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叶，斯皮尔伯格的私人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父亲，结婚，最终离婚。因而在《圣战奇兵》《直到永远》和《铁钩船长》中，最有趣而且不同寻常的主题元素往往围绕着有问题的父子关系或是类似父子的关系而展开。斯皮尔伯格个人的晚熟，迫使他开始审视成年及其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无论是作为父母失败婚姻中的儿子，还是作为自己失败婚姻中的父亲。他似乎重蹈了父母婚姻的覆辙，这一事实让他反思自己对父亲的谴责态度，同时让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身为工作狂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事业与家庭的冲突是婴儿潮一代心理问题的核心，在这三部电影中占了很大比重，此外，斯皮尔伯格对像他一样饱受“彼得·潘综合征”折磨的男性角色的考验也越来越苛刻。霍伯曼(曾写过《太阳帝国》的影评)曾讽刺地认为，在美学上不尽如人意的**裸的自传体电影《铁钩船长》中，斯皮尔伯格的“彼得恐慌””成了导演的明确主题。彼得·潘最终占据了斯皮尔伯格电影的中心舞台，只是这个角色不再是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叛逆小男孩，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戴着成年男人面具的男孩，一个完全失败的丈夫和父亲。
在这些过渡期电影中，斯皮尔伯格对影片中主人公恐惧症的深度介入，让这些角色看起来就像电影中的罗夏墨迹测试(Rorschach Inkblots)对象[26]。1987年左右，斯皮尔伯格接受了心理治疗，这是他自青春期以来第一次接受心理治疗。“我所有朋友都去看过心理医生，我想说不定我也能通过治疗更了解自己。于是我就接受了长达一年的心理治疗。”他说，“但是我并不觉得治疗的发现是结论性的。关于自己，我所了解的一切我早就已经知道了，或者我早已猜到了。”在《铁钩船长》上映后不久，有报道称斯皮尔伯格曾私下与心理学家约翰·布拉德肖秘密会面。布拉德肖强调不和谐的家庭关系会产生不良影响，而且还建议斯皮尔伯格尽早找回自己“内心的那个小孩”。这使得布拉德肖成了专门帮助好莱坞明星克服中年危机的心理专家。斯皮尔伯格还征求了布拉德肖对《铁钩船长》剧本的意见，并邀请这位心理学家到过几次片场，布拉德肖的女儿也在这部影片中出镜。
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拍电影而非正式的心理治疗，才是解决个人问题的首选方法。他可能在《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中粗略地、在《直到永远》里困惑地、在《铁钩船长》里笨拙地分享了自己的心理学发现，但对于那些对细微差别保持警觉的观众来说，这些电影很吸引人，因为它们透露了很多关于作者的信息。
为了完成对乔治·卢卡斯承诺拍完夺宝奇兵三部曲的义务，斯皮尔伯格只好放弃了《雨人》。1987年，他曾与达斯汀·霍夫曼、汤姆·克鲁斯和编剧罗纳德·巴斯共事了几个月，开发《雨人》。这是一部关于一位自闭症天才和他那表面正常但(用斯皮尔伯格的话来说)“情感自闭”的弟弟之间互补关系的电影。
直到《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开始前期制作时，斯皮尔伯格对《雨人》的剧本还是不太满意。《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计划于1988年5月开机，以确保这部电影在1989年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周末上映。最后巴瑞·莱文森接手了《雨人》的导演工作，该片最终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和最佳男主角奖(达斯汀·霍夫曼)，以及最佳编剧奖(巴斯和原著作者巴里·莫罗)。“遗憾的是，参与这部电影早期筹备的人却不能得到应有的殊荣。”巴斯说，“斯皮尔伯格真的做了很多。”虽然斯皮尔伯格还是会忍不住嫉妒《雨人》获得奥斯卡奖，但他不是唯一一个发觉这部电影“在感情上离我真的很远。我看更枯燥的电影时也会忍不住掉眼泪……没能亲自导演《雨人》让我挺郁闷，主要还是因为自从我看过《毕业生》之后，就一直很想和达斯汀·霍夫曼合作。”
卢卡斯最初建议将“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第三部拍成“鬼屋电影”。他手中确实有这样一本剧本，是《绿宝石》的编剧黛安·托马斯在1985年车祸去世前所作。但是卢卡斯说：“史蒂文已经拍了《鬼驱人》，他不想再拍类似的电影了。”由于担心被指控为种族歧视，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一致拒绝了克里斯·哥伦布委托他们拍摄的一部有关非洲猴王(半人半猴)的剧本。他们选择了最安全的那条路，最终决定重新使用《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中卡通化的纳粹坏蛋。门诺·迈伊杰斯的剧本初稿写的是印第安纳寻找圣杯的故事，这个情节由卢卡斯提出，但斯皮尔伯格对此提出了质疑。
斯皮尔伯格记得曾告诉过卢卡斯，自己会拍一部关于圣杯的电影，“但我希望这部电影也关于一对父子。我想让印第安纳的父亲也被包括其中，我想要找到这位父亲”。在影片中，印第安纳的父亲亨利·琼斯博士，是一位研究中世纪文学的教授，信守维多利亚时代那种更为严苛的是非准则。儿子印第安纳对珍宝的兴趣源于贪婪和求知欲，与儿子不同，老琼斯对寻找圣杯怀有一种微妙的宗教痴狂。“我想在这部电影中让印第安纳追寻他的父亲，分享父亲的梦想，”斯皮尔伯格说，“在寻找梦想的过程中，他们重新发现了彼此。”
编剧杰弗里·鲍姆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给出了另一种解释。那时斯皮尔伯格正忙于拍摄《太阳帝国》，撰写终稿的鲍姆[27]大部分时间都和卢卡斯一起工作。鲍姆坚称，这个父与子故事“来源于乔治·卢卡斯。我认为也许乔治有恋父情结，我认为史蒂文并没有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这个故事。史蒂文知道这是乔治的电影，而且对此没有意见。这些电影对斯皮尔伯格而言，就如约翰·福特过去常说的，不过是‘一份工作’”。在迈伊杰斯所写的《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的早期草稿中，“父亲是一种麦高芬(MacGuffin)[28]，”鲍姆回忆说：“直到电影的最后一刻，他们才找到了父亲。我对乔治说：‘在电影的最后才找到父亲根本没有道理。为什么不能在故事发展的中途就找到父亲呢？’考虑到这是该系列的第三部电影，你不能以找到目标物品作为电影的结尾，虽然前两部都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我想，何不让他们丢开目标物品‘圣杯’，而将他们两个的关系作为重点呢？这是对印第安纳自身身份的挖掘。印第安纳后来也渐渐觉得父亲比寻找圣杯更重要。”
“夺宝奇兵”系列电影都是由一连串扣人心弦的动作场面开场。鲍姆解释说，这些动作场面的基本功能是“向我们传递关于印第安纳·琼斯的新信息”。而对于《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卢卡斯建议：“我们何不了解一下印第安纳的童年？”第三部的故事从1912年开始，瑞凡·菲尼克斯饰演的少年印第安纳和他的童子军一同踏上了前往纪念碑谷的旅程。除了在疾驰的马戏团火车上大胆奇怪的壮举，年轻的印第安纳还得到了他标志性的软呢帽和鞭子，以及他对考古的热情。
尽管斯皮尔伯格非常怀念自己作为童子军的成长岁月，“乔治觉得史蒂文不会这么拍，”鲍姆回忆，“史蒂文觉得，‘我一直在拍关于儿童的电影，我拍了《太阳帝国》还有《E. T. 外星人》，然后史蒂文向他的妻子(艾米)、他的朋友们还有他的一些商业伙伴们征询意见，就像竞选者询问选民的意见那样，然后才宣布自己会加入上述情节。我想史蒂文是被马戏团火车这个主意吸引了。他也很幽默，想出了不同的笑料。史蒂文擅长在细节上打动人。他能从既有的东西中得到灵感，将这些东西变得更有趣，更激动人心，但他一定要等到一切都准备就绪，才会往里添加自己的调料。他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也不会像大多数人那样，‘一旦不能插手某事，就会有种说不出的不安’。如果他赞许你所做的事情，就会将他的享受表现出来。能够让他满意是一件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啊。他一点也不犬儒主义，也从不厌倦。他的反应就像一个腿上放着一盒爆米花的孩子。”
和其他导演常常遇到的情况一样，斯皮尔伯格可能对那些编剧的贡献感到兴奋，以至于他开始认为自己也至少想出了其中的一些点子。一旦他抓住了父子关系，他会根据自己的情感需求将父子关系塑造得更具竞争性。卢卡斯觉得印第安纳的父亲是位无能的老绅士，“就是约翰·豪斯曼[29]那类人”。而斯皮尔伯格理想中印第安纳父亲的形象应该类似于肖恩·康纳利[30]。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位粗犷性感的苏格兰演员已经成了印第安纳·琼斯的父亲，因为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希望《夺宝奇兵》系列能与康纳利的007系列电影相媲美(甚至超越007系列)。影片中康纳利处处和儿子较劲，颐指气使，称儿子为“二世”。康纳利认为老琼斯“性格古怪，以自我为中心，而且相当自私。他没有《星期六晚邮报》中的那种父亲心态。他对孩子的需求漠不关心”。有一次印第安纳抱怨小时候“父亲从来不和他谈心”，但他的父亲反驳说，“你刚开始变得有趣的时候，就离开了我。”
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是一幕由演员们即兴发挥的喜剧对手戏。这一幕中，印第安纳震惊地发现了自己的父亲与艾尔莎(艾莉森·杜迪饰演)有染，这位身材婀娜的金发美女后来被证实是一名纳粹间谍。“男人们都会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我也一样。”老琼斯博士坚持说，他的儿子回应道：“我就曾是她的情人。”对于安排印第安纳父子和同一个女人发生关系，斯皮尔伯格不得不克服自己所受的良心谴责，因为这个女人明显是弗洛伊德式母亲的替身(在这部电影中更为黑暗的一处转折中，甚至还暗示了狡猾的艾尔莎还同阿道夫·希特勒上过床)。当康纳利得知导演担心女性观众对此情节的反应而删掉了他与艾尔莎的性关系时，他坚持要把这一情节重新写进剧本。“我不希望孩子的父亲像个懦夫，”康纳利说，康纳利表现出一副高人一等的银幕英雄的态度，补充说，“且不说印第安纳·琼斯的穿着没有詹姆斯·邦德那么讲究，他们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对待性的态度上。印第安纳同女人交往时非常害羞。在《夺宝奇兵》的第一部中，当看到女学生的眼皮上写着‘我爱你’时，他就已经惊慌失措了。而詹姆斯·邦德会把这样的女学生留下来过夜，第二天与她们共进早餐。”
《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算是流行影片中比较讲究的，充满了电影技巧的纯粹乐趣，并令人欣慰地摆脱了破坏前两部电影的种族主义暗示。《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由派拉蒙影业于1989年5月24日上映，根据当时公开的票房记录，这部电影的全球总票房为4.947亿美元，而制作成本仅为4400万美元，该片成了斯皮尔伯格自《E. T. 外星人》以来最卖座的影片，好评如潮。本书的作者也在《每日综艺》上对电影版改编赞不绝口。
然而，还是有一些影评人觉得这部电影不合口味，尤其是它混合了关于纳粹的卡通式玩笑(比如影片中印第安纳咆哮说：“纳粹!我最讨厌这些家伙了!”)，这些玩笑还同现实中的真实事件结合在了一起，比如一次希特勒历史上真的亲自参加过聚会上的焚书活动(电影中的焚书活动上，希特勒亲自给印第安纳签名)。“焚书是史蒂文的主意。”鲍姆说，“当时我想，这一定是《辛德勒的名单》的热身。只是我还想不出《辛德勒的名单》到底会拍成什么样子。”
凭借精湛的技术，还有父与子之间碰撞出的火花，《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成了带给众人欢乐的云雀，成了全家人的假日郊游。这部电影倾注了导演从前两部电影之中萃取出来的情感。同时，也是对某种没有灵魂的动作电影制作的告别，在野心的范围内尽可能地推进(即使斯皮尔伯格仍然不时怀旧地说要拍《夺宝奇兵》系列的第四部)。“我从《夺宝奇兵》系列电影中学到的电影技巧比我从《E. T. 外星人》或《大白鲨》中学到的还要多。”《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上映时，斯皮尔伯格这么说，“现在我觉得自己好像已经从‘悬念的大学’毕业了。”
1989年4月24日，斯皮尔伯格和艾米·欧文宣布结束为期3年半的婚姻。“无论多么困难，我们都是本着相互关心的精神做出这一决定，”他们说，“……我们的友谊仍会长存，我们还是好朋友和工作上的合作伙伴。”
他们同意共同抚养儿子麦克斯，他们在洛杉矶和纽约的住宅都相距不远，以便共同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艾米也得到了一大笔赡养费，虽然这一数额从未对外正式公开，还是有报道称，她大概得到了丈夫净资产的一半财产。1987年，斯皮尔伯格首次登上福布斯美国前400富豪榜，当时他的净资产估值“超过2.25亿美元”。根据媒体估计，艾米的“金色降落伞”[31]估值在9300万至1.125亿美元之间。
事业上的矛盾是两个人离婚的主要原因，在他们宣布离婚的前几个月，这类谣言就在媒体上传播开来。“我是以朱尔斯·欧文女儿的身份开启职业生涯的，”艾米在1989年说，“我不想再以斯皮尔伯格的妻子或麦克斯的母亲来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终结。”编剧兼导演马修·罗宾斯回忆说：“到他们家去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空气中总是弥漫着紧张气氛。他们总在晚饭桌上争吵，斯皮尔伯格总在谈论他的事业，他对她的朋友、她的演员工作也不感兴趣，他让人很不舒服。斯皮尔伯格一直想让自己的孩子生活在完美的婚姻和家庭中，比如一家人围着餐桌上的诺曼·洛克威尔火鸡[32]低头祈祷。而艾米虽然光彩照人、聪明伶俐、有天赋，而且很漂亮，但也很有棱角、很犀利、很好强，两个人总是互不相让。”
在他们离婚前的最后几个月，史蒂文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和西班牙拍摄《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而艾米正在纽约舞台上演出阿索尔·富加德的《通往麦加之路》。他们之前约定错开工作时间，如果有一个人正在工作，那么另一人就不会接通告，这样两人就不会分开。为了陪史蒂文拍摄《太阳帝国》，艾米放弃了一部电影的邀请，带着麦克斯来到了西班牙，度过了一段“孤独而又苦闷”的时光。随后，艾米参演由琼·米克林·西尔弗导演的影片《挡不住的来电》(1988)时，史蒂文也相伴左右。然而在艾米同意参演富加德的戏剧时，史蒂文也不想错过拍摄《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的机会。但是只要一有时间，两人就会搭乘飞机飞越大洋去探望对方。但久而久之，他们就发现长此以往这样“并不可行，”艾米说：“一切都太煎熬了……在麦克斯出生之前，我可以这么做。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
离婚5年后，艾米承认，和斯皮尔伯格在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作为好莱坞最有影响力的电影人的妻子，她从未摆脱这种“身份丧失”：“在与史蒂文的婚姻中，我感觉自己像是政治家的妻子。有些事情是别人期望我做的，但不是我想做的。我们之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太过于诚实和直接，而我要为此付出代价。尽管后来我表现得很好，但也付出了代价。”很明显，这段婚姻让她觉得不自在的部分原因，是他们复杂、疯狂且奢侈的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女人，她理想中的幸福生活是位于圣达菲的土砖房中相对朴素的那种生活。艾米一直都未能习惯在他们的4个住所之间来回奔波：太平洋的帕利塞德别墅和东汉普顿的房子、马里布的海滨别墅(1988年7月毁于一场火灾，随后又重建)，还有曼哈顿的川普大楼的公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她抱怨道，“我们被家里的佣人，还有网球场和花园包围……我这一生最不想做的就是房子的‘女主人’。”
为了陪伴丈夫和孩子而放弃工作还不算她最大的委屈。“这很令人沮丧，”她承认，“但更重要的是麦克斯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是快乐的一家三口……除非是很特别的工作，不然我们不会接。”更让她烦恼的是嫁给了斯皮尔伯格让她在好莱坞成了“不可触及”的人物。“我心里很清楚，我的工作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从没有靠过史蒂文，”她在1988年说，“我知道，我也不可能靠史蒂文找到工作。有些导演太自负了，他们不希望史蒂文的人出现在他们的影片中。我也了解一些情况，本来我是可以得到某个角色，但是他们担心因为我是斯皮尔伯格的妻子，斯皮尔伯格会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身上。”
至少有一次，艾米对于不能在安培林娱乐出品的电影中出演某个角色而感到失望。当乔·丹特为准备拍摄1987年的《惊异大奇航》时，他总是找不到宇航员丹尼斯·奎德女友一角的满意人选。“当时的情况非常尴尬，”丹特说，“因为艾米·欧文想要演这个角色，但史蒂文不让我请艾米·欧文来演，这可能引发他们家庭内部的矛盾。我也认为艾米·欧文不适合这个角色，因为这个角色应该是位个性强硬的记者，而且我也不想和她进行繁琐的面试。可是当我们提到其他女演员人选时，史蒂文都会否决。最后，快要拍到这个角色的镜头了，华纳兄弟的高管露西·费舍尔向我们推荐了梅格·瑞恩。当时我们都觉得她很合适，但艾米知道后很不高兴。她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不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太太，我只是一名演员。’”当被问及不让艾米出演这个角色，是不是因为害怕与她相处不好时，丹特承认，“不想在片场出现这种情况。”
结果，在与斯皮尔伯格结婚期间，艾米为安培林娱乐参演的为数不多的角色包括为《谁陷害了兔子罗杰》中的卡通人物兔子杰西卡的歌声配音和其他一些无关紧要的配角(艾米和自己的母亲普里西拉·珀伊特一起)，还有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惊异传奇》中的《幽灵列车》那集里客串火车上的一名乘客。与斯皮尔伯格离婚后，她还在《美国鼠谭2：西部历险记》(1991)中为一个卡通人物配音。
尽管她还在舞台上继续担纲重要角色，比如在阿瑟·米勒的戏剧《碎玻璃》(Broken Glass)中饰演一名被纳粹主义者追杀的布鲁克林犹太女人，但自从与斯皮尔伯格离婚后，她也只在电影中偶尔客串。“我觉得做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妻子真很痛苦，作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前妻也很痛苦。”她在1994年说，“有一阵子很尴尬，我也说不上为什么。我只是觉得我毫无存在感……我本来打算和史蒂文一起合作一部电影，但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很尴尬。我们之间的友谊对于我们两人来说都非常珍贵，这么做可能会让我们的关系变得更紧张。”但是她还是参与了布鲁诺·巴列托执导的几部电影，这位来自巴西的电影人后来成了艾米的下一任伴侣。艾米1989年3月在参演他的《武力展示》(A Show of Force)时与他相识，恰好在她宣布离婚前不久[33]。
在他们宣布离婚的几个月前，媒体经常报道凯特·卡普肖和斯皮尔伯格的绯闻，但斯皮尔伯格的发言人始终否认这两人间存在任何浪漫关系。然而，史蒂文和艾米之间的婚姻问题也一直被否认，直到他们的婚姻破裂。其实1989年6月底史蒂文邀请凯特参加《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的预映之前，他们两人一直都保持着地下情。他们也并没有刻意隐瞒两人之间的关系。史蒂文原以为艾米不会发现，但艾米还是在《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上看到了斯皮尔伯格和卡普肖约会的消息。
在等待史蒂文离婚的日子里，凯特将精力都放在了照顾非裔美国新生儿提奥身上。之后她同斯皮尔伯格共同领养了这个孩子。1990年5月14日，凯特和斯皮尔伯格有了女儿，也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名叫萨莎。皈依了犹太教后，1991年10月12日，凯特和史蒂文在东汉普顿的乡间别墅举行了传统的犹太婚礼。观礼帐篷里坐满了来自好莱坞的朋友们，包括史蒂夫·罗斯、芭芭拉·史翠珊、理查德·德莱福斯、哈里森·福特、达斯汀·霍夫曼以及罗宾·威廉姆斯。
斯皮尔伯格在1994年回忆说，他一生中最低潮的两个时期分别是父母离婚的时候和与艾米离婚的时候。但他一直对离婚之类的话题保持警惕。“我从未(对媒体)提起过我和艾米的私生活，”他在1989年说，“但她提起过。”斯皮尔伯格表达自己情感的方式是拍摄关于它们的电影。
《直到永远》可以被理解成一部关于斯尔伯格接受失去的电影。影片的主角改编自1943年的电影《祖儿小子》，其实就是斯皮尔伯格自己在银幕上的化身，由理查德·德莱福斯饰演，这名粗心的飞行员在一次飞行中丧命，却又被送回地球帮助他之前的妻子兼飞行员同事(霍莉·亨特饰)去追求与另一个男人的幸福生活。在拍摄《直到永远》时，斯皮尔伯格正在努力接受现实生活中所面对的失去：妻子的离去、父母的衰老、童年的渐行渐远，以及在面对自己的丈夫和父亲身份时，作为离婚男人所面临的不可避免的挫败感。
斯皮尔伯格对这个故事的兴趣，可以追溯到父母婚姻即将瓦解的时候。在凤凰城时，他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了《祖儿小子》。后来他提到这是“一个触动我灵魂的故事……在《小鹿斑比》之后，这是第二部惹哭我的电影”。《祖儿小子》由多尔顿特朗博编剧，维克多·弗莱明[34]导演，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明星斯宾塞·屈塞在这部影片中饰演一名二战时期的飞行员。他在战斗中牺牲，但灵魂回到家中安慰悲伤的遗孀(艾琳·邓恩饰)，并且告诉她爱上另一个男人(凡·约翰逊饰)并没有错。斯皮尔伯格年轻时对飞机的痴迷，似乎总与他对父亲的情感有关，他需要相信：尽管会有分离和失去，生活还是会继续。“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哭，”他说，“但真的忍不住眼泪。屈塞在电影中的角色很无奈，他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情，就像是一件摆在那儿的家具，只能眼睁睁看着一切发生，却什么也做不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我很沮丧，也许我在这部电影中看到了父母的影子。而且我当时一直都没有女朋友，所以对这部影片感触极深。”
重拍童年最珍爱的电影之一，犯下了斯皮尔伯格在商业上最罕见的一个错误：《直到永远》的全球票房只有令人失望的771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对这部电影掺杂了过多的个人情感，因此没考虑到它并不迎合当代观众的胃口。他似乎也并不明白，《祖儿小子》之所以在1943年广受欢迎是因为其战争背景和能引发观众共鸣的牺牲精神。当时全国都是悲伤的家庭和战争寡妇，渴望获得情感上的鼓舞。而1989年的观众选择看《直到永远》这样的电影只会出于好奇，这也无可厚非。将背景设置在二战时期也不能解决问题，但斯皮尔伯格决定将故事背景移到现代，讲述蒙塔纳的飞行员扑灭森林大火的故事，影片的社会背景使该片中自我牺牲的幻想在1943年显得有意义并为大众所接受。影片使用了二战时的老式飞机，20世纪40年代的俚语：“娃娃脸”(Dollface)、“傻大个”(You Big Lug)、“勇气”(Moxie)、“你要完蛋了”(Your number is up)，以及复古的浪漫场景，来强调这部电影的混合性，反而显得导演过分拘泥于12岁孩子气的心境。从壮观的飞行场景，到对浪漫窥**癖的强调，再到对代理父亲的执着，《直到永远》成了斯皮尔伯格惯用主题和心理难题的大杂烩。
1974年，当他发现理查德·德莱福斯和他一样喜欢《祖儿小子》时，他的脑海已经形成了这个项目的雏形。尽管在斯皮尔伯格心中，德莱福斯等同于他们那个年代的斯宾塞·屈塞，他还是犹豫要不要将这个角色交给自己的“另一个自我”。德莱福斯相对于这个思想混乱的飞行员角色来说，似乎就显得过于理智了。导演也考虑过保罗·纽曼和罗伯特·雷德福等年龄更大、更传统的浪漫派明星，选黛布拉·温格为女主角(斯皮尔伯格的旧爱)，或者选哈里森·福特饰演另一位吃力不讨好的飞行员的方案。
1980年，米高梅首次公布这个计划，片名仍为《祖儿小子》。斯皮尔伯格委托编剧们写了十几版剧本[35]，可开机时间一拖再拖。这使得《直到永远》成了某项永远不会有什么进展的计划。“在众多早期的剧本草稿中，理查德脱颖而出，”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他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他总是那么闪耀。我猜我大概真的很擅长设计谜题，比如各种花招或把戏。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不想拍这部电影的原因……我们把所有能做的特效都写进了电影……我总是开始不了，但我想都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如果早在1980年就开始拍这部电影的话，我想它会更像一部喜剧。因为我会把一切深层的情感隐藏起来。”
如何隐藏内心深处的情感是斯皮尔伯格的“另一个自我”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德莱福斯扮演的皮特·桑迪奇无法承认自己对女友多琳达(亨特饰)的爱，直到他发现自己早已死去。他重返人间带有双重目的：一是作为毫无经验的青年飞行员泰德·贝克(布拉德·约翰逊饰)的守护天使，二是对多琳达的单相思选择放手。皮特原来的守护天使是一个名叫哈普的快乐灵魂。哈普这个名字也许暗指亨利·阿诺德将军，二战时的美国空军司令，斯皮尔伯格的父亲当年曾在他的麾下服役。《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中扮演父亲角色的肖恩·康纳利无法出演哈普。斯皮尔伯格还破例为奥黛丽·赫本安排了试镜，因为他觉得奥黛丽·赫本“更有与生俱来的母性特征”。
奇幻的框架为影片中的三角关系增加了一丝辛酸之感，导演用20世纪40年代浪漫喜剧的诙谐语调来处理这段三角恋情，同时奇幻元素也凸显了被奉为斯皮尔伯格第一部“成人爱情故事”中奇特的“无性”特质。最感人、最真挚的浪漫场景，取决于观众意识到这对恋人无法触碰对方。多琳达伴随歌曲《烟雾弥漫你的眼》(Smoke Gets in Your Eyes)的独舞，其实由皮特的鬼魂伴舞，只是她无法看到他的魂魄。当多琳达穿着皮特生前送她的那件白色紧身吊带舞裙，在客厅中旋转时，斯皮尔伯格用优雅而且温柔的镜头调度充分表达出失落和追忆之情[36]。
但是对于一些(或许是对于大多数)当时的观众来说，《直到永远》中的不求回报的恋情似乎更令人厌烦。对于斯皮尔伯格的批评者而言，这部老套的、不涉及性的影片毫无疑问是斯皮尔伯格发展受阻的另一大象征，进一步证明了他不会，或者说是不可能长大。当多琳达穿着她令人眼前一亮的白色舞裙，第一次出现在满屋滑稽又令人肃然起敬的飞行员和机械修理工面前时，“这是斯皮尔伯格作为一个男孩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最纯洁的无性时刻，”大卫·丹比在《纽约客》杂志上写道，“这也让我意识到，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性在多大程度上只限于梦想和理想。”
诚然，斯皮尔伯格尚未在银幕上全方位探索成人**。但他在这方面也有过偶尔尝试，比如《紫色》中女同性恋的**场景，但往往是害羞和试探性的。在《直到永远》中，导演对浪漫场景的处理常常被过于幼稚的基调所破坏，片中人物不时发出紧张的傻笑，看起来就像因扮演成年人而尴尬的高中生。将《直到永远》中霍莉·亨特少女般的歇斯底里和《祖儿小子》中艾琳·邓恩娴静女性的优雅相比，就能看出斯皮尔伯格在处理成熟女性性征时的不足。
斯皮尔伯格更擅长处理男性的焦虑，比如皮特对多琳达的占有欲，皮特对情感承诺的缺乏、对多琳达事业的不安，还有看到她被泰德追求时自讨苦吃的嫉妒。导演把泰德塑造成一个卡通化的笨汉来平衡剧情，也许是因为如果将皮特和他的竞争对手安排得势均力敌会显得太有威胁性。最终，皮特意识到，他所爱的女人能否幸福，取决于他自己是否愿意接受她爱上别的男人。皮特放手的过程也是他情感成熟的过程。
如果斯皮尔伯格没有经历过第一次分手和离婚的痛苦，他不可能在自己内心发现这些感觉。皮特学着用父亲的方式对待泰德，似乎反映了斯皮尔伯格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的新角色“父亲”的喜爱。斯皮尔伯格通过为皮特示范如何扮演泰德的职业导师，与斯皮尔伯格在现实中喜欢扮演年轻导演的“导师”相呼应。
由米凯尔·萨洛门担任摄影师的《直到永远》中包含了一些斯皮尔伯格最令人陶醉的影像。空中拍摄的灭火场景(部分拍摄于1988年黄石公园的大火)的视觉效果远比《祖儿小子》在摄影棚中拍摄的场面要壮观得多。但《直到永远》的瑕疵之处正在于精湛的拍摄技巧和对相对肤浅的浪漫关系之间的矛盾。
广大观众都期待着斯皮尔伯格拍出一部艺术巅峰之作，一部他对“彼得·潘综合征”的明确声明，但《铁钩船长》表现出这位中年导演对于彼得·潘、对于迷失的男孩、对于它们所代表的童年无政府主义精神的极度厌烦。这个故事中更加阴郁的一面激起了电影创作者的**，在这一部分中，彼得·班宁(罗宾·威廉姆斯饰)就是长大了的彼得·潘，面对年幼儿子杰克(查理·科斯莫饰)的怨恨情绪，感人地接受了自己作为父亲的失败。但除此之外，《铁钩船长》也是一头笨重的白象(White Elephant)[37]，在海盗村里和梦幻岛上，被冗长、乏味、混乱的闹剧所折磨。
也许斯皮尔伯格只是等待了太久才开始着手制作自己的彼得·潘电影。或许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一直都在制作这样一部电影。即使斯皮尔伯格28年前拍的第一部业余故事片，也要感谢彼得·潘，小仙子们在那部电影中不过是以火光的形式飞来飞去。亨利·希安是少数将《铁钩船长》视为斯皮尔伯格主要作品的影评人之一，他在《电影评论》中说这部电影“将斯皮尔伯格前十五年里的科幻电影作品中随意散落的不同主题线索、视觉效果和类型人物整合在一起，形成丰富、连贯的整体。但是，尽管《铁钩船长》能让斯皮尔伯格的学生们得到关于老师工作和生活方面的启发，但大体而言，这部电影在概念上要比实际拍摄上“丰富”和“连贯”得多。
20世纪80年代早期，斯皮尔伯格先后为迪士尼和派拉蒙尝试过将《彼得·潘》改编为真人版。他曾考虑让迈克尔·杰克逊担任主角(出演能歌善舞的彼得·潘)，还邀请达斯汀·霍夫曼出演铁钩船长。“当麦克斯出生时，我就决定不拍《彼得·潘》了，”斯皮尔伯格在1990年解释道，“我当时觉得拍这部电影不合时宜。那时我有了第一个孩子，我不想去伦敦拍电影，因为我不想看着七个孩子在蓝幕前在钢丝上**来**去，我只想待在家里做一个真正的父亲，而不是代理父亲。”
斯皮尔伯格转向了新的问题和成年人更关心的问题。正如他在《太阳帝国》中所表现出的那样，他不再满足于对童年纯真的珍视，而是开始关注纯真的消逝和成年无可避免的来临。与此同时，他也曾短暂考虑过执导由他的妹妹安妮(和加里·罗斯一同)撰写的剧本《长大》，这部剧本讲述了一个12岁少年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大人，而且还成了著名玩具设计师的故事。1988年，潘妮·马歇尔执导了这部电影，而这个由汤姆·汉克斯扮演的男孩与斯皮尔伯格本人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事实上，《长大》可以被看作是妹妹对哥哥的生活和事业充满深情的讽刺。但是拍摄这部电影的意义何在呢？斯皮尔伯格在现实生活中已经经历了这样的故事，现在他需要摆脱这一切[38]。
确切地说，《铁钩船长》只是小男孩的幻想。1982年，编剧吉姆·V. 哈特3岁的儿子杰克向全家展示了一幅画。“我们问杰克，你画的是什么？”哈特回忆说，“他说那是一条正在吃铁钩船长的鳄鱼，但是鳄鱼并没有真的吃掉船长，船长最后逃走了。碰巧的是，我多年来一直都在尝试解析彼得·潘，但我又不甘愿只是重拍。所以我当时立马说：‘哇，铁钩船长没有死，是鳄鱼死了，我们都被愚弄了。’4年后，我们全家一起吃晚饭时，杰克问：‘爸爸，彼得·潘长大了吗？’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没有啊，当然没有。’然后杰克说：‘如果他真的长大了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让我豁然开朗。我意识到彼得·潘确实长大了，我们这些婴儿潮一代的人现在已经40多岁了。我以华尔街的几个朋友为原型创作了铁钩船长的角色，不同的是，那些华尔街的海盗们穿着三件套西装，坐着豪华轿车。”
1989年，日本电子产品巨头索尼收购哥伦比亚/三星电影公司[39]时，哈特和三星的导演尼克·卡斯特尔正在开发《铁钩船长》。次年，索尼聘请了迈克·麦达沃伊来管理三星。曾担任过斯皮尔伯格第一任经纪人的麦达沃伊将哈特的剧本了交给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也很快答应执导这部电影。而曾为斯皮尔伯格的《惊异传奇》工作过的卡斯特尔被踢出了《铁钩船长》剧组，卡斯特尔得到了50万美元的和解金并和哈特一同署名为故事原创。斯皮尔伯格因此受到媒体的批评，有些人认为这是斯皮尔伯格对另一位不太知名导演玩弄权术，但是麦达沃伊说：“他本来不想赶走另一位导演，但我对他说：‘我已经这么做了。’因为达斯汀和罗宾不想和卡斯特尔一起共事。”
从哈特饰演的工作狂主角，雅皮士套利者彼得·班宁身上，斯皮尔伯格明显看到了自己的影子，“班宁代表了今天那些为未来打拼的工作狂，对待家人只有每天简单的问好和再见。这一代人一心追逐事业，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陷入了彼得·班宁的境地，工作过度而忽视家庭。我也知道自己对工作太投入，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陪伴家人。通过制作这部电影，我汲取了很多教训。”
然而，哈特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其他编剧取代了，包括玛莉亚·斯科奇·马尔默和女演员兼编剧凯丽·费雪。“我喜欢吉姆·哈特的剧本。”斯皮尔伯格说，“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塑造出铁钩船长的人物形象，达斯汀也没有。玛莉亚弥补了这一缺陷。”马尔默和哈特共同享有编剧署名，但是替小仙女(朱莉娅·罗伯茨饰)重写了幽默对白的费雪没有获得署名。“史蒂文将编剧当油漆工一样使唤，”哈特抱怨说，“他喜欢让这个编剧负责写这一块，那个编剧负责写那一块。还有人曾经开玩笑说，在好莱坞只要谁有斯皮尔伯格的传真号码，就一定在为他写剧本。”
许多关于《铁钩船长》的报道都与长大了的彼得·潘的故事没什么关系。这部影片宏大的制作规模，使其成为20世纪90年代好莱坞电影成本过剩的典型代表，例如本片在卡尔弗镇索尼片场的9个摄影棚里都搭建了豪华布景。尽管斯皮尔伯格像往常一样禁止大部分媒体参观片场，1991年2月19日这部电影开拍后，好莱坞名人聚集于这个小镇，小镇一下子成了著名旅游景点，直到夏天拍摄完成时，游客才略微减少。
斯皮尔伯格、霍夫曼和威廉姆斯三人在美国创新艺人经纪公司(简称CAA)的协调下达成协议，不从这部电影中获取任何薪酬，而是按照协议要求，从所有市场中分享发行总收入的40%。他们将从影片最初的5000万美元的影院租金中分得2000万美元，此后三星公司享有接下来7000万美元影片租金的全部；如果影片租金超过1.2亿美元，三人将继续分得收入。麦达沃伊当时指出，如果斯皮尔伯格和这两位明星“选择领取常规薪酬，他们得到的将远不止5000万美元的40%，肯定多得多。我认为那样才对每个人都公平。”麦达沃伊的解释并没有阻断在好莱坞流传的荒谬夸张流言，流言称这部电影必须获得高达3～5亿美元的票房才能实现盈利。
1991年12月，《铁钩船长》上映，票房低于预期。许多人都将这一事件当成爆炸性新闻。制片的各方面成本估计在6000万～8000万美元之间，远远超出最初4800万美元的预算。于是这部电影被认为是索尼在好莱坞肆意挥霍的习惯下最浪费无度的项目之一。但事实上，麦达沃伊说：“索尼靠那部电影赚了很多钱，影片在海外的票房表现较好，而且仅在美国国内的票房收入就已经非常可观(该片的全球总票房为2.88亿美元)。这部电影的录像带也卖得很好。不管怎样，电影制片厂都获得了4000万到5000万美元的收益。”至于斯皮尔伯格、霍夫曼和威廉姆斯，“也大赚了一笔，”麦达沃伊说，“参与影片的其他人也是如此。”
麦达沃伊指出，《铁钩船长》也是索尼精心策划用以挑衅好莱坞的一种方式，好像在说：“注意!这家电影制片厂已经开张了，并且打算拍大片。”不幸的是，这种态度似乎影响了片场的每一个人，包括斯皮尔伯格。虽然他试图沿袭自从在《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中“康复”以来的节俭拍片方式，但最终还是沉迷于电影制作的宏大规模[40]，并回归到拍摄《一九四一》时的放纵。《铁钩船长》超出了原本预计的76天拍摄日程整整40天。造成进度缓慢的人员中还有臭名昭著的完美主义者达斯汀·霍夫曼、身心俱疲的朱莉娅·罗伯茨、一些业余的儿童演员、精心制作的特效，以及需要数百名临时演员和特技人员的宏大场面。但斯皮尔伯格说：“一切都是我的错……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让这部片子超出预算。我现在的拍摄进度比平时更慢……不知什么原因，这部电影就像是脱缰的野马，我被它远远甩在了后面……每天我来到片场，都在想，是不是已经失控了？”
《村声》的影评人乔治亚·布朗调侃道，《铁钩船长》“赢得了有史以来以最奢侈、最浪费、最豪华的方式歌颂简单快乐和基本价值观的大奖”。温馨动人的场景，尤其是那些围绕彼得·潘和儿子关系的场景，比那些壮观的视觉场面更精彩，精彩到让人不禁怀疑电影的其余部分是另一位导演拍的。海盗村那些花哨却死气沉沉的场景，还有过于华美却毫无意义、杂乱无章的艺术指导[41]，构架草率的梦幻岛系列镜头，还有包括那个迷失自我的朋克男孩在内的勉强的幽默，正如《纽约客》的影评人特伦斯·拉弗蒂所评论的那样：“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对自己的艺术和观众的态度极其倦怠。在这个版本的彼得·潘中，想象力似乎成了他的负担，成了可怕的、灾难性的强制义务。”
斯皮尔伯格并不希望观众们觉得，彼得·潘将自己沉浸在无所顾忌的童年行为中，就能从他贪婪又固执的行为中解脱出来。在导演含糊的想法里，彼得·潘“挽救了自己的过去，挽救了自己童年时期的记忆，并与这位自己最好的朋友‘童年’共度余生，童年永远不会离他而去。”但电影看上去在叙述相反的事。在回归家庭、做一个受尊敬的人之前，彼得·潘要通过这最后一次极大的努力，一劳永逸地将自己的幼稚倾向从他的思想体系中永久剔除。想要从铁钩船长手中救回自己的孩子，他就必须放弃“永远做一个无忧无虑小男孩”的愿望。“我不能留下来玩耍了。”彼得悲伤地告诉那些迷失的男孩们，尽管他从梦幻岛带走了一种新意识，即玩耍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对生活会因为只专注于满足贪欲和野心而变得徒劳无益的清醒认识。
彼得和儿子之间的矛盾关系，呼应了现实中斯皮尔伯格和父亲的关系，也是这部电影的情感核心。作为一个由奶奶温迪(玛吉·史密斯饰)抚养长大的孤儿，彼得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会长大，因为我想成为一个父亲。”但是作为父亲和丈夫，他又非常失败，所以只能“沉迷于追求成功”，而(正如铁钩船长所说的)忽视了自己的家庭。当女儿在学校表演《彼得·潘》时，他正在忙于处理自己的业务电话；当儿子参加的少年棒球联合会进行比赛时，他只派了一个助手去给比赛录像。他事后向儿子承诺以后一定会去观看儿子的比赛，还不忘附加一句：“我一定说到做到。”他的儿子苦涩地回应道：“是啊，垃圾一样的承诺。”杰克几乎没能抑制住自己对父亲的敌意。尽管如此，他饱受摧残的柔软心灵中仍保留着对父亲的爱。最终当他的父亲誓死抵抗奸诈而又憎恶儿童的铁钩船长时，他终于表达出了对父亲的情感。
铁钩船长对杰克和玛吉(安玻·斯科特饰)兄妹俩的绑架，算是斯皮尔伯格电影中的最后一次“儿童绑架案”。绑架了这两个孩子后，铁钩船长向他们发表了一场演讲，演讲主题是“为什么父母会讨厌自己的孩子”，来说服他们背弃对家庭的忠诚。铁钩船长的论点有理有据，一针见血。“杰克和玛吉离开了家，因为彼得希望他们离开，”亨利·希恩在《电影评论》上写道，“铁钩船长不过是彼得被压抑的隐秘欲望的代言人，因此他是彼得·潘的镜像人物。当彼得第一次直面铁钩船长并试图营救自己的孩子时，却被那个大胡子海盗嘲笑。影片并未明确交代彼得失败的原因，部分原因是生理上的缺陷(具有讽刺意味的恐高症)，但也有部分由于缺乏勇气和救人的欲望。”电影中最感人的场景之一，是彼得·潘的妻子莫伊拉(卡罗琳·古道尔饰)责备彼得说：“你的孩子们爱你，他们想和你一起玩。你认为你还能和他们一起玩多久？很快杰克可能就不想让你参与他的游戏了。我们只有这特殊的几年时间能够陪孩子们玩耍，而他们也希望我们能陪在他们身边。再过几年，你就会追在孩子们屁股后面，乞求能分得他们的一点点关注。时间不等人，彼得，我们只有这短短的几年。机会转瞬即逝，你要赶紧抓住。”
这是彼得·班宁在《铁钩船长》中学到的一课，哪怕在被自己对成功的痴迷拽向另一个方向的时候，斯皮尔伯格也会将这条教训铭记在心。在学会承担父亲责任的同时，斯皮尔伯格也学会了承担作为一名艺术家应当承担的更大责任。
“那么，”温迪奶奶告诉彼得，“你的冒险结束了。”
“哦，不，”彼得回答，“生活，生活本身就将是一场可怕的大冒险!”
[1] 除了获得现象级成功的《急诊室的故事》，以及他为孩子们制作的动画连续剧，包括精致滑稽的《狂欢三宝》之外，斯皮尔伯格担任电视制片人的作品都让人失望，黄金时间段播出的《深海巡弋》《绝地大探索》和《冠军》也都乏善可陈。
[2] 布莱恩·莱温特(Brian Levant)，美国导演、制片人，导演作品包括《无敌当家》《雪地狂奔》等。——译者注
[3] 斯皮尔伯格少年时曾与偶像约翰·福特在一次访谈中进行了交谈，福特向这位紧张的年轻人展示了自己的美国西部版画收藏：“当你懂得是什么造就了一幅伟大的西部画作后，你就能成为一位伟大的西部片导演。”福特以一个简单的建议结束了这次的短暂会面：“还有，永远不要花自己的钱来拍电影。现在你可以走了。”这条建议一直影响着斯皮尔伯格的职业生涯，直到梦工厂成立。但在他与福特见面前，这句话对他来说毫无意义，因为斯皮尔伯格已经用他父母的钱拍了《火光》。
[4] 此处应指代杰西潘尼(J. C. Penney)公司的创始人詹姆斯·潘尼。杰西潘尼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零售商，在美国50个州以及波多黎各、墨西哥、智利等地经营1230多家商店。——译者注
[5] 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英国演员，代表作包括《西北偏北》和《谜中谜》等，1970年获得第42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者注
[6] 沃尔特·皮金(Walter Pidgeon)，加拿大演员，代表作包括《居里夫人》和《忠勇之家》等，曾两次被提名为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并在好莱坞星光大道拥有一颗专属星形徽章。——译者注
[7] “Here’s Looking at You”也是由华纳兄弟影业出品的爱情电影《卡萨布兰卡》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译者注
[8] 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美国电影史上最著名的舞蹈指导之一，曾荣获3次奥斯卡最佳编舞奖提名。执导了几乎所有华纳兄弟在1933—1937年拍摄的优秀歌舞片中出色的舞蹈段落。——译者注
[9] 《七宝奇谋》由安培林娱乐出品，斯皮尔伯格担任监制同时署名“故事原创”，而克里斯·哥伦布则署名“编剧”。
[10] 电影《回到未来》中有一辆穿越时空的德劳瑞恩汽车。德劳瑞恩汽车公司(DeLorean Motor Company)是美国一家富有神秘色彩的汽车公司，只生产过德劳瑞恩DMC-12这一个型号的汽车。——译者注
[11] 谢恩伯格没有回应本书的采访请求。
[12] 欧文·撒尔伯格纪念奖(Irving G. Thalberg Memorial)以米高梅传奇制片人欧文·撒尔伯格的名字命名，与奥斯卡奖不同，该奖项不是每年都评，而且奖座是撒尔伯格的头像。——译者注
[13] 斯皮尔伯格在获奖感言中说：“我在拼命忍住，不去引用两年前莎莉·菲尔德的致辞。”(莎莉·菲尔德1985年获奥斯卡影后时说：“我不能否认你们喜欢我，现在，你们真的很喜欢我!”)
[14] 威尔斯为某家出版社写的评论曾淘气地提到“他买的那块雪橇是假的”，这可能让斯皮尔伯格很不高兴。
[15] 犹太人在逾越节时吃的食物。——译者注
[16] 门诺·迈伊杰斯根据斯皮尔伯格的原创故事《往返航程》(Round Trip)改编了这集电视剧本。
[17] 詹姆斯·格雷厄姆·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 1930年出生于中国上海，珍珠港事变后，被日军羁押在龙华集中营。是英国20世纪60年代新浪潮派科幻小说代表作家，有“科幻小说之王”的美誉。代表作《撞车》《淹没的世界》《暴行展示》。——译者注
[18] 《太阳帝国》最初定下由哈罗德·贝克尔导演，华纳兄弟前任制片厂总裁罗伯特·夏皮罗制片，而夏皮罗最后做了监制。
[19] 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英国作家，曾航行世界各地，有20余年的海上生涯，最擅长写海洋冒险小说，有“海洋小说大师”之称。代表作《黑暗的心》《水仙号上的黑水手》。——译者注
[20] 同样在1987年，斯皮尔伯格说服了哥伦比亚影业支持罗伯特·A. 哈里斯和吉姆·佩滕对里恩受损的作品《阿拉伯的劳伦斯》进行修复，并最终在1989年修复成功。这个项目既体现了斯皮尔伯格投身电影保护的热情，也体现了他作为电影人的道德责任感。斯皮尔伯格和马丁·斯科塞斯、乔治·卢卡斯，以及其他的一些电影人都在努力倡导电影人的道德感。就像斯皮尔伯格在1988年说的那样：“道德责任感是至关重要的，可以保护后代们免遭贪婪大财团对这些永恒珍宝的亵渎。”
[21] 《塔木德》(The Talmud)是犹太律法﹑思想和传统的集大成之作，分为公元3世纪中叶在巴勒斯坦编纂的耶路撒冷版和6世纪改订﹑增补后的巴比伦版。——译者注
[22] 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美国犹太裔记者，曾长期主持ABC电视台《夜线》节目；被认为是美国电视史上最杰出的严肃采访者之一。——译者注
[23] 有一天在英格兰，斯皮尔伯格正在一个废弃的煤气厂里拍摄，那里曾被用作片中的第一个羁留营。“那个男孩当时正在以《雾都孤儿》的方式表演，走上前来想再要点吃的。那真是太巧了，”助理导演大卫·汤布林回忆说，“因为那天大卫·里恩来探班了。我开玩笑说：‘我们正在重拍《雾都孤儿》呢。’”
[24] 当斯托帕德写第一版剧本初稿时，当时指定的导演是哈罗德·贝克尔。后来，斯皮尔伯格邀请门诺·迈伊杰斯来重写剧本，但未给门诺署名，最后投入拍摄的剧本还是请回了斯托帕德来操刀。
[25] 剧组在西班牙特雷布赫纳附近搭建了集中营的场景。
[26] 罗夏墨迹测试由瑞士精神病学家赫尔曼·罗夏(Hermann Rorschach)创立，通过向被试者呈现标准化的由墨渍偶然形成的模样刺激图版，让被试者说出由此所联想到的东西，然后将这些反应用符号进行分类记录，进而对被试者的人格特征进行诊断。——译者注
[27] 鲍姆获得了单独署名为编剧，他和卢卡斯以及迈依杰斯共同署名故事原创。
[28] 一个电影用语，指可以推动剧情发展的物品、人物或目标，源于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电影。当故事的情节发展以后，麦高芬的重要性也会随之减弱。电影中著名的“麦高芬”包括《惊魂记》中杀人的老妇人、《法柜奇兵》中的法柜等。——译者注
[29] 约翰·豪斯曼(John Houseman)，美国演员，还从事过编剧、导演与制片等，曾凭借《力争上游》获得第46届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译者注
[30] 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英国演员、制片人。1962年，因在第一部“007”电影《007之诺博士》(Dr. No)中饰演詹姆斯·邦德而成名；2005年，被美国电影学院授予终身成就奖。——译者注
[31] “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在西方国家主要应用在收购兼并中对被解雇高层管理人员的补偿，这里主要用来比喻艾米与史蒂文离婚后获得的巨额赡养费。——译者注
[32] 1941年，美国画家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应罗斯福总统号召，为《星期六晚邮报》3月刊封面创作了一幅名为《无乏匮之虞》(Freedom from Want)的插画。画中表现了一家典型的美国人围聚在晚餐桌前吃火鸡，该作品极具代表性，成为美国人们心目中最理想的感恩节大餐画面之一。——译者注
[33] 艾米和布鲁诺的儿子在1990年出生，取名为加布里埃尔。
[34] 维克多·弗莱明(Victor Fleming)，美国导演，最著名的两部影片是《绿野仙踪》和《乱世佳人》。——译者注
[35] 杰里·贝尔森和黛安·托马斯也是其中的两名编剧，罗纳德·巴斯负责撰写用于拍摄的剧本，但贝尔森完成了最终版剧本并单独署名为编剧。
[36] 斯皮尔伯格巧妙地运用了杰罗姆·柯恩可爱的老民谣作为两个消防员出现时的音乐，导演原本想使用欧文·柏林那首动人心弦的音乐《永远》(Always)，但被拒绝。在与斯皮尔伯格的一次电话交谈中，94岁高龄的柏林说，自己“计划在未来使用这首歌”。
[37] 在印度、泰国、缅甸等国，白象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不可使其劳作，很多贵族为饲养一头白象而倾家**产。后来“白象”代指昂贵而无用之物或是华而不实之物。——译者注
[38] 在解释退出这个项目的理由时，斯皮尔伯格觉得妹妹安妮“已经在我的阴影下太久了……我开始考虑，如果由我来导演这部电影，人们就不会对安妮的贡献加以肯定”。后来安妮和罗斯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奖。
[39] 此处的三星影业指Tri-Star电影公司。Tri-Star本是一家小电影公司，从20世纪末开始，一直与哥伦比亚影业合作，后来索尼收购了哥伦比亚和三星，组成了哥伦比亚/三星电影公司(Columbia-TriStar)。——译者注
[40] 《铁钩船长》由安培林娱乐出品，凯瑟琳·肯尼迪、弗兰克·马歇尔和杰拉尔德·R. 莫伦(安培林的制片主任，当时也以制片人的身份参与了《铁钩船长》的制作)共同制片。
[41] 此片由迪恩·康迪担任摄影师，诺尔曼·加伍德担任艺术指导，斯皮尔伯格看了约翰·纳皮尔在音乐剧《猫》中的工作后，便聘请这位舞台设计师担任电影的“视觉顾问”。斯皮尔伯格的安培林动画(Amblimation)曾花了好几年时间进行《猫》的电影版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