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怎么可能会有战争“理论”？这不仅仅是一个与士兵在性情上倾向的粗鲁实用主义相对立的问题。这样的实用主义认为建立理论是无稽之谈，认为所有不单纯是技术问题的军事问题都可以通过勇气和常识的结合来解决。克劳塞维茨确实对这种态度表示了极大程度的理解，我们即将看到，他的著作为这样的态度提供了一些辩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解释为什么在过去，甚至在他那个时代，他提出的所有理论虽然不具有误导作用，却也是不充分的。此外，他还要解释，为什么尽管有如此惨淡的记录，理论仍然可能是正确的。

除了回忆录和叙事史的作者之外，此前的战争学作家可以被分为三类。绝大多数的战争作家探讨的问题纯粹是关于军备、供应、训练和部署的实际问题，但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说，这些问题与统兵之术的关系同剑匠的技艺与剑术的关系一样。在普鲁士军队中，他无疑在许多高级军官身上看到了这种狭隘的、对于细节的关注，而这是他最急于避免的。他写道：

总的来说，军事活动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所有的这些都是在战场上部署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所必需的。在达到战争的最终目的之前，这些知识和技能会先汇合成一些伟大的成果，就像小溪在流入大海之前先汇合成河流一样。想控制它们的人必须熟悉那些融汇到战争大洋的活动。……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解释为什么在战争中，有些人往往能成功地出现在高层，甚至成为最高指挥官，即使他们以前从事着完全不同的工作。事实上，杰出的指挥官从来都不是从最博学的学者型军官中脱颖而出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一种社会地位不可能给他们带来高学历的人。[7]

对于那些被他轻蔑地说成是“专家”(Gelehrte)和“学究”(Pedant)的“博学”军官，他只有不屑。他们是必要的苦力军，必须牢牢地守在自己的下属位置上。然而，问题是，他们的专业知识与真正的指挥艺术之间存在明显的不相干性，导致第二类作家产生了一种特有的、相反的谬误，即这些唯信仰论者“拒绝相信一切理论，认为战争是人类的一种自然机能，他们只能做到天资允许他们做到的最好程度”[8]。按照这种思想流派的说法，不可能有什么“战争原则”，一切都是个人天赋的问题，既不能模仿，也无从分析。腓特烈和波拿巴的出现就像莎士比亚或莫扎特的出现一样，是不可预测的。他们是非同寻常的超常存在，寻找他们成功的秘诀纯属浪费时间。在格奥尔格·冯·贝伦霍斯特(Georg von Berenhorst)的《战争艺术的省思》(Betrachtungen über die Kriegskunst， 1797)一书中，就可以找到对这一观点最引人注目的表述。

克劳塞维茨对这一观点表示了一些同情和理解，称其只是“言过其实”而已。其实，他把批判的火力集中在了人数众多的第三个流派，这一流派相信他们有可能把战争当成一门科学来研究，从而为战争行为制定出一些不可更改的原则。克劳塞维茨承认，在有限的攻城战范围内，这或许是可行的，因为其中很多因素都是可以量化的，如枪的射程和破坏力，视线和射击角度，特定规模的驻军所需要的物资，挖掘和完成战壕所需要的时间。但正如我们所见，亨利·劳埃德和他的继任者曾试图将这种精确性扩展到整个战争行为，而在克劳塞维茨看来，他们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具有误导性的。

也许这一类中最极端的，肯定也不是最受尊敬的作家是海因里希·冯·比洛，他的作品我们之前已经提到过了。他相信供应的因素是首要的，这使他假定，军事行动成功的秘诀在于确保从军队作战的基线末端所画的线在物镜上形成的角度不小于90度，他在这个假设的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深奥的计算。安东尼·德·若米尼是这一观点的另一位令人敬畏的倡导者，他和克劳塞维茨同时代，也是克劳塞维茨的竞争对手。若米尼是一位军事分析家，他军事分析的深度、范围与可读性使他成为19世纪末德国以外最具影响力的军事作家。若米尼认为，拿破仑和腓特烈大帝的成功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公式，都可以概括为“在战场的决胜点上连续指挥自己的队伍，并尽可能地干扰敌人的通信而不中断自己的通信”，实现这一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掌握他所说的“内线”。

克劳塞维茨否认这些公式的有效性，并不是因为它们过于简单化，而是因为它们忽视了他所认为的战争的本质。它们的目标是固定的值，但是在战争中，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必须用可变的量来计算。这些公式只研究物质的数量，然而所有的军事行动都与心理力量、各种影响交织在一起。他们只考虑单方面的行动，而战争是由对立的各方在不断地相互作用下构成的[9]。

他认为，如果不考虑这些相互联系的因素，即所有信息的不确定性、精神因素的重要性，以及对手的不可预测的反应(强调了前两个因素)，任何理论都是毫无价值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人们无法衡量敌人的意图和反应，尤其在没有压倒一切的政治动机来决定其军事决策的情况下，这是特别困难的。最好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计算概率，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无论一个人的判断有多准确，其中仍然会有大量纯粹运气的因素。即使是最优秀的将军也都是成功的“赌徒”，他们有勇气坚信和坚持自己的判断。在危急时刻，再多的理论也无法告诉他们究竟应该做什么。

在克劳塞维茨看来，这便是精神力量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天平的一边是不确定性，必须把勇气和自信放到另一边，才能达到平衡”。但精神力量如此重要还有另外一个更为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所有理论家都忽略了的因素，即战争是危险的；它是如此危险，以至于没有一个未参与过其中的人能够想象它究竟是什么样子。正如他在一篇经典的文章里轻描淡写的那样，“理性之光是以一种与正常的学术猜想截然不同的方式在战争的领域里折射出来的”[10]。与其说战争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偶然性的领域，不如说它更像是一个充满了痛苦、困惑、疲惫和恐惧的领域。所有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形成了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摩擦因素，而这些就是所有军事行动所发生的环境。

战争中的一切都很简单，但最简单的事情却很困难。……无数的小事件(你永远无法真正预见的那种)结合起来，会降低总体的发挥水平，因此这会造成人们总是离预期的目标很远……军事机器……基本上很简单，也很容易操控。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它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都构不成一个整体：每一个组成部分都由零部件组成，而每一个零部件都可能会有摩擦……一支队伍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即使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人也有可能会耽误事情，有时还可能会坏事。[11]

这种事情出错的内在趋势是由外部因素，甚至是不可控因素(比如天气)所造成的。对所有军队来说，这些都是不言自明且令人畏惧的因素：英军称其为“墨菲定律”。

浓雾可能使军队无法及时地发现敌人，无法在应该开枪的时候开枪，无法及时把报告送到指挥官的手中。同时下雨天也可能导致援军不能及时到达，行军的时间由三个小时延长到八个小时，等等。

简而言之：

战争中的行动就像电阻元件中的运动。即使最简单、最自然的动作，也如在水中走路一样不容易做到。在战争中，正常的努力很难达到哪怕是一般的效果。

克劳塞维茨说，正是这种摩擦“将真正的战争与纸上谈兵区分了开来”。然而，对其重要性的理解必须是任何理论家的出发点。战场上的指挥官很少能确定敌人的确切位置或兵力，更不用说他可能会做些什么了。有时他甚至不知道自己部队的位置和情况。他很可能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即使没有受到实际的惊吓，也会感到忧虑。(他手下的人更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参谋们的后勤计算，而是至关重要但又无法估量的精神上的因素。归根结底，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取决于人的精神而不是体力。“一切战争都假定人类有弱点，并设法利用这些弱点。”[12]他还这样说过：“战争是一种通过体力的形式对人的精神和体力的考验。”“可以这样说，体力只不过是木质的刀柄，而精神道德方面的因素则是贵重的金属，是真正的武器，是打磨精良的刀刃。”

因此，《战争论》的第一篇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阐述精神力量的问题，其中便包括了指挥官的精神、军队的精神和人民的精神(并没有完全地被考虑在内)。关于后者的重要性，克劳塞维茨自然十分清楚，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曾写过大量关于这一主题的文章。在《战争论》中，他也没有忽视这一点：他在其中探讨了军事专业性和民众支持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志愿部队的合理或不合理的期望之间的关系。但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中，关键的因素必然是将军的才能和他指挥的部队的素质，而这些都是克劳塞维茨在文中探讨最多的因素。

在《论军事天才》这一章中，克劳塞维茨探讨了指挥官的素质。“军事天才”一词是他那个时代经常被使用甚至被滥用的一个术语，他曾试图消除围绕这个词所积累的虚构。对他来说，“天才”并不是超自然的，或上帝赋予的东西，而是“在某一特定职业上高度发展出的智力和才能”。军事天才和其他所有的天才一样，由“多种因素的和谐结合构成，其中的某一种能力可能占主导地位，但并不与其他的能力发生冲突”[13]。这些因素便包括高智商(他认为，只有先进的文明才能造就真正伟大的战士)，以及身体上和道德上的勇气。但是，克劳塞维茨特别强调从这些品质衍生出来的另外两个品质。第一个是直觉，即法国人说的“灵光一闪”(coup d’ceil)的品质。这几乎是一种本能，可以透过战争中的迷雾辨别出正在发生什么，以及需要做什么。这是一种对于事物本质的把握能力，使指挥官几乎不需要思考就能选择正确的路线，自然也不需要通过复杂的过程来计算各种可能性，而这些繁杂的可能性也许会使一个才能不足的人感到无所适从，陷入瘫痪的状态。

克劳塞维茨说，第二个品质便是坚持已经作出的决定的能力，即决心。一切都似乎在合谋使将军相信他的决定是错误的：相互矛盾的情报，或者更糟，根本就没有任何情报；下属的怀疑；逐渐精疲力竭的军队，必须由他自己投入更多的努力来弥补逐渐低迷的士气。

只要一个小单位能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地战斗，那便不怎么需要伟大的意志力，但是一旦情况变得困难，每当面临重大危险时，事情就不再像一台运转良好的机器那样了。机器本身会开始抵抗，指挥官需要巨大的意志力来抵御这种抵抗。随着每个人的力量耗尽，不再听从自己的意志时，这样的全体的惰性就只能逐渐取决于指挥官的意志了。[14]

决心的性质不等同于单纯的固执。它根植于富有智慧的洞察力，由智慧、道德和勇气组合而成。关于决心、坚定、固执和意志力之间关系的问题，以及关于“性格”和“智力”这两个在教学上引起了很多争论的(过去如此，现在有时依然如此)常见对立面之间关系的问题，克劳塞维茨以他敏锐和精准的笔触对其进行了深入讨论，使其具有远远超越其军事背景的内在价值。

在“军队的军事美德”这一章中，克劳塞维茨讨论了部队所需要的道德品质这一问题。他在这一点上，把激励专业部队的精神与激励武装人员的品质区分了开来，后者包括勇敢、毅力和热情等品质。

无论我们多么清楚地能在同一个人身上看到公民和士兵这两个身份，我们多么坚定地认为战争是整个国家的事情……战争这件事永远都是个别而独特的。因此，只要士兵们参与了这种活动，他们就会认为自己是某种组织行会里的成员，而在这种行会的规章、法律和风俗中，战争精神都是最重要的。[15]

任何军队的核心都会有一批专业人士，他们参加战斗并不是出于爱国主义，而是像18世纪的军队那样，纯粹出于一种职业的自豪感。对于这样“专业”的美德，克劳塞维茨毫不掩饰他的赞赏之情：

一支在极其残酷的炮火下仍然能保持凝聚力的军队；一支不被想象中的恐惧所动摇，并竭尽全力面对那些不言自明的恐惧的军队；一支为自己的胜利而自豪，即使失败了也不会失去服从命令的意志，不会失去对军官的尊重和信任的军队；一支像运动员锻炼肌肉那样，在艰苦的训练中锻炼出了力量的军队……一支对自己的武装有着强大的荣誉感而铭记自己所有这些责任和品质的军队：这样的一支军队才是真正充满了军事精神的军队。[16]

克劳塞维茨说：“这种军事精神与军队的各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和将军的能力与整个队伍间的关系是一样的。”将军只能给出总的方向。“在各个部分都需要指导的时候，军事精神必定会发挥主导作用。”[17]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没有这种精神，那就必须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以将军的卓越才能或人民的“尚武精神”来弥补。这种尚武精神只有通过频繁的战争或非常严格的训练才能形成，但即使在那种情况下，尚武精神的外表也可能具有欺骗性，正如1806年克劳塞维茨在观察了普鲁士军队遭遇的厄运之后，再清楚不过地认识到的这点。

我们应该小心，不要把一群受过战争创伤和洗礼的老兵所拥有的那种被扩大的精诚的团结，与正规军的自尊和虚荣心进行比较，正规军仅仅是被服役制度和训练拼凑起来的整体。战斗的严酷性和铁一般的纪律也许能维护一个战斗单位的军事美德，却不能创造出这些美德。……这样一支军队要想取得胜利，只有靠它的指挥官，而不是靠它自己。[18]

因此，精神因素是战争获胜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任何理论如果不能充分地考虑其内在的价值，便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它们是如何与物质因素相互作用的呢？所有的这些平凡的因素，比如后勤、武器、地形和战术，都是早期的军事作家所关注的。怎样才能把那些无形的品质理论化呢？克劳塞维茨指出，这个问题并非军方独有，在许多活动中都很常见，特别是在艺术领域。在这里，人们发现了物质世界和无形世界之间非常相似的相互作用。画家、雕刻家或建筑师用物质元素来表达精神世界那无形的、不可量化的品质。他们所用到的材料可能会限制他们这种表达，但是，至少在一位大师手中，材料并没有限制住这种表达。在美学中，理论家没有制定过任何必须遵守的规则，但天才却能以某种方式跳出这些规则。相反，理论家研究、分析并在一定范围内解释了天才的所作所为。的确，这些天才才是从事这些活动的大师。

战争也是如此。克劳塞维茨认为，只有不断地学习和借鉴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人们才能学会如何应对战争；不是研究抽象的战争，而是研究现实中的战争。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提出一套真正全面的战争理论，使人们不仅能够理解(就像理解绘画或建筑那样)大师所取得的成就，而且能够欣赏他们的成就是如何成为创造行为，而不是模仿行为的，他们的成就是独一无二的，同时还扩大了继承者的表达范围。

克劳塞维茨指的这些便是对战争史的研究，因为“在战争艺术中，经验比多少抽象的事实都重要”[19]。但对战争史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对批判性思考和判断的锻炼，因为人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历史学家的叙述就一定是可靠的。克劳塞维茨警告说，大部分的历史叙述其实非常不可靠，几乎毫无用处。大多数从古代或中世纪流传下来的东西都太不完整，即使它们不完全是虚构的，也都太不准确，以至于毫无价值。克劳塞维茨准备只接受那些他能够从中获得全面和准确知识的战役作为研究素材，这实际上就将他的研究限定在过去两个世纪发生在欧洲，主要是西欧的战役上。

这些历史数据必须经过三个不同的过程。首先是历史研究本身，要从谣言、假设和虚构中筛选出事实，为实际发生过的事件建立可靠的记录。正如他年轻的同时代人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所说的那样，要“如实直书”(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对严肃的军事史学家来说，这有时是相当棘手的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始终是他的首要任务。其次是建立因果关系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解释了发生了什么事及原因。只有到那时，研究者才有可能继续应用他批判性的判断，对指挥官所使用的手段作出评价。但是，除非已经发展出某种理论和概念，不然对于在特定情况下，什么是将军应该采取的最适当的行动，这种判断是不可能的。一个理论的形成和应用，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相互作用的活动，历史知识塑造了理论，而理论则阐释了历史判断。但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如果评论沦为对理论的机械应用，那么评论的作用将完全失去意义。……评论家永远不应该把理论的结果当作规律或标准，而应该像士兵那样，把它当作判断的辅助工具。”[20]

如果说评论家在应用理论时必须谨慎，那么士兵在应用理论时，也必须谨慎。他不能指望评论家为他的问题提供所有的答案，“就像从真理机器里打印出的战争计划一样”[21]。克劳塞维茨承认，在最高领导层，理论只能提供非常有限的帮助。不确定性太大，可能性的范围太广，必须考虑的各种因素太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伟大指挥官的“灵光一闪”使他能够自己分析形势，并找到解决方案。先例不太可能成为可靠的指南，因此他必须创造属于自己的先例。不过，命令等级越低，偶然的、不可预测的因素的数量就越有限。只有在小战术的层面上，才真正有可能规定具体的程序来处理特定的情况，来编制手册和演练。如果顺从的、缺乏想象力的下属严格执行这些命令，成功率就会非常高。无论如何，这样的规定还是有必要的，因为想在较低级别找到完全可以信赖的、有足够判断力的天才军官的可能性确实非常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必须被确切地告知该做什么，只有这样，当他们在有限的指挥范围内遇到情况时，才能够作出及时的常规反应。事实上，对广大士兵来说，理论逐渐落实下来，就仅仅变成了操练。在战场上，它便成了思想的必要替代品。

但克劳塞维茨却坚持认为，即使是在最高层次，只要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理论家也能作出重大贡献。他的职责是教育指挥官拥有判断力，而不是告诉他应该做什么。至少，理论应该帮助他厘清思路：“理论的存在，使人们不必每次都重新挑选素材，并仔细对其研究一番，而是会发现它早已准备好了，井井有条。它的目的是教育和指导未来指挥官的思想，或者更准确地说，指导他进行自我教育，而不是陪他上战场。”[22]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克劳塞维茨早期的教育对理论研究的影响。他当时就认识到，聪明的老师并不把教授课程内容本身当作教学最终的目的，而是把它当作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即教学的作用是充分发掘学生的潜能。如果理论家的研究推导出了一些原则，他可能会由此制定出指导原则。(至于理论家是否会或应该这样做，克劳塞维茨持不可知论的态度。当然，他本人并没有制定过任何“战争原则”。)但是，没有任何原则或扮演的角色是有价值的，除非它们被彻底吸收。指挥官必须遵守的原则是他自己判断出的结果，而不是别人判断出的结果，当然，也不是一种客观的科学“法则”。克劳塞维茨认为，一个理论“从科学的客观形式发展到技能的主观形式”的程度越高，它就会被证明越有效[23]。这不是“知不知道”(wissen)的问题，而是“知不知道如何做”(k?nnen)的问题。

这是否意味着战争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呢？克劳塞维茨对此毫不怀疑。他宣称，“‘科学’一词应该留给数学和天文学等学科，因为这些学科的目标是纯粹的知识”[24]。但这种二分法是一种误导。所有的艺术都涉及一些科学知识的应用，而所有的科学都要运用判断，而这就意味着艺术以及任何战争根本就不属于这些需要运用判断的范畴。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一种社会活动，是人类社会存在的一部分。战争通过流血的形式解决主要利益之间的冲突，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冲突的唯一一点。我们可以更准确地将其与商业进行比较，而不是将战争与艺术进行比较，因为商业也是人类利益间的冲突。战争更接近政治，而政治反过来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规模更大的商业活动。[25]

因此，任何战争理论都是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分支，必须在政治的背景下对其加以考虑。政治是“孕育战争的子宫，战争的轮廓已经以隐藏的、原始的形式存在其中，就像生物在胚胎中的特征一样”。

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战争关系方面的理论，我将在下一章作进一步的探讨。在此，我可以恰当地把他作为理论家对实际战争所做的贡献进行概括总结。

当理论被用来分析战争的构成要素，被用来准确区分乍一看似乎融合在一起的东西，被用来充分解释所使用手段的性质及其可能达到的效果，被用来明确界定目标的性质，并在彻底的批判性调查中阐明战争的各个阶段时，它就完成了它的主要任务。理论就成为想从书本上了解战争的人的指南，它将照亮他的道路，促进他的进步，训练他的判断力，并帮助他避免陷阱。[26]但是，它永远不能确切地告诉他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