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斯皮尔伯格最有影响力的公众活动并不是被授予爵士称号和其作品所收获的荣誉，而是他对于民主党候选人，尤其是对总统比尔·克林顿和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支持。斯皮尔伯格与克林顿成了朋友，并且经常邀请克林顿到他太平洋帕利塞德斯区的豪宅做客，克林顿也邀请斯皮尔伯格去白宫做客，而且梦工厂就是在合作者们一同参加白宫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举行的晚宴时构想出来的。克林顿曾出席《勇者无惧》在华盛顿的首映并邀请斯皮尔伯格制作《未完成的旅途》。在林肯纪念堂的现场多媒体演出中，克林顿还宣读了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尽管斯皮尔伯格对克林顿处理莫妮卡·莱温斯基丑闻的方式表示失望，但在克林顿面临弹劾危机时，他还是忠诚地站在克林顿这边。

“道德不仅是由性丑闻来定义的。”1999年，斯皮尔伯格在接受《纽约时报》杂志采访时表示，“他没把这件事告诉我们中的任何人，这伤害了我，也伤害了他的朋友们。但我永远也不会问他这件事是否真的发生过，所以他也没有必要对我撒谎。每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都会谈论家庭和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从不谈论那只房间里的大象[1]。”

公共记录显示，从1997年到2009年，斯皮尔伯格资助了多位政治候选人共计470 100美元，而凯特·卡普肖则资助了190200美元。斯皮尔伯格资助的唯一一位共和党候选人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参议员阿伦·斯佩克特(3000美元)，他后来成了民主党人(从斯皮尔伯格那里又得到了2400美元的资助)。但斯皮尔伯格、卡岑伯格和电视制片人哈伊姆·萨班在2006年联合支持了共和党加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连任。2009年，斯皮尔伯格、卡岑伯格和格芬都支持民主党议员杰里·布朗[2]竞选州长。斯皮尔伯格的最大政治资助给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和民主党国会竞选委员会。

2008年，他和妻子还向反对8号议案的运动捐赠了10万美元，8号议案在加州禁止了同性婚姻。史蒂文和凯特表示，反同性恋的歧视“在加州宪法或其他任何宪法中都已无立足之地”。7年前，尽管他是美国童子军的终身支持者(该组织曾对他早期的一些电影制作给予支持)，他还是辞去了国家顾问委员会的职务，以抗议该组织对同性恋的禁令。他说：“在过去的几年里，看到美国童子军积极、公开地参与歧视同性恋的活动，我感到非常难过。真耻辱。我曾以为童子军代表平等的机会。”

在2008年美国总统初选期间，斯皮尔伯格为了对冲风险，给巴拉克·奥巴马、希拉里·克林顿、约翰·爱德华兹[3]和比尔·理查德森[4]每人捐赠了2300美元，他和梦工厂的合伙人们还为奥巴马举办了两场重要的竞选筹款活动。但斯皮尔伯格在被克林顿夫妇游说后，对奥巴马的支持有所动摇，从2007年6月开始支持希拉里·克林顿。但最后斯皮尔伯格还是选择公开支持奥巴马，在2004年奥巴马首次参与美国参议院竞选时，斯皮尔伯格就对其提供了支持。2008年10月，他又为奥巴马参与总统竞选捐款3.08万美元(其中的2.85万美元捐给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旗下的某个政治行动委员会，以支持奥巴马的主要活动)。梦工厂合作伙伴的支持，在影响好莱坞自由团体从支持克林顿转向支持奥巴马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斯皮尔伯格还为2008年的民主党大会导演了一部公式化的、非个人化的纪录短片《永恒的召唤》(A Timeless Call)，向退伍军人致敬。

奥巴马赠送给史蒂文和凯特4张2009年就职典礼的贵宾旁听席票作为答谢。一位电视记者在看台上采访斯皮尔伯格是什么激发了他对奥巴马的支持，斯皮尔伯格回答：“奥巴马很年轻，他对这个国家怀有极度的乐观和勇气，最重要的是，他有很棒的想法。他是个脑袋里满是想法的总统。你看，我并不希望他成为第二位林肯……但是这不仅是总统选举，这真是新的开始。我的两个孩子在这里，因为我想要他们见证历史，这就是我们所有人今天正在做的事。”

奥巴马成为总统的4个月后，在洛杉矶出席了由梦工厂合伙人赞助的贝弗利山庄筹款活动。他对大家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不会在白宫里。”

在《拯救大兵瑞恩》上映的前夜，斯皮尔伯格说：“我回家很早，过着正常的生活。我正在履行对妻子的承诺。”然而，不管近年来他如何努力想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与日俱增的名人地位一直阻碍着他。

在爱尔兰的海滩上拍摄诺曼底登陆场景时，斯皮尔伯格接到了一个恐吓电话，让他对现实生活中的暴力感到恐惧。他在洛杉矶的律师布鲁斯·拉默告知他，一名意图伤害斯皮尔伯格及其家人的男子，在斯皮尔伯格位于太平洋帕利塞兹区的房子外被捕，而这名男子刚刚刑满释放。这位名叫乔纳森·诺曼的男子和他对斯皮尔伯格疯狂的痴迷，就是这位电影人日益成名带来的最令人不安的负面影响。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我的家庭为我的成功所付出的最惨痛的代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多年来，出于自我保护，斯皮尔伯格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正如与斯皮尔伯格合作过《一九四一》的编剧鲍勃·盖尔所说：“当他在1987年拍摄《太阳帝国》时，由于他的成功和他的生活方式，史蒂文与日常生活隔绝了。”盖尔提到，在斯皮尔伯格闻名于世之前，他是《E. T. 外星人》中的小男孩，喜欢体验和冒险的人，但渐渐地，他变成了《太阳帝国》里的那个少年，被关在战俘营中，孤独地站在高处俯瞰世界。

31岁的乔纳森·诺曼是位有抱负的编剧，住在洛杉矶，曾向梦工厂申请过工作。1997年7月11日，他第三次试图非法进入斯皮尔伯格的家中，当时身上带着一把刀，以及刀片、胶带和手铐，因此被捕。他租来的车，很像卡普肖的那辆路虎，车内发现了《E. T. 外星人》的录影带、《侏罗纪公园》的标志，还有恐龙的画像和斯皮尔伯格的照片。他带着一份当日计划，里面夹杂着杂志上关于斯皮尔伯格的文章，斯皮尔伯格妻子和母亲的信息，和他7个孩子的姓名列表(这个细节绝对让斯皮尔伯格不寒而栗)。诺曼声称自己是斯皮尔伯格的养子，警局表示，他携带的物品是“强奸套件”的一部分，准备用来捆绑卡普肖和斯皮尔伯格，而且诺曼计划让斯皮尔伯格的妻子看着自己强奸她的丈夫。

“在我的一生当中，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斯皮尔伯格在诺曼的庭审中作证，“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我有很多粉丝，有人想要我签名，也有人要给我看他们的剧本，但从未有人说过要伤害我和我的家人……我变得惶恐不安，不敢把这件事告诉妻子。”斯皮尔伯格对他的住宅附近，以及当时在伦敦的孩子们加强了安全措施。他解释说在诺曼7月15日再次被逮捕前，他非常担心自己的安全：“当时我在拍摄一部战争电影，我们有1000名士兵，使用真枪实弹的爱尔兰士兵，当时我非常担心，觉得他有可能已经来到爱尔兰，身穿美国制服，弄到了装有子弹的枪支，预谋一场国际事件。

“如果乔纳森·诺曼真的碰上我，我从心底相信我可能会被强奸、致残或杀害。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我的妻子或孩子身上……我非常担心这个人从监狱出来后可能会再次找上我。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我的心理困扰……这些想法一直挥之不去。”

1998年6月，诺曼因跟踪罪被判处25年监禁。然而，他并不是最后一个潜入斯皮尔伯格生活的跟踪者。2002年，斯皮尔伯格申请了对46岁的戴安娜·路易莎·纳波利斯的限制令，她曾经是一名社工，并声称斯皮尔伯格在她的大脑中植入了精神控制装置。同年，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理查德·哈恩的30岁演员因为擅闯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而被捕，判处两个月的监禁，并被勒令在3年内远离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家人。在另一起离奇的案件中，一位名叫阿努什尔万·D. 法赫兰的27岁伊朗移民将自己的名字改成了乔纳森·泰勒·斯皮尔伯格，并假装是斯皮尔伯格在弗吉尼亚州天主教中学的侄子。在学校官员联系了梦工厂后，斯皮尔伯格的安全顾问通知了警方，而这个冒名顶替者以伪造罪在2000年被判两年缓刑。

甚至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前，斯皮尔伯格已经雇了私人保镖，近年来保护的力度也越来越来越大。他再也不会邀请《建筑文摘》走进他家中拍摄跨页的宣传照片了。他对隐私的关注几乎到了患上恐惧症的程度，这种情绪甚至延伸到了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身上。为他的电视节目工作的动画师被告知不要向他索要签名；一名在梦工厂实习的学生被告知，如果在走廊里遇到斯皮尔伯格，不能和他打招呼。据报道，一些雇员也被要求签署保密协议。自称为“控制狂”的斯皮尔伯格，小心翼翼地控制着自己的个人宣传，监督自己电影的DVD花絮中关于影片制作的纪实报道(大部分通过制片主任劳伦特·布泽罗)，从不接受关于自己生活或工作的未经授权的图书项目的采访。他仍然频繁地接受媒体采访，但比年轻时谨慎多了。20世纪90年代末，他开始抽雪茄(“这让我看起来像约翰·福特，对吧？”)，但禁止媒体发布他抽烟的照片。他为自己日益上移的发际线而烦恼(这也是他60多岁仍然戴棒球帽的原因之一)，在他因《辛德勒的名单》而获得奥斯卡奖的当晚，他让化妆师给他秃头的地方涂上了颜色。但后来在晚会上他的妆花了，因为他总喜欢拍头和摸脸，直到凯特提醒他：“你看起来像阿尔·乔尔森[5]!”

尽管担心名声和形象，斯皮尔伯格还是努力维持着表面“正常”的生活，与妻子和7个孩子住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山顶别墅里。其中包括斯皮尔伯格的继女，女演员杰西卡·卡普肖，她后来嫁给了克里斯托弗·加维根，并在2007年生下了儿子卢克·加维根，让斯皮尔伯格当上了外公。史蒂文通常会准时下班回家吃晚饭，就像他在创建梦工厂时向凯特承诺的那样。每周有3天都会轮到他开车送孩子们上学。晚上，他会坐在家庭娱乐室的沙发上，读剧本、看电影，或趴在地板上和孩子们玩耍，卡普肖将这间娱乐室称为“史蒂文中心”。他们最喜欢的家庭活动之一就是讲故事，史蒂文会带领孩子们润色共同的故事，他通过这种方式帮助孩子们分享感受，发展艺术才能。他还鼓励孩子们用家里的摄影机制作自己的电影。

“对我的孩子们来说，我不是什么名人，”斯皮尔伯格在1999年说，“我只是个父亲。我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就越轻松。”大卫·格芬指出：“不同年龄段的7个孩子让史蒂文葆有年轻和活力。他同孩子们一起看电影、玩游戏，这使他依然保持孩提时的童真。”但是，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育停滞”，后来解决了一些关于父亲角色根深蒂固的矛盾之后，斯皮尔伯格已经愉快地适应了小家庭和业务上“大家庭”中的家长角色。“他现在是个成熟的大人了，”他的父亲在1997年说，“最大的原因就是他的家人。凯特是个聪明可爱的女人。她下定决心要得到他，这是她聪明的地方。她对待他的方式表现出她的爱意。”

卡普肖似乎很满足于自己作为这个充满活力的大家庭的总管角色(斯皮尔伯格一家也经常在他们位于纽约东汉普顿的乡村别墅居住)。但在1998年，她曾罕见地公开评论过自己的婚姻，她暗示与斯皮尔伯格的关系在涉及自己的事业时有点紧张：“我认为他应该允许我追求自己的事业，而并不是通过他想要的那种方式来控制我。”在1999年，梦工厂赞助了卡普肖出演并参与制片的一部电影《情书》(The Love Letter)。这部不温不火的浪漫喜剧由于她缺乏情感的表演，票房惨淡。之后除了几个不重要的电视角色，卡普肖的事业一直停滞不前。

斯皮尔伯格在处理大多数人会遇到的日常生活问题时超然冷静的态度，也许可以从一句评论中看出，当时他正接受2004年的电影《幸福终点站》的DVD版花絮的采访。《幸福终点站》是一部卡夫卡式的喜剧，汤姆·汉克斯扮演的东欧人被困在纽约的约翰·F. 肯尼迪国际机场数周。演员和剧组工作人员被要求讲述他们最糟糕的机场恐怖经历，除了斯皮尔伯格，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故事。尽管他那长长的恐惧症清单中仍然包括对飞行的恐惧，但他说：“我不记得我有过关于机场的恐怖经历，我从来没有被扣留在机场，从未被调到经济舱，从来没有被盘问过，从来没有被搜查过，除了现在用探测器进行的常规搜查之外。我从未在机场有过争吵，除了唯一一次争吵是受到狗仔队和记者的骚扰。所以我很幸运。”乘坐头等舱，被安置在贵宾休息室，很可能会使一个电影制片人变得自视清高，但这些并没有影响斯皮尔伯格对汉克斯扮演的维克多产生共情，他“对维克多的故事感到一种直接的关联……这个流离失所的人在寻找生活。”在这部影片中，导演丝毫没有忘记如何处理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挣扎。

曾与斯皮尔伯格合作过《辛德勒的名单》和之后所有斯皮尔伯格作品的摄影师雅努什·卡明斯基在2009年说：“斯皮尔伯格不是怪咖，他很全面，像他这样的人很容易失去一些东西。我很尊重他维持‘半正常’的生活，这对任何电影人来说都非常重要。不能脱离现实感。”斯皮尔伯格对家庭生活和职业生活的平衡，以好莱坞的标准来看是非常成功的。《慕尼黑》的编剧托尼·库什纳指出，尽管斯皮尔伯格在工作上“不知疲倦，但内心充满了轻松的平静，而不是狂躁的能量。他对自己的工作感到由衷的快乐，我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年斯皮尔伯格与他的合作伙伴在创立梦工厂时所做的主要规定，就是该公司每年制作的电影不能超过9部。斯皮尔伯格认为这样会使工作更易于管理，不会影响他作为导演的主要角色，也不会影响他的家庭生活。虽然这个限制使梦工厂无法成为大制片厂，但其实在最初几年，梦工厂也确实很难找到足够多的好项目来填满其有限的制作计划。但很快，公司扩大了年度计划，标准明显下调(动画片除外)，这为那些更低俗的电影敞开了大门。

梦工厂早期的影片类型混杂，包括老套的动作惊悚片《末日戒备》、乏善可陈的灾难片《天地大冲撞》、做作的恐怖翻拍片《鬼入侵》(过分依赖特效而丢失了原版维尔·鲁东[6]式的微妙细节，莉莉·泰勒的精彩表演多少弥补了这一点)，以及展示斯坦·温斯顿电子动画魔法的花哨家庭喜剧片——令人生厌的滑稽闹剧《捕鼠记》、关于会说话鹦鹉的可爱故事《鹦鹉爱说笑》、搞笑但过于冗长的科幻片《惊爆银河系》。《末日戒备》之中，乔治·克鲁尼与妮可·基德曼联手将纽约从核恐怖袭击中拯救出来，对于这家新公司来说，这次不祥的初次亮相，向外界传出了一条不幸的消息，那就是尽管梦工厂进行了自我夸大的宣传，却仍然未能打破好莱坞制片厂固有的类型片模式。梦工厂聘请女性导演执导《天地大冲撞》与《末日戒备》来表明新姿态，但米密·莱德的无能削弱了这种姿态，也没能给这两部电影增添任何特色。在《末日戒备》中，她模仿了自己之前在梦工厂的电视剧作品《急诊室的故事》中的工作，不出所料地大量采用斯坦尼康拍摄边走边说台词的场景，同时让基德曼扮演的聪颖的核专家在故事的大部分时间里，被克鲁尼扮演的趾高气扬、充满男子主义的军官搅得心烦意乱。

在梦工厂的早期原创影片中，具有挑衅意味的反战讽刺电影《晶兵总动员》脱颖而出，虽然它在票房表演和媒体口碑上都不及《拯救大兵瑞恩》。滑稽的《蚁哥正传》集合了杰弗里·卡岑伯格动画部门的贡献，以及由伍迪·艾伦配音的一只神经质但具有反叛精神的工蚁，这只蚂蚁像摩西一样联合起他的子民。而另一部宏伟壮丽、激动人心的《圣经》史诗，有关摩西本人的故事《埃及王子》，也有不错的票房，美国国内票房达到1.01亿美元，全球总票房高达2.28亿美元，但依然没能对迪士尼动画造成威胁。

在经历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开端后，梦工厂在1999年凭借《美国丽人》实现了真正的突破，跻身好莱坞的主要制片厂之列。这部由艾伦·鲍尔编剧的作品，对郊区焦虑的透彻审视，超越了斯皮尔伯格自己对美国中产阶级焦虑感和空虚感的批评，描绘了一个因物质至上和不受压抑的性欲而从内部腐烂的社会。这是一部具有先见之明的影片，预见了当时的社会将很快陷入道德混乱。《美国丽人》由英国戏剧导演萨姆·门德斯与电影摄影大师康德拉·L. 霍尔以具有反讽意味的慵懒和优雅风格拍摄。该片票房大卖，并于2000年赢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奖在内的五项奥斯卡大奖。《纽约时报》的头条写道：“奥斯卡的胜利终于为梦工厂拨开乌云。”而《综艺》杂志也宣称，“好莱坞终于注意到梦工厂的到来”。次年，雷德利·斯科特的《角斗士》让梦工厂再次重磅回归冷兵器与罗马鞋的年代，在次年斩获一座小金人。这家羽翼未丰的电影公司在奥斯卡上连续的亮眼表现，颠覆了人们对其过去平庸表现的印象，同时也提升了其在业界的地位。2002年，梦工厂参与的另一部电影，由朗·霍华德执导的《美丽心灵》，讲述了冷战期间有关一名数学家不同寻常的故事，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但这部电影的美国国内发行由环球影业负责。

2000年，梦工厂凭借《哈啦上路》与《拜见岳父大人》等广受欢迎又令人捧腹的喜剧片获得了巨大票房成功，但对伍迪·艾伦的投资只换来一部他较差的影片《业余小偷》。罗伯特·雷德福优雅并引人入胜的高尔夫球主题电影《重返荣耀》创下了票房神话，却因为查理兹·塞隆拙劣演绎的南方美女和斯派克·李所谓的“神奇又神秘的黑鬼”主题而被人诟病。同年，梦工厂的动画电影《勇闯黄金城》却在票房上惨不忍睹。卡梅伦·克劳以摇滚界为背景的自传体喜剧《几近成名》和罗德·拉里的女性主义政治片《暗潮汹涌》获得了评论界的认可，但未能广泛吸引观众。罗伯特·泽米吉斯的力作《荒岛余生》则成为大热的影片，汤姆·汉克斯在片中饰演一个在荒岛上求生的男人。但梦工厂只有该片的海外发行权。

美国导演巴瑞·莱文森对20世纪70年代贝尔法斯特政治进行不落俗套辛辣讽刺的影片《发力无边》，短暂的上映后就被梦工厂草率地从影院中下映。该片沮丧的制片人杰罗姆·奥康纳起诉了梦工厂，并指控斯皮尔伯格为了自己的爵位和与英国的电影制作关系而迎合英国。奥康纳声称梦工厂在莱文森拒绝对影片做出删减后，迫于英国政府的“政治压力”，在美国“扼杀”了这部电影。梦工厂称这起诉讼“明显荒唐可笑”，并继续在美国发行该片的DVD版本。

尽管梦工厂屡次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并在商业上也屡创佳绩，但由于试图迎合各种口味的折中主义，其作为制片厂的特性仍然模糊不清。随着时间的推移，梦工厂不稳定的总体战绩和发展滞后的艺术追求变得越来越明显，梦工厂逐渐沦落到制作粗俗和种族主义低俗喜剧。比如艾迪·墨菲的《诺比特》，以及迈克尔·贝的《变形金刚》系列等愚蠢的动作电影。梦工厂在艺术上的野心并不高，引发出一个问题：如果梦工厂的大多数电影在质量上与其他制片厂没有明显差别，为什么斯皮尔伯格会抽出拍电影的时间来经营一家电影制片厂？从20世纪70年代起，斯皮尔伯格就一直是一名制片人，他偶尔也会嗜好品位低劣的电影。在某种程度上，他似乎醉心于拍摄这些低俗的影片，这让他得以涉足那些他永远不会以导演身份参与的电影。这些电影是他繁重电影制作责任的一种解脱，同时也表明他似乎仍然“沉溺于童年的扯淡”(正如宝琳·凯尔注意到乔治·卢卡斯与斯皮尔伯格在《夺宝奇兵》系列中吸收了很多老电视连续剧的桥段)。

但是，斯皮尔伯格愿意通过为梦工厂制作这些平庸的作品，更多出于务实的商业原因，是为了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这是他为了在好莱坞体系中获得更大的自由而付出的一部分代价。“有一天我意识到自己一直在为别人工作，”他在1997年说，“在我独立制作电影的同时，这些电影被版权所有人控制，也就是被提供资金的制片厂所控制。我有车，有房，有家庭，但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我总是为别人工作，我不属于我所建立职业生涯的那片土地。”

虽然经营一家电影公司似乎是将精力投向了错误的方向，但最终，这表现了斯皮尔伯格掌控自己艺术命运的决心。在2001年，他就精准定位了自己矛盾的处境，他形容自己“在好莱坞主流体系中独立工作”。而作为电影界的大亨也使斯皮尔伯格重新掌握了作为导演的绝对话语权：“我至少可以拥有让《拯救大兵瑞恩》这样的电影变得硬汉的权利，而不是听着某电影制片厂的老板说：‘你们得像其他二战电影一样，将其冲淡并过滤，也许这样我们还能够盈利。’最起码我能自己做出那个决定。就算我把《拯救大兵瑞恩》拍得太过粗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至少也是我自己做出的选择。”正如丹尼尔·M. 基梅尔在其2006年出版的《梦之队：梦工厂的兴衰——新好莱坞的教训》一书中所言，这家口味多元化的公司也“为他的电影提供了一种降低风险的手段”。制作能取悦更多观众的影片，有助于平衡《勇者无惧》或《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票房压力。斯皮尔伯格一般通过与其他公司合作拍摄他执导的电影和梦工厂的其他项目，来降低风险。

将安培林/梦工厂的总部集中在环球影城的同一块场地(斯皮尔伯格称之为他的“发源地”)，同时为其他公司工作，是斯皮尔伯格的策略，他不想像早年时与环球电视台签订的合约那样被人垄断和操纵。尽管他在好莱坞有着无与伦比的影响力，但想要自立门户是另一回事。他与合作伙伴必须适度缩小他们最初建立全方位制片厂的宏大梦想，减少在电视上的精力投入(除了偶尔制作的迷你剧，例如《兄弟连》和科幻题材电视剧《飓风营救》)，还出售了他们的互动媒体部门，专注于故事片。这项决定是对有限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也使他们更容易受到变化莫测市场的影响。

最终使梦工厂在艺术上从竞争中脱颖而出的是2001年5月上映的动画电影《怪物史莱克》。这部风格独特的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是中世纪王国里得了相思病的食人怪物(麦克·梅尔斯配音)，这部影片的票房大卖，全球总票房高达4.55亿美元。《怪物史莱克》代表了卡岑伯格对迪士尼的宣战，也证明了他有能力对抗迪士尼之前在动画电影领域的垄断。这部电影致使一系列利润丰厚的续集接连出现，《怪物史莱克2》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第一部，全球票房达到惊人的8.8亿美元，超越了迪士尼1994年出品的《狮子王》，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画电影。

卡岑伯格在《怪物史莱克》的故事情节中加入了一系列对迪士尼尖刻的嘲弄，让这部新系列动画的胜利格外甜蜜。电影开场就是怪物把一本故事书扔进马桶的插科打诨，充满了嘲弄迪斯尼童话故事的趣味。而最有趣的莫过于法尔奎德领主的城堡看起来非常像迪士尼乐园中的标志建筑睡美人城堡，还有门票销售点并对外来人群进行严格控制，这名傲慢统治者的外在形象和卡岑伯格在迪士尼的劲敌迈克尔·艾斯纳几乎一模一样。丽扎·施瓦茨鲍姆在《娱乐周刊》上评价《怪物史莱克》是“一次宫廷政变，是反抗的呐喊，标志着梦工厂的成熟，象征着这家后起之秀制片厂引领潮流的技术与肆无忌惮的反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梦工厂在真人电影领域的收入起伏不定，勉强收支平衡。新公司中发展最繁荣、风格最独特的是动画部门，斯皮尔伯格几乎没有直接参与其中。精力充沛的卡岑伯格全心全意地投入创作，向世人展现了电影制片厂的主管如何把个人风格注入到公司的产品中。而斯皮尔伯格并未完全投入真人电影的管理，他同监制沃尔特·帕克斯与劳里·麦克唐纳合作监制的许多平庸作品也让梦工厂的整体生存能力成了问题。

1999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去世，美国导演公会召集好莱坞中的成员为其举行了追悼仪式。斯皮尔伯格回忆起他和这位隐居导演之间长久的友谊。大多数观众并不知晓他们之间的关系，出于对库布里克隐私的尊重，斯皮尔伯格此前从未公开谈论过他们之间的友谊。

他们于1979年在英格兰伯翰姆伍德的索恩-百代电影制片厂相识，当时斯皮尔伯格正在那里检查他计划用于拍摄《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的录音台，库布里克也在那里为自己的电影《闪灵》搭建布景。据斯皮尔伯格回忆：“那里有个邋遢的小个子男人，留着浓密的胡子，穿着不合身的裤子，毛衣至少大了两个尺码，趿着家里的拖鞋在附近乱跑。”他手里拿着小小的潜望式取景器，这是他刚刚发明的东西。他走到我跟前，对我说：‘嘿，你想看看我搭建的场景吗？’这就是斯坦利。他看过我的电影，所以知道我是谁，但我们没有正式握手。他立马把取景器递给我，让我往里看，并告诉他的取景角度。他还用硬纸板剪出了一些小型的人物模型，然后他说，‘我就是这么规划镜头的。’之后他邀请我第二天晚上去他家吃饭。”

在接下来的20年里，他们只见过11次面，而且都是在库布里克位于英国乡下僻静的家中，但他们有过多次电话交谈(库布里克经常给斯皮尔伯格打接听方付费的电话)。在电话交谈中，这位年长的导演向斯皮尔伯格询问技术信息，还就电影制作的各个方面交换想法。库布里克想要讨论其他人的电影，以及为什么有些电影能够取得票房成功(斯皮尔伯格会说：“斯坦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电影成功而有的不能。”)。库布里克总喜欢开斯皮尔伯格的玩笑，他们也会谈论孩子和私人生活的其他方面。但多年来，库布里克从不和斯皮尔伯格谈论自己的电影项目。“这是一条单行道，”斯皮尔伯格承认，“我会告诉斯坦利我在做什么，而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他在做什么。斯坦利是个精明的调查员，他会把你所有他认为有吸引力的知识都榨干。”库布里克对于如何在拍摄期间避免公众舆论很有心得，根据斯皮尔伯格的回忆，库布里克曾告诉他：“永远不要明确地陈述电影主题或电影意义，因为那样该主题会变成唯一被记住的主题。在这一点上我听他的!”这些年来，库布里成为斯皮尔伯格的另一位代理父亲，“他是我服务过的最棒的导师”。在美国导演工会为库布里克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斯皮尔伯格还打趣地说库布里克甚至让他在卧室里安装一台传真机，以便他们在休息时间秘密交流，而最后凯特实在不愿意和《奇爱博士》的制作人分享他们的私人时间，所以拒绝了这一请求。

1985年的一天，斯皮尔伯格很惊讶，库布里克会拿他的电影计划向自己征求意见。库布里克一直在开发一部有关未来世界的电影，这个世界的人掌握了人工智能工具，造出了机器人孩子和奴仆来满足人们的生理与情感需求。这个项目根据布里安·阿尔迪斯1969年的短篇小说《玩转整个夏天的超级玩具》(SuperToys Last All Summer Long)改编，“从1982年就开始筹备了”。而后，在与阿尔迪斯共同创作剧本的尝试失败后，库布里克与伊恩·沃森合作开发了90页的脚本，并与漫画家克里斯·贝克(又名方格利亚)合作开发了1500张场景插图。其他与库布里克合作的剧作家包括鲍勃·肖、阿瑟·C. 克拉克，还有萨拉·梅特兰。库布里克在影片中融合了卡罗·克洛迪1883年的著作《木偶奇遇记》中的元素，把科幻电影改编为现代童话，使阿尔迪斯非常失望(很明显斯皮尔伯格的《第三类接触》也参考了《木偶奇遇记》，《第三类接触》借用了迪士尼的经典动画《木偶奇遇记》中的插曲《当你向星星许愿》，《E. T. 外星人》中，《木偶奇遇记》的影响也随处可见)。童话故事中，木偶制作师让一名寻找真爱的木偶男孩活了过来，而代表母亲形象的蓝仙女(迪士尼电影版中科洛迪小镇上那名蓝绿色头发的仙女)将这名木偶男孩变成了真正的男孩。而与之相对的是，在《人工智能》中，机器人小男孩对母亲过度依恋，令人感到残酷和心碎。在与库布里克初次交谈后，阿尔迪斯在他的原始故事副本上写道：“我知道斯坦利·库布里克总想着匹诺曹。他想把大卫变成一个真正的男孩!这怎么可能？!”作者后来意识到，“这个小男孩无法取悦母亲，打动了斯坦利的心”，也道出了斯皮尔伯格的心声。萨拉·梅特兰说，库布里克“从来没有把这部电影叫作《人工智能》，他总是称其为《匹诺曹》。”

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库布里克发现自己深受电影技术限制的困扰，当时把一个机器人男孩搬上银幕十分困难。他一度考虑邀请《侏罗纪公园》里的约瑟夫·梅泽罗加入团队，但他意识到，在他一贯缓慢的拍摄过程中，也许童星会长大太多，而难以保持人物形象的连续性。库布里克的妹夫该片的监制简·哈兰说，库布里克甚至以他的侄子为原型打造了一个现实大小的机械小男孩，但那个实验就是“一场灾难”。《侏罗纪公园》中运用CGI动画将恐龙变得栩栩如生，使库布里克相信他也能用相同方式创造一个机器人小男孩形象。他与丹尼斯·穆伦和其他曾在乔治·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特效部门为斯皮尔伯格电影工作的技术人员进行了头脑风暴。但是，1994年，库布里克亲自约见斯皮尔伯格，建议由斯皮尔伯格执导这部电影，而自己担任制片。库布里克对斯皮尔伯格说：“你处理这种题材要比我敏锐多了。”

这句话含糊其辞，既有褒奖，也有批评。库布里克的作品常因冷漠和厌世而受到批评，他是否认为斯皮尔伯格是一个更温暖、对人性更宽容的电影人？或者他认为斯皮尔伯格的多愁善感是这部作品所需要的，是库布里克个人品位和气质所没有的维度？在评价斯皮尔伯格从库布里克那里接手的杰作《人工智能》时，这些问题同样难以厘清。而答案则建立在两位艺术家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如何促使这部非凡电影中不同元素的融合。但是这种对斯皮尔伯格不利的批判性讨论，往往建立在简单的假设之上，模糊了两位电影人之间互补的特性。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人们总装作了解斯坦利·库布里克，装作了解我，实际上他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我们中的任何一个。最好笑的是人们认为《人工智能》中属于斯坦利的创意其实都是我的，而《人工智能》中被指责太过甜腻、柔情、感性的部分都是斯坦利的意思。”

2009年，哈兰和简·M. 斯特拉瑟斯编辑了一本关于这部电影漫长开发过程的书，这本书主要留待电影上映时让斯皮尔伯格来描述自己的优势。哈兰在书中的评论为斯皮尔伯格和库布里克双方的合作提供了一个不同视角：“‘库布里克会怎么评价斯皮尔伯格的版本？’他会为此感到骄傲的。对于一部需要吸引广大家庭观众的昂贵电影来说，斯坦利的版本太黑暗、太犬儒了。史蒂文有能力在不改变实质内容的情况下让基调更加明亮。”然而，正如书中所展示的贝克的许多概念图以及来自库布里克及其编剧们的笔记，这部电影的大部分内容都直接来源于库布里克的计划，而斯皮尔伯格版本的基调也并不轻松。太过黑暗的《人工智能》对广大的家庭观众几乎没有吸引力。

库布里克最终让步于实际问题而将导演的任务交给斯皮尔伯格，根据哈兰所说：“库布里克知道史蒂文对于此类故事有着与生俱来的天赋，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就能完成拍摄，因此，史蒂文可以在电影中启用真人小男孩。”库布里克曾提出与斯皮尔伯格共同指导此片，斯皮尔伯格认真考虑过这一建议，但他在给哈兰的书作序时写道：“虽然我很荣幸，但我仍鼓励库布里克亲自执导《人工智能》，哪怕他希望更保守。我们共同为这部电影做了好几年准备工作，一直在探讨究竟该由谁来执导。”

斯皮尔伯格最后“退缩了”，表面上是因为他觉得创造未来世界太困难了，但更有可能是因为这名自称“控制狂”的导演害怕和导师直接合作。这个项目一直处于搁置状态，直到库布里克去世后，哈兰和库布里克的遗孀克里斯蒂安找到华纳兄弟影业，提出让斯皮尔伯格执导该片。这一次斯皮尔伯格同意了。虽然库布里克缺席的情况下，斯皮尔伯格可以更自由地发挥，但斯皮尔伯格承认自己仍“无法抑制地敬仰库布里克”，遵循了库布里克的戏剧手法和视觉方案，尽可能地忠实于库布里克的设想，“我觉得我像是在被一个幽灵指引着!”

斯皮尔伯格与年长导演的关系有时会反映出俄狄浦斯式的对抗(在他与大卫·里恩和奥逊·威尔斯的关系中有所体现)，但他在《人工智能》中的工作并未被“影响的焦虑”所困扰。相反，这部电影罕见地融合了两大导演的观点，与此同时，据影评人乔纳森·罗森鲍姆所说，更是一部“斯皮尔伯格深刻的个人作品”，正如斯皮尔伯格所说，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他与库布里克关注着彼此都感兴趣的领域，而这些领域一直被广泛误解。

其实斯皮尔伯格并非像他的批评者所说的那般多愁善感。事实上，比如在《太阳帝国》中，斯皮尔伯格描绘了一名走失的男孩在战争时期锻炼出的生存技能，充分表明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涉及的是真实情感而不是多愁善感，立意远高于大多数当代导演，对于生活中最痛苦的各个方面，他从不回避。《辛德勒的名单》之后，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类在悲惨环境中历经苦难的主题越来越突显。或许也因为他不再那么在意讨好观众，他后来的作品，比如《少数派报告》与《世界之战》，都表现出了冷淡的风格，类似库布里克对人类弱点的清晰而尖锐的冷眼旁观。

《人工智能》中异常忧郁的情绪，可能受到了斯皮尔伯格2000年2月在电影的前期制作中遭遇的健康危机的影响，这种忧郁情绪让观众非常吃惊，并直接导致了许多观众对影片的抵触。一次常规体检发现了斯皮尔伯格的肾脏“出了毛病”，他在洛杉矶的西达赛奈医疗中心被泌尿肿瘤学专家斯图尔特·霍尔顿医生摘除了肾脏。到现在为止也没人知道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医生都不愿说明他的肾脏是否已经癌变)，但对53岁的斯皮尔伯格来说，这是首要严重的问题。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必然会影响艺术家的作品。斯皮尔伯格已经到了《夺宝奇兵4：水晶骷髅王国》中主持牧师所说的年纪——“生命已经停止给予我们东西，并开始慢慢夺走它们了”。

毫无疑问，库布里克看待人性的眼光比大多数伟大的电影人都要严苛，但如果仅仅把他看作一个厌世者，还是过于简单化了，而且严重误导了观众。事实上，他是一个隐蔽的人道主义者，他对人性弱点的悲观、讽刺和愤怒掩盖了他对人性的热爱。他对人类缺陷的批判源于对我们无法发挥自身精神潜力深深的失望。在《奇爱博士》中，那个拿核毁灭开玩笑的人不是在庆祝人性的泯灭，而是在哀悼人类的自我毁灭倾向。库布里克在那部电影和其他电影中的黑色幽默，源于犹太人为了战胜恐惧而笑对恐惧的传统。库布里克在其一战主题电影《光荣之路》中，运用黑色喜剧元素讲述了三个将被处决的倒霉军方替罪羊的故事，以及军队律师试图将他们从残忍的军方司法体系中拯救出来的徒劳尝试，掩盖了那部影片对人类不公正的愤怒。库布里克在《2001太空漫游》中展示了机器在智力和情感上都比人类优越，以此挑战人类愿景的误区和局限。而在影片的结尾，其在空间与时间中的跃进预示着宇航员死亡并演化成为超然的新形态，变成了星际婴儿。这可以被看作是所有电影中最有希望的结局之一，虽然正如我们所知，在转化为更高的意识形态之前，它仍预示着人类的末日。这个结局在人工智能中得到了强烈的回应。

“在设想比人类更智能的计算机时，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出现了，”库布里克观察到，“那就是在什么程度上机器智能应该得到与生物智能同等的关爱……你可能会忍不住问自己，在哪些方面生物智能比机器智能更加神圣，而你想要盲目恭维生物智能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在《人工智能》备受讽刺但精彩绝伦的结尾中，机器人男孩大卫(由海利·乔·奥斯蒙精彩出演)幻想着和“妈妈”莫妮卡(弗朗西斯·奥康纳饰演)度过最后一天，并找到了他一直试图从妈妈那里得到的爱。这个结局，和《2001太空漫游》的结局一样有着同样复杂的基调，结合了愿望的实现和毁灭，都存在于幻想的维度之中。而在《人工智能》的结局，纽约被全球变暖引起的洪水淹没，预示着人类的灭亡。部分观众对这一结局表示恼怒，毫无疑问，因为影片体现了对人类未来的悲观看法，而很多观众都认为这样的结尾是多愁善感并没有必要的，但它恰恰是电影所叙述的核心。怀有敌意的观众要么从根本上误解了结局中更黑暗的讽刺，要么是对他们所感受到的感到恐惧。正如库布里克在为此片写下的笔记中所记录的那样，“大卫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这是不可能的，可他成功地把莫妮卡变成了一个机器人。”

斯皮尔伯格理解库布里克作品和性格中隐藏的人文主义冲动：“这展现了斯坦利不为人知的一面，非常情绪化和孤独的那一面。”任何认为这个结局伤感而幸福的观众都必须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件事仅仅发生在想象中，此外，再次见到母亲，为了感受那短暂幸福时刻付出的代价是牺牲母子二人的性命。而这段情节引出了影片中心矛盾，即影片的最终结论：这个机器人男孩才真正承载着人类的情感，冷酷无情的反倒是他的父母和他遇见的其他人类。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孩是最后幸存的人类代表(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人类的使者)，这样的讽刺既感人又令人心寒。

“影片最后的20分钟完全是斯坦利的主意，”斯皮尔伯格说，“影片一开始的35到40分钟，也就是在家里发生的故事，完全都是按照斯坦利的剧本拍摄的(由于库布里克并没有为《人工智能》写出剧本，显然斯皮尔伯格指的是沃森的脚本)，这就是斯坦利的构思。”

尽管斯皮尔伯格想尽可能忠于另一个人的视角，但《人工智能》还是体现出斯皮尔伯格个人最深切的关注与痴迷。斯皮尔伯格出乎意料地亲自根据沃森的银幕故事创作剧本(斯皮尔伯格上一部独自署名编剧的电影是《第三类接触》，尽管该电影的剧本也是合作完成的)。斯皮尔伯格对库布里克的忠诚有些夸张，以此表明他对人们不愿意承认他具有同样黑暗和成熟的情感感到失望。他评论道：“事实上，《人工智能》中最温馨的部分才是斯坦利的主张，而不是我。”这种评论是标榜同样艺术主张的另一种方式，尽管斯皮尔伯格用这种方式来形容电影的开头和结尾有些奇怪，因为影片在这两处将“温馨”的场景处理得恰到好处。依照库布里克的构思和这位已故电影人为该电影设计的大部分视觉和戏剧效果，不是斯皮尔伯格的谦逊行为，而是在引导自己感受并表达出内心深处对人类局限性的悲伤与愤怒。《人工智能》是表现父母的忽视最令人痛苦的电影之一。斯皮尔伯格喜欢塑造不负责任的父母角色，因而设计了莫妮卡将孩子遗弃在森林中令人断肠的一幕，仿佛她丢弃的是一条不再喜欢的狗，这一场面令观众无比痛心，让人想起迪士尼动画《小鹿斑比》中，母鹿在白雪覆盖的草地上死去那恐怖的童话场景。因此，观众会因为震惊和愤怒而不敢去看这部电影。

随着斯皮尔伯格与父亲的和解以及《拯救大兵瑞恩》的拍摄，不负责任的父亲主题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逐渐淡化。《人工智能》最强烈地回归了他之前对不负责任母亲形象的强调。这一形象在斯皮尔伯格非常黑暗的早期作品《横冲直撞大逃亡》中令人印象深刻，又在包括《第三类接触》《太阳帝国》等其他作品中再次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中的父亲一角(山姆·罗巴兹饰演)甚至更加无情，正是他想要报废那麻烦的机器人男孩，才导致这位母亲不顾一切地想要保住男孩的生命，代价是让男孩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自生自灭。也许是斯皮尔伯格对自己的父母有了新的认识，明白了父母的离婚双方都有责任，才将自己对父母的责怪表现在了《人工智能》当中。

斯皮尔伯格称：“电影中最黑暗的部分都是由我设计的，包括机器屠宰场和其他黑暗的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库布里克一开始就想让我来导演这部电影。”尽管如此，此前曾帮助库布里克构想《人工智能》并且和斯皮尔伯格在这部电影上有过合作的克里斯·贝克坦言：“屠宰场的设计从最初我与斯坦利的构想到最终在银幕上的呈现，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贝克的图稿证明了这一说法的准确性。)斯皮尔伯格夸大了自己在机器屠宰场构思过程中的角色，又一次暴露了他的自我认识和针对影评人的防御姿态。但斯皮尔伯格的感性的一面也在机器屠宰场的部分得到了体现。机器屠宰场是对未来大屠杀的隐喻，其中“器官”(orgas，人类)通过暴力杀死不需要的“机械”(mechas，机器人)自娱自乐。这种对人类腐败的展现令人震惊，将撞车比赛的概念[7]上升到了种族灭绝的层面。同样是犹太人的库布里克在构思《人工智能》时就想到了大屠杀，并一直在计划拍摄一部有关大屠杀的电影《雅利安报告》(Aryan Papers)，但当他看到斯皮尔伯格在《辛德勒的名单》中对这一主题的出色处理后，库布里克放弃了自己的计划(据报道称放弃的原因还因为大屠杀主题让他极度抑郁)。但在机器屠宰场的段落里，我们可以看到斯皮尔伯格是如何生动地运用他的天赋来刻画人类的残暴。在《辛德勒的名单》重现了战争和大屠杀的恐怖之后，斯皮尔伯格以类似的方式来表现《人工智能》的科幻背景下，机器人在人类手中所经历的情感和身体上的暴行。

如果库布里克执导这部电影，其中一个元素会有很大的不同，那就是机器舞男乔(裘德·洛饰)，这个“善良的机器人”后来成了大卫的保护者。斯皮尔伯格将库布里克和沃特森所设计的那个更冷酷、更性感的舞男乔转变成了慈祥的父亲和保护者。而这一改动影响了胭脂城的段落，库布里克和贝克认为，在他们设计的视觉形象中，这是**裸的**。考虑到审查制度，影片将这段不宜播出的部分做了调整，而且，毫无疑问，因为斯皮尔伯格对色情一贯的试探性态度，胭脂城看起来更像是有伤风化的奥兹城，而不是未来主义的索多玛和蛾摩拉[8]。《人工智能》里机器人男孩的良知体现在他那只会走路的泰迪熊身上，与《木偶奇遇记》中的蟋蟀吉米尼相对应。(“泰迪熊是斯坦利的主意。”斯皮尔伯格说。)库布里克承认自己一直没能构思出影片中间部分的基调，即机器舞男乔和泰迪熊陪伴大卫寻访蓝仙女的过程。斯皮尔伯格更为温情地塑造了机器舞男乔，为陷在阴郁之中的观众带来了些许安慰，并进一步以另一个机器人的形式为观众展现了残留的些许人性。人类创造这个机器人是为了享乐，却给了他一颗传说中金子般的心，裘德·洛优雅的表演让人想起弗雷德·阿斯泰尔[9]，他跳出了老套形象的窠臼，尝试超越角色的堕落，赢得了观众不俗的评价。

如果说想象机器人比人类拥有更高级的情感是感性的，那也是库布里克和斯皮尔伯格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给观众带来的挑战。这部影片让我们思考：“人类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比其他生物优越？我们应该对人工智能持什么态度？人工智能究竟是恩赐还是诅咒？”机器人男孩的制造者是霍比教授(威廉·赫特饰)。霍比这个名字是斯皮尔伯格为对库布里克本人致敬开的圈内玩笑，因为库布里克称自己的制片公司为霍比电影公司(库布里克原计划将这个角色取名为尼科尔斯教授)。霍比教授本是一位弗兰肯斯坦博士那样鲁莽的科学怪人，但他以自己死去的儿子为原型制造的机器人男孩成了人类情感最后的遗存。作为一名电影人，斯皮尔伯格在娱乐和启迪观众的几十年里累积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这一影响力。2001年夏天，他要求《人工智能》的观众通过影片去思考人类自我毁灭的问题，并谴责影片中人类无情地虐待自己创造的生物的行为。斯皮尔伯格整个职业生涯中对成人残忍对待儿童和家庭失调的担忧在《人工智能》扩大为对整个世界的担忧。他拍出的画面并不美好，但也不算完全绝望。理查德·施克尔2007年的纪录片《斯皮尔伯格论斯皮尔伯格》(Spielberg on Spielberg)中，斯皮尔伯格说他的目的是“质问前来观看《人工智能》的观众，人类有知觉的行为和玩偶的行为有什么区别？你的道德判断倾向于哪一方？如何看待那些外表和行为举止都和我们一样的生物？我认为很多人被这个问题激怒了。”

即使观众不是特别欣赏或完全理解，《人工智能》得到的评价总体上还是恭敬的，但票房在上映的第二个周末大幅下滑，这是口碑不佳的信号。尽管这部制作成本约为1亿美元的电影在全球获得了2.359亿美元的票房(其中美国国内票房仅有7860万美元)，人们普遍认为它很失败。大部分内容抽象的宣传活动配上电影标题，让人想起《E. T. 外星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观众，让他们以为《人工智能》会是斯皮尔伯格又一部以儿童为主角的暖心电影。《人工智能》在日本上映时，经过重新设计的广告宣传展示了更多来自真实电影的场景，平面广告的人物剧照也取代了机器人男孩的画像，帮助电影获得了更高的海外票房，也对年轻观众更具吸引力。然而《人工智能》属于打破观众期待的电影类别，因此注定不会立刻取悦观众。这部影片不仅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也属于斯坦利·库布里克，而库布里克的大多数电影在上映之时都票房遇冷，只有当观众逐渐理解这些电影并接受其开创性之后，这些影片才会被奉为经典。不幸的是，时至今日，《人工智能》还是没有被观众所理解，但这部电影仍将是斯皮尔伯格最伟大、最不朽的经典之作。

自《辛德勒的名单》以来，斯皮尔伯格作品中的黑暗倾向越来越明显，这种情绪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持续，在《人工智能》中加以深化，2001年9月11日，纽约、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州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后，这种阴郁呈现出新的紧迫感，因为这位导演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处理的是美国国内令人胆寒的新氛围。《人工智能》首映后仅仅两个半月，便发生了“9·11”事件，片中正好有镜头描绘了被毁坏的纽约天际线，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从海面探出头来。“9·11”事件过后，公众和行业内部都向影片的制作者施压，要求剪掉影片中有关双子塔的镜头。然而斯皮尔伯格令人钦佩地拒绝参与这些虚假的爱国主义把戏，并在后续发行的家庭录像带版本中保留了双子塔的镜头。在其2005年的电影《慕尼黑》片尾，仍然展示了双子塔，这一做法明确地象征着他对这场灾难给世界政治以及美国人生活方式带来影响的关注。

[1]　房间里的大象(An elephant in the room)，英语习语，比喻一个明显的问题或没人愿意讨论的风险。——译者注

[2]　杰里·布朗(Jerry Brown)，美国政治家，两任加州州长。1975—1983年曾担任加州州长，其间政绩卓著。2011—2019年再次任职加州州长。——编者注

[3]　约翰尼·爱德华兹(John Edwards)，美国民主党前参议员(1999—2005)， 2004年民主党美国副总统选举候选人，在角逐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民主党候选人提名期间宣布退出总统竞选。——译者注

[4]　比尔·理查德森(BillRichardson)，美国重要的政治人物，曾在前克林顿总统任内，任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与能源部长。后任新墨西哥州州长。——译者注

[5]　阿尔·乔尔森(Al Jolson)，美国歌唱家、表演家，20世纪初期百老汇舞台和后来银幕上最著名的歌星和演员之一，有较为严重的秃头问题。——译者注

[6]　维尔·鲁东(Val Lewton)， 20世纪40年代美国著名的B级恐怖片制片人，为雷电华公司制作了11部电影，他的电影通常投资很少并且有个骇人听闻的片名。——译者注

[7]　参赛者各自驾驶旧车互撞，最后一辆未被撞毁的车获胜，这里指人类将废旧机器人随意摧毁。——编者注

[8]　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是摩押平原五城中的两个，因耽溺男色而**、不忌讳同性性行为，最后都被耶和华下令毁灭。——译者注

[9]　弗雷德·阿斯泰尔(Fred Astaire)，美国电影演员、舞蹈家、舞台剧演员。演出生涯长达76年，共参与31部歌舞剧的演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