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警察会结结巴巴讲上海官话，他说要跟我讲理。他说：“侬（你）是中国人，依拉（他们）阿（也）是中国人，侬共产党要打倒帝国主义，依拉国民党也要打倒帝国主义，依拉同侬一样，都是中国人。依（他）同侬无怨无仇，素不相识，依为啥要咬死了供侬呢？”我说我完全承认他同我无怨无仇，他不会有意识地害我，赖我，但他眼睛看错了是有可能的，他急于立功想出去也是有可能的，两个可能加在一起，我就倒霉了。洋警官听得不耐烦了，也就不讲道理了。老K皮鞋一脚踢过来，我四脚朝天，接着木棒子一顿狠抽，我头也不知轻重，腰也不知在哪里了，浑身是血。他乘我被打得眼冒金星时，恶狠狠地盯住我，发问：
“侬叫啥名字？”
当然不说真名字。我母亲姓周，便顺口编个名字：“周兴然。”以后在狱中我就一直叫这个名字。
“哪里厢人？”
不能说是淮阴人，不能说是灌云人，国民党省县衙门还在通缉我呢。我含含糊糊说是海州人。从此，我就被难友们称作“小海州”。
“啥辰光到上海的？”
我说昨天夜里才到。
“侬住哪里嗒？”
我答在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里。
“旅馆叫啥名字？”
我说天黑路生，记不清了。
“到上海来做啥？”
回答家乡荒年，到上海来想法谋生。
洋警察听答得不得要领，气得胡子直翘，又一顿狠打，打得我在地上滚。打完了再问。三分钟把提问重复一遍。这名堂真够受，完全是现贩现卖，还要答得前后一致，一点不出错。一个下午挨打了三场，答问无数遍。洋警察明明知道我不说实话，又找不出破绽。
晚上，不把我关回去，换了另一间大牢房，和瘪三、扒手、强盗关在一起。我刚一进去他们就围上来嘘寒问暖，说我们全是中国人，居然还叫我“同志”。我参加革命后还没有这种经验，对上海三教九流的社会情况又不了解，但人就是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我轧出他们的苗头不对。后来也证实了这些小瘪三真是小爪子，包打听的徒子徒孙，来钓鱼套话的，套到了就出去弄几个赏钱。我索性装傻到底，“江北土佬”，和他们吵起来：“什么同志同志的，我听不懂。你们不要同我讲这些事情，我这样冤枉被捉进来，你们还要跟我来这一套，算什么？还想害我？”他们被我弄了一通，挺没趣的。
小瘪三们散开了，我找个角落躺下，一条毯子铺在水门汀上，我七尺高的金刚大汉，盖了这头漏那头，越睡越冷。年轻赶时髦，穿了一件条纹单长衫，里面只穿了汗衫短裤。上午忙集会，下午受审挨毒打，热得流汗。夜里水门汀上一躺，寒气彻骨，肚子里又没食，饥寒交加，牙关格格打颤。
这里的巡捕是英国人从当时的殖民地印度招来的，头上裹了块红布，上海人叫他们“红头阿三”。长夜难熬，巡捕扛着枪走来走去，也无聊。隔着铁栅栏挨个问：“喂，侬啥事体进来？”我们有的同志坐过班房，老油条了，答：“南京路上哇里哇啦。”意思是南京路上喊口号。他马上明白了：“哦，侬共产党。”一会儿又踱过来，竖起大拇指：“好来西，交关好来西，英国赤佬哇（坏）来西，打倒依！”
隔一天，送我们到上海新衙门，即外国租界在上海的特区法院。这一场好笑了，法官明明都是华人，身穿的却是欧洲式的法衣，戴红帽子，在一张长台子后面坐成一溜，煞有介事。我看见他们就觉得滑稽，直想笑。我们经过巡捕房预审，剩下108个。经过报纸渲染，我们的案子被称为108将案，所谓《水浒》上108条好汉，轰动一时。后来延安整风反“左”时，也把此案称作为“上海最大的一次损失108将被捕大案” ……
（上文选自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朋友人》，惠浴宇著）
关于这被捕的108人后来的结局如何，惠浴宇这样说：解放后组织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名字只有101个，其中许多人是使用了代名。活着从监狱出来的是少数，例如七个女同志，自从被那个法庭押走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们，连她们的消息也从来没能打听到……”
斗争如此残酷，而革命的年青人从来没有因此而胆怯过，他们的步履依然坚定而铿锵。
有一位烈士一直在我脑海中闪动，他就是贵州籍小烈士袁咨桐。之所以称其为“小烈士”，是在我走访上海和南京、杭州等地所见所闻中得知，这位烈士牺牲时年龄仅有16岁，后来敌人使了个邪招，在“死刑判决书”上把他的年龄由“16”改成了“18”……
袁咨桐既不是上海人，也不是南京人，他的老家在贵州习水。这两年我去过4次小烈士的老家习水土城。那个小镇是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重点战役地，袁咨桐的家附近那片山岗上，红军与国民党反动军队打过一场非常著名的战役——青杠坡战役，敌我伤亡都很厉害，据当地百姓讲，当年双方死在山坡上的人“一个叠一个，堆满了整个山坡”。现在那里建了一个红军节纪念地，每年吸引数以万计的参观者。
“土城的土，英雄的土……”前年我到袁咨桐家乡土城采风时，写了一首《土城的土》的诗，被政府用巨石刻在城头。这也算是我对烈士的一份心意。
袁咨桐的牺牲时间是1930年9月17日，他是历史上著名的“晓庄青春十烈士惨案”的牺牲者之一。所谓“晓庄”，是当年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郊区开设的中国第一所试验型乡村师范学校。这所学校其实是由上海地下党领导的一所设在敌人心脏区域的“青年红色革命摇篮”。时任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人之一的陈云同志曾经说过，晓庄是革命的火种。
袁咨桐之所以到与自己家乡远隔数千里的地方学习，是因为他出生在一个富豪家，两个哥哥都在外面做官，其中一个在国民党军队里当不小的官。袁咨桐10岁那年，因其舅舅张华封和近代著名教育家黄齐生私交甚深，所以被家人送到贵阳黄齐生所办的达顺学校上学。黄齐生是王若飞的哥哥，思想进步，教育有方，在当地影响力极大。不幸，其子生病夭折，于是聪明伶俐的袁咨桐被黄先生视为义子，格外疼爱和关照。后来黄齐生创办遵义省立第三中学，招收了一批进步学生。因为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黄齐生多次带领学生闹学潮，后被解职。黄齐生为逃脱反动政府的追杀，逃往上海。13岁的袁咨桐不顾家人反对，跟随黄齐生先生到了黄浦江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他与中共领导人王若飞相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9年，受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指示，“争取在敌人心脏地带建立党的组织，积极展开革命活动”，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便成了主要革命基地。兼任江苏省委负责人的王若飞问袁咨桐“愿不愿意到晓庄边读书边革命”时，袁咨桐欣然表示“特别渴望”。（陶行知的名字也在上海龙华烈士纪念馆内，这位被宋庆龄先生誉为“万世师表”的教育家，从1930年被蒋介石“通缉”之后的数年间一直在上海从事教育革命和民众抗战救亡运动。1946年从重庆回到上海后，又积极投身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之中。99天内作了110场演讲和报告。这年7月25日，终因劳累病疾缠身，不幸去世。解放后，中央政府和上海人民鉴于陶先生的杰出贡献，将其评为“革命烈士”。）
我们再说袁咨桐。在王若飞的安排下，这位15岁的贵州习水少年，便离开上海，到了南京市郊的晓庄学校，开始了边读书边从事革命工作的经历。在那里，他很快加入了共青团，并在不久便出任了学校的团支部书记。小小年纪的袁咨桐，对革命工作异常投入，去南京大街上秘密发传单、到工厂农村去进行革命宣传，他时时走在前头，深得陶行知的赞赏。有一次袁咨桐和同学姚爱兰一起带领200多名小学师生，到栖霞山春游并采集植物标本。为了争取这些无钱买票的贫苦农民家庭的子女能够免费往返乘车，袁咨桐出面与铁路当局进行了交涉与斗争，并获得成功。陶行知获悉此事后，赋诗赞扬道：
生来不自由，生来要自由。
谁是革命者，首推小朋友。
然而南京毕竟是蒋介石国民党的老巢，晓庄学校袁咨桐等共产党人和青年团员的革命活动，很快被国民党特务注意，并引起蒋介石直接关切，于是国民党南京政府下令停办晓庄学校。
陶行知得知后，立即组织师生进行抗争，并有学生团上南京游行抗议。这更激起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灭晓庄”之心，并且借机欲“彻底捣毁共党窝点”，派出大批特务追杀晓庄共产党员、共青团和革命者。在袁咨桐第一次被捕后，其在国民党军队里当官员的哥哥，亲自出面保释了他。哥哥生气地对袁咨桐说：“你再去参加共党活动，枪毙你也不管了！”
袁咨桐并没有听从哥哥的话，照样继续从事紧张的地下革命工作，并时常受组织委托到上海向王若飞汇报“南京形势”和工作情况，奔波于沪宁两地。
“现在形势非常紧张，陶先生也躲避到了上海，要不你暂时也留在我身边吧！”王若飞等党内领导非常关心袁咨桐的安全，跟他这么说。
“正因为陶先生不在了，那边学校里的党员和团员更危险了，至少要等我去安排好他们后才可以放心回上海来……”袁咨桐真诚而恳切道。
“也好。速去速回吧！”
袁咨桐就这样重新踏上了充满危险的“北上”之路。此时的南京，犹如黑云压天，时时山雨欲来风满楼，尤其是晓庄学校被捕人员已经达30多人。国民党特务为了“斩草除根”，到处布满了眼线和罗网，当袁咨桐再次出现在南京街头联络地下革命者时，藏在暗处的敌人已经把枪口对准了他……
袁咨桐再次被捕。
“这小赤佬是给共党彻底赤化了！不可救药。”国民党特务用尽毒刑，企图软化这位少年革命者。然而袁咨桐铁心不悔，在法庭上与敌人激烈争辩，惹得大刽子手、国民党南京公安局长谷正伦恼羞成怒，于是大笔一挥：不释，枪决！
袁咨桐的义父黄齐生得知后火速赶到南京，直接找到谷正伦（谷的老婆也是黄齐生的学生），说：“看在都是贵州老乡面上，这孩子尚年幼，其有爱国之心，实则可贵。虽可能有冲动之处，但也不致死罪。更何况他才16岁，怎可判为死刑？”
“这个……”谷正伦知道黄齐生的威望和厉害，便道：“那就让他写个悔过书，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这样可保他一命。”
谷正伦亲自拿着“悔过书”去让袁咨桐签字，并对他说：“你小小年纪，别太任性。抓你进来，就是因为你足够判死罪。知道人死了后会复生吗？”
袁咨桐将头一扭，回答道：“我虽年纪小，但懂得做人的道理。有的人活着，跟狗一样。有的人虽死犹荣，我们革命者就是这样的人。”
“活见鬼！”谷正伦气得扭头就走。回到办公室，他就把判决书上袁咨桐的16岁年龄，改成了“18岁”。
“亲爱的二哥：……我们各有着不同的处境，有的人忍辱顺受，有人在观望徘徊，有人在勇往直前。一个人到了不怕死的地步，还有什么顾忌呢？有了这种舍已为公的奋斗精神，还怕理想事业不能成功吗？”
残忍的敌人并没有因为袁咨桐等年少青春而放过他们，“晓庄十烈士”分别在1930年的8、9月间，被国民党先后枪杀于雨花台。他们中年龄最小的是袁咨桐，还有一位也只有17虚岁，反动派采取了与对待袁咨桐同样的办法——“改年龄”判其死刑。
让我们一起记下这十位年轻的革命烈士（他们中四人是共产党员，其余为青年团员）：袁咨桐（16岁）、沈云楼（17岁）、姚爱兰（女，18岁）、郭凤超（女，19岁）、谢纬棨（20岁）、叶钢（22岁）、汤藻（22岁）、马名驹（22岁）、胡尚志（23岁）、石俊（23岁）。
一个个年轻生命在斗争的征途上倒下之后，激愤了无数仍在战斗的革命志士！柔石在自己临将牺牲前的几个月时得知又一批“小烈士”们悲壮牺牲后，写下了这首著名的《血在沸》的长诗（节选）：
血在沸，
心在烧，
在这恐怖的夜里，
他死了！
他死了！
在这白色恐怖的夜里——
我们的小同志，
枪杀的，
子弹丢进他的胸膛，
躺下了——小小的身子，
草地上，
流着一片鲜红的血！
国民党，
魔脸的刽子手。
狼的心，
狐狸的尾巴，
狗的鼻；
嗅到他了，
咬去他了，
吞下他了！
……
血在沸！
心在烧！
地球在震动！
火山在爆发！
血在沸，
心在烧，
我们小同志有铁的筋肉，
——如火的眼睛。
子弹向它们飞进去了！
他做了打靶者的靶子，
瞄准的黑点，
他被残杀而死了！
“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
全国的工农劳苦群众呀！
一齐起来，
解放我们自己！
黄河的红水冲上两岸了，
苏维埃的旗帜，
在全国的山岭上飞！
伟大的革命，
伟大的斗争，
我们的小同志，
少年先锋队的队长，
就死在这里面了！
……
（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阴森的夜）
在这些血迹斑斑的革命历史征程上，我发现许多年轻的烈士中，竟然也有一批人与今天我们所熟悉的党的纪检战线的“巡视员”有着同样的身份，而这些革命“巡视员”的工作性质与危险程度是以往所有“红色史书”上很少涉及的。党史专家向我介绍：当年，中共中央为了监督和督促各地党组织的工作情况和考察相关党的负责人在独立从事地下工作过程中的表现，专门派出一批对党忠诚程度高、年轻机灵且组织纪律性强的“巡视员”，奔赴相关管辖地区的下级组织进行“工作巡视”。这些“巡视员”还兼备向下级传达上一级党组织和中央的指示的职责。可以说，地下工作时期，这些党的“巡视员”，既身负传递党的重要精神和监督督促下级组织及负责人的特殊使命，更是我们党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关键环节。这些巡视员，通常要求年轻、腿脚利索、反应敏捷，又要原则性很强，既要对下面的情况了如指掌，同时又要坚守秘密和遵守铁的纪律。
“巡视员的工作最危险。他们有时刚从上海带着任务出去，半途上就被敌人逮捕，或中途被特务截住活擒。许多巡视员走的时候并不知道当地的组织被破坏了，当他们从上海或上级那里领受任务回来，就一步迈进了敌人的牢房……”党史专家告诉我。
建党初期到解放战争前夕，上海不仅是中共中央所在地，还是江浙省委所在地。那时交通条件落后，又为防止泄密，党对全国各地的日常党务工作和指导，通常就是由这些“巡视员”来完成。尤其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其党务工作一直是由上海方面的中央和临时中央局及江浙省委直接管辖，所以这里的党的地下工作“巡视员”也特别多。
而这，也让我看到了另一条血路上的革命者形象——
1927年南京“四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我党在沪宁线上的组织工作处在极其艰难和危险之中，江苏省委和上海地区的党团组织连连遭到严重破坏。这时，一位宜兴青年被调到上海的江苏团省工作，他就是史砚芬，25岁，干练而又老成。之前他是共青团宜兴县委书记，而且作为副总指挥，刚刚参与组织领导了宜兴暴动。
“沪宁一线的党团组织被敌人破坏得相当严重，组织决定由你担任新的沪宁线巡视员，同时兼任南京团市委书记。有困难吗？”
“没有。”
“那好，明天开始你的任务就是走这一条线，重点做好沪宁两地的组织巡视，同时在敌人心脏南京地区积极展开工作……”
“是。”
那时，上级任命干部和交待任务非常简单，也许就是一两句话、几分钟谈话就算走完“过场”了，剩下的就是当事人开始工作。而工作也非那么繁琐，也许是一次与某某地方的组织接头，也许是去跟另一位地方负责人交待一件事情，而在这过程中，你可能面对的就是一位已经叛变了的无耻者，等待你的是冰冷的铁镣与牢狱之灾。
史砚芬是位极有经验的年轻巡视员，而且熟悉沪宁一线的敌情，除了上海，苏州、无锡、常州、镇江以及南京城内，他都比较熟悉那里的风土人情，且能在不同城市讲不同方言。这是从事地下工作的巡视员必备的能力，因为沪宁一带的人十分在意方言不对的“外地人”——那是当地特务们惯常识破一些非本地籍的地下党员的“歪招”。有一次史砚芬巡视到常州，正与当地一位地下党负责人在茶馆接头时，几个特务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面前。特务问当地的那位地下党是干什么的，人家马上用常州话回答说是在本地做小买卖。于是特务立即把目标盯到史砚芬身上，哪知史砚芬一口流利的常州武进话，说自己是做豆腐生意的伙计。特务无计可施，他们哪知史砚芬虽说是宜兴人，可他中学上的就是常州省立第五中学。有一次爱看书的他，一边走路一边看书，结果被一块石头绊了一跤，实实地撞掉了一只门牙。“门牙一掉，我的常州话反而更地道了！”特务哪里知道史砚芬还有这么一档子轶事。
史砚芬从这一年春天开始当巡视员后，没少遇见类似的惊险之事，而他也总能化险为夷。曾经与史砚芬并肩从事过地下工作，解放前担任过上海沪东、沪西和闸北共青团区委书记的原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在1945年就这样评价过他的这位青年战友：“在上海期间，组织分配史砚芬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工作，任沪宁线巡视员。他不畏艰险，在尖锐的斗争中积累丰富经验。”
然而，5月5日这一天史砚芬却没能逃过厄运：他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的鸡鸣城墙上，出席当地的一个团支部会议，那天原定的参会人员有20来人。“不好，我们后面有人在跟梢！”史砚芬发现有情况，立即悄声告诉了随行的两位学生团干部，并说，“想法甩掉‘尾巴’！”
但为时已晚，一群警察突然出现在史砚芬他们的面前……他们被捕了。
特务的“审案”很快开始。由于史砚芬作为巡视员的身份在沪宁线一带活动频繁，而且之前他在宜兴搞的武装暴动的事也颇有影响，所以敌人很快知道了他是“共党要犯”，于是硬软兼施的那一套随之用尽。
“我们知道你从小就失去了父母，自己又要照顾尚未成人的弟妹，有必要死心塌地为共产党干吗？他们给了你多大好处嘛？你一死，还有谁去照顾你弟弟妹妹？有谁记得你一个宜兴小赤佬？”敌人在一次次用刑不得效后，便想软化史砚芬。
史砚芬一边擦着嘴角流出的血，一边瞪着愤怒的双眼，回答道：“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与你们的差别就在于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和家庭的幸福，劝你们也别枉费口舌了，怕死的话，我就不会参加革命了！”
“又一个被赤化的小赤佬！”特务们只能摇头感叹。一张死刑判决书甩在年轻的巡视员面前。
亲爱的弟弟妹妹：
我今与你们永诀了。
我的死是为着社会、国家和人类，是光荣的、是必要的。我死后有千万同志，他们能踏着我的血迹奋斗前进，我们的革命事业必定于成，故我虽死犹存。我的肉体被反动派毁去了，我的自由的革命的灵魂，是永远不会被任何反动者所毁伤！我的不昧的灵魂必时常随着你们，照护你们和我的未死的同志，请你们不要因丧兄而悲吧！
……
我死后，不要治丧，因为这是浪费的，以后你们能继我志愿，乃我门弟之光，我必含笑九泉，看你成功。不能继我志愿，则万不能与国民党的腐败分子同流。
现在我的心很镇静，但不愿多谈多写，虽有千言万语要嘱咐你们，但始终无法写出。
好，弟妹，今生就这样与你们作结了。
你们的大哥砚芬嘱
这是一位年轻的革命走向死亡前写给年龄尚幼的弟弟与妹妹的遗书，看后令人泣泪。
在史砚芬临刑前，他的同室难友贺瑞麟在《死前日记》中记录下了史砚芬生命最后一刻的英雄气概：“今日六时，史砚芬、齐国庆、王崇典等几位同志……拖向雨花台执行死刑。砚芬临行时，身着到南京来的青绿直贡呢夹长衫、汉青送给他的白番布胶皮底鞋、白单裤。因为刚洗过脸，头发梳的光光的。他第一个先出去，神气最安逸……砚芬临去时，向我们行一个敬礼……‘再会’。”
这就是一位年仅24岁的革命者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幅凛然之气的形象！
给史砚芬记录下这一幕的贺瑞麟比他的战友还要年轻，才19岁。他的《死亡日记》从入狱后的9月29日开始写起，只记到10月5日，仅一个星期的“日记”之后，他贺瑞麟也不得不将《死亡日记》悄悄塞给同室的另一位难友，自己则像史砚芬一样，大义凛然地走向了雨花台……
李济平，是另一位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派往负责指导南京、镇江、常州等地的江苏省委巡视员。
与史砚芬的经历完全不一样的是，李济平有过被党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往事。这位父亲是清末秀才的江阴才子学习特别优异，所以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听说国内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坚决要求回国革命，而党组织此时已经决定让他到炮兵学校进修。“学习固然重要，革命工作更为重要，何况国内急需要人。”他这样向组织坚决请求。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李济平的请求获得批准后，他用先贤的诗句勉励自己投入血与火的国内革命斗争之中。
在他之前的几任巡视员已经牺牲在征途之上，李济平清楚他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危险境地。那时的巡视员不仅需要准确了解所管辖的地区党组织的基本情况和重要事情，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是，按照上级要求，亲身去某个地方实践党所布置的特殊任务，如李济平在上海接受组织交付的任务是：在敌人的心脏——南京如何开展暴动。
这是要杀头和最危险的一件事。巡视员必须冲在最前面，去指导和领导当地组织同志如何去实施相关的行动，同时还要把所执行过程中的情况及时汇报给上级组织。经常化装成不同身份，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内，有时甚至一天之内都有可能奔波于几个城市、几个不同地方，执行完成不同的任务……这就是那个时候的“巡视员”所要做的事。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党对下级的指导工作，一定要及时、详细、准确，否则将成为工作进步的障碍。”这是李济平向省委提交的《巡视报告》中的观点，他用行动践行着自己曾对组织许下的承诺：“决不做坐在空屋子里的书呆子。”
1930年，中共江苏省委总行委根据当时的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再度在南京举行武装暴动。李济平因为工作能力出众，被推荐为此次暴动的行动委员会书记。
显然又是一次凶多吉少的任务。但李济平义无反顾地从上海出发，去了南京。他化名为王仲斌，在当地的地下党掩护下，以商人名义住进了交通旅店，开始投入紧张的暴动准备工作。
暴动定在8月1日。这之前，李济平亲自奔波于浦口、下关等地检查暴动的准备工作，协调当地地下党组织和革命的外围力量，每一部署井井有条地进行着。哪知又遇祸从天降——7月29日，设在下关美华理发店的暴动行动委员会办公地被敌特机关发现，正在开会的李济平和其他五名党员当场被国民党首都宪兵稽查队特务抓获。
因为所谓的“证据确凿”，李济平等6名共产党员很快被敌人枪决于雨花台。
两年后，李济平烈士牺牲的那个忌日，一位文弱老者，步履沉重地默默来到城南荒芜的雨花台乱山坡上，在一片杂草堆上，用颤抖的双手，凄怆地竖起一块小碑，上面写下自己次子的名字：李维选，22岁，卒于此地。
李维选是李济平入党之前的名字。革命为民，济平救国，是这位年轻革命者立下的终身信仰。
他与史砚芬一样，在巡视员的岗位上，来得悄声，走得匆匆，如风一样轻盈，如歌一样激奋，那是革命者的青春在闪动与照耀……
曾经听一位党史专家说，在特殊年代，我党有许多战斗在敌后一线的巡视员，他们有的牺牲后至今仍不知道其遗体在何处，又是如何被敌人抓捕的，地下工作的巡视员比从事其他工作的地下革命者的危险要高出几倍，因为他们时刻都在“行动之中”。
“而且他们多数是年轻同志。”这位党史专家如此感叹。
他们是革命者中最让人敬仰的英雄。他们中还有许多人是我们至今仍不知晓的无名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