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心的大上海犹如一块吸力无限的磁石，吸引了无数热血青年奔向这里，有大都市的吸引，更有对理想的向往。于是年岁轻轻的他们，来时悄然而普通，转眼，干得惊天动地！组织需要他们奔赴远方的战场，他们义无反顾去战斗和牺牲。
枪毙他的前一刻，敌人问：才十七八岁，不后悔吗？他昂首挺胸地回答：杀一千次都不后悔！可转眼间，他羞涩地对同志们说：现在死了有点可惜，我还没谈过恋爱呢！
我还发现：当年一批年轻的党务“巡视员”，长年奔忙在上海与外埠之间，许多人无声地牺牲在战斗途中，壮行可泣！
写这章节的时间，恰逢“五四运动”百年纪念日之际，翻阅着一本本《革命英烈传》，看着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烈士脸庞，我的耳边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民大会堂说的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联。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
是的，因为梦想和朝气，才让一代又一代年青人为了理想和信仰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年青的革命者，就是怀揣理想来到大上海，来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了亲人和故乡，有的只身一人，有的结群而至，在一个人生地不熟，甚至一开口就会被人告知“勿是上海人”的环境下，唯独让他们感到心是热的、青春是**的，是党的召唤和熊熊的革命战火。
曹顺标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著名的“共舞台惨案”的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时，表现出特别的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室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作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
这位从萧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小，上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园。15虚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标，虽年纪小小，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和传播革命和进步报刊。两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虚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为了中学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1932年5月5日，蒋介石领导的中国国民政府与侵华的日本军队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区驻扎。此举引起中国共产党和全国爱国进步人士及上海人民的坚决反对与谴责，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了讨好日本侵略者，竟然对中国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谴责与反对浪潮进行镇压。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作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十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斗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济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标调到云南路会乐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济泽主持日常工作。
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作出一项决定，将在这年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在上海行动起来，并在7月2日的上海《时事新报》等报纸上公开登出筹备联盟的一则通告，说是在7月15日召开江苏全省代表大会，并公布了“筹备处”的地址，以供全市市民一起“共商国是”。
“坏了坏了！怎么把这秘密的事体让敌人也晓得了呀？”曹顺标年龄小，但革命意识很强，当他看到省委的这则“通告”后，立即跟温济泽说。
“对啊，这事怎么能亮底牌嘛！”温济泽也认为这太危险了。于是俩人决定向“上面”反应，可是没有得到回复。
年轻的曹顺标他们并不能理解“上面”的意思，他们回过头来，继续忙碌着联盟大会的“筹备”工作，并且获悉“上面”已经敲定在7月17日，正式在沪西胶州路与长寿路交叉口的共舞台戏院（又称共和大戏院）召开江苏全省反帝联盟代表大会。
“这个地方好找，十字路口有座大钟，代表们到这儿好认。你们布置会场的要早点去！”“上面”的领导跟曹顺标等筹备处的工作人员说。
7月17日一大早，曹顺标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等来到会场与温济泽会合，就在这时他们发现会场附近有几个可疑人，于是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标语等悄悄藏在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
“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嘛！”大会负责人为难地指着陆续来到会场的代表们说道，“要不我们派三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标与温济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
随即有三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即将其扣押，同时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标他们正要开会的共舞台戏院那里开赴过去……
“反动警察来抓人啦！赶快疏散——”别看曹顺标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戏院奔跑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
“敌人来了！大家快跑——”温济泽也大声喊道。
顿时，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进来的门口跑，但门口已被警察堵死……“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跳啊！”这时，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他叫蔡疾呼，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从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
“快快！快跳呀！”就这样，足有五六十个人从蔡疾呼身上安全脱险。然而蔡疾呼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时，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
在前院的曹顺标和蔡疾呼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上所有的重要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申报》的大标题这样说：胶州路共和戏院内大批青年被捕……
敌人将曹顺标等88人每两人用一根麻绳子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
经过三天“审讯”，曹顺标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标等88人全部被解押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
由于叛徒出卖，曹顺标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曹顺标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掩护其他同志，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共党”的“要犯”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标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
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先生名万才，为江苏阜宁人，是“审讯”期间叛徒出卖了他全家。
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17周岁的曹顺标十分敬佩。临将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标对与他同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济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嘛！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两件事感到遗憾：一件是我再不能革命了；还有一件事是，我只活了19虚岁，还没有恋爱过呢！”
温济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标:“你有没有心爱过哪个姑娘？”
曹顺标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
说到这里，曹顺标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
生命诚可贵，
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
两者皆可抛！
“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标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
“曹顺标！出来！”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
“嚎什么？”曹顺标镇静而又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室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奔向刑场……
“砰！”一声罪恶的枪声，湮灭了一炬青春的革命火焰。
17周岁的曹顺标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的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呵，我们年轻的烈士，为了革命，他的生命在17岁时便永远地划上了句号。
也让我们借这个机会，记住与曹顺标和肖万才一起牺牲的另外11位烈士的名字吧：许清如（25岁）、杨小二子（20岁）、徐阿三（24岁，又名潘阿二）、许金标（24岁，又名徐子明）、崔阿二（43岁，又名崔四）、钟明友（28岁）、邱文知（23岁，又名邱文治）、陈山（28岁，又名曾太功）、陈士生（43岁，又名陈纪盛）、王得盛（30岁，又名王明国）、柳日均（30岁，又名刘栋臣）。其实，他们都与曹顺标一样，非常年轻，非常青春……
在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个不同地方的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陈列的众多先烈的遗像中，有两位烈士一直烙在我心头，一位是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里名列第一的烈士，他叫金佛庄。这位牺牲于1926年的中共党员，有个特殊“身份”：中共第一位军人党员。1918年时，18岁的金佛庄考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成为军官候补生。四年后的金佛庄在浙军部队当连副，加入了共青团。也就在当年，他路经上海，接受了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徐梅坤的考察，并后来报组织批准，正式转为中共党员，成为当时浙江省内第一个党小组——杭州小组的三人党员之一。
1923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金佛庄，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面，因为在此次会面中，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给了金佛庄一个秘密指令：保存军人身份和实力，今后可为革命所用。
1924年春，金佛庄第一次作为中共党员身份，秘密到达上海，向中共上海区委报告杭州革命形势。之后国共合作进入“蜜月期”，金佛庄受组织指令，到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创建工作，成为第一期第3学生队队长。此间，他受到国民党左派领袖、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特别器重，升任为军校国民党特别党部五名委员之一。同时，金佛庄受中共组织指令，积极发展学员中的积极分子加入中共组织。在两次“东征”中，金佛庄出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2团党代表和团长。“中山舰事件”后，金佛庄回到军校当军事教官，蒋介石对金佛庄十分器重，又借“老乡关系”拉拢他，多次劝其脱离中共，到自己身边委以重任。金佛庄经请示组织，如期赴约到蒋介石身边担任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兼第3科科长之职，实为暗中监视蒋介石。
1926年7月起，北伐军迅速向江浙和上海一带进军，并捷报频传，威慑孙传芳旧军阀部队。11月底，北伐军总司令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进攻上海和江浙一带孙传芳部队的计划，其中拟派熟悉江浙和上海一带情况的金佛庄潜伏到上海，对孙部军队进行策反工作。
12月9日晚，带着特殊使命的金佛庄乔装成回上海的商人，从江西九江登上英国商船太古轮船，顺水东下。一路上，金佛庄心潮起伏，因为他在蒋介石身边，深知此时的蒋介石已经起了野心，正在借北伐军之威，寻找机会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发起反革命政变。金佛庄就是想趁这一趟东下上海，将自己所知的重要情报，向在上海的中共组织报告。哪知，在11日船至南京下关码头时，金佛庄被孙传芳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等“请”上了岸。
12日和13日，中共上海组织的同志就是没有等到应该在这两天中到达的金佛庄，于是立即与沿途码头确认金佛庄的下落。很快，南京方面有了消息：12日晚，孙传芳已经命令他的南京宪兵司令汪其昌将金佛庄杀害于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