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转运继续进行。活动发射平台运行平稳,行走了30米,宾戈明下达“停止”口令,活动发射平台平稳地停下来。操作手迅速跑到各个岗位检查后,均报告“状态良好”。
宾戈明下达“继续前进”的口令。继续行走了10米,宾戈明下达“中速前进”的口令。
宾雪松驻足伫立,抬头仰望高高耸立在活动发射平台上的运载火箭和飞船组合体,刚才组合体纹丝不动地随着活动发射平台稳稳当当地停止,现在又稳当当地前进。他回头和闵所长相视一望,会心地点了点头。
和风吹拂,彩旗猎猎。转运现场云集了中国当代航天领域的领导和专家。总装备部领导来了,载人航天工程总指挥和各位副总指挥来了,载人航天工程马总设计师(大家习惯称他为马大总师)以及各系统的总设计师来了。德高望重、白发苍苍、面容清癯的张老总带领四位航天老总也从容地走过来了。
“张老总!”宾雪松和闵所长迎上前去,敬礼后和他热烈握手问候。
这位功勋卓著的“两院院士”,在上世纪80年代末适时地向中央提出了要加紧实施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建议。然而,在发射场方案评审中,张老总和他旁边的王老总、李老总和赵老总,却不支持“三垂”模式。当时的场景至今仍然难以从宾雪松的脑海中抹掉……
在一间会议室的长桌两边,坐着截然不同的两拨人。左边是发射场系统论证组成员。右边的八位是评审组成员,他们都是大名鼎鼎的航天专家。中间端坐的是面孔清瘦、身穿中山装的张老总。张老总的右边是身体微微发胖的赵老总,“东风”导弹首任总设计师。张老总的左边是身材矮小的王老总,中国运载火箭控制系统的第一把交椅。旁边还有一位李老总,是“东风四号”导弹总设计师。这几位都是大名鼎鼎的院士,余下的也是运载火箭和卫星的设计师,人人都有过显赫的经历,唯独在王老总旁边的女性是个例外,她是东风基地的高级工程师凌筱恬。
发射场系统评审组长赵老总首先来了个开场白:“今天,发射场系统评审小组进行第一次评审。大组组长张老总也来参加会议。”说到这,他朝对面坐着的发射场系统论证组长、工程设计所闵所长望了一眼,“闵所长,你们先说吧。”
闵所长向宾雪松望了一眼。宾雪松会意地站起来,恭恭敬敬向对面的老前辈敬了个军礼,开口说:“各位老前辈,我代表论证组向评审组各位专家汇报。”然后他坐下来,按照报告的顺序,简要地汇报了方案的主要内容。
当宾雪松说到载人航天发射场拟选在东风场区10号东南方7公里新建时,李老总立即打断了他的话:“等一等。现在东风基地北面有现成的卫星发射阵地和技术阵地,为什么你们弃之不用,非要到南面来重新建一个发射场?”
闵所长抢着回答:“我们有个专题报告。”说完,从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材料,递过来交到李老总手里。
“材料一会儿看。”李老总继续问,“我刚去了一趟基地,7号的技术厂房完全可以放下‘长征2F’运载火箭嘛。”
凌筱恬插话说:“不行。现在那个厂房,两条轨道,最多只能摆3个子级。现在‘长征2F’有6个子级。”凌筱恬原先是技术阵地测试室的主任,对测试厂房再熟悉不过了。
你是评审组的,怎么能替他们说话呢?李老总瞪了凌筱恬一眼,转而继续对宾雪松说:“你给我到上面画一画,说明为什么不能利用原来的厂房。”他对技术厂房也熟悉。
宾雪松走到会议室一端的黑板上,边画边说:“厂房有两条轨道,如果安排在一条轨道上摆放芯级和二子级,另一条轨道上摆放4个助推级,算下来长度不够。”
“这还不好办?”李老总说,“一条轨道可以摆放3个嘛。这么简单的问题有什么难解决的?”说完还偷偷窃笑。
宾雪松解释说:“不是一个简单的几何摆放问题,因为涉及到测试时的电缆连接和地面测试设备的摆放。”
张老总说话了:“实在摆不下也可以把现有的厂房再扩大10米,甚至20米,再不成就重新盖一个厂房,也花不了多少钱。李老总的意思是,你们为什么非得贪大求全,舍弃现有7号和2号的设施不用?”张老总说完,望了望李老总。
“张老总点到要害了。”李老总点了点头,继续提问,“我再问你,2号发射场为什么不能用?而且还要搞什么‘三垂’模式!我看,就原来那种分级测试、分级转运、分级起竖的办法最稳妥,那是我们用了三十多年的传家宝。”
“按照马大总师对我们说的,发射场要具备间隔半个月能连续发射两发的能力。”凌筱恬又一次插话说。
“好高骛远。”马大总师曾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院长,李老总在他的手下工作过很长时间。因为在推荐院士人选时,马院长首先推荐赵老总而不是他,两个人因此积下了个人恩怨。李老总听到凌筱恬说起马大总师时,愤愤地说,“他这个人就是好大喜功,而且听不得别人意见,要是……”他早已风闻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后,要让他当工程总设计师。他本来想说,“他要是当了总设计师,尾巴更是翘到天上去了,总有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的。”
张老总知道李老总要说什么,连忙制止他:“别扯远了,还是说我们发射场的事。”
论证组的卜溪望站起来说:“我把为什么要在10号附近新建的理由向各位前辈汇报一下。”
这个问题是卜溪望准备的专题,他到黑板上画了一张表格,横向列出现在不同地方新建或改扩建的5个子项,纵向列出技术先进性、测试周期、安全可靠性、经费、主要技术难题、实现难易程度、综合评估等指标,然后边解释边往表格里填写内容。最后,卜溪望归纳说:“比较后可以看出,要是仍然用目前的模式,的确能省点经费,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测试发射的周期长。我们初步做了个测试流程,从进场到发射可能要半年,而且安全可靠性最差。而在新建发射场并利用‘三垂’模式的话,优点是安全可靠性最好,测试发射周期最短,建成后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但经费是最高的,概算要两亿。”
评审组的老总们一个个盯着黑板听卜溪望介绍。张老总从口袋里掏出眼睛盒,取出一副精致的金丝老花镜戴在鼻梁靠下的地方,取出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插着的自来水笔,低下头,目光从眼镜上方瞄一眼黑板,再把目光透过镜片转到眼前的本子上,一笔一画地记录着。
赵老总待张老总记录完毕后,对评审组成员说:“大家对于选址有什么看法?”
评审组一时语塞。又是凌筱恬打破了沉寂说:“我认为论证组做的工作还是很充分的。从这个表上可以看出,他们比较了三个地址、两种模式下六种情况的利弊。从技术上来说,2号7号只要进行适当的改造扩建,照样能发射飞船。但我要说的是,这次进行的是技术和经济可行性论证,就要从两方面考虑。从技术上来说,‘三垂’模式肯定比原来的‘三分’模式先进。从经费来说,是比老模式多,但也能接受,即使按照‘三垂’模式新建发射场,也就10亿。”
李老总反驳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多快好省’的方案,少花钱,多办事。只要能完成载人飞船的发射,能用5亿就不用6亿,为什么非要10亿不可呢?”
李老总说完,评审组的成员像开了锅似的,除了凌筱恬之外,其他几位老总也纷纷张嘴质疑:
“我们好不容易争来这个工程,原来概算30亿就能拿下来。现在你们这块就占去10亿,其他系统怎么办?”
“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要建造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射场。”
“只要能把飞船打上去,即使技术落后点,也值得。”
李老总最后提高声音说:“同志们,我们航天的日子才稍微好过点,大家就忘记开始搞‘两弹一星’时的艰难。那时多困难呀,就那么点钱,却办了许许多多事情。”
凌筱恬听了后,再也憋不住了。她站起来大声回应说:“李老总,你说得好。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从1958年基地勘察选址开始,基地已经走过了34年。基地的一代代东风人,在那个不毛之地,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八个第一’。各位老总,你们都不止一次去过基地,每一次发射卫星张老总都到现场。那里条件艰苦,环境恶劣不说,你们知道在小点号工作的官兵之苦吗?我原来一直在4号、7号工作。男同志还好说点,女同志有家有小,幼儿园在10号,小孩上学在10号,每天下班后还要坐几十公里班车回到10号照看小孩。‘两弹一星’精神说,‘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攀登。’你们老总们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把一生都奉献给了‘两弹一星’,现在又为载人航天工程操心。同样,我们基地的广大官兵也做出了无私奉献。原来没有条件,要我们在点号,我们就老老实实在点号,但如果现在经济条件允许,可以在10号附近建发射场,那样不就可以让我们的技术人员在条件比较好的10号居住了吗?难道这么点要求也过分吗?”
李老总结结巴巴地说:“你看……你这个同志……我不是那个意思。”凌筱恬一席话,把李老总说得哑口无言。
“站着说话不腰疼。”卜溪望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地冲着李老总嚷嚷,“要不,我们换一换,我们来北京,你们上戈壁滩。”
李老总一拍巴掌,怒发冲冠地站起来说:“你这个小毛孩怎么如此不懂规矩呢!”
卜溪望一听,脸色一下子也变了。他说了以上的话后,有点后悔,感到自己太冲,讲过了头。但李老总你这不是侮辱人吗?他正想站起来给予回击时,张老总抢先站了起来,呵呵一笑,两手往前一挥一压,说:“不要扯那些废话。还是回到评审上来,要心平气和,要心平气和!”
李老总哪里能心平气和,他愤愤地说:“现在的年轻人,一触即发,一发即跳,老虎屁股摸不得。前天评审运载火箭系统时也一样,动不动就是马大总师说的,要不就是上级那位领导说的。既然上级定了,还要我们评审干啥?”
王老总也说:“我看也是,要说评审,必须先评审一下论证组的态度。”
李老总说:“还是以报告来说吧,你们在建设项目中,列了不少根本与载人航天工程无关的项目。”
张老总插话说:“这类问题所有论证组都有。真正与飞船、运载火箭、航天员有关的,所占比例也就是百分之七八十,那百分之二三十干啥了?你们有一项管理费,一下子就两三百万。干啥用了?”
闵所长连忙说:“这是上面规定的,管理费要占总经费的百分之五到十。”
“又是上面!”李老总站起来说,“上面有些人就是败家子。”
张老总说:“我们常说,中国还落后,是发展中国家,要勤俭节约,一分钱掰成两瓣花。你们可好,看到一个工程来了,就拼命往里挤项目。这哪儿成嘛!我说凡是与飞船、运载火箭无关的项目,都要砍了,不能搞搭车工程。像试验队协作楼,这些与载人飞船有关系吗?”
宾雪松说:“张老总,东风基地是个老基地,建成40多年,欠账就有很多。就拿招待所来说吧,张老总您最清楚了。7号招待所四人一间,一层楼就一个卫生间。当然,您老人家非常好侍候,从来不提什么,但从基地来说实在不好意思。所以,该列的项目,我们还得列上。既不能搞搭车工程,也不能搞钓鱼工程。”
刚坐下去的李老总又唰地站起来,说:“你看!我说话你们顶,张老总说话你们也顶。我们说一句,你们回十句。这叫啥评审嘛!我不参加了。”说完收起桌子上的资料,扭头走了。
“我也不参加了。”王老总一拍桌子,收拾东西也离开了,临走时还扔下了一句话,“没得意思!”
赵老总是组长,看到两员大将离开,连忙站起来喊道:“给我回来!”他是个干事十分认真的人,边说边追了出去。论证组的成员一看,一个个面面相觑,就连见过不少大世面的凌筱恬,也感到有点悚然。
过了一会儿,赵老总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无可奈何地望着张老总摇了摇头。
张老总倒是坐得住,他像往常一样,露出他那宽厚、容忍及遇事不惊的特有笑容,看了看对面论证组的成员,又看了看评审组的成员,说:“出了点故障。过去我们执行发射任务时,有故障就排除,排除了故障就会成功。我看啊,论证组胃口大了点,评审组又急了点。今天还说不到一块,这是第一次嘛,也没啥。”说完,眼睛望着对面的论证组,喊了声,“闵所长!”
“到。”闵所长站起来以军人的姿态响亮回答。
“坐下。”张老总挥手示意他坐下,“你们也不要那样焦急让我们评审。直截了当地说,我不同意上‘三垂’模式。你们那里的确太艰苦了,能收缩到10号更好。但你们不能光靠嗓门大,要用数据说话,让人口服心服。我再提醒你们注意,‘三垂’模式当然先进,但这是一种全新模式,要做很多工作。从力学角度说,一枚运载火箭垂直竖在发射台上转运过去,是一个非线性的单臂梁。过载怎么样?要控制在多大速度和加速度才不会出问题?它的振动频率是多少?稳定性如何?这些都是未知数。你们模拟计算过了吗?”
闵所长说:“我们委托外单位计算了,没问题。”
张老总说:“外单位计算不算数。还得运载火箭技术设计院他们算。”
赵老总最后说:“今天不下结论。你们继续做工作,做好了我们再评审。”
宾雪松本来很不情愿回想这段插曲,但不知为何,见到了张老总几位院士,那次的评审场面还是冒了出来。评审组的老总们不认可“三垂”模式,后来也再没有组织评审,因而载人航天工程论证的总报告中,测试发射模式写的是“待定”。但论证组组长马大总师经过深思熟虑,坚决支持“三垂”模式,专门向载人航天工程论证领导小组长、国防科工委石主任和两位副组长汇报,几位领导经过慎重研究,于1993年初拍板同意发射场论证组的意见。
不过,科学家就是气度大,特别是像张老总这样的大家。当领导最后拍板决定采用“三垂”模式时,他反复做其他老专家的工作,并为“三垂”模式的实施出谋划策。
今天张老总特别高兴,不时地和宾雪松、闵所长交谈拍照。宾雪松还陪同张老总,走上活动发射平台,围着运载火箭转了一圈,兴致勃勃地问了运载火箭系统总设计师竺尔生几个有关活动发射平台的问题。
竺尔生说:“我们做了模拟计算,结果没问题。又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帮我们计算,结果一样。同时,我们做了同比模拟实验,结果很好。”
张老总听了竺尔生的回答,笑着说:“不怕有问题。我们中国人搞航天的经验就是把问题想在先,解决在先。”
活动发射平台马上就要到达发射区的导流槽边上了,宾戈明用扩音喇叭大声通报:“活动发射平台性能良好,垂直转运的几种速度指标符合要求,马上要进行减速运行。请首长们从活动发射平台下来。”
宾雪松扶着张老总走下活动发射平台。他们站在导流槽的一旁,看着活动发射平台徐徐减速,稳稳地停在导流槽正中位置。
宾雪松仰望着停在发射塔架前的运载火箭和飞船组合体,心中最大的一块石头落地了。
今天,中国最先进的航天转运新模式诞生了,也宣告中国的航天发射转运技术迈上了一个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