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职业生涯恰好跨越了1792年至1815年的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他生于1780年，父亲是一名普鲁士半薪的陆军中尉。十二岁时，克劳塞维茨在第34步兵团(当时由其远亲指挥)谋取了一个军官的职务。他并非出身军官世家，更不用说是贵族世家了。他父亲的祖上是中产阶级的学者，在七年战争的危急时期被腓特烈大帝封为军官——当时普鲁士军团的排他性壁垒不得不降低，以接纳中产阶级。他在那场战争结束后便退役了，正如他和家人所说的那样，这并非因为他在服役期间受了伤，而是因为腓特烈裁减了军官队伍，仅仅保留了原来的那些核心人员，即出身名门的容克贵族。因此，即使克劳塞维茨进入王室，成为王室随从，他在气质上仍然是一个局外人。腓特烈·威廉三世和宫廷里的其他人对待他的方式表明了人们是如何看待他的。

克劳塞维茨一直有点内向，性格孤僻而羞怯，书生气十足，气质有些高傲。他自学成才，对任何可以涉足的领域都如饥似渴，这些领域除了军事、哲学、政治之外，还有艺术和教育。在所有的这些领域里，他都是一位多产的、几乎有些强迫症的作家。从他二十岁到1831年去世，克劳塞维茨的写作仅因为军事活动的需要而短暂中断过。同时，他的著作至今都没有完整的版本。但是，在克劳塞维茨孤僻的性格、书生气十足的外表下，却燃烧着一颗追求荣耀的野心，这样的野心与司汤达笔下的于连·索雷尔不相上下。这份野心被他深埋在心底，只有在给妻子写信时才会表露出来。他的上司授予了他一连串的职位，因为这些职位最适合发挥他的才智，这些决定或许是对的，但是他在这些职位上，却始终都没能实现自己的抱负。然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一野心，他对战地指挥官所具备的素质、必须承受的道德上的巨大压力及对血腥的战斗场面的分析，才有了一种特有的力度。战争中的这些血腥场面是他所有写作中最为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折服的最精彩之处。克劳塞维茨所有的作品都带有一种**气质留下的印记，他富有**的性格经常与其强大的分析式的头脑相互斗争，前者有时也为后者服务。

克劳塞维茨绝不是一个纸上谈兵的人。他在年仅十三岁时就接受过战火的洗礼，当时的普鲁士军队在第一次反法联盟的左翼，控制并击退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军队，他们先是在莱茵河上作战，然后在孚日河上作战。他们穿过宽阔的河谷，在那些树木繁茂、陡峭的山路上艰难跋涉。克劳塞维茨就是在那时获得了对这些地形真切的了解。在《战争论》的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段经历对他的影响。1795年《巴塞尔条约》(Treaty of Basel)的签订结束了这场战争，普鲁士退回到极不稳定的、自欺欺人的“不结盟”状态，直到十一年后，它才从这种状态中被残酷地唤醒。在这段时期的头五年，克劳塞维茨在一个名叫尼奥鲁宾(Neuruppin)的小镇驻防。聪明的士兵从来都不会浪费和平时期服役特有的长时间闲暇。克劳塞维茨充分地利用了腓特烈大帝弟弟亨利王子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对他所在军团的军官开放。他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以猜到，他的同僚对他感兴趣的这些活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克劳塞维茨在1801年被调往位于柏林的新开办的军事学院，在格尔哈德·约翰·达维德·冯·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von Scharnhorst)的指导下学习，这对他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

沙恩霍斯特被尊称为创建德国的伟人之一，这是实至名归的。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人。他出生于汉诺威，是一名训练有素的炮兵，这两点便使他有别于主导普鲁士军队的容克贵族骑兵和步兵军官。他在第一次反法联盟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为他赢得了尊重，因此执政者任命他为第一所普鲁士参谋学院的院长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战争伊始，他就对法国革命军的表现感到困惑。在他看来，这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管教，军官数量不足，将领也多是新提拔的军士，甚至没有充足的供给系统，更不用说严整的行政结构。那么这支非凡的军队是如何抵抗欧洲列强的职业士兵，甚至打败了他们的呢？诚然，他们巧妙地利用了革命前皇家军队发展起来的、全新的、灵活而分散的步兵队形，在物资、战术和炮兵训练方面，他们也首屈一指。然而，他们在军事上取得成功的原因远不止这些。沙恩霍斯特注意到，法国军队的成功与他们背后的社会变革，以及法国民族观念的出现密切相关。要学习如何打败法国人，仅仅学习他们的军事技术是不够的——尽管这可能也是必要的，还必须考虑政治背景，以及这些军事技术产生的历史背景。柏林军事学院的教学大纲是自由的，也是专业的，沙恩霍斯特还成立了一个研讨小组，名为军事学会(Milit?rische Gesellschaft)，鼓励畅所欲言，考虑到当时正在进行的军事革命，组内的发言不受任何限制。

这就是年轻的克劳塞维茨当时所处的环境，他很快就把自己和沙恩霍斯特联系在了一起，成为一名崇拜他的弟子。在导师给他的和煦的阳光下，他的思想开始生根发芽。沙恩霍斯特以同样的喜爱之情回报了这位才华横溢、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这为两人后来的伙伴关系奠定了基础，直到1813年沙恩霍斯特英年早逝，这一伙伴关系才被迫结束，同时克劳塞维茨也被纳入了军事改革家团体的核心，这些人中便包括格罗曼(Grolman)、伯恩(Boyen)、格奈瑟瑙(Gneisenau)等人，他们改造了普鲁士军队，也致力于重建普鲁士国家。但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机会仍然没有到来，克劳塞维茨眼下的前景虽然很光明，却更为中规中矩。1803年，他以全年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被任命为所在团名誉团长斐迪南亲王(Prince Ferdinand)的儿子奥古斯特王子(Prince August)的侍从官。同年底，在他导师沙恩霍斯特的家里，他遇见了玛丽，并爱上了她。玛丽是冯·布流尔伯爵(Count von Brühl)的女儿，性格活泼，受过良好的教育，深受路易丝王后的喜爱。由于其家人对这段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的反对，再加上克劳塞维茨又要去服兵役，因此他们的婚姻被推迟了七年。这期间，克劳塞维茨得以通过充满**、自我表露的长信来表达自己的许多想法。结婚之后，玛丽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丈夫的事业，成为他的抄写员，并在他死后担任他的编辑，主持整理了至今他作品中最完整的版本，于1832年至1834年将其出版。

在1803年至1805年，克劳塞维茨写了大量的文章，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二十年后，在他开始《战争论》的写作时，这些思想最终成形。1806年，谨慎的腓特烈·威廉三世想竭力避免的与法国的战争还是发生了，克劳塞维茨和其他大多数爱国的年轻军官一样，对这场战争充满了急不可待的热情。他的主人奥古斯特王子受命指挥一个营，克劳塞维茨陪同他前往奥尔施塔特的战场。在那里，他参加了人生中第一次伟大的拿破仑战争，以及紧随其后的灾难性撤退。这一次的经历和他年少时期参加的枯燥乏味的行军和演练截然不同，以至于他很难把两者理解为是同一件事，即战争。最终，他和奥古斯特王子被切断了联系，并都沦为俘虏。第二年，当沙恩霍斯特和同僚在埃劳战役中挽回了普鲁士军队的名誉时，克劳塞维茨却与他的皇室主人在法国流亡，他在痛苦中饱受折磨，虽然现实条件并不算太糟糕。直到1807年签署《蒂尔西特和约》之后，他们才被遣返回国。这是一次耻辱的经历，点燃了克劳塞维茨的爱国热情，使他终生厌恶一切与法国相关的事物。

俘虏生涯结束之后，克劳塞维茨重新回到了沙恩霍斯特身边。沙恩霍斯特此时在哥尼斯堡，远离法国控制的首都柏林，致力于重组普鲁士军队。在接下来的四年里，克劳塞维茨协助他完成了重整普鲁士军事机构的任务，研究并撰写了相关课题。课题包括了可以想到的方方面面，小到战术的细节，大到政治忠诚的问题。后者对他来说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1812年春，普鲁士国王与他深恶痛绝的法国敌人结为同盟，他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对国王的忠诚，然而这一次国王实在是太过分了。克劳塞维茨和其他约三十名军官一起辞去了职务，在法国及其卫星国的军队入侵俄罗斯帝国时，再次离开了他的妻子，到亚历山大一世手下服役。

尽管克劳塞维茨不会说俄语，但他还是在俄军中谋到了顾问的职务。在博罗季诺，他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二场大战役。他目睹了撤退的法国军队渡过别列津纳河(Beresina)时的灾难性场面，并写了一篇可怕的记述文章。1812年12月，拿破仑指挥下的普鲁士军团司令路德维希·约克·冯·瓦滕堡(Ludwig Yorck von Wartenberg)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他在陶罗根投降，率部投靠了俄国人，克劳塞维茨在中间扮演调停人的角色。后来，约克在哥尼斯堡建立起了普鲁士民族抵抗中心，克劳塞维茨负责组织人民武装。1813年春，普鲁士国王最终抛弃了拿破仑，克劳塞维茨返回柏林，再次回到沙恩霍斯特身边，帮助他组建新的军队，调动起霍亨索伦王朝臣民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让这些人开始以德国人自居。

当1813年的战役开始时，克劳塞维茨同军队一起前往战场，但他依旧没有获得他迫切需要的指挥权。国王仍然没有原谅克劳塞维茨之前离开他的不忠行为。又过了一年，他才重新允许克劳塞维茨为他效力。所以，在莱比锡战役期间，克劳塞维茨在担任普鲁士陆军司令格布哈德·冯·布吕歇尔元帅(Gebhard Leberecht von Blücher)的顾问时，身上穿的仍是俄罗斯军官的制服。1814年，当他被普鲁士军队重新接纳时，他只负责指挥一支不起眼的名为“德国军团”的部队，驻扎在远离法国主战场的德国北部。直到1815年，他才最终被普鲁士总参谋部接纳，被任命为约翰·冯·蒂尔曼(Joham von Thielmann)将军第三军团的参谋长。这支部队位于盟军在比利时的最左翼，在埃曼努尔·格鲁希元帅(Emmanuel, marquis de Grouchy)的指挥下顽强地抵抗一支于其两倍规模的部队。当时的拿破仑曾在滑铁卢战役前试图突破盟军中心，却没有成功。在并不引人注目的位置上，第三军团对盟军胜利的贡献毫不亚于威灵顿或布吕歇尔麾下的任何一支队伍，但克劳塞维茨再次感到自己受骗了。他没有参与追击法军，他在战场上赢得荣誉的希望永远地破灭了。

沙恩霍斯特已经去世，但他普鲁士军队改革派领袖的地位和克劳塞维茨主要赞助人的身份，被另一位名叫奥古斯特·冯·格奈瑟瑙的非普鲁士人取代。格奈瑟瑙被任命为普鲁士驻西方部队的总司令，克劳塞维茨成为他的参谋长。他们位于美因茨的总部在柏林有着民族主义(甚至激进主义)盛行的名声，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危险的思想独立性。首先是格奈瑟瑙被召回柏林，1813年克劳塞维茨也被召了回去，以便当局能将两人置于更严密的监视之下。在柏林，克劳塞维茨被任命为柏林军官学校(Allgemeine Kriegsschule)的校长，但他在那里对普鲁士军官团的政治甚至军事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他的职责完全是行政方面的，在他最初提出有关改革的建议遭到拒绝后，他就再没有作出任何努力来实现和发展自己的这些提议了。

十二年来，克劳塞维茨一直过着不受打扰的生活，撰写有关拿破仑战争的研究报告，为他早在1816年就计划写作的《战争论》撰写草稿。1830年，在克劳塞维茨被派往布雷斯劳的一个炮兵大队担任指挥时，这些草稿都还没有完成。后来，巴黎和波兰同时发生了起义，似乎有可能会爆发一场新的战争，他便又回到了当时指挥普鲁士军队的老上司格奈瑟瑙那里担任参谋长。战争的危险过去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名更为可怕的对手——从东方蔓延而来的霍乱。克劳塞维茨的最后一项任务是组建并严守一道警戒线，防止疫情进入德国，但如何防止疫情的传播是他的战略洞见无法解决的问题。1831年11月16日，他自己也不幸染上了这一疾病，患病后的24小时内便死于布雷斯劳，享年五十一岁。

尽管克劳塞维茨从未获得他所渴望的独立指挥权，但是他与他同时代许多的军官一样，获得了几乎史无前例的战争体验。他在1792年加入的军队是腓特烈大帝的一支小规模人员组成的单纯的专业部队。1813年至1815年，他服役于一支以义务服役为基础的强大的国民军(他为之付出了很多努力)，这支国民军由以地域为单位的志愿军组成，有一个愤怒的、自我意识已经觉醒的民族国家作后盾。他早期经历的是18世纪的运动战和攻城战。在40岁之前，他就已经参加了战争史上一些最伟大的战役，目睹了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直抵莫斯科，最终又被击退，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值得期待的希望。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军事行动而产生的结果，然而，克劳塞维茨在年轻时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军事行动的成功或失败不能只用战场上的表现来解释。军事分析若想给后世留下任何实际的价值，就必须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

思想背景

在克劳塞维茨提出他的战争理论之前，并不乏将科学原理应用于战争行为的努力。在整个18世纪，随着宇宙中越来越多的秘密被科学探索所揭示，随着理性逐渐取代了风俗和迷信，人们开始对当时死板、浪费又充满不确定性的战争越来越不满。18世纪伟大的萨克森王国的莫里斯王子写道：“每一门科学都有原则和规则，只有战争例外。”在职业军人中，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遗憾——原因我将在稍后探讨，“开明的”平民思想家哀叹，战争应该作为野蛮的历史遗留物而存在下去。这种意见在整个欧洲十分普遍。但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这种意见在普鲁士更加强烈。

首先是七年战争(1756—1763)的经历，当时普鲁士的领土不断地被侵夺，国家和人民的财富消耗殆尽。普鲁士的知识分子都对战争深恶痛绝，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和英国一样，而腓特烈大帝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这种情绪的蔓延。他的一生都与战争相伴；其次，腓特烈大帝有意恢复其祖先的军事政策，将中产阶级从军官队伍和军队里排除出去，让他们自由地赚钱，因为自然资源匮乏的普鲁士迫切地需要这些资产来维持其在欧洲的地位。因此，普鲁士的中产阶级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认为国王的战争与他们无关，而这种印象很容易变成这样一种认识：如果不是国王带着贵族打仗，这些战争根本不可能发生。从1780年起，许多普鲁士作家都认为，只要国家的事务掌握在充满理性、有人道的人手中，世界就会享有永久的和平，伊曼努尔·康德便是其中一位。这一观点在普鲁士大学和知识界占主导地位，直到耶拿的灾难震惊了他们，唤醒了他们的政治意识，由此便引发了一场新的民族主义运动，并在后续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

专业的军事作家自然不赞同这些观点。尽管如此，人们越来越普遍地认为，在专家手中，战争可以运用种种技巧和节制，可以做到不再有伤亡。军事思想家寻求的是建立在坚实的、可量化的数据基础上的理性原则，这些数据可以把战争的行为归结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分支，一种完全消除了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理性活动。对一些人来说，这些数据是通过对地形的测量而得出的；对另一些人来说，它们是通过计算供应需求和行军表而得出的；对还有一些人来说，是通过补给线与前线或军队与其基地之间的几何关系提供的。用威尔士军事冒险家亨利·劳埃德(Henry Lloyd)的话来说，所有人都相信：“只要懂得这些道理，就能精确地发动军事行动，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发动战争。”

但是，当人们在军事领域寻求科学确定性的时候，研究人类活动的其他思想家却开始质疑科学确定性的概念，即牛顿宇宙中的一个客观事实是由人类之外的力量和原则所支配的。英国哲学家贝克莱和休谟认为，人不是被动地观察和吸收知识，而是通过观察的过程创造知识，并通过自己的意识塑造世界，这一观点在德国已根深蒂固。克劳塞维茨不需要阅读其同时代人康德的著作(也没有证据表明他读过)就能熟悉构成康德哲学基础的这些思想。他还吸收了那些随着希腊主义复兴而重新被纳入哲学的思想，这些思想对年轻的黑格尔的著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便包括苏格拉底对理念和表现的区分，对绝对的、不可达到的理念和现实世界中不完美的、靠近它的事物之间的区分。年轻的克劳塞维茨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这样的思想：18世纪90年代，当他在尼奥鲁宾读书时，康德的弟子基泽威特(Kiesewetter)正在他就读的军事学院阐述康德的哲学；在他移居柏林之后，当地的知识分子圈子里也充斥着这样的思想。他对教育的兴趣使他接触到像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这样的作家的观点，即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是利用知识来发展个性，使其最终达到完美的实现。对美学理论的研究让他意识到，艺术家不仅仅是通过学习和应用一套既定的规则而取得成功。相反，这些规则只有在伟大艺术家创作出实际作品，成为标志后，才有意义，而且这些规则和观念肯定会随着新一代创新的艺术家对其主题的理解和修改而丰富。所有的艺术，所有的思想(正如克劳塞维茨本人所表达的一样，思想就是艺术)，都是一种创造性的，而不是模仿或衍生的活动。同样的道理完全适用于战争。

在思想上，克劳塞维茨在很大程度上像是他那个时代的孩子。对他来说，战争不是一种受科学规律支配的活动，而是意志或精神力量间的冲突。成功的指挥官并不是知道游戏规则的人，而是通过自己的天才来创造规则的人。战争不可预测和无法控制的不确定性因素和危险不是需要消除的障碍，而是要抓住和利用的机会。当时的环境可能会把战争简化成一种荒谬的、洛可可式的形式，但从本质上来讲，战争与之完全不同。拿破仑已经表明了这一点，而克劳塞维茨则将开始对此加以解释。

军事背景

克劳塞维茨小时候加入的军队由腓特烈大帝塑造而成，直到1806年军队被摧毁之前，没有一位领导人认为有任何理由需要改变这种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为了适应18世纪的战争形式，而这种形式本身则是由参战军队的性质决定的。这样的军队有两个主要的特征。首先，这一组织形式的目的是在战场上尽可能地集中火力。骑兵虽然几乎成了辅助部队，但仍然必不可少。步兵凭借其训练有素的火力赢得战斗，同时需要借助火炮这一围城战中主要的武器。因此，即使军队在粮食、马匹和饲料方面能够自给自足，他们也会因为对弹药不间断的需求而被拴在补给线上。虽然军队只要不断前进，就可以从村庄征用补给品，但只要他们停止一段时间，就要完全依靠仅存的资源。无论如何，他们的军官都没有让部队自己去觅食的打算。军队由被征召的农民或被强征的“志愿者”组成，因此他们很可能会利用这种觅食的“自由”当逃兵。

因此，军事行动与少数几条承载庞大补给的车队的道路相连，而这些道路大部分都有堡垒把守。因此必须先包围并攻克这些堡垒，才能进一步向前推进。同时，对役畜和骑兵马匹饲料的需求，实际上把战役的时间长度限制在了六个月，即从五月到十月。在战斗中，因为需要发出最大的火力，从而产生了线性战术，即把队伍部署成细长的线形，近距离互相开火，使得战斗变成了一种被严密策划的屠杀游戏。然而，考虑到正规军的宝贵，指挥官们会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毫不奇怪，机动战被军事理论家视为理想的战争，战役最好是在敌人的领土上进行，从敌人的村庄劫掠资源，并逐渐将其拖垮。

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想推翻的教条。他在最早发表的作品里便有对同时代理论家海因里希·冯·比洛的批判。在《新战争制度的精神》(Der Geist des neuren Kriegssystem， 1799)和《纯粹与应用战略》(Reine und angewandete Strategie， 1804)中，比洛制定了一项根据供应系统的需要，军事行动跟着供应走的战略方针。比洛把这种战略定义为“在双方炮弹射程之外的军事行动的科学”；与战略相反，战术是“在敌人面前进行军事行动的科学”。比洛认为，巧妙的战略可以减少战术，甚至有可能直接免除战役。年轻的克劳塞维茨认为这是荒谬的。他写道：“没有战斗，战略什么都不是，因为战斗是战略使用的材料，是战略使用的手段。”和所有的创造性活动一样，战争的目标是“为了既定的目标而使用的可用的手段”。因此，克劳塞维茨将战略定义为“为了战争的最终目的，而将单独的战斗联系在一起，形成整体的连接(Verbindung)”。

在克劳塞维茨25岁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前辈们没有注意到的两项原则：第一，军事演习除非是为了战斗，否则便毫无意义；第二，除非是为战争的最终目的服务，否则这样的战斗毫无意义。

政治背景

“任何战争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克劳塞维茨1804年在对战略的第一次有记录的反思中提出的观点。此时，克劳塞维茨使用的是一种直接而简单的写作方式，这与他后期作品的精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简洁地写道：“战争的政治目标可能有两种：要么彻底消灭敌人，摧毁其国家建构，要么以条款的形式让对方接受一些条件。”

当克劳塞维茨写下这句话时，他对即将在两年后感受到的全部愤怒还没有切身的体会。两年后，拿破仑几乎打垮了普鲁士。但是克劳塞维茨已经经历了十二年的战争，在此期间，战争的整个节奏都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法国革命军，他们在1792年至1795年占领了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并逼向莱茵河；随后，波拿巴又于1796年至1799年分别在意大利发动了两次闪电战，这两次闪电战的能量和目标都远远超过了之前几十年战争中单薄而微不足道的手段和目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克劳塞维茨，而是他的导师沙恩霍斯特首先意识到，法国人的军事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政治转型。早在1797年，沙恩霍斯特就在一份分析法国成功和盟军失败原因的报告中写道：“盟军在法国革命战争中所遭遇的一连串不幸，与他们自己的，同时也与法国的国内状况密切相关。”法国军队之所以能够打破所有的军事规则，是因为政治家抛弃了所有常规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约束。在人力方面，他们并不依靠训练有素、费用高昂的正规军，而是依靠爱国志愿军，他们后来还征召了数量上明显不受限制的义务兵，这些义务兵实际上是在免费服役。法国士兵要为自己寻找食物，如果他们逃跑，会有更多的人来代替他们。在战斗中，由于缺乏线性战术的训练，他们用散兵和密集的攻击纵队相结合的战术来替代：他们首先把敌方的精力耗尽，然后再压倒性地攻击对方寡不敌众的防线。有了这些不惜自我牺牲的步兵，波拿巴又给自己的军队增添了数量越来越多的大炮和训练有素、可迅速追击的骑兵。

这就是拿破仑征服欧洲的可怕的工具，但也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使用这样的工具，他愿意毫不吝惜地投入人力和金钱，并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人民认同他的目标，毫无怨言地服从他，并按照他的要求作出牺牲。事实上，必须先有一个国家。除了像法国人那样，推翻君主制，以恐怖和暴力的方式建立全民公投独裁政权之外，还有其他的建立起一个国家的可能吗？如果没有，那治疗的方法比疾病本身更加糟糕。

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都在困扰的问题，它既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也是一个关乎个人道德的问题。1806年，他在军事协会上辩论的这个抽象的问题变成了可怕的现实。耶拿的灾难不仅表明了普鲁士军队无法与法国人抗衡，还表明了霍亨索伦王朝统治下的人民认为这整个事件与他们无关，他们对皇家军队的失败漠不关心。克劳塞维茨在被囚禁法国期间，开始为本国人民身上那种可鄙的冷漠而感到焦虑。他在给未婚妻的信中写道：“我要用鞭子把这个懒惰的畜生打醒，教它挣脱开那出于懦弱和恐惧而将自己束缚起来的锁链。我将在整个德国传播一种精神态度，这样的精神态度就像一针解毒剂，它将以毁灭性的力量消除腐蚀国家精神的瘟疫。”普鲁士所面临的问题不是军事问题，甚至不是政治改革问题，而是重振士气的问题。

然而，对这种士气的重振，是否能与原先保留下的君主专制制度，以及一个对所有这些自由主义都持怀疑态度的王朝相容呢？就克劳塞维茨而言，他从未怀疑过这一点：他对这个王朝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王朝却怀疑他，也怀疑那些和他志同道合的人。他和同僚所期待的解决方案是让王朝成为民众民族主义情绪的领导者，并将这种民族主义发扬光大，而不是被其所抛弃。1813年至1815年，他提出的这个方案得到了短暂的实现。但在这之后，民众和君主的情绪再次分化，当局在压制民族主义情绪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厉害。德国的政治问题仍未解决，军事问题也一样没有解决。

如果可以把法国革命战争看作战争中一种独特的现象，那它与战争本身并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会这么认为。克劳塞维茨当然也没有。大概在19世纪20年代末，他写道：

不受任何常规束缚的战争，伴随着人们最原始的愤怒而爆发了。这是由于人民参与到了这些重大的国家事务中，而他们的参与，一部分缘于革命对每个国家的内部条件产生的影响，另一部分则缘于法国对所有人都构成了威胁。

将来还会是这样吗？从现在开始，是否欧洲的每一场战争都将动用国家的全部资源？由此说来，战争是否只能围绕影响人民的重大问题而展开？又或者，我们会再次看到政府和人民间的逐渐分离吗？这样的问题很难回答，我们也是最后敢于回答这些问题的人。但是，当我们说，一旦障碍(在某种意义上只存在于人类对可能的无知之中)被拆除，它们就不太容易再次被建立起来时，读者应该会同意我们的观点。至少在利益攸关时，双方相互间的敌意将以与我们今天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3]

因此，克劳塞维茨认识到，拿破仑战争的模式很有可能会成为未来的战争模式，没有做好战斗准备的军队将再次被彻底地摧毁，就像奥斯特利茨战役中的奥地利军队和耶拿战役中的普鲁士军队一样。他指出，如果要使人们成功地参与这样一场战争，那政治改革便是必需的，这是任何有自尊的人都必须准备付出的代价。

《战争论》的写作

1818年，克劳塞维茨在接受军事学院院长的任职时，只有三十八岁，但是他在战争方面已经有了二十五年的丰富经验，并且他也有数百页自己撰写的关于战争各个方面的文章。他已经开始把这些东西整理出来，希望能够从中提炼出一些精辟的战略见解，以供专业的读者参考，但是，正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

我的本性(一直驱使我对信息进行系统化和向前推进的本性)最终占了上风。我写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屈从于自己偏向于分析的精神，也越来越回到了一种更加系统化的方法，于是一个接着一个的章节被加了进来。最后，我打算把它们全部重新修改一遍，加强一下前期文章之间的因果关系，也许在后期的文章中，再把几个分析归纳成一个结论，从而整合出一个合理的整体。[4]

他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十二年后，当离开军事学院时，他写道：“在我死前这些只会被看成是一套有关重大军事行动的手稿，理应从这些重大的军事行动中提炼出一套战争理论。”[5]在过去的十二年里，他一直在修改、重新起草文本和收集新的材料，其中便包括对拿破仑大部分战役的原创性的研究和撰写。大约在1827年，按预定计划，他已经起草了八篇中的六篇，他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把他所有想法联系在一起的线索。这不是什么新的想法。他在二十五年前写的第一篇文章里就已经阐述过这一点，当时他强调政策的制定在确定战争目标时的重要地位，并解释了由此产生的战争的双重性质，即战争可能是有限制性的，也有可能是绝对的、极端的。

克劳塞维茨决心把这一点写成他开始重新起草的整部作品的主题，他已经满意地完成了第一章。但就在他重新开始起草的时候，他又产生了另一个想法：战争是一个“卓越的三位一体”，在这个“三位一体”中，政府的指导政策、军队的专业素质和人民的态度都发挥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他的脑子里各种各样的想法和类比是如此之多，他对精确的要求是如此之严格，即使他完成了修改，也未必对其感到满意。无论能活多久，他留给后人的很可能只是“一堆可以用来提炼战争理论的材料”。

但他仍有理由声称：

一个没有偏见、寻求真理和理解的读者会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这些材料的形式并不完美，但其中包含了他多年来对战争的反思和勤奋研究的成果。这位读者甚至还会发现，其中包含的基本思想可能会引发一场有关战争理论的革命。[6]

这些就是我们在后面即将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