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佛庄因此成为第一位被杀害于雨花台的中共党员。那年他29岁。这位出生于浙江东阳的农家子弟，在短短的戎马一生中，没能与上海第三次“亲密接触”，就匆匆地永远离我们而去，甚至他的名字也极少有人提及。而当我站在那张穿着北伐军戎装照片的他面前时，深深地被一张意气风发的青春脸庞所感染。我在想：倘若他那一次顺利到达上海，重新投入党的怀抱，之后他是否就是又一个“叶挺”，或者是又一个共和国的元帅呢？完全有可能，因为他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中就有几位后来都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与金佛庄相比，另一位叫俞秀松的烈士，与上海的“关系”则非同一般。他一生后十年是在苏联度过的，最后因为王明路线的打击和中共党内的奸贼康生的诬陷，俞秀松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错杀，时年39岁。减去烈士1925年至1935年在苏联的10年，后来在新疆做军阀盛世才统战工作的3年和重被关进苏联监狱的最后3年共16年时间，26岁前的青年俞秀松，可是上海滩红色革命阵营里一位了不得的历史巨人！
是的，26岁前的青年俞秀松，确确实实是上海革命阵营里的一位老资格的中共党员，因为在上海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几个人中，当时只有21虚岁的他就是其中一员，而且是重要的一员和最年轻的一员。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在1920年8月初建起的。8月22日，也就是说在中国有“共产党”这一组织之后的当月内，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由他俞秀松参与和主要负责的工作，即宣告“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而且担任这青年团书记的就是他俞秀松。
这个时候，不足21周岁的俞秀松，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共青团的创始人”和“第一任团中央书记”（党史书上这么说），仅此一点，在一百年前的上海革命阵营里，几乎难有一人与俞秀松相比。
“自古以来，得国者在于民心服。民心服，即得天下矣。不得民心，即失天下矣。”
“自古成大业者，虽难而惧，何也？盖其志坚耳。愚公移山事，以残年余力而欲移山，其志可谓不坚乎？……呜呼，中国少年岂不及愚公乎？若人人有愚公之毅力，则中国何患不强乎？”
“列国富而中国贫，列国强而中国弱，其故何哉？曰：无进取思想而已矣……故进取者，人生之重要事也。”
这些话，都是少年时代的俞秀松所说。出生在浙江诸暨大桥乡的一个清末秀才之家的俞秀松，从小受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对读书格外上心。因为俞家子女多，身为8个兄弟姐妹之首的俞秀松为了关照读书和家庭的生活，从小没少吃苦。
17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这所新思想非常活跃的学校，俞秀松受到了革命的熏陶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一位叫马一浮的先生，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资本论》的学者，便是俞秀松的启蒙引路人。
1919年5月，当“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之后，杭州学办便迅速响应。此时的俞秀松已经是杭州学生运动的召集人。5月12日，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的3000余人的游行队伍，声势震**西子湖畔，而走在最前面的就是俞秀松和另一位叫宣中华（与俞秀松都是诸暨人，长一岁，系中共上海闸北部委首任书记，1927年4月17日在龙华被敌人杀害，时年29岁）的学生领袖。
“五四运动”之后，俞秀松等在学长与老师陈望道等人的影响下，创办革命刊物《浙江新潮》。俞秀松在发刊词上这样说：“要本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毫无疑问，这个时候的俞秀松已经在受苏联十月革命和陈独秀的《新青年》影响，开始由无政府主义者，向“布尔什维克”转变。
“韵琴同志……”1919年底，俞秀松看到北京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发起了工读互助团，欣喜若狂地给父亲写信，请求路费支持，而他竟然称父亲是“韵琴同志”，气得父亲只汇了他一元钱，并回信告诉“昏了头脑”的儿子：“四万万同胞都是你的同志，每一个同志给你一块钱，岂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何必来找家里人帮助嘛！”
最后俞秀松是从朋友那里凑钱到了北京。1920年元旦刚过，俞秀松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穿着同学送的一件旧大衣，特意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像，以此纪念。他对友人说：“我来的目的，就是为了实验我的思想生活，想传播到全人类，使他们共同来享受这甘美、快乐、博爱、互助、自由……的新生活才算完事。”
这应该是比较早的中国勤工俭学模式。但后来俞秀松发现，这个工读互助团无法通过劳动来维系生活和学习，更不用说通过这种形式去改造和改变整个社会。一心想改变旧世界的俞秀松，宣告结束工读互助团生活，要进行另一种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道路。“我以后不想做个学问家（这是我本来的志愿），情愿做个‘举世唾骂’的革命家！”俞秀松大声疾呼道，对着天发誓。
1920年3月26日，俞秀松乘火车从北京赴上海，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出彩和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出了杰出贡献的青春年华。
4月，代表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来到中国，先到北京后又马上到了上海，与陈独秀会面。俞秀松是这个会面的翻译者，见证和参与了建党的最“初心”时刻。5月，俞秀松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发起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当在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者时，俞秀松参加了两项特别重要的建国初始工作：《党纲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宣言》的制定。此后，俞秀松除了主持成立共青团组织外，一直在为各地建党发出指导性的信件，那时以“秀松”署名的信件，代表了中国共产党早期从上海发向全国各地的“中央文件”一般，俞秀松的地位可想而知，而那时，我们的这位革命青年才21虚岁，可他其实已经是位成熟和老练的政治家了——
“……九点到独秀家，将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交给他，我们说些译书的事，总该忠实精细，但现在译书的人，每天以译书度生活，一天总许有八千字，才能生活，于是不能不误会的误会，杜撰的杜撰，这是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没有一件事可做了，译书度生活的人，我又何责！
……今晚被蚊虫咬得痛极，不知到什么时候才睡熟。”
（ ——1920年6月28日，星期一）
“今天我写了五封信。”（——1920年6月29日）
“我现在一天到晚，只盼望朋友的来信。我接到朋友一信，我总快乐一些。今天望了一天，信箱里看了五六次，不见朋友的来信，午后只接到章法那张明片。唉，苦痛的时候，遇见什么事，总是苦痛的！
今天睡得很早，后来因蚊虫咬得痛不过，再起来写今天的日记。写好再睡，已经是明天三点了。”
（——1920年6月30日）
俞秀松年轻时爱写日记，也正是因为他的日记后来被其妻子保存了下来，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建党初期的许多历史细节和这位杰出青年的诸多真实的内心活动。
建党初期，所有与各地联络，都是靠信件来完成，而俞秀松的“笔头”快，又年轻，几乎是成为了陈独秀的“左右手”。1921年上半年，中国共产党开始筹备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共产国际组织东方部书记格林表扬的上海共青团负责人俞秀松，被邀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七八月份，党的创建者之一的俞秀松并没有参加，而是在莫斯科开会。
次年，俞秀松从苏联回国，开始接受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主要从事各地共青团的建立工作，并在国共合作期间担任上海地区的党部负责人。“五卅运动”期间，俞秀松是罢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之一，并且负责召集国民党区党部联席会议，动员上海市内的国民党党员参加反帝斗争。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俞秀松，一腔热血地站在反帝斗争最前沿和主战场，处处表现出一位中国革命青年的朝气与锐气，以及爱憎分明的立场。
或许正是这种青春**与革命锐气的洋溢，俞秀松也就成为了当时与他年龄相仿资格却不如他的那些革命投机分子的眼中钉，受到特别的忌妒与排斥。
1925年10月，俞秀松受中共中央安排再度赴苏联学习，不想，这一回老资格的中共年轻领袖，果真遇到了资历颇浅却受到共产国际某些人宠爱的王明。从此，上海滩上的这位如旭日一般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和青年革命家，一别他的“政治命运福地”上海，再也没能在黄浦江畔，在青年和学生中呼风唤雨，与敌人进行残酷而无情的战斗……
“同志们，坚强些！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就要乘风破浪，我们的生命时刻准备献给革命了！海浪再大，是吓不倒我们的。大家眼望前方，我们将要去的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我们的心胸要像大海一样辽阔，一切困难都不在话下！咆哮的巨浪，会被我们战胜的……”这是俞秀松在此次前往苏联途中，在一船的革命青年们遇到海浪后有人晕船呕吐、无法支撑下去时他即席发表的演说。包括俞秀松自己在内，谁也没有想到他日后的命运，真的是犹如海浪一般朝这位青年革命者疯狂地袭来——
先是王明诬陷俞秀松与董亦湘（烈士，江苏常州人，中共早期党员，被王明迫害，在苏联肃反时被错杀，时年43岁）等人是“江浙同乡会”反党成员，在历尽冤屈后，他直至1935年才重新回到祖国。然而，当时的国内形势已经发生诸多变化，俞秀松接受苏共中央的指令，一直留在新疆从事策反当地军阀的统战工作。即使远离了由王明把控的中共中央中心的俞秀松，仍然没能摆脱政治噩运，1938年夏，俞秀松被强行押解到苏联……当时那边正进行一场比一场更残酷的“肃反”运动。俞秀松清楚自己此番被绑押到苏联的结局，离别妻子前，他坦然地勉励亲人：“要坚强，不要悲伤。坐牢是革命者的家常便饭，要革命就不怕杀头，革命者是杀不完的，革命一定会成功！”
中国二十世纪初最明亮的政治新星之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始人俞秀松，就这样在无人知晓时间和地址的历史时刻，彻底地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直到几十年后恢复名誉。
呵，这是革命者的青春，这是青春的革命者命运！他们从来都是视死如归，信仰不移——
我们是青年的布尔什维克，
一切——都是钢铁：
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语言，
我们的纪律！
我们生在革命的烽火里，
我们生在斗争的律动里，
……
我们不怕死，
我们不悲泣，
我们要破坏，
我们要建设，
我们的旗帜鲜明，
斧头镰刀和血迹……
（殷夫诗）
其实，在那个峥嵘岁月里，革命豪情与热血沸腾的何止俞秀松一个。多数革命青年，他们甚至连像流星一般划过一道光芒的过程都没有，便默默地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墙上，有一位面庞清秀文静的女性照片吸引了我，因为讲解员告诉我：“她是邓小平同志的第一位妻子张锡瑗，牺牲时年仅22岁……”就是讲解员的这一句话，足够让我对这位年仅22岁就牺牲在上海的年轻女烈士心生敬重与关注。
关于张锡瑗烈士的资料少之又少，但那天到龙华烈士纪念馆参观采访时，却意外地在馆内正在展出的“烈士遗物展”中，看到了张锡瑗烈士留下的唯一一件珍贵遗物：毛织围巾。令人想象不到的是，已近90年了，那围巾的色泽依然十分鲜艳，而且围巾上的“商标”字样也清晰可见：一只象图下面有“上海祥泰织造厂”的字样。
张锡瑗是北京房山人，1907年生，早年就读直隶第二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参加革命，后被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与邓小平相识相爱。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道：“父亲和张锡瑗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只是同学，只是战友，还未发展到恋爱的程度。但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毕竟是起于斯时，始于斯地。”
1926年底，邓小平奉命回国，参加国内的大革命活动。当时，邓小平在武汉任党中央秘书。这时，他惊喜地遇到了刚从莫斯科回国的张锡瑗。比邓小平晚约半年多回国的张锡瑗经蒙古回国后，领导了一次保定的铁路工人罢工运动，罢工后也到了武汉，在党中央秘书处工作。不久，党中央迁往上海，相爱的俩人同往上海，张锡瑗就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1928年初，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瑷不到22岁。为了庆祝这对年轻的革命者喜结良缘，中共中央机关的革命同志们特地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办了几桌酒席。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30多人参加了婚礼。
根据参加过这次婚礼的郑超麟等人回忆说，张锡瑗个头在160厘米左右，脸色白净，又很秀气和温柔，说话轻声轻气，待人热情和气。因地下工作需要，她和邓小平常装扮成有钱的小夫妻，所以张锡瑗时常穿着旗袍和高跟鞋，很有气质。
1929年7月到8月间，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派遣，告别妻子，坐船途经香港，赶赴广西，以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召开了中共广西第一次代表大会。1930年1月，邓小平受命回到上海。这时的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待产，没想到是难产，好不容易生下孩子，可是张锡瑗却得了产褥热。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差，才22岁的张锡瑗不幸去世，孩子没几天也夭折了。为了革命事业和支持丈夫工作，张锡瑗在邓小平外出期间，怀着身孕仍继续为中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工作，最后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带走了她和邓小平同志的唯一一个女儿……
上海同志告诉我，晚年邓小平同志有9个春节是在上海度过的。他许多次跟自己的儿女讲：“你们的‘张妈妈’可是少有的漂亮啊！”
在邓小平的心目中，留下的是他第一位爱人永远青春秀美的那张脸庞……
22岁的生命太年轻！从祖国四面八方来到上海并把生命永远留在上海的年轻的革命者何止一位张锡瑗。解放后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的老革命家惠浴宇，早年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1928年，他离开苏北老家到了上海，那年他也才十八九岁。
1930年“五一”前夕，中共地下党决定在上海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的革命大集会。然而当时正值反革命势力猖狂镇压革命力量的时候。作为一名青年革命者的惠浴宇，却被“意外”地卷入了一场上海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大世界惨案”（亦说中共“上海108将被捕事件”）的整个过程中。下面是他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的片段，它侧面反映了当时青年们的那股有趣而稚嫩的革命朝气，读来令人深思：
转眼快4月底了，天气热得早，脱下棉袍就换单衫，我们这些“江北佬”，还真不太习惯。中华艺大聚集着一批从各地来的青年人，个个热气腾腾，摩拳擦掌的，恨不得天天都有激烈行动。
我接到通知，作为中华艺大的代表，参加上海各界纪念“五一”的筹备活动。所谓“各界”，工农商学兵，农民没有去发动，军队更没有去发动，工商界在革命低潮时期，向反动统治靠拢，就剩下劳苦工友和激进学生两种人。就这两种人，也因国民党的严酷镇压，损失得差不多了。
对外是纪念“五一”，其实是“纪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暴动，准备第四次暴动”。在宁波会馆对面的“天然旅馆”和另一条路上的“同雨春茶社”开了几次秘密会，就开始到处发动“飞行集会”。在横浜桥撒传单，在宝山路的小礼堂公开集会，公开喊：“打倒国民党！”“迎接四次暴动！”“国民党、资本家要在我们面前跪下来！”一片掌声，一片欢呼，如入无人之境。闹得上海满城风雨，报纸纷纷用通栏大标题报导：共党策划暴动云云。有的报馆不肯发消息，我们还组织人去砸人家的报馆，逼人家发新闻。当时共产党的“左派”幼稚病就这么厉害。
当时派我做筹委会主席团成员，浑身是劲，不晓得早就被顶头上司卖了。筹备会议的召集人朱野光、徐锡根，负责联络的是曹正平。徐锡根入狱后立即叛变（也有人说实际上他在行动前就秘密叛变了），曹正平则可能早就是内奸。4月27日，通知我去参加第二次筹备会。后来想想，哪有搞暴动事先这样大张旗鼓的？这不是给敌人送情报吗？“五一”还没到，左一一次右一次集会，这不是邀请敌人来抓吗？我那时乡下人到上海，对上海、对全国的反动统治力量根本不知深浅，十分幼稚，只知道服从组织，领导叫冲就冲，英雄得很。
就说具体部署吧，也乱得很，极不周到。要发动万人以上的示威，又下令公交工人全线罢工。万把人从四面八方向“大世界”集中，全靠脚走，怎么能准时呢？我就是从闸北窦安乐路住所出发，走到地方已经大汗淋淋了。本来各路人马三三两两，9点钟到“大世界”前广场集合，冲进游乐场开会。走到那里一看，“大世界”铁门紧闭，满街巡警，巡逻车穿梭来往，行人根本不能停步。一停下，就有包打听来盘问、“抄靶子”（搜身）。两人以上并肩行走，巡逻车就追上来截住“抄靶子”。我不敢停下，又不能老是来来回回走，怕引起注意，绕着四马路周围的小巷子兜了几圈，又怕误了集合。会议原定的总指挥潘汉年、徐锡根、吴又恒都出现了，远远看见吕镇中也来了，彼此不敢攀谈，只能点头示意。
我找了个测字摊假装算命，测字先生老江湖，精得很。马路上气氛恐怖，我神色又紧张，他看出我是来参加示威的，说：“小兄弟凶兆前路，火速离开上海避祸，迟则大难临头！”我要听了他的，也就没事了。我慢慢踱到潘汉年身后，悄声问他：“怎么办？”他朝天望望，不理我，装不认识。10点了，人还未能集中。
这时，有人放了一个二踢脚，“乒乓”两声，接着喊：“到六马路仁济堂集合！”
我问潘汉年、徐锡根：“去不去？你们去不去？”他们仍朝天望望，不吭气。巡警已经注意到我在跟人说话，拎着警棍朝我走来。我唯恐落后，拔脚往六马路跑去。
仁济堂是个看病施药的慈善机构（在今云南路延安东路口），那天是星期日，工作人员休息。进大门是一条狭窄通道，过了通道有个能容二三百人的小院子，两边是门诊药房。我冲进去时，先到的人正忙着挂横幅：“迎接上海第四次工人武装暴动！”两边挂起“列宁主义万岁！”“打倒国民党！”“夺取政权！”等标语。院子里没多少人，倒有几个鬼头鬼脑的人东张西望，气氛紧张。等了一会儿，不见主持人，不知该留还是该撒。我想还是早点离开这是非之地，跑出门口望望，太平无事，巡捕远远地漫步，挺悠闲的，没有过来的意思。不断地有人从四面赶来，冲进仁济堂里。我自责：别人不怕，就你胆小吗？吕镇中站在对面人行道上，他倒底坐过一回牢了，有点经验，没过来，始终在那边观察。
会场里已聚集了三百多人，乱哄哄的。关上大门，工人们搬出准备好的斧头、刮刀、石灰包、铁条等武器，还有红旗、马克思列宁像等。潘汉年、徐锡根不知跑哪去了，曹正平倒是来了，混在人堆里不作声。潘汉年毕竟经验丰富，看出苗头不对，撤了。但这样一来，群龙无首，七嘴八舌。还有几十个女工、女学生，叽叽喳喳，闹得更听不清谁在说什么。
兀地一个人跳上台去，是李嘉林（李壁臣）。他是李鸿章的侄儿，显赫世家子弟，自有一股子蛮不在乎的劲头。他和我一样，是来参加集会游行的，并没有哪个派他上台。
“纪念‘五一’，迎接第四次暴动第二次筹备会现在开始……”他自告奋勇主持大会，但事先没有准备，说了几句就没词了。
刚刚安静下来的会场一下子又冷场了。
我佩服李嘉林的勇敢，等了一会儿看没人响应，我可不能看他一人唱独脚戏，下不了台。脑袋一热，就跳上台去，大喝一声：“我是大会主席……”哇里哇啦演说开来。
接着又有几个同志演说，都很简短，因为谁也没有准备。原来都是跑龙套的，没想到当了大角色。
我们以为大门一关，很安全，谁也进不来。关起门来称大王，就没想到怎么出去。
“打倒新军阀！”“打倒帝国主义！”院子里口号喊得正热闹，“轰隆”一声，大门被撞开了，这才知道大祸临头了，中西巡捕早就把仁济堂包围了。门口堵着一排排捕头，出去一个捉一个，出去两个捉一双。
后来想想，还是太不老练。本来就不该去仁济堂开会，中了敌人诱捕之计。在街上开会，周旋余地大，敌人就不那么好抓。进了仁济堂，看看情况不对，就该快撤。不肯撤，逞英雄，难免损失。开会，不自封主席，也不会判那么长的刑。像我这样，土头土脑，不显眼，也不招人忌恨，也许判个年把就放出来了。当时没想这么多，没人干主席我干好了。
院子里走道里人挤人，互相调动队伍不可能。挤在前面的冲出去一部分，那些女工、女学生挤到门口，被枪一逼，又哭喊着往后退，一哭一退，阵脚往后一移动，大乱。整个队伍往后挤住了，动弹不得。男工们想用铁鞭、铁条杀开一条血路，不忍下手，打出去非先踩死几个女同志不可。只能往后让，一让，巡捕涌进来，瓮中捉鳖，束手就擒。
巡捕冲到我跟前，旁边突然有个人对中国巡捕说：“同志啊，我是国民党，是自己人啊！”我脑袋轰的一下，完蛋了，没想到我旁边就站着个特务。那个包打听不买帐，骂一句：“操你妈，哪个跟你是同志！”甩手一耳光把那家伙打了个跟头，架起来抓了就走。
被押上架着机枪的红色警备车，马路上围观的群众一把一把往巡警砸铜板、石头子儿，砸得警车的铁栅哗啦哗啦的。群众还是同情支持我们的。吕镇中还站在对面的人行道上，眼睁睁看着我被抓走了。
……后来，我们被抓到新闸西捕房，挤在铁笼子里，像动物园关老虎的笼子，一格一格的。身上的钞票、香烟、其他物品，被搜得光光的，连裤腰带也被解去了，怕自杀。一个一个被带出去打指纹，大拇指二拇指……全手全掌，一个人起码要打五六次。人蹲在铁笼子里，一举一动，外面看得清清爽爽，到了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动作呢。
那个喊包打听“同志”的家伙，一进来就吵着要见长官。我知道要坏事了，回头他领了几个警察挨个笼子看，左一遍右一遍看个不停。我头低下来，大家为了掩护我，配合着也把头低下来。哪晓得洋警察门坎精得很，一步不让，叫大家统统抬头。最后他一指我：“就是他！”又去找李嘉林，找了个半天，没认出来。
后来才了解到，这个家伙既不是来开会的，也不是奸细。他是国民党驻徐州第十军的一个特务长，管军需的上尉，名叫章国钧，探亲路过上海。听说上海姑娘浪漫漂亮，便到处逛，希望有什么艳遇。恰巧在仁济堂门前看见有许多年轻漂亮的女子往里走，他也就跟进去看看，去吊膀子。我们挂什么标语、喊什么口号他一概不管，只顾乘着乱东摸一把西捏一下。也够他倒霉的，连他一起捉了进来。
洋警察把我带到外国人的写字间，打蜡地板很滑，我一进门就滑了一跤。我索性一副土头土脑，装不晓得什么事。洋警官半天不吭一声，眼睛盯住我发狠，那是他们的“侦审心理学”。我没学过他们的心理学，不晓得他们在玩什么花样，只觉得他眼光比二百支灯光还亮，凶巴巴的。章国钧死咬住我是大会主席，我一口咬定没当过大会主席，你根本搞错了，我是在马路上走，路过仁济堂门口被冤枉捉进来的。反正我是下决心赖帐，干脆赖个彻底。对质也对不出个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