让我高兴，是高兴我们平时向党所宣誓的话现在获得了承诺的时候了！”李耘生把手第一个伸向了自己的爱人。那握手的一瞬间，俩人的目光碰在了一起，这碰出的是爱情与革命的一生承诺！
随后，李耘生担任了中共武汉市委书记。那时，共产党人的每一次职务升迁，就意味着多了一份牺牲的可能与机会。有一天，李耘生独自急匆匆地去安排任前的工作，临走时对章蕴说晚上到烟厂去住一晚，并说自己也会在晚上到那儿去接她。然而，章蕴去烟厂等了一天又一夜，却不见她的“爱人”来。章蕴的心悬在了天际，她的眼前不时闪动着牺牲的战友陈定一的头颅挂在竹篾内的惨状……
求求马克思了，你给我保佑耘生吧！章蕴的心头无数次地为耘生祈祷着。她不能再等了，每等一分钟，就像等一年、十年般难受！
“蕴，你往哪儿走呀？”她刚刚走出不到百米，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出现了。她一看，正是她的“爱人”，便飞步扑到他的怀里，哭泣了好几分钟。“你……以后我都跟你一起出去。我、我受不了等不到你……”在他怀里的她，浑身都在颤抖。
他轻轻地为她擦着眼泪，然后用热烈的双唇，吻干了她颊上的泪水，幸福地笑道：“我知道，知道。”
可那是个什么岁月？那是个革命者今天不知明天事、今晨不知晚上事的岁月！所有的革命者都已经转入地下，即使“市委书记”的家，也只能在最贫困的角落“窝”起来，事实上也必须如此，而且没有经费，生活全靠自己维持。章蕴小两口的生活也只能靠章蕴一个人支撑着，她还负责地下党市机关的文件管理和武器看管与搬运。那时她已怀孕，放置武器的箱子很沉，她只能假装不费力地搬来搬去。
“天哪，是你一个人搬的吗？”有一次爱人回来见几箱武器不见了，问她弄到哪儿去了，她回答说是自己独自送到该送的同志那儿去了。他怎么也不相信竟然是挺着大肚子的她一箱箱假装很轻便的样儿“运”走了。
“谁能想得到一个孕妇会提着一箱武器嘛！”她开心地告诉自己的爱人。
爱人感动了。在亲吻她之后，他蹲下身子，将头轻轻地贴在她的肚上，说道：“孩子，你和你妈都辛苦了。”
于是她幸福地笑了，那一份甜蜜深深地注入了她的灵魂。
有一天，他回来很晚，身上还带着血痕。她以为他受伤了，他摇摇头，说：“比自己受伤还伤痛。”
“为什么？”她问。
他说：“今天在罢工斗争现场，有不少人当场牺牲了。其中有一个是孕妇，也倒在血泊之中，我们没有救活她，她断气后，可她肚里的孩子还在蠕动……”
“你别说了！别说了……”她吓得哭了。
他抚慰着她，一整夜地抚慰着她。
早晨，她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仰起脸，对他说：“我不再怕了！为了革命，我已经作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包括我们的孩子……”
他没有说话，只是又一次地紧紧将她搂在怀里。
这回，她出事了：有一天出去给另一个同志送讯，因为走得慢，被一个认识她的工人盯住了。好在那坏家伙并不知道她是党员，只知道她在工厂当教员，经常讲些反政府的话。
她被捕了。
敌人并不知道她的真实革命身份，又是孕妇，关押着审讯也没有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关起来再说！”那个时候，只要有“革命嫌疑”，统统被捉被杀。
她的姨父帮了忙，找关系、托关系，最后关押了一个多月，她被“无罪误捕”释放。身怀六甲的她走出铁牢门口的那一刻，身子如小鸟一般轻盈，飞一样地回到了他的身边，娇嗲嗲地“狠狠”打了他十几拳，还问：“下次你敢再离开我们娘儿俩不？”
“不敢不敢，再不敢了！也不了！”他一把将她抱起，又轻轻地放在**，然后说，“等你把娃儿生下来后，我要带你到一个新地方去。”
“哪里？”
“南京。”
“啥？到敌人老巢那儿去呀？”
他点点头：“嗯。”
李耘生是根据中央安排，去南京出任地下党市委书记。“可是，你去了，我咋办？”肚子越来越大的章蕴焦虑地问爱人。
“我已经向组织请求了，此番远行，我把你的组织关系一起带走了。”爱人的他说，“现在你的任务是回老家安安心心地把我们的孩子生下来，然后我在金陵等你……”
她明白了。“可我怎么回湖南呢？”她发愁起来。
“有我呢！”他说，“我必须把你先送到你老家后才走呀！”
这回是她第二次流泪，因为她知道没有他的话，她和孩子将无法到达湖南老家。
从武汉到湖南老家的一路上，他的手几乎每分钟都拉着她的手——这是她所感到的一生中最幸福和最可靠的一段温馨时光。
爱人肩负的责任重，送她回老家的三两天后便与她依依惜别。“好好把娃儿生了，我在那边接上组织关系后就通知你过去。”他再一次轻轻抚摸了一下妻子那硕大的肚子，微笑着说。
她点点头，一直看着他消失在长长的弯道上……
母亲一直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她遇上了难产。产婆使尽浑身解数也没能保住胎儿，她则折腾得大病一场。就在这当口，南京传来消息：他被捕了。
因为一时没有接上当地的组织，一天他在大街上走时，竟被在山东读书时的一位反动同学指认了出来。好在那家伙并不知道他现在的真实身份，于是国民党当局无奈只按在山东闹学潮罪判他10个月徒刑。
“我要马上去。”她拖着虚弱的身子，挎着一把雨伞，告别了母亲。
在南京的日子，是凄凉的，因为她既没与组织接上线，又在异乡陌生地，为了让狱中的他安心，她边打工边为他送去所要的书籍和生活品。铁窗内外的每一次见面，便是爱的传递和相互的鼓励。她为他送去各种各样的书籍，甚至编好号……
他则为她写下一封又一封没有发出的“给爱妻的信”。
10个月，如隔千年万岁，当他被释放后俩人拥抱在一起时，他便拿出厚厚的一叠“信”，对她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要送你一件最珍贵的礼物。”
她接过那些没有邮戳的“信”，读着读着，泪流满面……他太爱她了！她也太爱他了！
他们如此幸福。
1930年，他们的第二个孩子来临了。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因工作需要，来到了上海。身为共产党的“大官”，他却几乎身无分文，只能给妻子租一间五六平米的“亭子房”。那里面，除了一张床外，只能放一只箱子，箱子下面搁着一张小凳子。孩子生下后，无处安放小摇篮，年轻爸爸的他灵机一动：用箱子作小床不是挺好吗？
她苦笑道：就你聪明嘛。
一日，他外出没有回来。白天劳累了一天的她，晚上实在太困，便不知不觉中睡过去了。等她被奶水涨醒后，发现孩子今晚怎么不哭不闹？再侧身一看：一直开着的箱子盖何时合上了？她“噌”地跃起身子，掀开箱盖，只见娃儿的小脸颊憋得发青……好在破箱子上有几个穿了的洞，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这个小生命叫“晓林”。他出生在一个动**苦难的岁月，也是反革命对革命者镇压最残酷的年份。
孩子在一岁岁成长的时候，敌人对革命者的镇压也在一年比一年更残酷地进行着。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地下党及南京地区的党组织里，不断有蜕变分子出卖党内同志，尤其是党的负责人。身为南京市委书记的李耘生没有幸免于难，1932年春，叛徒将他出卖。然而这一次特务们并没有在家里抓到李耘生，却把他的妹妹和两岁半的孩子抓走了……章蕴又因怀孕提前返回了老家待产，所以逃过一劫。
正在湖南老家的她，才知他那一头出了事不久，又一封署了假名的电报让她心胆俱碎：老李患传染病住院。
她一看便明白：爱人的他又遭逮捕了！
心急如焚的她，无奈因为即将临产，无法前往南京探望爱人的他。“宝贝儿，你快些出来吧，妈要去看你爹爹哩！”她抚摸着硕大的肚子，对腹中的娃儿如此说。
以为老家可以安身，哪知不几日，湖南的报纸上又登出通缉她的“通缉令”。母亲只好将她藏匿在姐姐家……
他取名的女儿“早力”在忧患中降生了。但狱中的他怎样呢？章蕴一边躺在**瞅着肉嘟嘟的新生娃儿，一边思念和担忧着远方的爱人。
远方的爱人此时在敌人的狱中。在狱中的爱人仍然执着坚守着革命者的信仰，在同敌人作着“最后的斗争”——出卖李耘生的反动学生并不知道李耘生作为地下党负责人的真实身份，敌人也不知他就是组织郊区武装斗争、令他们胆战心惊的共产党大干部，所以李耘生坚持声称自己叫“李涤尘”，是名带领学生罢课的教师。然而，敌人并没有因此放弃追寻这位“样子很特殊的人”的真实身份。
一日，监狱看守抱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来到李耘生所在的7号牢房。那一刻，李耘生愣了：我的儿子怎么来了？
他并不知道这是敌人用的毒计：让不懂事的孩子来认爹！
果不其然，两岁的儿子，已经被抓数天，正在日夜思念自己的爹妈，当儿子一眼看到自己的父亲时，突然哇哇大叫起来：“爸爸！爸爸！我要爸爸——”
孩子的哭叫声，撕碎了李耘生的心。他无法不再理会……他从铁窗内伸出双手，捧着儿子稚嫩的脸蛋，靠在自己脸颊，不停地喃喃着：“爸爸也想你，想你……”
“走！”特务们露出了狰狞的笑容，抱起孩子便走。“爸爸！我要爸爸……”孩子撕裂的叫喊声，也撕裂了李耘生的心。
敌人的毒计得逞了：李耘生的身份彻底暴露。
“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是把地下党的名单交出来，立马放你走；二是一纸判决下来，立即枪毙。”头衔很高的特务分子出现在李耘生的面前，似乎很“文雅”地来谈条件。
李耘生坦然道：“看来只有后面那条路可选择了。”
“何必呢！人生苦短，没必要一条路上走到黑。”说客道，“你们共产党内比你职务高的人到了我们这边来，也有的是……”
“那是他们。我不会。”李耘生说。
“肯定？”
“肯定。”
大特务拍拍衣服上的尘土，站起身要走，又不甘地放下一句话：“好好想想，还有些时间给你留着，也许那时你的骨头有所变化……”
“不会。真正的共产党人都如孙悟空，越炼身子骨越硬，还能变成火眼金睛！”
“那就等着瞧吧！”大特务气呼呼地走了。
李耘生冷冷一笑，昂首回到牢房，哼着那首他特别喜欢的《游击队员之歌》。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前夜，牢房里一阵**，一队囚车呼啸地响彻晨空……又一批共产党人被敌人残暴地枪杀。
第二天（五一节）早上的《民生报》上刊登一则消息：“南京警备司令部昨晨（31日）6时，在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枪决共产党人25人，兹名单如下……”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向无产阶级的劳动节宣示的**威，也是在对牢狱中的李耘生他们进行的一种心理战术。
“现在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只要在这份书面声明上签上名字，你就可以被释放了。”敌人把一份“忏悔书”放到他的面前，这样说。
他愤怒了，回答道：“要杀就杀，我决不会在这种肮脏的地方签任何一个字的！”
1932年6月8日，凌晨时分。狱吏高喊一声：“李涤尘！出来！”
他知道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了。他从容地整了整衣服，转而将铺旁的书一本一本叠齐，对着同室的难友们说：“没有什么珍贵的礼物，这些东西留给你们做个纪念吧！”随后，他昂首迈步，走出了黑暗的牢房……
雨花台的刑场上，刽子手们最后一次问他还有什么遗嘱，他慨然回答：“家信早已写好，遗嘱就是盼望亲人们与你们斗争到底，直至消灭你们！”
“哒！哒哒……”罪恶的子弹射向他的胸膛，鲜血顿时溅红了雨花台的那片草地。他安详地倒在地上，最后的目光中闪过爱人的她和孩子们的面容……
27岁，与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王尽美同样的年龄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完美地完成了一个革命者最艰巨的历练。
他走了，可她更苦了。首先是再次失去了与组织的联系，如同一只断线的风筝，不知飞向何处。身边尚有一个刚刚出生的女儿，还有远方的不知是死是活的儿子，以及他的那个有眼病的妹妹……她揪心一般的疼，揪心一般的无奈。
一宿又一宿的彻夜思考，年轻的女共产党人的她以一个共产党人对真理百折不挠的追求精神和湘妹子的倔强性子，给自己立下三条原则：一、一定要找到党，回到“母亲”的怀抱；二、除去做工挣钱糊口和抚养儿女外，绝不给国民党做任何事；三、不再结婚，清清白白、干干净净为爱人守护他们的纯洁爱情。
她认为，她与他之间的爱，是用高尚的理想和崇高的生命与鲜血编织出的世界上最艳丽的玫瑰，这样的玫瑰不应被任何东西污染……从此，她抱定这样的信仰和决心，开始了一生中最艰难的旅程。
她把女儿放在母亲家，独自一人外出找党。从长沙到武汉，每到一个地方，她都是先找个工作，而后熟悉周围的人，等待可能出现的“思想进步”的人，而后向他们打听党的组织活动……这是多么艰辛而又危险的事！上世纪31年代初的岁月里，打听共产党，就意味着“找死”——用民间的话说就是这个样。但她必须这样，否则她将一生无望，更对不起爱人的他……
她更名改姓，当过电信局接线生，做过捡烟叶的临时工，帮人养过蜜蜂。在做接线生时，她听说有个平江人的勤杂工李嫂，便出钱托李嫂回老家平江找找红军。可李嫂一走便杳无音信。苦苦等了几个月的她，只能另想办法。
于是她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弟弟。她让大弟弟到苏区走一趟，并且给他写了一张纸条，缝在弟弟的帽子内。那纸条上面写着：“项英收，章蕴托。”她知道红军里有个项英知道她爱人李耘生，那样就会派人来找她。
她这么想，可大弟弟最后连到苏区的机会都没有。又是一次失望的寄托。
其实，这时的党组织也在到处寻找她。1936年秋的一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到她身边，悄悄地说：“请你今天到某某地方去一下，有人要见你。”
她根本不认识这人。但为了找党，她必须冒一次又一次的险。这回，她没有失望，来找她的是中共湖南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叫袁仲贤。袁是黄埔军校出身，曾任解放军三野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成为第一代外交官。
“从现在起，你回到党组织来了！”袁仲贤的一句话，让她热泪盈眶。那一刻，她纵然有千言万语，竟只说了句：“请组织相信我，快分配我到最艰苦最困难的地方工作吧！”
这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的胸怀。当年的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怀着如此崇高和坚贞的信仰。
从此，她就是一团革命的火焰，一颗革命的种子。走到哪儿，就在哪里生根、开花、结果……
在湘潭，她仍然以“接线生”的身份努力工作着，国民党党棍自以为嗅觉很灵，却不曾想到新来的女接线生竟然是“共产党”！甚至在“三缺一”时的麻将牌桌上，她常常成为“搭子”，无意间，她获得了警察局局长口中吐出的许多重要情报。
她来到了新四军剧团，在江西到苏、皖、沪一带的敌后进行宣传鼓动。那些大城市里生活惯了的女团员们不适应艰苦生活，她成为了她们的大姐，帮助小姐妹们克服一个个生活困难，甚至在遇到日本鬼子时，她的枪法多次掩护了战友的安全。剧团团长朱克靖是位1922年入党的老资格革命者，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老同志，但中途因与党失去联系数年，后重新回到组织后在剧团工作。章蕴始终将他视为可靠的战友和兄长。1947年，朱克靖在给国民党策反工作中被敌人杀害，牺牲在雨花台，是我党英雄烈士中官职比较大的一位杰出同志。在朱克靖困难的时候，她给予了他积极的支持与帮助。
很快，她以专注、专心、专业的奉献，在新四军里成为大名鼎鼎的“女三杰”之一，另两位是邓六金（人称红军老妈妈，走过长征的老战士，曾庆红的母亲）和李坚真（走过长征的女战士）。章蕴的年龄在“女三杰”中居二，故人称“章二姐”。那时新四军辗转到苏中地区，当时担任中共地下党东南局青年部长的陈丕显才是个十八九的小青年，“章二姐”不厌其烦地教小弟弟陈丕显如何做地方百姓的工作，像爱护自己的亲弟弟一般。后来，陈丕显成了她的领导，她仍然无时无处不像照顾亲弟弟一样爱护着他。即使几十年之后的“文革”期间，陈丕显被打倒的日子里，她仍义无反顾地亲自烧上一碗菜去探访失去自由的“弟弟”。陈丕显因此在《人民日报》上著文说：“从组织上，我是她领导；从思想上讲，是她帮助我。”新四军的老战友们，只要见到她，都会亲切地称她“二姐”。
敌后的反“扫**”和反“围剿”是一场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即便在这样随时可能牺牲的生与死战斗之中，她依然没有忘记爱人的他最后留下的话：“过去一百斤的担子俩人分担，以后只好由你一个人来挑了……”当年她和他一起在城里从事地下工作时的老房东，因为“通共”也被关进监狱，李耘生在牺牲前曾让其带过一封“家书”。房东后来怕麻烦，将唯一的遗物焚烧掉了，但却牢牢地记着上面这句话。
爱人的话，凝成简洁的四个字便是：一肩双担。
她将此作为对烈士丈夫的全部的爱的承诺誓言……1945年，抗战进入尾声时，“一肩双担”的她，正式向组织申请找回自己的儿子、烈士的遗孤——晓林。
几经周折，15岁的晓林出现在母亲面前。然而她不敢相信这竟然是自己的儿子：又小又瘦，发育不健全……
这怎么可能是我那活泼的儿子嘛？她缓缓地走近孩子身边，轻轻地挽起他的裤腿，她一眼就看到了那个十分熟悉的橄榄形疤痕……不错，就是我的儿子晓林！
她一把抱住瘦小的儿子，泪水一下子浸湿了孩子的小胸脯……“妈妈让你受苦了！”她哽咽得说不出话。孩子一直在爷爷身边，已经完完全全成了一个小农民，她决定把他带在身边，要让他成为他革命烈士的爸爸一样的大男子汉！
在奔向延安的路上，她骑在马背上，让自己的儿子也骑上马，与她一起奔向延安……
参加完延安的会议，她重新回到苏南地区，出任苏豫皖地区党委副书记，参与粟裕将军的解放战争。夺取城市胜利，成为“三野”解放军的一大任务。城市需要妇女干部，她被指令出任妇女干部学校校长。那正是一个大学校，光人数就达一万多人，于是她也就有了“女军长”的称呼。新中国成立之时，陈毅将军把她领到毛泽东面前，介绍说：“这是我们三野的女军长。”
毛泽东笑呵呵地把手伸向她，然后幽默道：“那你们为啥不给她授衔？”
领袖的一句话，笑翻了那些驰骋战场的将帅们。
1949年5月26日，她一身戎装，随部队走进了她熟悉而又有些陌生的大上海，奉命接管国民党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中共华东局妇委书记兼华东区及上海市妇联主任的她，开展了一场特殊的上海妇女解放运动……
那一天，她来到她和他当年住过的新闸路胡康里Ｂ623号的那个亭子间时，她久久地抚摸着那已经被风霜吹散的门板与墙壁，百感交集，热泪纵横。
“我的爱人，你我誓言建立的新中国、新上海……现在实现了啊！你睁开眼睛看一眼好吗？看一眼你的‘蕴’……”她蹲下身子，掬起亭子间旁的一把土，闻了又闻，仿佛闻到了爱人的味道……
后来，她成为了全国妇联负责人。“文革”中，因为康生是李耘生的同乡，这位党内奸臣害怕她知其底细，使尽招数迫害她。然而她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坚定信仰，始终不畏其**威。
当重新被“解放”后，她出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主任之职。“你是革命的老大姐，我们信任你。”在给各条战线受冤的大批同志平反的过程中，一位中央负责同志如此支持她。
她因此也在一起又一起大案中仗义执言，让党内清风习习而起。
“铁大姐”的银丝一根根地布满她的头颅，然而她的内心依然思念着她的爱人——1982年6月，在李耘生烈士殉难51周年之际，她带着子女，从北京专程来到南京雨花台。
51年啊！分离的亲人，你让我想，你让我念……站在烈士遗像面前，她心潮难平，不能自已，泪水顿时模糊了双眼，银丝在无风中抖动——那是她的身子在剧烈颤抖呀！
51年啊！51年的坚守，51年的苦与难、悲与伤……她独自担当，独自煮熬，独自企盼！
她都经历了，也走了过来。
祭奠的肃泪仍在流洒，夜晚的月光依旧清淡。她像当年在黄浦江畔守着孩子等待他回家的时分一样，提笔给“爱人”的他写下51年不曾再续的一封特殊的“情书”——
回首雨花台畔，
别语匆匆遗愿。
五十易春秋，
日日在肩“双担”。
双担，双担，
未敢白头言倦。
……
回首雨花台畔，
休说离愁千万。
血雨又腥风，
奔走后方前线。
弹冠，弹冠，
双庆地旋天转。
骇浪恶风难忘，
换得神怡心旷。
春色满人间，
告慰英灵如上。
如上，如上，
胡不破云归望。
1995年，这位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和忠贞于爱人的老共产党员，走完了她艰难而壮丽的一生，回到了她九泉之下的爱人身边。在她去世之前的一个月，她对北京发生的“王宝森案件”十分气愤，奋笔写道：“腐败风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死敌。”当有人向她介绍党中央正在提出消灭贫困问题时，她又欣然提笔，说：“消灭贫困，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本色，到成功之日，全世界人民视之，都会向往。”
明年，我国将全面消灭贫困。她一定会和爱人的他在天堂的高远处发出朗朗笑声……
我似乎已经听到这样的笑声。我还听到许多革命的爱人也在一起对他们用生命与鲜血换来的新中国发展成今天的这个样在满意地欢笑——
他们中有蔡和森与向警予，有被丈夫刘少奇称之为“英勇坚决、为女党员之杰出者”的何宝珍，有邓小平赞美其“长得很漂亮、很漂亮”的烈士、22岁便牺牲在上海的邓小平的第一位夫人张锡瑗，以及坐了4年牢、最后仍牺牲的陈赓将军的妻子王根英……
自然还有像普通上海工人的爱人陈安芳烈士，如其名字一样美丽的茅丽瑛烈士，被誉为“申九烈士”（上海申新第九棉纺厂）的王慕楣、蒋桢新……
呵，还有很多，很多……仅解放上海的战役中，为这座英雄的城市牺牲的他的“爱人”和她的“爱人”，就有7613人……他们中有的其实还不知“爱情”为何物，“爱人”是谁，因为他们中年龄最小的只有十五六岁。
他们牺牲在共和国成立之前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其实同样渴望爱和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