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要将他们新成立的多媒体公司梦工厂从梦想变为现实，远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合伙人想象中困难得多。斯皮尔伯格于1994年提出的，建立“一个由创意和有创意的人驱动之地”的宏大愿景，那个21世纪的新式制片厂，那个包含各种形式动态影像的高科技、尖端“大本营”，却遇到了电影界最顽固的障碍。斯皮尔伯格、杰弗里·卡岑伯格和大卫·格芬发现，他们几乎无法完全独立于好莱坞体系之外。尽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斯皮尔伯格在电影大亨的责任与电影导演主要职责间挣扎时，他仍然设法保持了很大程度的电影制作自主权。

运营一家制片厂的无数问题，以及身为亿万富翁名流越来越复杂的生活，是否影响了他作为导演的工作质量？如果是这样的话，矛盾的是，这种影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的。斯皮尔伯格喜欢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尽管这会让大多数人晕头转向，但他认为这对保持自己的创造力是至关重要的。“他是个工作狂，喜欢同时进行很多工作。”格芬这样评价他。“我一生都在同时处理多项事务，”2009年，斯皮尔伯格在接受《综艺》杂志采访时表示，“我认为，过去的经验表明，我可以执导一部电影，同时也能与合作伙伴一起监督一系列复杂的开发和制作。”他补充说，身为7个孩子的父亲，忙碌的家庭生活“塑造了我的职业道德，促使我排好优先事项，这是最好的锻炼”。还有一次，他说：“我干这行够久了，已经熟知怎样才能把工作做得最好。当我只专注于一个项目而忽略其他事情时，往往会失去客观性……我会爱上自己拍摄的每一个场景，会把不是很好的事物想得很美妙。”他对付自己偏执特质的办法是阅读其他项目的剧本，协助同事完成他们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经营一家制片厂也许是多任务工作的一种极端形式，很少有其他电影人尝试过这样做，即使伟大的恩斯特·刘别谦[1]在20世纪30年代也无法做到，但斯皮尔伯格把这件让大多数人手忙脚乱的事情做得很好。

为了专心建设梦工厂，他中断了3年的导演生涯，这也是他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但这个新任务也让他焦虑，分散了他作为电影人的主要精力。1997年，在经历了些许坎坷之后，他展现出了一股新的创作力，并在接下来的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一直保持着这种创作力。作为导演，他再次迎来了职业生涯中最富创造力、最多样和最冒险的时期，不断开辟新的艺术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他拍摄了一系列不同类型的电影，以反映和审视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的创伤性后遗症，以及乔治·W.布什和迪克·切尼政府对公民自由的压制。

这些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当代问题的电影包括《少数派报告》《幸福终点站》《世界之战》和《慕尼黑》。没有任何一位美国主流艺术家，能以如此持久和野心的手法处理本世纪头10年的重大事件。在这些电影以及诸如《勇者无惧》和《人工智能》等被不公正中伤的作品中，斯皮尔伯格一次次将自己的声誉置于危险境地，他冒着艺术风险，不顾意料之中的攻击，制作出了高度个人化、饱含**的电影。他在2002年说：“现在我正处于一生中的实验性阶段，正在尝试挑战自我的事情。在我挑战自己的同时，我也在挑战观众。现在我正往各个方向尝试，只为找到自我，想在50多岁时发现自我。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和《少数派报告》这样的电影对我来说有点实验性。”

斯皮尔伯格愿意拿自己的名誉冒险，这体现了他对于自己的作品的自信；冒着票房失败的风险去拍他坚信的电影，这标志着他过去渴望被人接受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减弱，因为他已经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的世俗成功。在他五六十岁时，他的精力依旧惊人地旺盛，他多面发展并且保持高产，有意赶上好莱坞黄金时代的电影人，比如约翰·福特、维克多·弗莱明和迈克尔·柯蒂兹[2]。

1995年，当斯皮尔伯格获得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时，他回忆起当年参加第一届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的颁奖典礼时的情况，当时约翰·福特获奖，“他是一位作品总计超过130部电影的艺术家……我必须打起精神来参加。”到了2003年，一度对斯皮尔伯格颇有微词的影评人已经掉转风头，《纽约时报》的A. O. 斯科特写道，他“早就经历了辉煌的学徒期和早熟的成功，成了好莱坞的资深电影人，更重要的是，他还保护了美国电影的崇高愿景和悠久传统。”

从1997年到2010年，作为导演，斯皮尔伯格是如何在参与了数以百计的电影和电视节目的制片或执行工作的同时，完成他自己雄心勃勃作品的呢？他又是如何帮助梦工厂度过一些灾难性的财务危机的呢？

梦工厂花了3年时间才推出了第一部电影。这个缓慢的速度引起了好莱坞内外对这家新企业存活能力的质疑。《末日戒备》的独特之处在于只有该片启用了女导演(米密·莱德)，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解除俄罗斯武器威胁的故事，不算太有新意，无非是一部好莱坞任何其他制片厂都能拍出的动作惊悚片。这部电影的首映也并不顺利。1997年9月23日，在去往好莱坞中国剧院的路上，斯皮尔伯格和妻子凯特·卡普肖乘坐的林肯轿车在西好莱坞与另一辆汽车相撞。

斯皮尔伯格后来告诉《洛杉矶时报》的记者比尔·希金斯：“我们被撞出了十字路口，汽车旋转了90度，安全气囊都弹出来了，车玻璃都碎了，车内都是安全气囊爆开的酸味，车喇叭也按不动了，我才不会把这个烂场景拍进我的电影。”斯皮尔伯格由于肩部受伤被送往医院。那年晚些时候，他终于成功地参加了梦工厂影片《勇者无惧》的首映礼，斯皮尔伯格开玩笑说：“上次我想来参加《末日戒备》的首映，结果路上出车祸了。所以这次我们系上了安全带，而且开得非常慢。”

这家制片厂建立初始就许下宏伟承诺。媒体和公众热切地接受了梦工厂创始人关于打造全能制片厂的愿景，创始人也是三位冒险家：全面发展的明星导演斯皮尔伯格，曾用《侏罗纪公园》中的壮观场面令观众们惊叹不已，同年又以《辛德勒的名单》中令人震颤的题材触动了全世界的良知；精力充沛、富有远见的制片厂执行官卡岑伯格，擅长制作喧闹的当代动画电影，远远超越了迪士尼式的老套路；还有一个性急而精明的音乐制作人格芬，他靠在主流唱片公司的游戏中击败他们而发家致富。梦工厂的三位合作伙伴，有着自由的政治观点和对社会事业的慷慨支持，似乎也做好了准备，要制作出比一般的好莱坞电影更严肃的影片。而他们以创新的方式拓展技术边界的能力，使他们宣称创建一家与其他竞争者不同的制片厂非常可信，他们会在墨守成规的娱乐行业所有领域，积极地应用最新的电子技术工具。

梦工厂初创阶段带来的兴奋感，让人忘记停下来思考，要从零开始建立一家新的制片厂，与好莱坞老牌大厂及其功能完备的制作和发行体系相抗衡，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尤其是在那个制作和销售成本飙升的时代。梦工厂将门槛设得更高，宣称自己不打算按常规方式经营业务。斯皮尔伯格在1997年说：“我们不会随波逐流。每家大制片厂每年都要拍一些连自己都不想拍的电影，只为与隔壁的同行竞争。我们拍摄的电影和电视剧，首先要吸引我们自己，而不是随大流，或受上市公司的信托义务的强迫。”1999年，当这家新公司仍为在市场上站稳脚跟而苦苦挣扎时，制片主管劳里·麦克唐纳宣布：“我们不想让那些从一开始就对公司另眼相看的人失望，我们想坚守我们的初衷。”

梦工厂最开始建立的基石是它的核心理念，也就是斯皮尔伯格“发自内心地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心灵港湾，在这里，怀有相同梦想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在庇护下做他们最擅长的事情。”

在洛杉矶西部的普莱亚·维斯塔地区建造制片厂园区的计划，遭到了环保组织的反对，与土地开发商的财务协议也没有谈妥。这块土地曾经属于霍华德·休斯。环保人士不友善地将聚光灯对准了这样一个事实：制片厂的建造计划威胁到了这座城市仅存的主要湿地之一。尽管梦工厂试图向公众保证巴罗纳的一些湿地会得到保护，但将《E. T. 外星人》制作者视为青蛙敌人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的负面作用。对于市政府给这三位富有的合伙人减税的批评，也影响了公众对该项目的支持。洛杉矶非主流报纸《新时代》的一位作者谴责斯皮尔伯格是个“卑鄙的骗子”，并抨击好莱坞其他自由主义者以及自由派政客们，因为他们不愿意批评斯皮尔伯格。几个月过去了，就像这块土地的原主人休斯造出的那台承载过度的野心却无法飞行的庞然大物“云杉鹅”一样，梦工厂同样举步维艰。在普莱亚·维斯塔地区打造综合体的宏大计划，不仅体现在制片厂设施的设计上，而且体现在将娱乐工厂作为未来媒介之城的精心构想上，在美学上与现代商业和住宅发展紧密相连。

最终，当项目开发商在筹集必要资金方面遇到严重困难时，已经同意支付2000万美元购买土地的梦工厂合作伙伴被要求拿出更多自己的钱来进行建设，但在各自财务专家的建议下，他们犹豫了。1999年这个项目被放弃时，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想哭，这个项目无法实现是多么多么悲哀的事情。我真的很想，比杰弗里和大卫更想，建造一个家园，真正拥有一个活动大本营。”

但即使是斯皮尔伯格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实现这个梦想。当年，十几岁的斯皮尔伯格遇到约翰·福特时，这位经验丰富的导演就告诫他不要拿自己的钱投资电影。尽管斯皮尔伯格已经违反了这一建议，将自己的部分资产投入了梦工厂的建设，他也不愿意冒太大的险来建造这个他期望中的“大本营”。2009年底，据《福布斯》杂志估计，斯皮尔伯格的净资产为30亿美元，在全球富豪榜上排名第205位；2010年，他的资产估值与上年持平，但排名滑落至第316位。据格芬所说，斯皮尔伯格积累了那么多财富正因为他在投资上很保守：“他持有巨额的债券投资组合，这说明他不愿意冒险。”他大约80%的资产都是现金或其他流动资产。“钱对我来说不太重要。”斯皮尔伯格在1999年说。格芬对此评价道：“和大部分非常成功、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人一样，他喜欢别人付给他大笔钱。但我也不会说这是他的兴趣所在。”

启动自己制片厂的设想，被慢慢削弱到了一个更易于执行的维度。梦工厂从一个大型电影制片厂转变为一家精品电影制作公司，虽然不同寻常地备受期待，但与其他追名逐利的企业并无本质不同，在规模大大缩小但仍占主导地位的好莱坞制片厂体系的阴影下运营着。

斯皮尔伯格从一开始就对这家企业的规模表示怀疑，觉得他们本可以慢慢地，一次只拍一部电影，“我入睡前总想着我们应该更保守，行事更谨慎”。这些评论是在梦工厂发起后5个月他对《时代》杂志所说的。他还担心自己从真正的职业上分心，似乎有些后悔了。1997年他的一位同事告诉《时代》：“你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陷入的商业困境感到沮丧。他总是恳求地说：‘我只是个电影导演!’他当然还拥有更多身份，无论他自己怎么想，他还是制片厂老板、流行偶像、父亲、导师，以及一位重要的电影大亨。”这些年里，格芬和卡岑伯格比斯皮尔伯格承担了更多公司运营的责任，斯皮尔伯格把大部分功劳都归功于格芬，甚至在2008年说：“杰弗里和我就像孩子一样。”

许多好莱坞观察家也会问斯皮尔伯格问自己的那个问题：他是否更适合做导演，而不是电影大亨？作为一个初创企业，梦工厂的野心是否太大？在电影制作成本膨胀到无法控制的情况下，从零开始创建一个新制片厂对任何人来说都太具挑战性，即使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

是不是梦工厂的三位合伙人分身乏术？他们(尤其是斯皮尔伯格)是不是对制片厂日常的运作投入不足？他们的想法是否太过传统而不能真正挑战固有体制？他们的想法是不是过于传统，根本没有真正挑战到这个系统？接下来10年内和以后发生的事情无法为这些问题提供确切答案，但这些不断提出的问题表明，即使是这三位才华横溢、声名显赫的好莱坞玩家也面临着巨大困扰。

创办自己的制片厂之后，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1997)却是为另一家公司(环球)拍摄的，这对好莱坞的观察者们来说是一个警告信号。斯皮尔伯格与梦工厂的协议使他可以有偿为其他公司提供服务，结果他三分之二的电影都是为其他公司制作的，这给了他更多的自由，但削弱了他与合作伙伴的合作价值，并剥夺了梦工厂可能的重要收入来源。

注意力的转移，可能是斯皮尔伯格对其宏大的制片厂计划缺乏后续行动力的原因。他还留着自己的旧公司安培林娱乐，作为私人避难所，这是另一个对冲风险的例子。对他个人来说这可能是合理的策略，但业界和公众因此更认为他没有完全履行对梦工厂的承诺。即使卡岑伯格也承认，斯皮尔伯格对梦工厂以外的责任“比我们所有人预期的都更繁重”。《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是斯皮尔伯格1993年执导的恐龙主题票房大片《侏罗纪公园》的续集，《侏罗纪公园》曾是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直到1997年其票房纪录才被詹姆斯·卡梅隆执导的《泰坦尼克号》打破(卡梅隆最终在2009年以《阿凡达》打破了自己的纪录)。斯皮尔伯格说，他看了看自己的日志，发现“自己安排的每一次会议都与拍电影无关。那时我意识到，我最擅长的是我的合伙人希望我做的事：导演。”于是他同意拍《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

但斯皮尔伯格拍摄这部恐龙电影续集的动机十分现实，不管质量如何，都能保证大卖。斯皮尔伯格也想要掌控这部续集，因为他对环球影业制作的《大白鲨》的俗气续集嗤之以鼻。他一直不愿执导自己拍摄的《大白鲨》续集，而且拒绝拍摄《E. T. 外星人》的续集，担心会贬低原作的价值。1989年，在安培林的科幻喜剧《回到未来2》中，导演罗伯特·泽米吉斯和监制斯皮尔伯格讽刺了这些项目背后的犬儒主义，某个场景展示了2015年剧院入口处张贴着由麦克斯·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和艾米·欧文的大儿子)导演的《大白鲨19》的海报。其他导演利用《侏罗纪公园》牟利的想法令斯皮尔伯格深为厌恶。但他自己的占有欲也令人遗憾，尽管《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的全球票房达到了6.14亿美元，帮助宣传了环球影城的主题乐园“侏罗纪公园”，但他本人似乎也对这部公式化的电影感到厌倦。

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斯皮尔伯格经常在“娱乐电影”和更严肃的电影之间徘徊，比如1997年，他在《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之后拍摄了历史片《勇者无惧》，讲述了1841年非洲俘虏起义和美国最高法院最后释放他们的故事。这种艺术灵活性是斯皮尔伯格的长处，有些时候他的娱乐性更强。但那一年不是这样，《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出发点就是错误的，这部粗劣的作品完全失去了当初那种发现快乐的感觉。CGI(电脑合成图像)的奇迹使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公司能够在银幕上重现恐龙的形象，很快成了常规。尽管《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里的生物比《侏罗纪公园》里的更灵活、更生动，但其效果似乎是可以预见的，也没有对观众带来新的刺激，尤其再加上几乎没有悬念或与角色无关的故事情节。《侏罗纪公园2：失落的世界》可能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生涯中最糟糕的一部电影，是他在凭借《辛德勒的名单》获得首座奥斯卡奖后重返影坛的一步臭棋。在拍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就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沮丧的颓败，他说：“我痛打了自己……对自己越来越不耐烦……这让我很想拍一部‘有声’电影，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只是在拍一部带着咆哮的无声电影……我发现自己在说：‘就这样了吗？我不甘心。’”

迈克尔·克莱顿为《失落的世界》创作的这部阴郁的原著小说，甚至无耻地剽窃了阿瑟·柯南·道尔1912年同名小说中的标题，否则整个冒险故事可能就不存在了。克莱顿的小说缺乏《侏罗纪公园》中那种伪科学推测的娱乐性，对人物的刻画也更贫乏。展示主题公园新地点“恐龙繁殖地”的噱头，似乎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只为了蹭第一部小说和电影的热度，而没有好好开发。在一些冗长但有趣的说明性场景中，杰夫·戈德布拉姆饰演的数学家伊恩·马尔科姆博士对欺骗表示了愤怒，并试图阻挠将将恐龙带往美国大陆的疯狂计划，影片的情节也发生了转折，并最终演变成一系列机械的、嘈杂的暴力场面，只有追逐和混乱。戈德布卢姆对公园里的讽刺和尖刻的言论，反映了斯皮尔伯格自己对这些素材不加掩饰的轻蔑，这一点主要体现在影片单调的节奏、平凡的元素、黑暗和肮脏的照明风格，和斯皮尔伯格一反常态对演员的随意指导，比如朱利安·摩尔滔滔不绝地讲着枯燥的科学语句，就像在读电话簿上的内容一样。

这部乏味的剧本出自大卫·凯普之手，斯皮尔伯格不那么理性的电影都会找大卫编剧(凯普还参与了《侏罗纪公园》《世界之战》和《夺宝奇兵4：水晶头骨王国》的剧本写作)。2008年，导演给了他一个模棱两可的赞美：“当大卫有了原创的想法时，你甚至可以闻到他电脑里爆米花的味道。”凯普在《失落的世界》中客串了一名配角，在圣地亚哥一家音像店外被一只狂暴的恐龙袭击(他的角色在字幕中被称为“不幸的混蛋”)。这段半开玩笑的片段离开了单调的丛林，斯皮尔伯格的创意就活跃了起来，拿在郊区玩耍的恐龙搞笑。他还用上了一个日本游客被这个类似哥斯拉的怪物追逐的段子，为了影片的日本发行，他还添加了一个特写镜头：其中一名游客惊呼道：“我来美国就是为了躲避这个!”

《失落的世界》包含了一个全新的元素，讽刺的是这个元素招致了一些批评。马尔科姆有一个青春期的黑人女儿凯利(凡妮莎·李·切斯特饰)，凯利只是以他女儿的身份出现，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有些影评人甚至抱怨这种描写非传统现代家庭关系时，不带感情的方式“令人钦佩”；每当斯皮尔伯格处理黑人角色时，这种批评就会出现，这似乎更多地反映了影评人的偏见，而不是导演对社会局外人的真正同情。当凯莉开始向马尔科姆抱怨他太忙、太自私，无法履行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个斯皮尔伯格式的家庭主题，成了他在所有场合都要下意识地拿出来的剧情装置。但父女之间也有真情流露的时刻。当他们在岛上遇到了危险，马尔科姆向吓坏了的女儿保证：“我向你保证，我一会儿就回来。”她回答说：“但你从来没有信守诺言。”斯皮尔伯格给了她的脸一个大特写，让人感到一阵揪心的颤抖，在这部无关紧要的电影中，瞬间刺中了真相。

梦工厂推出的第二部电影《勇者无惧》(1997)获得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也是斯皮尔伯格职业生涯中票房最不成功的电影之一。“在《勇者无惧》上映第二周的周末时，我接到了亲戚们打来的电话，因为影片差劲的票房表现而安慰我，”斯皮尔伯格悲伤地回忆说。“……我说：‘嘿，你看过这部电影了吗？’‘哦，没有。’”这部电影对南北战争前美国的种族问题和废奴主义进行了尖锐的审视，但在媒体上引起的反响似乎没有那么强烈，甚至还不如一场由一位非裔美国小说家提起诉讼所引发的争议更大，她声称影片盗用了她的小说。斯派克·李[3]和其他人谴责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这一被美国历史学家和电影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的历史事件时的厚颜无耻。影评人和观众似乎都急于从影片对奴隶制和围绕它的道德问题毫不留情的审视中撤退；而正是这起诉讼让他们摆脱了纠结于真实故事的困境，同时也为斯皮尔伯格的反对者提供了抨击他无病呻吟的机会。斯皮尔伯格说：“比起《勇者无惧》的内容，人们更感兴趣的是那场诉讼。”《紫色》的原著小说作者爱丽丝·沃克当年从人们对《紫色》的批评中察觉出的潜台词(“这个犹太男孩为什么认为他能执导一部关于黑人的电影？”)，彻底覆盖了对《勇者无惧》的接受。尽管有这些烦心事，《勇者无惧》仍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影，是斯皮尔伯格最洋洋洒洒、最感人的作品之一。

青春期时，斯皮尔伯格对民权事业充满感情，这让他一生都忠于民权事业，也让他和妻子凯特·卡普肖收养了两个非裔美国孩子西奥和米凯拉。在拍摄《勇者无惧》的过程中，他说：“这部电影是为我的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而拍。他们都需要知道这个故事。”斯皮尔伯格其他以黑人为主角的作品包括《夜间画廊》电视连续剧中的《让我大笑》部分，以及《阴阳魔界：电影版》中的《踢罐子》部分。同时，他为命名不当的CBS电视台特别节目《美国新千年》拍摄了关于美国历史的纪录片《未完成的旅途》，作为1999年12月31日在林肯纪念堂的多媒体现场演出的一部分，他也启用了很多非裔美国艺术家，比如奥西·戴维斯、鲁比·迪伊和玛雅·安杰洛担任演出的解说员。新片中还有一大段讲述了民权运动(以及斯皮尔伯格痴迷的二战、流行文化、航空和太空飞行等)。在《失落的世界》中，给杰夫·戈德布拉姆设置一个黑人女儿进一步证明了斯皮尔伯格的身体力行。他对各种“异类”的长期认同反映了他个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奴隶们运到美国的“阿米斯塔德号”(La Amistad)在他先前的《第三类接触》和《一九一四》等影片中都出现过。《紫色》和《勇者无惧》受到的抨击，并没有使斯皮尔伯格放弃对种族主题的探索，也没有使他放弃对其他可能具有煽动性的社会议题的钻研，这是斯皮尔伯格的巨大贡献。

编舞和制片人黛比·艾伦是一位非裔美国人，她在1994年向斯皮尔伯格提出了拍摄《勇者无惧》的想法，因为她认为《辛德勒的名单》证明了斯皮尔伯格对这个项目的青睐。被俘虏的首领辛克的故事，让斯皮尔伯格想到了美国黑人运动家唐纳德·德弗里兹，他在20世纪70年代以这个化名担任共生解放军[4]首领。斯皮尔伯格承认，他从来没听过这个关于非洲人从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的奴隶船上活下来，在反抗他们的西班牙捕捉者之前，把“阿米斯塔德号”驶向了康涅狄格州海岸线的故事。这件事在当年成了废奴运动中的轰动事件。“真的吗？”斯皮尔伯格问艾伦，“这件事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吗？”她必须劝斯皮尔伯格克服面临强烈抵制的焦虑，就像他拍摄《紫色》面临的那样。“史蒂文，那是过去，这是现在，”她告诉他，“我认为现在人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已有所改变。”从那时起，“史蒂文就非常投入，热情满怀。”她回忆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意见一致。”斯皮尔伯格说，当她告诉他这个故事时，“我立刻想到，只要能对我儿子西奥说：‘看，这是关于你的故事。’我就会感到非常自豪。”

艾伦在1997年电影开拍前，告诉本书作者，她于1978年在她的母校霍华德大学无意中看到这个故事，当时她发现了一本约翰·阿尔弗雷德·威廉姆斯和查尔斯F. 哈里斯编辑的论文集《阿米斯塔德1号》。她说她在1984年获得了威廉·A. 欧文斯1953年的小说《黑人暴动：阿米斯特德号帆船上的起义》的改编权，决定将其改编为电影(在影片的结尾字幕中，这部小说被列为“主要的参考资料来源”)，但在《辛德勒的名单》让她相信斯皮尔伯格是实现这个项目的最佳人选之前，她曾遭到多次拒绝。

然而，小说家芭芭拉·蔡斯-里布已于1988年通过她在双日出版社的编辑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向梦工厂提交了1989年的历史小说《狮子的回声》(Echo of Lions)。梦工厂没有通过这个项目，当蔡斯-里布后来得知它要拍一部以这个主题为题材的电影时，她提出了反对，并要求支付片酬和在演职员表中提及她。在与梦工厂的和解谈判失败后，1997年10月里布又提起了价值1000万美元的版权侵权诉讼。蔡斯-里布向媒体表示：“我绝对觉得我的知识产权被绑架了。因此，我的成果被剽窃了，尽管是智力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现在不是19世纪，美国不再是种植园。”梦工厂的辩护律师伯特伦·菲尔茨回应说：“蔡斯-里布小姐表现得好像这一段美国史只归她所有，就像在说我们再也不能写关于乔治·华盛顿的故事。”

《狮子的回声》确实包含了许多与电影相似的元素，但梦工厂的律师认为，当两部作品涉及同一历史题材时，相似性是不可避免的。这部电影的戏剧性场景、人物和对话都与小说大相径庭。但从影片中的黑人废奴主义印刷工(监管梦工厂指出这个角色的原型是位黑人废奴主义牧师，当红巨星摩根·弗里曼在该片中饰演这位印刷工)，到电影开头一名奴隶从阿米斯塔德号甲板上拔出一根钉子撬开铁链上的锁等关键细节，都与蔡斯-里布虚构的故事相吻合。此外，蔡斯-里布还声称，电影署名的编剧大卫·弗兰佐尼曾与达斯汀·霍夫曼的公司合作开发电影版《狮子的回声》，弗兰佐尼也承认读过她的小说，但是弗兰佐尼否认曾参与剧本开发的事。(斯皮尔伯格邀请达斯汀·霍夫曼饰演曾在美国最高法院为阿米斯塔德号的奴隶们做过辩护的美国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但霍夫曼的档期有冲突；安东尼·霍普金斯最后获得了这个角色。)

经过一场漫长而尖刻的媒体审判，期间梦工厂的律师反诉蔡斯-里布抄袭了欧文斯的《黑人暴动》，蔡斯-里布申请禁止电影发行的禁令也未被批准，小说家与梦工厂于1998年2月终于达成了协议(没有关于财务决定的报道)。她发表了一篇免除梦工厂责任的声明：“经由我的律师们审阅过梦工厂的档案和其他文件及证据后，我和我的律师得出的结论是，斯皮尔伯格和梦工厂没有做任何不恰当的事情，因此我要求我的律师以及时和友好的方式结束这件事。我认为《勇者无惧》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我为斯皮尔伯格有勇气拍出它而鼓掌。”

但那时斯皮尔伯格的名声已经受损，因为很多作家似乎认定了他有罪。这个案子如果进行审判，结果会怎样还有待推测。当美国州地方法院法官奥黛丽·柯林斯拒绝了禁令的申请时，她说：“在早期阶段，法庭还不能断定原告(蔡斯-里布)一定能胜诉。尽管如此……法庭认为，原告对她的版权侵权索赔提出了严肃的问题。”

这一悬而未决的争论是否会否定《勇者无惧》的美学价值，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公民凯恩》也曾经被诉侵权，当时陪审团意见不一，雷电华电影公司(Radio Keith Orpheum，简称：RKO)选择庭外和解。这个被遗忘已久的小插曲，并没有损害这部电影及其导演奥逊·威尔斯的声誉。但是，蔡斯-里布对斯皮尔伯格诚信度的攻击，迎合了某些人的想法。他们一直对这位受欢迎的电影人对历史题材的间歇性尝试保持怀疑。就连《辛德勒的名单》和2005年的《慕尼黑》(讲述以色列对其运动员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遭到大屠杀的报复)，也让斯皮尔伯格受到了质疑。

《勇者无惧》基本尊重了历史事实，令人信服地戏剧化了法庭上的争斗，如同在《辛德勒的名单》中表现的大屠杀一样，集中表现了“中间通道”的残酷。但《勇者无惧》在表现戏剧冲突时更加随性。最后的剧本是由《辛德勒的名单》的编剧斯蒂文·泽里安所写，他大幅改进了对白，丰富了戏剧文本。梦工厂想将他和弗兰佐尼一起写入演职员表，但经过美国编剧协会的仲裁，泽里安的名字被排除在外。黑奴们的首席律师罗杰·鲍德温在现实中是个杰出的中年男人，未来的康涅狄格州州长，而不是电影中马修·麦康纳饰演的那个邋遢骗子，从真实人物到角色的改编是为了让他更贴近当代的观众，同时也加强了斯皮尔伯格本人对这一角色的认同感。电影对白人废奴主义者严厉的刻画似乎有些片面，电影中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成员中有7位都是南方奴隶主，并不符合史实，令人难以接受。事实上，1841年最高法院的5名成员都是北方人，其中有一位是阿米斯塔德号案的唯一持反对意见者。影片中亚当斯在法庭上11分钟的陈词，巧妙地浓缩了现实中他在两天内长达8个小时的发言。

批评影片更多地关注白人角色而非黑奴的说法并不准确，因为辛克(由非洲演员兼模特杰曼·翰苏出色地饰演)和其他非洲人角色，分配到了很长的银幕时间，以他们的母语门德语进行表演，一直占据剧情发展的中心。在一段加长的镜头中，辛克从牢房里向愤怒的亚当斯传达了一些精明的法律建议，而辛克与亚当斯在这位前总统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家中会面(这是艺术化创作，因为两人从未见过面)则是这部电影的戏剧中心。辛克说他将会召唤他的祖先与他一起上法庭，“他们必须来，因为此刻，我是他们存在的全部原因”，斯皮尔伯格缓慢的推拉镜头对准沉默的、沉思的亚当斯向前推动，非常感人，辛克认为自己作为伟人失败的儿子，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历史使命，这是他的第二次机会，通过这些非洲奴隶来塑造历史。当辛克问亚当斯他用什么陈词说服了法庭时，亚当斯回答：“你的话。”摩根·弗里曼饰演的西奥多·乔德森深入参与了奴隶的辩护工作。尽管一些影评人抱怨这个角色的刻画还不够充分，但当亚当斯称赞弗里曼是从奴隶制中崛起的英雄时，他们忽略了表现弗里曼骄傲之情的无声的特写镜头。乔德森在挑战亚当斯时的犹豫，在时代背景下是现实的，但他最终还是那样做了，不仅激怒了这位前总统，又让他感到羞愧，促使其采取行动。这种对黑人角色在那个时代控制自己命运的展示如果再直接点，就会与历史语境相悖，但泽里安最终的剧本微妙地展示了他们对历史的参与与影响。

这些斯皮尔伯格式的“异类”改变了那些周围人的人生，就像《第三类接触》中外星人给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飞跃一样。斯皮尔伯格作品的典型特征是关注局外人的积极影响，以及他们为被接纳而进行的斗争，这在《勇者无惧》的许多场景中都有体现，这些场景展示了他们是如何让他们的律师更关注他们的人权，而不仅关注案件中的财产问题；激励法官违抗腐败的总统命令；并激发出这位性情乖戾的前总统最好的一面。这位前总统对废奴主义的同情在过去没有充分表达出来，现在却已成为他毕生的使命。电影持续关注着交流的问题，这是斯皮尔伯格作品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不同于《第三类接触》让外星访客与地球人沟通的音乐，在《勇者无惧》中，只有当那些偏狭的美国同情者们不嫌麻烦地学习的语言时，阿米斯塔德号上来自另一个大陆的访客才得以与他们之间建立起一种人类的联系。转折从他们雇用了一位门德语翻译柯维(切瓦特·埃加福特饰)开始，这位曾经的奴隶最终与这些自由人一起回到了非洲。在这部有声电影中，语言的重要性体现在其西班牙语片名上，片名意思是“友谊”，同时也双关暗指“友谊之船”。通过共享语言，律师们和废奴主义者们能够将非洲人作为有着各自历史的个体与自身产生联系，并注意到亚当斯提出的那个紧迫问题：“他们的故事是什么？”一旦开始讲述他们的故事，《勇者无惧》便更大程度上围绕着辛克和他的同伴们创造的叙事动力而展开。

在辛克向亚当斯解释了求助于祖先的重要性之后，这位老人在法庭上的总结，是霍普金斯在电影史上最精彩的发言之一，也是电影的核心主题。亚当斯对他的父亲、前总统约翰·亚当斯[5]的影射，以及父亲与其他开国元勋遗留问题的调和，在斯皮尔伯格的作品中具有双重意义。在那一刻，亚当斯正讲到关键时刻，镜头推向了约翰·亚当斯，超越了直接的文本，代表了斯皮尔伯格与自己的父亲，以及他作品中充满缺陷的父亲形象的和解。亚当斯被他父亲和其他国父的半身像和画像所环绕，这些人在《独立宣言》中提出的理想在实践中被妥协。“我们一直拒绝向你们寻求指导，”他对这些国父们说道，“也许我们害怕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大约就等于承认，我们如此尊重的独立，并不完全属于我们自己。也许我们担心向你求助会被认为是软弱，但我们终于明白，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现在明白了，理解是我们的本能，我们也需要理解，我们的过去造就了我们的现在。”

摄影机的显著移动、表演的严肃性以及斯皮尔伯格作品的中心思想，造就了他职业生涯的**时刻。这位电影人执着的、贯穿整个职业生涯的主题是与有缺陷的父亲形象作斗争，象征性地在两代人相互接受的这一刻戛然而止。亚当斯开始接受自己之前的不足，接受他所代表的不完美但强大的传统。这个私人的问题被置于国家的大家庭和内战即将爆发的背景下。亚当斯甚至接受了这种悲剧性的可能(“如果这意味着内战，那就让它来吧”)来维护联界统一和全国大家庭：“如果战争真的发生了，但愿它是美国革命的最后一场战役。”这个场景中唯一的缺陷是斯皮尔伯格选用了约翰·威廉姆斯平淡而无味的配乐。这首被认为是威廉姆斯最好的作品之一的配乐，大量融合了非洲风格，却对霍普金斯的台词造成了不必要的干扰。不相信只用语言也能够表现场景，是斯皮尔伯格有时会掉进的陷阱。

饱受争议困扰的《勇者无惧》相对来说是一部在商业上惨败的影片，美国国内的总票房仅为4400万美元(制作成本为4100万美元)，并且与奥斯卡奖擦肩而过，获得了4项提名却没有获奖。但斯皮尔伯格的下一部影片，由梦工厂和派拉蒙联合出品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出人意料地成了票房热门，制作成本为6500万美元，全球总票房高达4.79亿美元，为他赢得了第2个奥斯卡奖。斯皮尔伯格曾担心，这部二战电影开头表现的诺曼底登陆，情节过于紧张和震撼，可能会让大多数观众不堪忍受，就像他对奴隶制的再现一样。《拯救大兵瑞恩》的大受欢迎让他“大吃一惊”，这证明了他想“让人们真实感受战争现实”的想法没错，就像他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所做的那样。他说，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我要求观众有一种生理上的体验，这样他们就能在某种程度上体验到那些战争中的人们所经历的一切，尽管这种要求有些过分。”观众的反应证明了他对于自己使命的严肃态度。通过如此生动地唤醒普通美国人的牺牲精神和英雄主义，《拯救大兵瑞恩》抓住了当年全国性与父亲和解的时代风潮，同年汤姆·布罗考[6]的《美国最伟大的一代》歌颂了经历大萧条和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美国人，成为极具影响力的畅销书籍。

“《拯救大兵瑞恩》是我为父亲而创作的，”斯皮尔伯格说，“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是那个让我满脑子都是战争故事的人……当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剧本时，我说：‘爸爸会喜欢这部电影的。’”阿诺德·斯皮尔伯格曾是美国陆军空军在中国-缅甸-印度战区的无线电操作员。当宣布史蒂文成为奥斯卡奖得主时，他亲吻了妻子，拥抱了多年来公开不和的父亲。他们之前在史蒂文职业选择上的冲突，在儿子的记忆中被夸大了，史蒂文忽略了父亲对他早期电影制作的积极鼓励，但这些冲突，终于在史蒂文向他父亲那一代退伍军人致敬的电影中被埋葬。《拯救大兵瑞恩》是斯皮尔伯格与父亲和解的产物，这种和解此前在《勇者无惧》中达到**。“我可以说我真的想要这个吗？”斯皮尔伯格在拿着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对台下的观众们说。他接着说，“爸爸，你是最棒的。谢谢你让我明白回首往事和尊重过去是一种荣耀。我非常爱你，这部电影献给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阿诺德表达了对这部电影的感激之情，但他也抱怨这部电影与亚洲战场无关。所以最终史蒂文开始策划一部名为《太平洋战争》的有线电视迷你剧。他与《拯救大兵瑞恩》的主演汤姆·汉克斯已投保费担任这部迷你剧的监制。两人曾合作制作过2001年的二战迷你剧《兄弟连》，同样以欧洲战争为背景。

20世纪90年代末，史蒂文与父亲的和解是他生活和工作中的重大进展。1999年，《生活》杂志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与父亲：弥合15年的裂痕》为封面故事，记录了此事。史蒂文回忆起他是如何责怪他忙碌的父亲，因为他在家里长期缺席，尤其是在他们住在亚利桑那州期间；但他也意识到父亲努力陪伴他去参加童子军露营活动，“坑你是我童年最快乐的记忆”。但是他的父母离婚后，他将自己的愤怒发泄到父亲身上(尽管当时他更怪他的母亲)，他说：“我们之间本就有距离，而当父亲再婚，我们更加疏远了，我不喜欢他娶的那个人。”史蒂文不再给父亲打电话，开始在其他男人身上“寻找父亲的影子”，比如他在时代华纳公司的“代理父亲”史蒂文·J. 罗斯。“在我心里，我爱我的爸爸。但怨恨会形成层层隔阂，我只是觉得逃避这些问题让我更舒服。”

最后，当他母亲告诉他：“你知道，这并不全是你父亲的错，这也是我的错。”史蒂文说，当她解释发生的一切时(离婚后不久，她嫁给了史蒂文家的老朋友伯尼·阿德勒)，“我转过头来，意识到我怪错了人。就在那时，我开始想办法找回父亲对我的爱，将父亲拉回我身边。”史蒂文开始公开承认，事实上，父亲对他成为一名艺术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阿诺德很快又成了儿子生活中的常客，不仅是家庭聚会上的常客，还作为电脑专家，从史蒂文的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建会伊始就向儿子提供帮助，该基金会位于环球影业的地段，距离史蒂文位于西南风格的安培林娱乐综合体只有几分钟路程。(该基金会的档案和资源在2006年被转移到南加州大学，通过南加州大学视觉历史和教育研究所公开了近5.2万段幸存者和其他证人的证词录像。多年来，斯皮尔伯格向慈善事业捐赠了数百万美元，其中包括其他教育团体、电影基金会、西好莱坞的西达塞奈医疗中心，以及他帮助成立的重症儿童支持机构——星光灿烂儿童基金会。)

阿诺德·斯皮尔伯格和他的儿子在凤凰城合作拍摄了两部二战电影，《战斗机小队》(1960)和40分钟长的《无处可逃》(1962)。后者是一部以北非为背景的动作片，讲述了在混乱中搜救一名被困在德国后方的美军士兵的故事，并对近距离战斗进行了细致刻画，之后的《拯救大兵瑞恩》才得以如此震撼人心。两部电影都是彩色影片，而阿诺德影响了是否将《拯救大兵瑞恩》拍摄成彩色片的关键审美决定。当阿诺德问史蒂文为什么把《辛德勒的名单》拍成黑白影片时，史蒂文说因为他也只能通过黑白的档案片段了解大屠杀。阿诺德回答说：“那时我还活着，我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我的经历是完整的，鲜活的，血淋淋的。”这使得史蒂文决定用曾计划在《辛德勒名单》中使用的低饱和度色彩来拍摄《拯救大兵瑞恩》。他模仿了约翰·福特为美国海军纪录片《中途岛战役》和乔治·史蒂文斯在欧洲给部队拍摄黑白录像时的个人战争记录(史蒂文斯的非官方片段是由他的儿子小乔治·史蒂文斯在1994年收集的，制成了名为《乔治·史蒂文斯：从诺曼底登陆到柏林》的纪录片)中16毫米战斗镜头的颗粒感和柔和色彩。

斯皮尔伯格也受到了罗伯特·卡帕为《生活》杂志拍摄的那张著名的诺曼底登陆照片的影响。在卡帕拍摄的照片中，士兵们突袭奥马哈海滩时，所有东西都在摇晃，都在逐渐模糊，这给了斯皮尔伯格24分钟诺曼底登陆震撼场景所追求的感觉和视觉效果。不过斯皮尔伯格显然没有意识到，卡帕照片中的极度震颤效果是伦敦实验室的一名技术人员给其照片过度加热而意外造成的。而这个失误导致大部分照片被毁，剩下的也被损坏。斯皮尔伯格把那些没有被彻底损毁的照片“挂在我的家里和办公室的布告栏上，我一直盯着这些照片并告诉我的团队，我想重现所有这些照片上的感觉。”当士兵们在炮火下冲上海滩时，斯皮尔伯格和摄影师雅努什·卡明斯基的手持摄影机猛烈摇晃，效果非常好。去饱和度的色彩，让人们想起美国政府摄影师拍摄恐怖袭击时熟悉的照片和新闻报纪录片的单色效果。

“就像拍《辛德勒的名单》，我完全没用故事板，”斯皮尔伯格谈起《拯救大兵瑞恩》中连续拍摄的诺曼底登陆场景时说，“……我只是觉得按常规流程拍摄并不是很自然，与之相对，我尝试化身一名战地摄影师，凭直觉去思考，置身于这些挣扎着安全上岸的士兵间，我应该在什么机位……我在即兴创作，就像真的在战争中即兴拍摄一样。”

由于奥马哈海滩禁止实地拍摄电影，同时法国政府也无法提供斯皮尔伯格想要的税收减免，所以斯皮尔伯格在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巴利尼斯克的卡拉克鲁海滩重现了诺曼底登陆场景，与职业演员一起出演的是750名爱尔兰国防部队成员，其中一些曾参加过梅尔·吉布森的《勇敢的心》的拍摄。在外景地进行了11周的准备后，这个段落在1999年6月和7月进行拍摄，耗时15天，耗资12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跟随着汉克斯饰演的角色约翰·米勒上尉，在米勒和其士兵受到德军机关枪扫射时，沿着海滩艰难地缓慢前行。那些士兵被子弹击中、被火焚烧的骇人细节，爆炸后正要从希金斯小船上下来的士兵被炸掉脑袋的恐怖景象。安东尼·莱恩在《纽约客》上称这一场景“这是我们能想象到的最真实和最混乱的地狱景象……就像高速运动的博斯[7]的画作一样。”超过1000具人造尸体和大约20名真正的截肢者被用来重现斯皮尔伯格所说的“大屠杀，这是一次彻底的混乱：从远征军到侦察部队，再到未击中大部分主要目标的狂轰滥炸。考虑到这些，我不想美化这些镜头，所以我尽可能地保持场景的真实。”

斯皮尔伯格决定从船上到滩头紧跟米勒上尉，使得观众能够以这个典型的美国兵的视角，直观地感受到他的恐惧以及顽强的毅力，尤其体现在他的听力因爆炸而受损，挣扎着重新找回自己的方向时，音轨被主观地扭曲了。这一串镜头中持续不断的冲击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动作导演片段之一，其力量如此强大，使得影片的其余部分显得后劲不足，从而造成了叙事问题。斯皮尔伯格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了其“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标准化结构，总是模仿旧系列，以另一部电影的**作为开始。在拍摄了诺曼底登陆后，他担心影片后面的部分无法“超越”这个开场，就像他在拍摄《法柜奇兵》开场时那样。“当时我不太清楚诺曼底登陆的场景会拍成什么样，因为我是连续地拍完整部电影。”没用故事板，加上大量的即兴创作。他的担心是对的，在印第安纳·琼斯的那场冒险中，这样的装置不过充当笑料，而在这部片子中，精彩的开场让人们对影片的其余部分深深失望。

未在演职员表中署名的弗兰克·达拉邦特等人对罗伯特·罗达特执笔的剧本进行了润色，而斯皮尔伯格和其他几位编剧和导演也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多次即兴创作。在诺曼底登陆日之后，这部电影变成了一部相对传统的二战电影，影片设置了标准的多种族角色。斯皮尔伯格确实试图对半个多世纪以来电影制作中熟悉的一些陈词滥调进行改编。一名犹太人士兵(亚当·戈德堡饰)被一名德国人近距离杀害，一名懦弱的美国士兵厄本(杰瑞米·戴维斯饰)却没有站出来拯救犹太士兵。似乎是故意安排的一个大屠杀的缩影。斯皮尔伯格说，影片中他最认同的角色就是厄本。令人吃惊地揭露了自己的弱点，也反映了这位导演深深的自我怀疑。汤姆·汉克斯以精湛的演技升华了影片。他在片中饰演一名教师，由于担心回家后妻子无法接受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所以在战争中试图保留一些表面上的风度。同时作为一名指挥官，一面维持着温和的军纪，一面努力地控制脆弱的神经，这样他的士兵就不会发现他实际上有多脆弱。

单独的战斗场景被导演得清晰又简洁，但在诺曼底登陆镜头营造的幻觉、几乎是前卫的新鲜感之后，这些战斗场面的熟悉感却令人失望。影片的**部分，在满目疮痍的法国小镇上，寡不敌众的小队巧妙地打败了一支德军坦克队。虽然这一过程经过精心设计且以激动人心的方式展示出来，但似乎违背了影片最初将战争视为非人狂热的初衷，而鼓励观众公正地看待对敌人血淋淋的屠杀。此前的段落中，斯皮尔伯格展示了美国士兵是如何无情地屠杀了一群投降了的德国士兵，这似乎是对战争片惯例一种振奋人心的背离，然而到了影片结尾《拯救大兵瑞恩》也并没能避免陷入这类电影团结一心取得胜利的……中。(他和汉克斯的迷你剧《兄弟连》的剧本更贴近士兵们的日常生活，还巧妙地避免了那损害了《拯救大兵瑞恩》的情节剧手法。)

《拯救大兵瑞恩》中的许多情节都很老套，这反映出其基本的虚假前提。米勒和他的手下被派去营救二等兵詹姆斯·瑞恩(马特·达蒙饰)，因为这位士兵的三个兄弟刚刚在战争中牺牲，当他们的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在爱荷华州的农舍里悲伤地瘫倒在地。这一情节装置在电影中被多方面地描述为一项有关怜悯的任务(乔治·C. 马歇尔将军向比克斯比夫人朗读亚伯拉罕·林肯的信件，哈威·普雷斯内尔将马歇尔将军演绎得如同蜡像一般)和一个公关噱头(米勒和他的手下对此更多的是嘲讽)，并引出了一个人为的道德问题：值得为救一个人将其他人的生命置于不顾吗？这似乎偏离了战争的真正问题。这一情节装置可能会让人想起《辛德勒的名单》中引用《塔木德》中的一句台词——“拯救一人，即拯救世界。”但在《拯救大兵瑞恩》中，这一设定被廉价化了，更不用说在美国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历史上，并没有此类救援的直接先例。

瑞恩的爱尔兰名字暗指沙利文五兄弟[8]，他们于1942年11月的船只失事中阵亡，那次事故之后，美国政府禁止亲生兄弟在同一部队中服役。但历史学家斯蒂芬·安布罗斯(电影顾问之一)在1992年出版的《兄弟连》一书中介绍了罗达特在《拯救大兵瑞恩》中改编的事件。6月中旬在法国服役的美国陆军中士弗雷德里克(弗里茨)·尼兰德得知他的弟弟罗伯特在诺曼底登陆日阵亡的消息。弗里茨搭便车去看望附近一个排的另一个兄弟普雷斯顿，得知普雷斯顿也在6月7日牺牲了。后来有报道称，他的第三个兄弟爱德华被推测死在了中缅印战区(尽管他最终还活着)，他们的母亲在同一天收到了3封来自美国陆军部的电报，通知她儿子们的死讯。尼兰德很快被一位随军牧师找到，并被安全遣送回家，尽管他反对说：“不，我要和我的战友在一起。”牧师告诉他：“好吧，你可以向艾森豪威尔将军或总统提出请求，但现在你得回家了。”

在瑞恩身上发生的所有故事，包括6人(米勒本人在内)为了帮助瑞恩回家而牺牲生命，都是电影编剧的原创。事实上，这只是好莱坞的“高概念”，很难像电影期望的那样让我们神经紧张。电影的结尾是一名上了年纪的老兵(哈里森·扬饰)在诺曼底美军公墓的崩溃的情景，斯皮尔伯格说这一幕来自他于1972年在法国宣传《决斗》造访诺曼底时偶然目睹的情景，导演和表演呈现出笨拙的伤感，加强了这一幕的间离性而不是令人感动。斯皮尔伯格甚至欺骗观众，让他们以为这个老人就是米勒上尉(通过给米勒的眼睛配上与之匹配的大特写镜头)，但最后我们知道这个老人实际上是詹姆斯·瑞恩(马特·达蒙老年的样子)。在一部声称要代表历史的影片中，对观众隐瞒，而且诉诸这种视觉把戏，并大肆渲染主要的戏剧手法，这种表现历史的手段实际上对电影更具破坏性。在我们目睹了这一切之后，老瑞恩急切地想从家人那里得到安慰，证明他是个好人，这似乎是毫无道理的。这进一步表明，《拯救大兵瑞恩》对观众的情感影响并不深刻。

这部电影的虚构和矛盾之处有助于解释它受到的各种批评，其中大部分都有一定的道理。尽管大多数主流影评人都对这部电影赞不绝口，称其为反战宣言(《纽约时报》的珍妮特·马斯林称赞它“令人恐惧但真实地叙述了故事”……斯皮尔伯格用旋风般的力量恢复了这战争类型电影的**和意义，似乎对这一类型进行了彻底的重新想象”，而大卫·安森在《新闻周刊》上写道：“当你从斯皮尔伯格的熔炉中走出来时，世界看起来不太一样了。”)斯皮尔伯格的批评者们则指责这是狂热爱国主义的宣传。文森特·坎比在《纽约时报》上说：“随着《拯救大兵瑞恩》的上映，战争又成了一件好事。”约翰·霍吉金斯在《流行电影和电视杂志》上把《拯救大兵瑞恩》与其他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放在一起比较：“我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自越南战争以来一直在恶化的疑虑和恐惧，让这位美国士兵回到他应有的位置，成为英雄的象征。”弗兰克·P. 托马苏洛在文集《我们所知的电影终结：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电影》中的一篇文章里写道：斯皮尔伯格的作品“是当代电影界美国例外主义和耀武扬威的主要传播载体之一”。

乔纳森·罗森鲍姆在《芝加哥读者报》上写了一篇尖刻的评论，将《拯救大兵瑞恩》与梦工厂出品的一部关于战争玩具的讽刺电影——乔·丹特的《晶兵总动员》进行了对比。罗森鲍姆调侃斯皮尔伯格是个“有良心的小贩”，并认为丹特就是他的良心：“不像《玩具总动员》和所谓的成人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被假定为真实的暴行，《晶兵总动员》中玩具的残缺不全总是具有参考意义，让我们想起我们在其他电影中看到的角色的残缺不全。这明显囊括了那种被高度认可的狂热爱国主义‘历史课’的伪善，例如《拯救大兵瑞恩》中血淋淋的大屠杀，其目的在于兜售电影票，并对其他战争电影进行道德教化(尽管在他们自己的时代，被纠正的电影常常以同样的合理化和复杂的动机来提高暴力场面的比例)……《晶兵总动员》的可取之处就是不说这种废话，使得战争电影的概念本身看起来非常滑稽。”

虽然指责斯皮尔伯格只是试图使战争“变成好事”有些过分，诺曼底登陆部分的震撼性影响无法轻易撼动，但诺曼底登陆之后的情节的确有些让人失望，影片的意识形态混乱是其自作自受的硬伤。一般而言，这种问题一般从剧本开始，具体到这部影片，责任应该由编剧罗达特承担，但斯皮尔伯格和汤姆·汉克斯也要承担责任，因为主创成员主要来自他们的经纪公司CAA，太过于玩弄商业技巧，而不在乎影片历史基础的真实性。

斯皮尔伯格在处理自己对战争的矛盾态度时遇到的麻烦，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在1998年买下了斯科特·伯格的《林德伯格》的版权(未公开)后，没有拍摄这部获得普利策奖的传记。林德伯格的有些事迹吸引着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对林德伯格飞行的英雄气概有着孩子气的迷恋，他对这个项目产生兴趣的同时，也对他孤立主义者、纳粹同情者和反犹主义者的立场感到震惊。尽管如此，斯皮尔伯格发誓要对这个复杂的话题采取“坚定”的态度，他说：“这从根本上困扰着我，我不想赞美一个反犹分子，除非我能理解他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但在委托保罗·阿塔纳西奥和门诺·迈依杰斯改编剧本后，斯皮尔伯格就搁置了这个项目。《纽约观察家报》的作家罗恩·罗森鲍姆曾公开向斯皮尔伯格提出挑战，要求他将菲利普·罗斯2004年的小说《反美阴谋》，一个关于林德伯格在1940年成为总统的“假设”故事改编成电影。斯皮尔伯格难以接受如此令人焦虑的题材，这显示出他历史视角的局限性。

《拯救大兵瑞恩》中矛盾的意识形态，可能是它吸引那些反战人士的部分原因。这部电影给斯皮尔伯格带来了铺天盖地的喝彩，但并没有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在梦工厂和米拉麦克斯公司激烈的竞争之后，最终，《莎翁情史》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影片奖。2000年，斯皮尔伯格获得美国导演工会终身成就奖，英国电影电视艺术学院洛杉矶分院授予他斯坦利·库布里克奖，表彰他在电影界的卓越成就。他的知名度远远超出了电影界的范围，就像《辛德勒的名单》使斯皮尔伯格成为反对大屠杀的国际代言人一样，《拯救大兵瑞恩》让他成为二战老兵的支持者，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世界政治家，这些角色对于一个电影人来说是极不寻常的。1999年，他获得了国防部杰出公共服务奖章，因为这部电影促进了“民众对军队为国家安全和民族性格所做贡献的理解”。陆军、海军和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 Institution)都为他颁发了奖项，比尔·克林顿总统也在1999年授予他国家人文奖章(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同年，斯皮尔伯格和汉克斯一起赞助了位于新奥尔良的国家诺曼底登陆日博物馆，该博物馆由斯蒂芬·安布罗斯创办，后来更名为国家二战博物馆。

包括《拯救大兵瑞恩》在内的斯皮尔伯格的多部电影在英国频繁放映，20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授予斯皮尔伯格爵级司令勋章[9]，也准许他在名字后面使用“KBE”(爵级司令)称号，而不是“史蒂文爵士”，因为他并不是英国公民。在华盛顿的一个仪式上接受这项荣誉时，他说：“这是我们所有童年幻想的来源，礼貌、文明、荣誉。”1998年，斯皮尔伯格因其作品对纳粹大屠杀的审视而获得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骑士指挥官十字勋章。2004年，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军团骑士徽章。尽管斯皮尔伯格优雅地扮演了身为公众人物的角色，并利用他的基金会来增进各个国家和少数族群之间的宽容，但来自政府的荣誉和二战老兵的支持渐渐掩盖了《拯救大兵瑞恩》中黑暗的一面，加剧了学院派电影研究中对斯皮尔伯格的敌意以及公众吹捧之间的分裂。

[1]　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德国演员、导演、编剧，对有声时代早期的歌舞片有奠基之功。代表作《牡蛎公主》《少奶奶的扇子》《天堂可待》。——译者注

[2]　迈克尔·柯蒂兹(Michael Curtiz)，匈牙利导演，一生共拍摄了169部电影。代表作《蜡像馆的秘密》《胜利之歌》《卡萨布兰卡》。——译者注

[3]　斯派克·李(Spike Lee)，美国电影制作人、导演、编剧、演员，代表作包括《丛林热》《悬疑犯》《四个小女孩》《25小时》等。——译者注

[4]　共生解放军 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SLA)，美国自封的左翼激进组织，在1973年由唐纳德·德弗里兹(Donald DeFreeze)创立。——译者注

[5]　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第二任总统，其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是美国第六任总统。——译者注

[6]　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美国新闻主播。20多年来他一直担任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晚间新闻节目的主持人，是NBC保证收视率的一张王牌，曾获得过新闻报道的各项大奖。——译者注

[7]　希罗尼穆斯·博斯(Hieronymus Bosch)，荷兰著名画家。——译者注

[8]　珍珠港事件后，沙利文兄弟5人一起报名加入美国海军并在巡洋舰“朱诺号”上服役，在瓜岛战役中全部遇难。——译者注

[9]　大英帝国勋章中的第二等：爵级司令勋章(Knight/Dame Commander)，男性简称KBE，女性简称DBE。——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