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麦克斯之前，我拍的是关于孩子们的电影；现在我也有了孩子，应该就会开始拍关于成年人的电影了。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85年
当被问到喜欢为自己的电影挑选什么样的女演员时，斯皮尔伯格曾说：“或许我一直在寻找非犹太姑娘(Shiksa)的终极版[1]。”当凯特·卡普肖走进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参加《魔域奇兵》的试镜时，他终于找到了那个“她”。凯特精致的模特外形、优雅的体态，以及中西部人率真的性格令他一见倾心。她就像另一个版本的朱莉·克里斯蒂[2]，吃玉米长大，完全美国化，看起来更天真。虽然不是天生金发，但凯特愿意将棕色卷发染成金色，以符合斯皮尔伯格心目中的非犹太女主角形象。当把她的试镜录像带送给《魔域奇兵》的编剧格洛丽亚·卡茨和威拉德·赫伊克看时，斯皮尔伯格说：“我真的很喜欢凯特。你们能向乔治为她美言几句吗？”
斯皮尔伯格当时可能还没有发现他未来妻子无邪外表下隐藏的心机：“《E. T. 外星人》上映时，我读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凯特在1996年回忆说，“我当时就对他有好感。”凯特去试镜时，“对得到那个角色并没有那么感兴趣。当时我仍怀有年轻时想当一名艺术家的梦想，只接那些梅丽尔·斯特里普[3]会演的电影。我无法想象她会去演《法柜奇兵》的续集。”因此，凯特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斯皮尔伯格身上。
进入斯皮尔伯格在华纳兄弟的办公室时，她被要求坐到斯皮尔伯格对面，她侧身走过他身旁并开始施展魅力。“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那一刻起，”凯特回忆说，“我就感觉他是个可爱又害羞的男人，估计那时他在想：‘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试镜？’我喜欢男人的那种羞怯和谦逊。”她小心翼翼，不像大多数年轻女演员那样滔滔不绝地谈论他的电影。在她离开时，斯皮尔伯格告诉她：“谢谢你没和我聊《E. T. 外星人》。”下次见面时，他邀请凯特一起玩电子游戏，明确地表达了对她的爱意。
凯特一见到斯皮尔伯格“便立马使出浑身解数”。“我回到家后说：‘觉得自己遇到大麻烦了。’”尽管她没有掩饰曾费尽心思想嫁给斯皮尔伯格的事实，但卡普肖把自己对斯皮尔伯格的爱慕描述为一种本能，掺杂着几分母性，“吸引我的是他的气味。就像刚出生的婴儿，好像他是我的孩子一样。他们说，如果蒙住一位母亲的眼睛，在她面前摆20个孩子，她仍能够通过气味辨认出自己的孩子。那种感觉就像那样。”
1953年，凯特·卡普肖(本名凯西·苏·内尔)出生于得克萨斯州沃斯堡市，在弗洛里森特的圣路易斯郊区长大，父亲是航空公司运营经理，母亲是美容师。她们全家都是卫理公会派[4]教徒，典型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我父母是第一代离开农场的人，”她于1984年说，“我看起来很像欧裔新教徒，但我想要自己的外形更具民族特色。我想成为犹太知识分子，也想做一名演员，尽管我不知道怎样学习成为一名演员。‘我在密苏里能做什么呢？’我问自己……教师是一个被社会广泛认可、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我去当了老师。”她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学习障碍研究的硕士学位后，去密苏里乡下的一所学校任教两年，但是“我对这份工作并不满意。那是别人认为我该做的事，而不是我想做的事”。
凯特嫁给了大学时代的恋人，后来当上了高中校长的罗伯特·卡普肖。1977年，他们生下女儿杰西卡。罗伯特陪凯特去了纽约，这样更便于她追求成为一名职业演员的梦想，但这段婚姻很快成为她野心的牺牲品。她一边做模特、拍电视广告、演肥皂剧，一边抚养女儿长大。凯特在1982年的电影《花花大丈夫》(A Little Sex)中扮演花花公子蒂姆·马瑟森的女友，这是她的银幕首秀，由此也得以参演另一部由阿尔米安·伯恩斯坦编剧兼导演的电影《风城》(Windy City， 1984)，该片最后票房惨淡。卡普肖在出演《魔域奇兵》时还和伯恩斯坦一起生活在洛杉矶。
她在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中扮演了沉闷的威莉·斯科特一角，用凯特自己的话来说，“那个角色是个只会尖叫的金发蠢女人”。作为深受宠爱的俱乐部歌手，威莉在开场时穿着性感的红色连衣裙，看起来闪耀迷人，然而被卷入印第安纳的冒险后，她变得衣衫褴褛、满腹牢骚。斯皮尔伯格根据自己青春期时的喜好，让印第安纳的女友经受了身体上的考验，这对凯特来说是一次艰难的表演经历。凯特勉强答应让虫子在身上爬来爬去，但不愿意和一条14英尺长的大蟒蛇一起洗澡。“那些天我一直在尖叫，精疲力竭，”她承认，“演好威莉·斯科特并不难，这个角色总是在抱怨，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虫子让人恶心，大象让人讨厌。”看到斯皮尔伯格如此热衷于折磨、嘲笑，乃至羞辱她饰演的角色，人们不禁要问他是否想表达青春期的少年站在校花面前时，那种矛盾与不安的感觉。在他人生中如此脆弱的时刻，美艳又主动的非犹太女孩对斯皮尔伯格的吸引让他在感情上蠢蠢欲动，并在青少年式的戏弄和敌意中探索出独特的表达形式。
影片中明目张胆的性别歧视剥夺了卡普肖身上假小子般的勇敢，那种凯伦·阿兰[5]可以在《法柜奇兵》中展现的勇敢。影评者们并没有指责编剧和导演创造及塑造了这个角色，而是无情地批评了卡普肖对这个角色的诠释。吉内·西斯克尔评价这个角色“是满腹牢骚的蠢货……当我们看到威莉悬挂在岩浆上方的时候，老实讲，我们真希望她掉下去算了”。卡普肖为媒体的恶意攻击感到难过，于是缩短了电影宣传的行程：“我被口诛笔伐，最后他们却叫我放轻松，可能吗？我不过在一部B级片上浪费生命。这只是个冒险故事，是爆米花电影，是周六下午去看的那种影片[6]。”
凯特一开始“理解不了史蒂文”，因为她不是电影迷。“你懂的，他总是用电影相关的专业语言说话。他会说：‘记得《一夜风流》里面的那个场景吧——就是克劳黛·考尔白[7]做了什么什么的那一幕？这就是我想要的。’然后我会说：‘史蒂文，我没看过那部电影。’他会抱怨：‘凯特，我要怎么和你沟通啊？’”尽管如此，凯特还是觉得和他一起工作很愉快，她后来说：“我在看史蒂文导演电影时就爱上他了。”
然而他们早期的关系，不过比凯特所说的“调情”再深入一点点而已。她想让这种关系更加认真，但斯皮尔伯格没有回应她的感受，这让她很痛苦：“我觉得他是那种必须得到自己想要一切的男人。如果对他来说，我不过是另一种口味的冰淇淋呢？我知道一旦自己决定和他在一起，他就不会那么认真对待我的感情了。我觉得他跟艾米还没有结束，而且我知道那段感情里谁是输家。”
在得知斯皮尔伯格要来印度为《魔域奇兵》考察外景地时，艾米正在印度参演有线电视迷你剧《异国情天》，在其中扮演印度公主。当斯皮尔伯格所乘的飞机在机场着陆时，她特意前去接机，给他营造重逢的惊喜。“我们隔着跑道看到了对方，”她回忆说，“当我们重逢时，我就明白了。”斯皮尔伯格的记忆则与此有些出入：“她眼里洋溢着满满的爱意，而我眼里是愤怒和怨恨。但我们又一次相爱了。”
1979年与史蒂文分手后，艾米在纽约的舞台上找到了职业方向，她在《莫扎特传》(Amadeus)及《心碎之家》(Heartbreak House)等舞台剧中都有精彩表演，还凭借在芭芭拉·史翠姗1983年的歌舞片《燕特尔》(Yentl，根据艾萨克·巴舍维斯·辛格的作品改编)里饰演的配角哈达丝，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在剧中，哈达丝是一名温柔的女性，最后嫁给史翠珊女扮男装的燕特尔为妻。虽然艾米的父亲是犹太人，但她在基督教科学派母亲的抚养下长大，所以史翠珊给她找来犹太教的书让她学习，以便更好地扮演传统的犹太妻子。
史翠珊本人也曾在20世纪80年代初与斯皮尔伯格传过绯闻。1979年史翠珊“曾向斯皮尔伯格推荐过《燕特尔》”，艾米回忆说。在《燕特尔》剪辑时，史翠珊给他看了一些剪辑好的片段。他告诉史翠珊：“一帧都不要改。”但是当听到媒体说斯皮尔伯格给了她关于剪辑的建议时，史翠珊生气地说道：“这就好像在说这个女人或这个女演员，没有男人的帮助就拍不了这部电影……你知道我多么反感这种言论吗？我讨厌这种话，就像他们抢走了我的电影一样!”看完成片后，斯皮尔伯格对史翠珊说：“这是自《公民凯恩》以来最伟大的导演处女作。”
艾米的履历中有备受赞誉的电影表演和舞台演出经历，职业前景一片光明。渐渐地，她平息了心中的愤懑，不再是“斯皮尔伯格身边小鸟依人的女朋友，我也能展翅高飞”。这种自信让她不再执着于事业，并在与斯皮尔伯格好友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了一段浪漫情感。他和艾米的感情很坚固，足以战胜他们痛苦的分手，以及二人在分手后与他人的感情生活。斯皮尔伯格也开始对艾米的作品表现出更大的兴趣，经常去东部看她的舞台演出。
凯特·卡普肖在《魔域奇兵》中亮相后，又参演了由威拉德·赫伊克执导、格洛丽亚·卡茨制片的喜剧《兵来将挡》。“史蒂文和凯特大吵了一架，”卡茨回忆说，“他们互不理睬。而艾米重新回到了史蒂文的身边。”当时凯特在录音棚为《兵来将挡》配音，而史蒂文在旁边的操作台上进行《魔域奇兵》的混音。赫伊克告诉凯特，史蒂文就在旁边，凯特回答说：“我懒得理他，他太不成熟了。”
1984年9月10日，艾米和史蒂文共进烛光晚餐以庆祝自己31岁的生日。就在当晚，艾米怀孕了。“这个宝宝，”她说，“是我和史蒂文期盼已久的。”
史蒂文为成为准父亲而高兴，甚至会因为艾米独自选购孕妇装没有叫上自己而生气。当艾米告诉史蒂文在医生办公室里第一次听到宝宝的心跳时，史蒂文坚持把她带回医生那里，让自己也听一听。“等孩子出生，”艾米半开玩笑地说，“就有人和史蒂文分享玩具了。”为了离新家更近，他甚至开始减少工作时间。但艾米和史蒂文都觉得孩子出生之前没有结婚的必要。“在心里我们早就是夫妻了，”艾米说，“现在考虑婚礼似乎是多余的。”然而史蒂文确实签署了一份协议，正式享有作为父亲的权利并承担责任。
“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史蒂文对艾米说，“对另一个人做出承诺。”但他承认这个承诺并不容易，“我喜欢把现实生活戏剧化……我想要导演现实、导演某个场景，我会说：‘在你该待的地方待好。我会处理好的，但你别动。’当我对电影做出承诺时，感觉就像……婚姻。我希望在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
史蒂文和艾米于1985年11月27日在新墨西哥州圣达菲的法院举行了一场私人婚礼，法官托马斯·A. 东内利主持了公证。那时他们的儿子麦克斯已经5个月大了。“我们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电影里的人物一样，由一位明智的老法官来做证婚人。”史蒂文说。他在洗泡泡浴时向艾米求婚，麦克斯正在地板上爬着，艾米脸上还有泡沫。“一点也不浪漫……我知道她会答应，因为她都向我求过七八次婚了。”
1984年，斯皮尔伯格和弗兰克·马歇尔以及凯瑟琳·肯尼迪创立了安培林娱乐，他从华纳兄弟的办公室搬出，迁入了奢华的新总部大楼，位于环球影业露天片场的僻静角落。环球还花了350万美元为斯皮尔伯格建造了一座圣达菲风格的土砖办公楼，后来又在马路对面增设了一栋后期制作大楼。希德·谢恩伯格安排这些都是为了留住斯皮尔伯格。“我们几乎对斯皮尔伯格有求必应。”谢恩伯格说。谢恩伯格此前向斯皮尔伯格提议，买下已故的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平房，那房子面积适中，但斯皮尔伯格以“会遭天谴”为由拒绝了。斯皮尔伯格甚至不必与环球影业签署独家制作协议，就能得到环球特别馈赠的办公大楼。他决定不受任何一家制片厂的约束，并与华纳兄弟及其董事长史蒂夫·罗斯保持频繁的业务往来，而他把罗斯视为自己的第二个父亲。
斯皮尔伯格的总部被官方称为“477号平房”，尽管入口处醒目地挂着安培林娱乐的新标志——《E. T. 外星人》中，小男孩骑着自行车飞过月亮的剪影。这栋综合大楼设有一间共有45个座位的放映室、两间剪辑室、一间游戏室，还有配备专业厨师的厨房、一间健身房、一个室外水疗中心、几个花园，以及一个立着迷你“大白鲨”雕塑的许愿池。斯皮尔伯格用他最喜欢的电影海报、诺曼·洛克威尔[8]的画、印第安地毯、挂毯和陶器来装饰办公室。这种西南部风格让斯皮尔伯格可以把这里当成“家乡以外的家”，让他回想起自己在亚利桑那州的童年生活。对艾米来说，这里也让她想起自己的家乡新墨西哥州。好莱坞的戏谑者们很快将这个避世之所比作斯皮尔伯格的“塔可贝尔”[9]。
编剧理查德·克里斯蒂安·麦瑟森[10]1987年曾与一位编剧好友参观过这座高科技、戒备森严的安培林综合大楼。那次奇怪的经历他还记忆犹新。他们和斯皮尔伯格在花园里边散步边讨论电影和电视项目，“每隔一段时间，从石头或树上就会传来声音：‘史蒂文，你两点半约的人到了。’显然是石头中间的麦克风在说话，因为你会听到有声音说：‘史蒂文，你需要什么吗？’史蒂文会问我们：‘伙计们，想吃冰棒吗？’然后他会对着空气讲：‘给我们拿3根沙士口味的冰棒来。’毋庸置疑，整个地方都根据史蒂文的行动轨迹设计了配套服务”。
史蒂文和艾米在1985年初从歌手鲍比·温顿[11]那里买下了富丽堂皇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产。那栋豪宅坐落于孤峰，俯瞰马里布，与威尔·罗杰斯州立公园[12]相邻，也按照西南部风格进行了重新装修。“房子的重新装修和翻拍电影唯一的区别就是，我得自己掏钱。”斯皮尔伯格打趣说，“这所房子的历史，本能地吸引了我，我最在意的是大卫·塞尔兹尼克拍摄《乱世佳人》时，正好住在这儿[13]。”改造后的房子具有独特的斯皮尔伯格风格，包括“霍比特人的房间”——一间带有可伸缩式电视及蘑菇形壁炉和窗户的家庭房。“霍比特人是我个人成长过程中重要的神话故事，”斯皮尔伯格说，“我想要一间电视房，并在里面度过大部分时间。我要有那种霍比特人的感觉。”
随着近年来漂泊生活的安定，斯皮尔伯格很乐意做一个宅男，夸耀自己的非好莱坞式好男人形象：“我不住在法国的里维埃拉，没有7个女人在我晒日光浴时围着喂我东西吃。我晚上回家看电视直到睡着，第二天早上醒了就去上班，对于这点我很自豪。”
麦克斯·塞缪尔·斯皮尔伯格于1985年6月13日在圣莫妮卡医院出生，父亲兴高采烈地将麦克斯称为“我最好的作品”。孩子的中间名是为了纪念史蒂文的祖父而取。艾米说他们给孩子取名为“麦克斯”没有特殊原因，这个名字在20世纪80年代婴儿潮一代的父母中间很流行。但这名字倒让人想起(如果不是有意提醒的话)斯皮尔伯格的亲戚麦克斯·切斯，阿诺德·斯皮尔伯格的第一台电影摄影机就是由他赠送的。
怀孕期间，艾米在布莱克·爱德华兹的闹剧《双喜临门》中饰演被达德利·摩尔搞大肚子的两名孕妇之一。艾米临近预产期时，斯皮尔伯格即将开拍《紫色》，改编自爱丽丝·沃克的同名小说。因此他将先在环球影业的摄影棚进行拍摄，之后再前往北卡罗来纳州门罗附近的外景地。“我们要先等麦克斯出生，”影片的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回忆说，“同时我们也想感谢麦克斯，他按时出生了，谢天谢地。”麦克斯出生的时刻非常巧合，那天是6月12日，斯皮尔伯格正在拍分娩的场景，艾米“打电话给片场找史蒂文，让接电话的人告诉他我要生了。他立马搁下了那个戏剧化的分娩镜头，跑来接电话，我非常平静地告诉他：‘亲爱的，现在过来执导我生孩子吧。’”
影片中婴儿的哭声就是麦克斯的声音，他的父亲斯皮尔伯格在某天晚上给他洗澡时录了音。
一位白人男性导演为什么要拍《紫色》这种电影？世界上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是斯皮尔伯格拍了《紫色》？
沃克的这部激进女性主义小说，讲述了20世纪初南方腹地一名黑人女性的生活。当斯皮尔伯格决定将这部小说拍成电影时，许多人都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少年时期的女主角西丽·约翰逊由黛丝瑞塔·杰克逊扮演，成年时期则由乌比·戈德堡饰演。这是乌比的银幕首秀。影片中的女主角惨遭十几年的虐待，先是被继父强奸，后来又被她称呼为“先生”的暴力沙文主义丈夫家暴。尽管《新闻周刊》的影评人大卫·安森很尊重“斯皮尔伯格对角色的塑造”，但他最初认为导演和这种题材“简直太不搭了，就像在看安东尼奥尼导演007系列电影一样……我有一种迷惑的感觉，好像自己在看一部关于**的迪士尼电影”。
许多人认为斯皮尔伯格把《紫色》拍成电影的目的在于，通过精心策划和犬儒主义的方式来赢得奥斯卡。毫无疑问，他对人们将自己的作品定性为“青少年逃避主义”感到烦躁，希望通过这部根据普利策奖获奖小说改编的“成人题材”电影，获得更多尊重，尝试通常会打动奥斯卡评委的题材。这位导演坦率地说，他想“挑战自我，突破斯皮尔伯格电影的刻板印象。不是为了证明什么，也不是为了炫耀，只是为了发挥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阴阳魔界案的阴影挥之不去，这段时间该案件一直占据新闻头条，也让斯皮尔伯格渴望得到好莱坞圈内的更多尊重。
但他的批评者认为，获得奥斯卡是促使斯皮尔伯格将《紫色》拍成电影的全部动机，这带有深刻的讽刺意味。这种观点假定一名白人导演不会对黑人角色的有关故事感兴趣。对《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的彼得·雷纳来说，《紫色》“表面上讲的是20世纪上半叶南方一位贫穷黑人女性[14]的苦难生活，实质上本片是依据奥斯卡奖评选标准量身打造”。《时代》周刊的理查德·科利斯嘲笑道：“对好莱坞的老一辈精英来说，斯皮尔伯格根本不值得尊重，因为他从未得过奥斯卡。所以表演者史蒂文带着他的第一部‘值得尊敬的’电影来了。”好莱坞一些爱开玩笑的人把这部电影喻为斯皮尔伯格对第三世界的亲密接触[15]。
斯皮尔伯格习惯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和遭遇反犹主义的经历保持沉默，直到导演《辛德勒的名单》后他才公开、坦诚地讨论这一话题。因此，很少有人意识到他在沃克笔下这位遭受虐待的女主角身上，寄托了多少个人情感。“以后会有人写一本斯皮尔伯格心理传记，指出这部电影对他的特殊意义。”J. 霍伯曼在《乡音》上这篇以负面批评为主的评论中写道。霍伯曼认为斯皮尔伯格决定导演《紫色》，源于其对“修复破碎家庭”的长期忧虑，以及对“非绝对母权”的庆祝，并推测这部电影是“斯皮尔伯格针对《魔域奇兵》中太过猖獗的白人男性至上论，所做出的致歉”。
西丽决定在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双重压力下坚强生活，令斯皮尔伯格感同身受，触动了他心中从未愈合的秘密伤口。“斯皮尔伯格和我们分享了他的痛苦，”《紫色》的制片人之一、黑人作曲家昆西·琼斯说，“他很在意这一点……希望能与偏见斗争到底。”种族偏见使斯皮尔伯格高三时的生活沦为“人间地狱”，因此他对民权运动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他本能地与另一个受压迫的民族团结在一起，就像那时许多其他犹太人支持民权运动一样，这也证实了斯皮尔伯格20世纪60年代的偶像兰尼·布鲁斯的话：“黑人都是犹太人。”斯皮尔伯格在儿子出生时接受了自己的犹太血统，而儿子出生时他正在拍摄西丽分娩的那场戏，加强了他对西丽这个人物的情感认同。
一些对《紫色》进行报道的记者质疑斯皮尔伯格的真诚，声称他此前的作品没有对美国黑人透露出太多兴趣。但《紫色》并非斯皮尔伯格第一次讲述以黑人为主角的故事，尽管之前的两部作品都不是什么大作。在1970年《夜间画廊》中的《让我大笑》(Make Me Laugh)这集里，斯皮尔伯格让戈德弗雷·坎布里吉饰演了郁郁寡欢的夜总会喜剧演员，而在《阴阳魔界：电影版》中的短片《踢罐子》里，他又让斯卡特曼·克罗瑟斯饰演了一位年迈的奇迹制造者。爱丽丝·沃克在看完《E. T. 外星人》之后也说：“影片一开始，我就认出了E. T. 是有色物种。”
凯瑟琳·肯尼迪让斯皮尔伯格注意到了《紫色》，并告诉他：“这是你可能会喜欢的书。”斯皮尔伯格曾向少数几个人提起过自己少年时期在萨拉托加受到的欺凌，肯尼迪是其中之一。她认为《紫色》会引发他的情感共鸣，不管表面上看起来有多么不可能。“你知道，这是关于黑人的故事，”她告诉斯皮尔伯格，“但这不应该给你造成困扰，因为你是犹太人。本质上你们在成长经历和血统传承上有相似之处。”肯尼迪也明白他渴望拓展自己的艺术视野。“我一直相信，在某个时刻他有信心尝试其他新鲜题材，”她在1993年回忆说，“所以我向他推荐了《紫色》。读完后他说：‘我害怕将它拍成电影，但正是因为如此，我很喜欢这个故事。’”
这个项目属于华纳兄弟影业，尽管斯皮尔伯格后来同意打着安培林娱乐的旗号参与影片的制作，但还是犹豫了很长时间。“我真的不确定我会导演这部电影，一段时间后，剧本的第二稿才投入开发。我很高兴能转型，此前我担任制片的都是周六的日场儿童电影，包括1985年上映的《七宝奇谋》《回到未来》和《少年福尔摩斯》……我非常高兴能与《紫色》的编剧门诺·迈伊杰斯坐在一起，花上大把时间探讨成年人的真相。敲定了某些事后，我便回去换上防水靴，跳到《七宝奇谋》片场5英尺深的水里去，帮导演迪克(理查德)·唐纳拍几个补充镜头。”在拍摄《紫色》的外景时，斯皮尔伯格解释了为什么迟迟才决定导演这部电影，主要因为自己习惯于制作“大片，关于视觉大场面的电影。我不知道现在是否该拍摄有关内心的电影了”，他指着自己的胸口说。
他犹豫的另一个原因是已经预料到了媒体对他参与这个项目的反应。“我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当本片的导演，”他对昆西·琼斯说，“你不想找个黑人来导演这部片子吗？”琼斯回答道：“你不是火星人，但你也拍成了《E. T. 外星人》，不是吗？”
在影片开拍以前，斯皮尔伯格必须通过爱丽丝·沃克的面试。这是他11年来第一次在一份工作中处于被面试者的位置。
原著作者爱丽丝曾对好莱坞翻拍其书信体小说心存疑虑，因为小说中使用了大量那个时期南部黑人英语的习语。好莱坞历史上拍摄黑人题材的影片数量较少，本书大胆的风格、激进的女性主义议题，以及对**、家庭暴力和女同性恋问题的直白处理，对于任何电影人来说都是雷区。她对琼斯的敬仰缓和了她的不安，但当斯皮尔伯格被提议为导演时，开始她甚至没有认出这个名字。然而她后来想起自己曾经看过《横冲直撞大逃亡》的片段，他的“**澎湃与小心谨慎”，让她意识到他应该会喜欢《紫色》。
1984年2月20日，斯皮尔伯格和琼斯一同到访爱丽丝位于旧金山的家中，爱丽丝接待了他们并在日记中写道：“昆西此前在我面前说了太多斯皮尔伯格的好话，搞得我都有点害怕和他见面。但我也就担心了一会儿，他进屋坐下，立马直截了当地向我表明他仔细读过我的书，还发表了非常睿智的评论。”斯皮尔伯格“绝对把握了本书的精髓、感觉和精神”，让她放心地把这个项目交给了他。
沃克感觉到，尽管斯皮尔伯格享誉世界，但仍然是少数族裔。她发现他的敏感能够让他体会另一个种族和另一种性别的情感。导演对自己童年痛苦的感受仍然记忆犹新，因此毫不费力就可以对西丽被继父和暴虐丈夫折磨的痛苦感同身受。“我觉得爱丽丝·沃克的著作跟狄更斯的作品不相上下。”斯皮尔伯格表示，他还在影片中让西丽读了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作为在破碎家庭长大的孩子，斯皮尔伯格对西丽被迫与她的妹妹和两个孩子分开的痛苦，怀有本能的同情。对于斯皮尔伯格来说，他太过清楚被坏人虐待是什么滋味，因此也很容易与索菲娅(奥普拉·温弗瑞饰)这个坚强黑人女性产生共鸣。索菲娅拒绝屈从白人种族主义权威而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或许因为与父亲情感上的疏离，斯皮尔伯格还重点突出了蓝调歌手夏戈·艾弗里(玛格丽特·艾弗里饰)与父亲的不睦，夏戈的父亲是一位清教徒式的浸信会传教士。正如苏珊·德沃金在《女士》(Ms.)杂志上关于这部电影的评论中所写的，沃克所“看到的，这些女人的伤心欲绝和不屈的精神，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并不陌生”。
另一方面，与沃克相比，斯皮尔伯格更难深入“先生”(丹尼·格洛弗饰演)的内心世界。“先生”是冷酷父权的化身，他在银幕上的扁平形象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斯皮尔伯格对恃强凌弱者发自内心的厌恶，让他很难理解一个人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尤其是一个来自完全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当“先生”最终获得自我救赎时，斯皮尔伯格对这个角色的同情和宽恕远远不及小说作者，这个角色本是原著作者以祖父为原型塑造的。斯皮尔伯格不自觉地与这位悔过的“先生”保持距离，并按照原书的后半段所述，让他失去了伴侣西丽的陪伴，成为孤独、可悲的人物。
讽刺的是，这位白人男性导演对沃克小说的改编，反而从一种更偏向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待西丽和先生之间的关系。但是原著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那些对“先生”这个人物的塑造表示强烈反感的人们，通常表现出选择性的愤怒：“在《紫色》的原著小说出版和拍成电影后，某位影评人不仅对书中妇女和儿童的苦难没有任何同情，还将我和斯皮尔伯格称为骗子，因为《紫色》表明黑人男性有时会家暴。”
沃克对其著作翻拍的电影进行了很多干涉。她是选角顾问，并在合同里加入条款规定至少一半的剧组成员必须是“女性、黑人或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她用祖父家里的照片说明“先生”的家应该是什么样子，还说服了艺术指导J. 迈克尔·里瓦，20世纪初并不是所有南方黑人都生活困难。里瓦承认如果“要公正地评价这部电影，我必须正视自己的偏见”。沃克还亲自写了剧本，但最终还是用了门诺·迈伊杰斯写的剧本。门诺是一位荷兰移民，此前因一部关于儿童十字军的剧本《狮心王理查》(Lionheart)得到了斯皮尔伯格的赏识[16]。《紫色》摄制期间，原著作者大部分时间都在片场，与迈伊杰斯和演员们亲密合作，以确保对白听起来有当时的味道并忠实于原著的精神。
斯皮尔伯格对于种族问题的理解深度，也曾让沃克感到焦虑不安。某天“斯皮尔伯格表示《乱世佳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并说他最喜欢的角色是天真的黑奴普丽西(由巴特弗莱·麦昆饰演)……他说了这番话后，我好几晚都辗转反侧。因为我在想，如何在他导演我们的电影时告诉他《乱世佳人》对我来说是多么可怕的噩梦”。斯皮尔伯格对某些黑人历史的天真理解，在另一次双方的深刻误解中展露无遗。一次前期制作会议上，斯皮尔伯格正和同事们讨论如何在影片中加入“友情客串”(在哈珀的妻子索菲娅离开他时，导演亲自为威拉德·普饰演的哈珀配上凄凉的吹口哨声)。随后斯皮尔伯格出于真心的好意，询问原著作者是否能抱着他刚出生的儿子麦克斯在电影中出镜。
“我对你的问题感到难过，我当然不会出镜。”沃克在1989年给斯皮尔伯格的信中说，“这涉及历史问题，我不可能出镜。黑人女子抱着白人婴儿是美国南部悠久的历史传统。发生这种误会，我很遗憾。但我也被你的提议所感动，毕竟你的意识里没有这段历史。”
开拍的第一天，斯皮尔伯格安排的场景是夏戈·艾弗里在哈珀吵闹的“避难所”夜总会为西丽演唱小夜曲。这也是乌比·戈德堡第一次参演电影，她羞涩而又欣喜的表情，代表着她所饰演角色的感官觉醒。
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对这段场景的描述是：“这个身材娇小、内心忐忑的女人，已经10多年没有走出过她的农场，现在她走进夜总会，这个‘避难所’，打开一个信教女人的未知世界。她戴着服装设计师阿吉·罗杰斯量身定制的时尚旧帽子，在‘避难所’里羞涩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桌上忽明忽暗的一束光，似乎是煤油灯发出的光芒，温柔地勾勒出西丽的脸庞，“在这个镜头里，我们第一次发现了乌比·戈德堡眼睛的魔力，”达维奥回忆说，“这就是那种美妙的瞬间，拍电影时你突然发现一些特别的事情正在发生。你感觉银幕里的角色活了过来，并知道影片接下来将如何进行。”
“史蒂文选择以‘避难所’作为影片开场可能出于逻辑上的原因，但简直是真正的天才之举。我认为他心里明白，很多事情会在这个场景中发生碰撞。这是明智的决定，为电影的各个方面奠定了基调。”
在《紫色》中，戈德堡被斯皮尔伯格激发出了超凡的演技，在斯皮尔伯格的众多影片中，鲜有角色能与之相较。也许只有在《辛德勒的名单》中扮演伊查克·斯特恩的本·金斯利[17]，才能用形体和语言表现出同等程度的丰富与复杂。如果说金斯利扮演的斯特恩，本来就聪明又机灵，那么西丽这个角色则是在我们眼前，一点一点、逐字逐句、用一颦一笑塑造起来的。她从那个看似天真单纯的无助女孩，逐渐掌握了自我保护的生存技能，这一切最终赋予她超然的力量和智慧。
戈德堡以她备受赞誉的独角戏引起了斯皮尔伯格的注意，她在自己的独角戏中扮演了几个与众不同的角色。就像《紫色》其他的许多女性读者一样，这位喜剧女演员(她的真名是卡琳·约翰逊)读过小说后，也对这本书产生了个人情感共鸣。她写信给爱丽丝·沃克，希望能得到索菲娅这个角色，并补充说，如果有必要她甚至愿意“扮演一个威尼斯盲人”。沃克在旧金山看了她的演出，并向斯皮尔伯格推荐她饰演西丽。
斯皮尔伯格问戈德堡是否愿意在他和“几个朋友”面前表演她的戏剧。她惊讶地发现斯皮尔伯格的放映室挤满了人，包括沃克、昆西·琼斯、迈克尔·杰克逊和莱昂内尔·里奇。她厚着脸皮在表演中加入了“别人让我不要演的部分”：一段对《E. T. 外星人》的恶搞——E. T. 最后在奥克兰监狱里嗑药。据戈德堡所说，尽管《洛杉矶时报》上E. T. 挂着吸毒专用勺的形象让斯皮尔伯格勃然大怒，但他“很喜欢”她在私下里表演的这个段子。斯皮尔伯格邀请她扮演西丽，但她更想演索菲娅，她觉得这个人物“更有灵魂，更有爱心……然后我发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坐在那里拼命劝我，就像是在说：‘醒醒吧，笨蛋。快答应。’”
在排练期间，斯皮尔伯格觉得戈德堡“与其他演员的互动不是很好。她被丹尼·格洛弗的专业和奥普拉·温弗瑞的应变能力吓到了。我很担心她，因为她难以融入其他演员。之后有一次在片场，她终于向我求助了，她说：‘听着，你得帮帮我，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那种表演才是发自她的内心。”
斯皮尔伯格耐心地教她电影表演的基本知识，从人物的内在情感入手，让摄影机观察人物的思想变化，而不是像在舞台上那样表演。“这个镜头后面有100万人在注视着你，”斯皮尔伯格告诉她，“他们可以看到你的一举一动。”
“斯皮尔伯格给了我所有的信念，”戈德堡回忆说，“另外，我们会用行话沟通，因为他和我一样都是电影迷。比如他会说：‘好了，乌比，等门像《杀死一只知更鸟》里面那样打开后，你就像布·拉德利那样做。’或者他会说：‘你知道印第安纳·琼斯最后找到那个女孩的那场戏吧？他当时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就想要那种感觉。’……当我和丹尼·格洛弗演那场痛苦万分的对手戏时，他会说：‘好了，到《煤气灯下》时间了。’然后我就会大笑起来。”
当地电视台脱口秀节目《早安芝加哥》的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也在《紫色》中呈现了精彩的银幕首秀。索菲娅这个角色让她被全国的观众所熟知，很快她就成了电视超级明星。此前，昆西·琼斯访问芝加哥时，在下榻酒店的电视上看到了温弗瑞，立即就联想到了那个身形壮实、直言不讳、桀骜不驯又自尊心很强的索菲娅，于是将她推荐给斯皮尔伯格，随后她就被选入剧组。
温弗瑞不仅因为第一次演电影而感到“害怕”，还被导演吓到了。第一天要拍哭戏，她却哭不出来。她当时想：“我要被载入史册了，我竟然在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里哭不出来。”斯皮尔伯格“没有生气，只是说改天再拍这个镜头。我离开片场后哭了一下午，因为我在他的戏里哭不出来”。在资深演员阿道夫·凯撒(在影片中饰演丹尼·格洛弗的父亲)的指点下，她终于在适当的时候哭了出来。但在此后的工作中，温弗瑞仍然被持续的不安全感包围。她在拍摄期间的日记里，这么形容斯皮尔伯格：“我知道他讨厌我，我知道他一定很后悔让我这个非职业演员来演这部电影。如果我的表现没有尽快好转，他可能会让我离开，也许我们已经拍得太多了。天啊，为什么我以前没去上过表演课？”当她批评索菲娅和丈夫哈珀的一场打斗戏“太像低俗闹剧”时，导演告诉她：“你分析得太多了，不能再让你看每日样片了。”但导演最终从电影中删掉了这一段，温弗瑞觉得自己是正确的。斯皮尔伯格承认，起初对温弗瑞没有表演经验感到“有点失望”，但随着拍摄的进行，他对她的演技愈发认可，并增加了她的戏份。
影片的最后一幕是温弗瑞饰演的索菲娅在与西丽共进晚餐时再度觉醒，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外景地拍摄。这场戏对角色本身和演员来说都是情感上的顿悟，对于西丽来说也是重要的转折点，她终于把对先生压抑已久的愤怒发泄出来。拍摄这场戏时，斯皮尔伯格的惯用手法也有了明显变化。
“那是场很难拍的戏，”艾伦·达维奥回忆说，“我们在北卡罗来纳州一所真正的房子里拍，而不是在摄影棚里，那里真是热极了!房间里全是烟，很多人挤在里面。本来场景设置并不复杂，但当有那么多人参与其中时，每当你想做一丁点儿改变，一大堆东西都要随之变化。而斯皮尔伯格想知道每个变化，他照着书中的描述布置场景。他要对比不同大小的形象、不同的外观，要检查每一个你能看到的角度。我跟他开玩笑说：‘这真是乔治·史蒂文斯式的全覆盖。’这对他来说绝非寻常，大多数时候，你知道，他对自己想要做什么一清二楚。他通常不会在一场戏中拍太多镜头，但这场戏例外。因为要展示奥普拉所扮演角色的茫然，以及她所有的痛苦和获得治愈的过程。”
温弗瑞回忆说，斯皮尔伯格鼓励她对这场戏的大部分台词即兴发挥：“比如我坐在椅子上摇晃时，对乌比说：‘我想要感谢你，西丽小姐，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然后索菲娅开始哭泣，也就是我要开始哭。当史蒂文喊‘卡’的时候，我抬头就看到了他，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乌比站起来说道：‘我的妹妹今天成为演员了!’”
《紫色》是“我第二次没有用故事板画出整部电影的完整分镜”，斯皮尔伯格说，“第一次是《E. T. 外星人》，因为那是一次情感之旅。我觉得《紫色》更是一次情感之旅，我想在电影制作的每一天都给自己创造惊喜[18]。我担心故事板会把我禁锢在一些固有想法内，一旦演员们聚在一起用心表演，之前的想法就都不再重要了……艾伦·达维奥和我对每个人都很温和。拍摄《E. T. 外星人》时，我们一直在大喊大叫，但这一次我们温和多了。我在拍电影的时候从来没有这么放松过。”
爱丽丝·沃克一直记得当时“每天在片场都能感受到爱……究竟是什么让这个犹太男孩认为他可以导演一部有关黑人的影片？影评人们想弄明白。那么，那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也是我想知道的。我想可能是因为爱，因为勇气。我想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史蒂文变得有人情味了。”
这部斯皮尔伯格的真心之作遭到了一些影评人的敌意回应，他们不仅攻击这部电影，还对斯皮尔伯格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对此感到沮丧。当然，这部影片的大部分评论都比较积极，有33位影评人将其选入1995年十佳影片名单中，公众的反响也很好。1985年12月18日，斯皮尔伯格39岁生日当天，《紫色》上映，全球票房高达1.427亿美元，而其制作成本仅为1500万美元。但影片票房的成功反而加剧了那些批评者对斯皮尔伯格的蔑视。负面评论留下了持久的刺痛，某些黑人社区的愤怒也久久未能平息。
“这部影片的极度不真实，证明了斯皮尔伯格觉得黑人比外星人更难想象，同时说明他已经江郎才尽了，他怎么努力都无法做出一部真诚的电影。”《洛杉矶周刊》的约翰·波沃斯写道。斯皮尔伯格的“郊区背景在影片中随处可见”，《华盛顿邮报》的丽塔·坎普利评论说，她嘲笑导演把佐治亚的乡村描绘成一片田园天堂，让桃乐丝·盖尔[19]的堪萨斯农场看起来像个贫民窟。还有些影评人将《紫色》与其他影片相较，比如《阿莫斯与安迪秀》、迪士尼的《南方之歌》、米高梅的全黑人歌舞片《月宫宝盒》，甚至大卫·格里菲斯献给三K党的赞歌，那部臭名昭著的《一个国家的诞生》。
《芝加哥论坛报》上，吉恩·西斯科这样的好评，几乎被混乱的争吵淹没。西斯科称影片“既深入人心又勇敢无畏”，他写道：“书中的情节在电影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没有任何弱化，而《紫色》的电影版有着一种甜美且振奋人心的基调。这位导演曾用橡胶做的外星人E. T. 触及了我们的内心，这次用有血有肉的角色触及了更深层的情感……《紫色》在获得如潮好评的同时，也同样冒着风险。具体来说，影片在反对黑人男性对待黑人女性的方式上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强硬立场。”
这种强硬立场引发了许多人对影片的愤怒抵制，尽管沃克和其他女性主义者也指责斯皮尔伯格淡化了小说中的女同性恋主题。甚至在电影开拍之前，斯皮尔伯格导演这部电影的消息就引起了一些美国黑人的反对。“这些无聊的人之前抱怨在电影里从没见过黑人面孔，”乌比·戈德堡在拍摄期间回应说，“一旦有一部有黑人演员参演的电影，而里面的黑人既没有唱歌也没有跳舞，他们又会开始抱怨……我想对这些人说，麻烦你们冷静冷静，好好看看这个男人拍的电影。”
最响亮的反对声来自一个自称“反对剥削黑人联盟”的洛杉矶组织，该组织有20名成员，他们对这部电影的持续抨击为媒体报道奠定了基调(起到同样作用的，还有全美有色人种协会好莱坞分会以及类似的抗议活动)。该联盟成员科瓦兹·盖格尔斥责《紫色》将黑人男性描绘成“绝对的野蛮人”，并以“极端负面的方式”刻画所有黑人，“这使黑人男性、黑人儿童以及黑人家庭蒙羞”。
诋毁者们的强词夺理将这部影片歪曲得面目全非。斯皮尔伯格本人最容易被指摘的过错，是对黑人男性形象的塑造过于扁平化。尽管爱丽丝·沃克经常因为反男性而备受攻击，但她的所作所为比起斯皮尔伯格对先生的刻画来说，还是更能从内心深处宽恕自己。斯皮尔伯格的黑人男性角色几乎都被定义为强奸犯(西丽的“爸爸”)、暴力的家长(“先生”的父亲及夏戈的父亲)、玩弄女性的施虐者(“先生”)，或惧内的丑角(哈珀)。这些角色的名字很少出现在银幕上，突出了他们的原型意义，但电影的批评者们将其视为种族成见。
沃克在1986年用以下论断为自己和斯皮尔伯格辩解：“这本小说或这部电影，本来旨在迫使我们直面男人(或者某种程度上也包括女人)对女性或儿童的压迫，却让黑人男性借此机会引发了世人的关注。这种关注，不是因为他们正在努力摆脱欺负女人及儿童的欲望或倾向，而是因为他们试图通过这类揭露其负面形象的电影来表明，他们自己才是受欺压的群体。”不过沃克还是试图纠正《紫色》对黑人男性的描述，她按照反对者的逻辑解释了这些黑人男性的行为：“在小说和影片中(在影片中更为直观，因为你可以看到有色人种是什么样子)，很明显先生的父亲是有白人血统的，所以先生才继承了父亲破旧的种植园和房屋，而这些财产原本属于他的白人奴隶主祖父。先生从父亲那里学会了如何对待妇女和儿童，那他父亲又是向谁学来这些的呢？从老主人身上，也就是先生的奴隶主祖父……”
一些对于南方重建时期历史和社会比较了解的读者，可能会将这些细节代入对影片的解读，但斯皮尔伯格和编剧门诺·迈伊杰斯都没有对这些细节进行戏剧化处理，也没有向观众解释它们。人们之所以觉得斯皮尔伯格怀有种族成见，可能是因为他对电影中的男性权威人物没能理解透彻，而且他对这部电影的社会历史背景了解不足。
如果导演能更加细致地根据角色身处的时代和地域来安排角色的处境，就能让那些不了解角色的白人观众更容易理解，这些角色为何能生活在看似不合理却舒适甚至奢侈的环境中。而这种解释是否有必要，就另当别论了。“我知道我要对《紫色》负责，”斯皮尔伯格说，“但是我不想按照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将小说改编为电影……我认为有些人觉得《紫色》应该拍成《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那是错误的。讽刺的是，这些人的想法反而让他们看起来更有种族成见，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却将这项罪名强加在我们身上。”
“每当剧本或影片中有白人角色时，”温弗瑞指出，“他们都不希望白人代表这个种族的历史或文化。我们也没有试图描绘黑人的历史。这只是一个女人的故事，仅此而已。”另一方面，夏戈的扮演者玛格丽特·艾弗里说：“我很能理解黑人的反应。这是继《儿子离家时》之后多年来第一部(主要的)黑人影片，黑人群体非常渴望能有这样一部影片。一旦有了，他们便希望这部片子能代表他们，但没有一部电影能做到这一点。”
西丽与夏戈之间饱受争议的亲热戏也是这部电影最感人的场景之一。当夏戈温柔地亲吻西丽时，娇羞又情不自禁的西丽在影片中第一次绽放了灿烂的笑容，为自己的突破禁忌而满足：这就像静止相片上的花朵绽开一样。斯皮尔伯格将这一幕处理得很精细，没有把重点放在偷窥**的身体细节，而是放在爱本身转化的力量。然而这一幕也成为本片饱受批评的焦点，一些批评来自黑人男性，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同时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导演太过胆小，不敢进一步深入探讨西丽作为女同性恋者的其他维度。影片省略了这两个女人搬往孟菲斯后，同性关系的发展，一些影评人认为这削弱了西丽反抗先生的动机，似乎她所遭受的精神奴役还不足以提供强烈的动机。
沃克曾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双性恋，并对影片中“没有表现夏戈和西丽的**和肉欲关系”感到遗憾，“……就连简单地加上‘那个吻’，都是我不断坚持和门诺、史蒂文还有昆西沟通的结果，而且那一幕拍得非常纯洁，一笔带过。后来昆西·琼斯给我发来一些他所收到信件的复本，我才得知有许多黑人坚决反对西丽和夏戈之间发生任何性行为。”
斯皮尔伯格承认他“淡化了涉及女同性恋的场景”，并解释说：“我只想用几个亲吻镜头表现她们的亲密关系，超出这些会让我感到不适。书中对这部分情节的描写十分唯美，夏戈甚至拿起镜子照了西丽的私处。但这样的场景在银幕上至少要放大150倍，我就是做不到。马丁·斯科塞斯可以，但我不行。”他坚持说用接吻场景来暗示她们的关系是出于“艺术的决定”：“除了上帝和妹妹，没有人爱过西丽。而现在西丽通过一个充满爱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不认为非常露骨的**场面能更好地传达这一点。”
对斯皮尔伯格最为苛刻的影评人们可能会发现，归根结底其创作风格最令人反感之处就是表达了内心深处的情感，而且让这种情感毫无遮拦地显露出来。斯皮尔喜欢用视觉完全表达出一切浪漫，不符合当代电影批评的后现代主义标准。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普通观众常常在观看《紫色》这样的电影时泪流满面，而影评人对任何强烈的情感表露都深恶痛绝。因为他们认为导演在“操纵”观众的情感，他们经常用“操纵”这个词来贬损斯皮尔伯格。
但正如美国黑人影评人阿尔蒙德·怀特在1994年所观察到的那样：“斯皮尔伯格首先尝试利用好莱坞的整套虚构机制，来创作一部关于美国黑人的爱情故事，并始终遵循白人都坚持的女性主义政治潮流，这种潮流将爱丽丝·沃克的小说视为一部现代作品。《紫色》是美国主流电影中，表现20世纪80年代对美国黑人和好莱坞历史文化符号及其能指最成功的例子，也是表现斯皮尔伯格复杂性的典型影片。”
然而，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给了《紫色》一记最响亮的耳光。1986年2月5日奥斯卡提名公布时，这部影片共提名11项大奖，包括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女主角提名，以及两项最佳女配角提名(艾弗里和温弗瑞)。尽管斯皮尔伯格以制片人之一的身份获得了提名，但很明显，他没有提名最佳导演。
华纳兄弟影业罕见地发布了公告，恭喜获得提名的人员，并补充说：“同时，公司感到震惊和沮丧，因为影片最主要的创作者之一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并没有得到认可。”此前只发生过一次类似事件，当时新人导演山姆·伍德凭借1942年的影片《扬基的骄傲》获得了11项奥斯卡提名，而他本人被学院过分冷落。《每日综艺》的资深专栏作家阿米·阿切德在提名公布的第二天表示，针对近期奥斯卡对斯皮尔伯格的怠慢，“接受采访的所有被提名者都感到震惊、意外、惊讶且失望”。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乔治·佩里猜测，由于斯皮尔伯格空前的成功，嫉妒他的好莱坞同事们相信“他一定掌握了一些普通人所不具备的知识。他们不明白他是怎么做到的，只能恬不知耻地模仿他的作品，假装对他的成就漠不关心，公然不把奥斯卡奖颁发给他”。还有人认为，围绕这部影片的争议，以及认为斯皮尔伯格导演此片只为迎合奥斯卡的言论，让斯皮尔伯格没能提名最佳导演。尚未平息的阴阳魔界案或许也对斯皮尔伯格产生了负面影响。
学院迅速就此事做出了回应，并指出根据奥斯卡奖提名规则，不是所有人员都要投票选择最佳导演的提名人选，而是负责评选最佳导演奖的分组评委，也就是只有231人的精英小组来投票决定最佳导演提名名单，正是这些人忽视了斯皮尔伯格。这个分组中的一员，自筹资金的精品电影人亨利·贾格洛姆说：“我认识的导演们都不认为这部影片很优秀。它就像一部感性的动画片，就好像沃尔特·迪士尼决定执导《愤怒的葡萄》一样。斯皮尔伯格的初衷是好的，但他应该明白，导演们就该执导他们所熟悉的题材。”然而投票给斯皮尔伯格的资深导演理查德·布鲁克斯说：“我很遗憾他没有获得提名，他是当今世界上最杰出的导演。我想当你到达那种高度时，一定会发现有人落井下石。”
美国导演工会是个基础更为广泛的组织，拥有包括助理导演及制片主任在内的8000名投票成员。该组织随后授予斯皮尔伯格最佳导演奖。在过去的40年里，美国导演工会的最佳导演奖得主中，仅有两位没有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我真是不知说什么好，”斯皮尔伯格在3月8日领奖时说，“如果有人愿意上来帮我说点什么，谢天谢地，我会爱死他的。”后台采访时，媒体要求斯皮尔伯格就此次奥斯卡事件发表评论，他说：“我是个电影人，不是个怨妇……当然了，任何人都会因为被排除在当之无愧的提名之外而深感受伤，但我没感到痛苦或愤怒。我收到了那么多来信，得到了那么多人的支持，我觉得自己就像《生活多美好》结尾的吉米·斯图尔特。”(直到1996年，斯皮尔伯格在奥普拉·温弗瑞的电视脱口秀节目中才承认没有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让他“非常生气”。)
奥斯卡主席罗伯特·怀斯称“媒体的过分渲染”让“学院的公正性”受到质疑，他们更是雪上加霜地没有让《紫色》获得任何一项被提名的奖项。温弗瑞说，“当晚(3月24日颁奖典礼)，我不能装作对《紫色》没有获得任何奖项毫不在意。我很生气，也很震惊”。但现在回想起来，她认为“如果《紫色》只获了一两项奖，还不如什么都别得。这让我对整个奥斯卡产生了很多看法，倒不是说我现在不屑于获奖。获奖的感觉当然很好，但现在这种意义毕竟和当时不一样了，《紫色》被完全排除在奖项之外，让我觉得奥斯卡和我想的不一样。”
奥斯卡颁奖典礼结束后不久，斯皮尔伯格前往以色列参与《侏儒怪》的外景拍摄，该片由艾米的哥哥大卫·欧文导演，艾米在其中扮演一个角色。在接受以色列一家报纸的采访时，斯皮尔伯格将自己受到奥斯卡冷落的原因归结为电影的票房成功，然后他补充道：“等我60岁时，好莱坞会宽恕我。我不知道会因为什么宽恕我，但他们一定会的。”
[1] 原文为意第绪语Shiksa，在《意第绪语的欢乐》(The Joys of Yiddish)中，里奥·罗斯滕对Shiksa的定义是：“一个非犹太女人，非常年轻……发音为SHIK-seh，和‘pick the’押韵。”
[2] 朱莉·克里斯蒂(Julie Christie)，英国女演员，出生于印度，凭借《亲爱的》(Darling， 1965)中的表演赢得了1965年的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译者注
[3] 梅丽尔·斯特里普(Meryl Streep)，美国女演员、歌手、制片人，曾多次提名并获得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代表作《苏菲的抉择》《穿普拉达的女王》。——编者注
[4] 卫理公会派是新教派别之一，由约翰·卫斯理创立，忠于传统信经教义，认为得救既凭借神恩，亦取决于个人自由选择。——译者注
[5] 凯伦·阿兰(Karen Allen)， 1951年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南部农村，美国女演员。曾在《夺宝奇兵》(1981)中扮演角色玛丽昂·雷文伍德。——译者注
[6] 此后她再没演过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直到1995年乔瑟琳·穆尔豪斯导演、斯皮尔伯格制片的《恋爱编织梦》。
[7] 克劳黛·考尔白(Claudette Colbert)，出生于法国巴黎，无声电影时期的著名演员，曾获得第七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代表作包括《一夜风流》《埃及艳后》等。——译者注
[8] 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美国插画家，最知名的系列作品包括《四大自由》与《三人自画像》等。——译者注
[9] 塔可贝尔(Taco Bell)，美国很受欢迎的墨西哥快餐店。——译者注
[10] 《决斗》的作者理查德·B. 麦瑟森的儿子。
[11] 鲍比·温顿(Bobby Vinton)，美国歌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红极一时，代表作包括《孤独先生》(Mr. Lonely)等。——译者注
[12] 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美国幽默作家，在20世纪20—30年代由于揭露政治黑暗而广受美国人民爱戴。罗杰斯在阿拉斯加的一场坠机事故中遇难，他家的旧址已经成为博物馆，作为威尔·罗杰斯州立公园(Will Rogers State Park)的一部分。——译者注
[13] 现在这所房子仍然归斯皮尔伯格所有，这里曾经的主人包括加里·格兰特、芭芭拉·哈顿和小道格拉斯·范朋克。
[14] 这是对整个故事的本质误解。影片的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在1991年的一次采访中强调：“爱丽丝·沃克在书中对先生和他的家庭、房子等做了详细描述，他可不是一个没钱的黑人，而是来自富裕中上阶级的黑人地主家庭。光从房子就能明显看出这一点：装修、餐具、亚麻制品。家里的人都在亚特兰大购物。爱丽丝对此描述得非常详细，她自己也说：‘我不希望这点被误解。这家人非常富有，很有钱。’剧组拍摄时也遵从了原著，而史蒂文受到个人攻击是因为他‘没有描绘贫穷’。”
[15] 原文为“Close Encounters With the Third World”，这一说法是对斯皮尔伯格的电影《第三类接触》(Close Encounters of the Third Kind)开了个文字玩笑。——译者注
[16] 沃克不同意斯皮尔伯格让梅丽莎·马西森担任编剧，觉得和梅丽莎没有“化学反应”。在原著作者自己改编的剧本中，西丽对夏戈·艾弗里的性欲比电影中描述的还要直白。她在自己所著的《第二次踏进同样的河流：向困难致敬》(1996)中记录了自己参与影片《紫色》的经历，并将上述内容收录其中。
[17] 本·金斯利(Ben Kingsley)，英国影视演员。曾凭借《甘地》中的甘地一角，获得了第40届金球奖和第55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其他代表作包括《巴格西》《性感野兽》《钢铁侠3》。——译者注
[18] 只有在非洲拍的场景完全按照故事板。其中一部分是斯皮尔伯格在加利福尼亚州纽荷尔的一个村庄里拍摄的，其余都是由制片人兼第二摄制组导演弗兰克·马歇尔在肯尼亚的外景地拍摄。
[19] 桃乐丝·盖尔(Dorothy Gale)是影片《绿野仙踪》的主人公，在影片中随叔叔、婶婶住在美国堪萨斯州中部的农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