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美国战略思想家伯纳德·布罗迪(Bernard Brodie)曾经作出这样大胆的评价：“这不仅是一本最伟大的探讨战争的书，而且是唯一一本。”对此，人们很难提出异议。任何试图收集军事理论文集的人，都会发现他们很难找到可与克劳塞维茨的作品相媲美的著述。其他战争学作家几乎没有任何一位能像他那样，成功地超越当时政治或技术环境对他们思想所施加的限制。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这样的战争学作家，他们的著作阐释了一代又一代人是如何思考战争的，但能够深入时代的短暂表象之下，将战争视为一项通过使用有目的的暴力来实现目标的政治活动的战争学作家，这样的人却少之又少。当然，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也是一部权威之作。在克劳塞维茨同时代人若米尼(Jomini)的作品中，在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及其古怪的同时代人富勒(J. F. C. Fuller)的作品中，也都有一些可圈可点的章节。此外，人们也能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著作中发掘出许多有趣的见解。在早期作家修昔底德和马基雅弗利的附带说明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许多智慧。但是，没有任何系统的研究能够与克劳塞维茨的研究相媲美。军事分析家通常关心的是如何为他们自己的时代和社会提供建议，而不是为子孙后代提炼智慧。

克劳塞维茨表达了一个谦虚的愿望，即他的这本书不会在两三年后就被人遗忘，而是“或许会被那些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人不止一次地拿起来”[1]。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帮助他的同胞和同时代的人。他曾是普鲁士军官团的一员，忠诚于霍亨索伦王朝，但是在面对法国大革命引发的政治浪潮时，他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这个王朝所面临的问题。他认为法国的侵略威胁在1814年至1815年虽然被欧洲列强制止了，但却并没有被消灭。如果他试图理解抽象意义上的战争，那也只是为了确保未来普鲁士及其盟友能够更迅速、更有效地对这个“世仇”发动战争。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名职业军人，专注于为同僚写作，而不是一位在政治科学学院作演讲的学者。他特意把自己的分析局限于对某个制订作战计划的指挥官直接有用的东西范围内。他具有实际工作者那种对抽象概念、主张和素材的恐惧，因为这样的抽象概念不能与实际情况直接联系起来，这样的主张不能以例证来支撑，这样的素材与手头的问题无关。当然，作为一个思想家，他试图深入问题的本质，但是他却总是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故意忽略研究对象中与自己熟悉的作战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所有方面。

他写道：“作战并非用炭粉、硫黄和硝石制造火药，用铜和锡制造火炮，而是运用现成的具有效能的武器。就战略而言，只需要使用军用地图，并不需要研究三角测量；要取得最辉煌的战果，并不需要探讨怎样建设国家、教育和管理百姓，只需要了解欧洲各国社会在这方面的现状。”[2]因此，在此意义上，克劳塞维茨故意牺牲普遍性，以追求实用性和简洁性。然而，人们可能会怀疑他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牺牲了普遍性。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批评一种不考虑经济基础的战争理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毕竟是这种经济基础导致战争成为可能，但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唤起“后见之明”。像克劳塞维茨一样，人们对拿破仑时期的研究如此深入，却并没有考虑到欧洲大陆体系在拿破仑的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他试图利用经济和军事手段来巩固和扩大其战果)，这需要对战争的性质有非常狭隘的认识。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整个海上层面的无知令人震惊，但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海洋超出了他的文化视野。普鲁士军事强国地位的确立不仅是通过军事上的胜利，也是通过经济管理方面的技能。作为这样一个国家的军事问题专家，克劳塞维茨竟然几乎完全忽视了战争的这一方面，而自腓特烈·威廉一世以来，在每一个普鲁士士兵、政治家的头脑中，首先考虑的就是这方面，这是更让人吃惊的。也许这种片面性反映了克劳塞维茨个人性格和兴趣的局限性。更有可能的是，拿破仑时期的伟大战役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并主导了他的思想。这些战争的戏剧化进程和灾难性结果，掩盖了以前普鲁士军队一直为之困扰的军事预算和行政管理问题。此时，真正重要的是军事行动的成功，克劳塞维茨一生中所经历的事件也表明，最迫切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一点，而不是与军事筹资、预算编制、采购和行政有关的更深层次的问题。

因此，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经济层面的忽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为之。他对另一个维度即技术方面的忽视是无意识的，也是更容易理解的。和同时代大多数聪明人一样，他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出生在一个革命时代，无论好坏，这一时代都有可能会改变整个欧洲社会的政治结构。但是，他并不比其他人更清楚，他生活在一个范围更广的技术变革前夕。战争的进行首先取决于两个因素：现有武器的性质和运输方式，而前者稳定了一百年不变，后者则稳定了一千年不变。在克劳塞维茨的时代，和在恺撒的时代一样，后勤是由行军者和役畜的速度和耐力决定的。和在马尔博罗公爵(Marlborough)时代一样，战术是由有效射程为50码的火器和射程为300码的大炮决定的。尽管战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了显著的进步，克劳塞维茨也在《战争论》中十分有趣地分析了这些发展的意义，他还是无从预料自己于1831年去世后的十年里，运输和军备的巨大发展，这些都是随着铁路的发展和后膛线火器的发明而出现的。

因此，《战争论》的大部分内容只对军事历史学家有意义，因为它探讨的是战术和后勤方面的细节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来应该在克劳塞维茨死后几十年内就过时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话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军事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情况下，《战争论》读者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他最初主要教育的对象，即普鲁士的军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