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迪斯短片的主角是一个名叫比尔·康纳(维克·莫罗饰)的偏执狂，他惊恐地发现自己先后变成在法国德占区被纳粹迫害的德国犹太人、被三K党处以私刑的美国南部黑人，以及被美军挥枪扫射的越南人。特里·塞梅尔和另一位华纳兄弟的高管露西·费舍尔要求兰迪斯设法弥补这个角色的心胸狭隘(在影片中莫罗是个种族歧视者)，于是兰迪斯补充了一个场景，讲述莫罗从炮火连天的村庄里救出两名越南儿童。兰迪斯认为自己的短片是“整部电影中唯一带有政治色彩和道德寓意的段落”，他的剧本也让人想起瑟林原版中的说教性和拙劣的讽刺。
1982年7月23日黎明前，《阴阳魔界：电影版》的制片助理小乔治·福尔西致电他的秘书唐娜·舒曼。“出事了，”他对她说，“事实上，发生了最可怕的事：维克和孩子们都死了。一架直升机砸在了他们身上。”
老牌演员维克·莫罗、6岁的陈欣怡，以及7岁的麦卡·丁·黎在凌晨2点20分当场死亡。当时正在拍摄越南村庄被轰炸的场面。这场可怕的事故发生在洛杉矶以北40英里、索格斯附近的印第安沙丘公园外景地，导致导演兰迪斯、福尔西以及另外3名工作人员：单元制片主任丹·阿林汉姆、特效协调员保罗·斯图尔特、直升机驾驶员多西·温格，被控过失杀人罪。兰迪斯、福尔西和阿林汉姆因危害儿童各自被指控两项过失杀人罪，而兰迪斯、斯图尔特和温格因片场的“重大疏忽”被指控另外3项过失杀人罪。
这是好莱坞历史上第一次有导演因片场死亡事故而受到刑事指控。如果罪名成立，兰迪斯可能面临最高6年的监禁，其他人则面临最高5年的监禁。1985年，兰迪斯、阿林汉姆和福尔西对非法雇用儿童的指控表示认罪，以换取撤销对其过失杀人罪的指控，并撤销对斯图尔特和温格的所有指控。但这份认罪协议被洛杉矶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驳回。1987年5月29日，经过漫长的、煎熬的、饱受争议的杀人罪审判，兰迪斯和同案被告们被宣判无罪。然而，1988年1月，美国导演工会的全国导演董事会谴责兰迪斯、阿林汉姆以及影片的首席助理导演埃里·科恩“违反了职业道德，有悖于自身责任，严重损害了美国导演工会的声誉”。
由于这两名非专业儿童演员皆为非法雇用，违反了儿童安全法，因此加州劳工委员会、州行业安全与卫生部门对华纳兄弟影业及被告处以罚款。3名受害者的家属通过对制片厂，以及对影片制作人(包括斯皮尔伯格)的民事诉讼，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和解金。华纳还向被告方的律师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律师费。
这起事故给好莱坞的许多人敲响了警钟，尽管无法完全杜绝将演员和剧组成员置于危险境地的情况，但确实加强了行业的安全意识。然而这起事故对约翰·兰迪斯的职业生涯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影响，事故发生后，兰迪斯在电影和电视领域仍工作不断。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阴阳魔界：电影版》的摄影师史蒂芬·利德克尔，他在法庭上指证了兰迪斯，却发现自己被“贴上了麻烦制造者的标签”，从事电影26年后被列入了黑名单(转而从事房地产)。大多数业内人士不愿理会那些关于兰迪斯在《阴阳魔界：电影版》片场失责的指控，因为承认这些指控意味着改变好莱坞对这些“摇钱树”导演授予特权的基本态度。
飞机坠毁后，兰迪斯在凌晨给另一位制片人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打了电话。据兰迪斯说，斯皮尔伯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新闻发言人吗？”
尽管在危急关头有比公众形象更为重要的事，斯皮尔伯格还是立马对公众如何看待他参与了《阴阳魔界：电影版》表示关切。一些关于事故的早期新闻报道将《阴阳魔界：电影版》定义为斯皮尔伯格的电影，而无名小卒兰迪斯的名字则在报道中不太显眼。《E. T. 外星人》公映仅6周，印第安沙丘公园就发生了如此骇人听闻的事故，可能使斯皮尔伯格在此前作品中树立的正面形象瞬间崩塌。一旦他对死者负有任何责任——尤其是那两个孩子——他的声誉将受到难以挽回的损害，毕竟他所制作的温馨家庭电影常以儿童为主角。如果他被查出涉嫌非法雇用那两名儿童演员，则将不再被允许在自己的电影中使用儿童演员。
“那段时间史蒂文非常情绪化，”丹特回忆说，“那次事故对史蒂文影响很大。他觉得自己被出卖了。他搞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他突然间成了众矢之的。我想他非常痛恨那种感觉。”
1982年11月5日，电影中驾驶特效卡车的司机卡尔·皮特曼告诉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简称NTSB)以及洛杉矶县警局，自己在事故发生当晚的拍摄现场看到了斯皮尔伯格。皮特曼在宣誓证词中说，事故发生后，自己护送兰迪斯和死去孩子的父母上车时，“斯皮尔伯格先生要一辆车，我给他找来了一辆——他又要去接电话，我当时很生气，然后我先走开了，让他一个人接电话”。当被调查员问及为何对斯皮尔伯格“很生气”时，皮特曼回答：“他对发生的一切太冷漠了……事实上，我根本不想给他车，我想把车留在那里，以防万一有人需要用车——当时那种情况下，没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受伤。”然而，在NTSB采访的另外31位参与该片制作的人员中，无一人看到斯皮尔伯格当时在片场。兰迪斯称皮特曼的证词“很荒谬”。皮特曼后来承认，自己可能把监制弗兰克·马歇尔错认成了斯皮尔伯格。尽管如此，NTSB还是决定向斯皮尔伯格发出书面质询，询问他是否掌握事故相关线索。结果，斯皮尔伯格只得就此发表声明，原文如下：
“应你的要求回答，我从未在事故发生当晚或任何时间去过位于印第安沙丘的《阴阳魔界：电影版》片场。
“本人声明上述所言均真实无欺，1982年12月1日，加利福尼亚，洛杉矶。”
在长达5年的调查和10个月的审讯期间，没有任何证据直接证明斯皮尔伯格与此事故相关的犯罪行为有任何联系。尽管《阴阳魔界：电影版》确实由斯皮尔伯格与兰迪斯联合制片，但斯皮尔伯格本人从未接到任何政府机构关于此次事故的质询，没有被传唤出庭，甚至不必在这起事故引发的民事诉讼中作证。对于警察局为何无需斯皮尔伯格作证，负责调查本案的警长汤姆·巴德解释说：“没有线索表明斯皮尔伯格知道任何有关非法雇用这些儿童的事。”
斯皮尔伯格能够与此案撇清关系，以及在公众场合对这起事故近乎完全的沉默，足以让一些人心生疑虑。“NTSB是否听从了华盛顿的命令，以保护好莱坞的某个权势人物？”史蒂芬·法伯和马克·格林在其1988年出版的《无法容忍的行为：艺术、自我，以及“阴阳魔界”案》一书中写道：“当得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成功避免了安全委员会的质询时，这样的谣言就传开了。”
事实上，由于斯皮尔伯格最亲密的手下，包括他的得力助手弗兰克·马歇尔都参与了非法雇用儿童演员，此类质疑才久久不能平息。1985年，兰迪斯的辩护律师哈兰德·布劳恩公开要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调查斯皮尔伯格是否与非法雇用儿童有关，尽管当时已超过诉讼时效。布劳恩指责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对于坠机事故的调查结果“刻意隐瞒”，并在1985年11月20日致信首席副检察官吉尔伯特·加西提，指出斯皮尔伯格“仅凭一封声称自己于案发当晚不在现场的信，就躲过了调查。斯皮尔伯格是否根本早就知道并授意了当晚将发生的一切，也并非没有可能，但这一点从来就没被质疑。”
“试问有哪位主要证人可以通过一纸信件就免于质询？贵单位从未问过斯皮尔伯格任何关于事故或非法雇用儿童的问题。你们声称斯皮尔伯格‘没空出面’，这完全是隐瞒。”
布劳恩随后声称：“如果弗兰克·马歇尔参与了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并非法雇用了意外死亡的孩子们，而斯皮尔伯格对此毫不知情的话，他应该立即解雇马歇尔。很明显，马歇尔和凯瑟琳·肯尼迪(斯皮尔伯格导演短片的制片助理)早就告诉了斯皮尔伯格。”兰迪斯的制片助理兼共同被告福尔西也坚持说：“除非斯皮尔伯格或他的手下早就知情，否则我们不会雇用儿童来拍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不知情而被陷害就太可怕了。弗兰克同意做这件事，所以我觉得我才认为这样可行，这也确实是他的责任。”
复杂的选角工作在事故发生前5周就开始了，当时兰迪斯和福尔西向选角导演迈克·芬顿和玛西·里洛夫描述了涉及孩子们的场景。里洛夫曾参与《E. T. 外星人》和《鬼驱人》的工作，她告诉电影人们，加州劳工法不允许儿童工作到深夜。她还说那个准备拍摄的场景“听起来有点危险”。因为孩子们在影片中没有台词，芬顿告诉兰迪斯和福尔西：“那他们就是临时演员，我们公司不能雇临时演员。”“你们这些家伙见鬼去吧，”兰迪斯没好气地回答，“我们不需要你们，我们自己到街上找去。”里洛夫随后又向马歇尔重申了她的反对意见，而马歇尔跟她说：“我会仔细看看法律规定。”
据福尔西说，肯尼迪在马歇尔的要求下，给州劳工委员会打了电话询问是否可以特许儿童在夜间工作，她被告知那么小的孩子不准工作到很晚。因此，兰迪斯在法庭上承认：“我们决定违法。我们错误地决定违反劳动法……我考虑过，我们也讨论过，我们要尊重的不是法律条文，而是法律精神。同样，我们会向孩子的父母解释这种技术违规，向他们解释我们将如何操作，也就是在儿童们工作时没有老师在片场。”那些家长“将充当监护人和孩子们一起待在片场……弗兰克和乔治自请去找合适的人选”。
事故发生的3天前，马歇尔的会计师邦恩·拉德福德，当时邦恩的办公地点位于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之外，问华纳的资深制片主任詹姆斯·亨德林，是否可以在电影临时演员工会提供的演员名单之外，雇用儿童临时演员。亨德林说，雇用任何儿童演员，无论是不是通过工会，都需要劳工委员会的工作许可。在与马歇尔商议后，拉德福德告诉亨德林他们最终决定不雇用任何儿童演员。
那两名没有表演经验的儿童，是通过福尔西的制片秘书唐娜·舒曼的丈夫、精神病学家哈罗德·舒曼博士招募的。付给孩子父母的钱来自制片的备用现金，由福尔西开支票，马歇尔和亨德林共同签发。亨德林后来说，他曾怀疑过这笔钱到底被用去干吗，但他的上司爱德华·莫里要求他在支票上签字，理由是不能拒绝给制片人备用现金。兑现这张支票的是拉德福德(斯皮尔伯格的长期助手，现在仍在为他工作)。兰迪斯的助手卡洛琳·爱普斯坦从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拿走了一个装有20张100美元的密封信封，并将其交给福尔西，用于向孩子们的父母支付费用。
孩子们的家长作证说，并没有人告诉他们法律要求孩子需要获得工作许可，而且他们也并不知道拍摄现场有多么危险。尽管如此，被告律师还是试图将事故的部分责任推到家长身上，因为是家长同意让孩子们参与危险场景的拍摄。斯皮尔伯格的律师提交了一份简短的法律陈述，以回应陈欣怡的父母对斯皮尔伯格及其他人提起的非正常死亡诉讼，全文如下：
“斯皮尔伯格清楚并相信，且随后宣称，在案发当时和现场，原告方(陈和黎两名孩子的家长)并没有小心看顾孩子，来防止他们或死者遭受伤害，因此，此事故中产生的伤害应该归结于原告方的疏忽或相对疏忽。”
在回应这名6岁受害者的父母提起的诉讼时，华纳兄弟更为极端，其辩称几近麻木不仁：“如果原告遭受或承受了任何损失、损伤或伤害……如果当时有任何危险，死者陈欣怡应该事先就知情。”
找出谁该为非法雇用儿童负责的过程十分曲折，尽管付给家长的钱经手了斯皮尔伯格的办公室，尽管他最亲密的几位助手参与了雇用行为，但没有证据表明斯皮尔伯格直接参与了这些过程。因此法伯和格林提出的关键问题依旧疑云密布：作为电影制片人之一，“斯皮伯格当真不知道自己的手下打算违反童工法吗？不管斯皮尔伯格是故意对非法雇用儿童的行为视而不见，还是因为太忙而没能及时了解情况，两种做法对他而言都不是明智选择。”
《洛杉矶时报》在1985年报道，该案的首席检察官加里·凯塞尔曼称：“调查人员试图质询马歇尔和斯皮尔伯格，但没能成功。因为大陪审团审议期间，他们两个要么联系不上，要么不在美国。”由于马歇尔一再躲避，调查受到了阻碍，警长汤姆·巴德一直想问他关于雇佣过程的相关事宜，以及作为事故目击者对当时所见的描述。在案件调查的大部分时间里，马歇尔都待在国外制作斯皮尔伯格执导的下一部影片《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和安培林娱乐出品的《谁陷害了兔子罗杰》。审判期间，马歇尔和斯皮尔伯格还在中国、西班牙和英国拍摄了《太阳帝国》。
1986年6月，巴德警长前往伦敦，要求马歇尔在圣詹姆斯俱乐部接受传票，当时马歇尔正在那里进行《谁陷害了兔子罗杰》的前期准备。当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工作人员到俱乐部给他发传票时，马歇尔说上午不接待来访者，但当天晚些时候可以见他。此后不到半小时，马歇尔便离开了俱乐部，乘坐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公司安培林娱乐的私人飞机前往巴黎。
直到1990年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时，马歇尔才对“阴阳魔界事故”公开发表评论。他说，那次事故“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可怕。但陪审团最终认定那是个意外”。他还说事故发生后自己在洛杉矶待了两年，“没人来找过我”。在那之后自己便在国外拍电影，因此“很难联系到”，“除了那些已经披露的信息，我真的没有什么要补充的[24]”。“马歇尔对“阴阳魔界案”调查的推诿并不违法，”法伯和格林写道，“但是，正如(警局的警长)汤姆·巴德所说：‘他没有完全履行公民责任。’弗兰克·马歇尔和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行为印证了犬儒主义者长期以来的怀疑，也印证了‘阴阳魔界案件’审判试图反驳的观点：好莱坞的某些人可能确实凌驾于法律之上。”
兰迪斯等人的刑事案件被判无罪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在媒体的事后分析中，检察官莉亚·珀温·达格斯蒂诺被拎出来严厉批评。盖伊·杰尔维在《美国律师》(The American Lawyer)上发表了分析该案件的长篇文章，题为《阴阳魔界的失败》，副标题为“洛杉矶检察官办公室以及检察官莉亚·达格斯蒂诺如何打输针对约翰·兰迪斯的官司”。许多旁观者认为达格斯蒂诺在法庭上浮夸、粗暴无礼的行事风格，比如她喜欢向记者发表挑衅性言论等，都是不利因素。她被指控在本案上操之过急，传唤了太多证人，混淆了基本指控的影响，并且表现得好像是在起诉谋杀案，而非过失杀人案。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的失职在于杰尔维所说的“关键决定……即没有指控被告所犯的那项无可辩驳的罪行：非法雇用儿童”。陪审员劳蕾塔·哈德森评论说：“我仍然认为，以后也会认为，那些浑蛋应该进监狱，早就应该进去了，但不是因为他们被指控的罪名。”
判决后不久，达格斯蒂诺说：“回想案发现场，凌晨2点20分，片场突发紧急状况造成3人死亡。被害人头上24英尺就是直升机，飞机的主旋翼叶片总长度44英尺，比整个法庭还长4英尺，加上巨型炸药在150到200英尺的空中爆炸。有谁能告诉我这种行为不算过失？就算我活到1000岁，我也不会接受这种推诿。”
最终，引爆炸药的特效师詹姆斯·卡莫迈尔的证词，可能决定了案件的审判结果。在被给予豁免权的情况下，卡莫迈尔作证说，案发当时，自己正戴着一顶焊工帽在越南村庄场景的拍摄现场，自己没有抬头看那架低空飞行的直升机，就在直升机下方引爆了炸药。爆炸产生的碎片从片场飞出，向直升机的飞行路线发射了一个火球。根据对事故原因的分析，碎片或火球都可能导致直升机坠毁。这一证词为事故提出了不同解释。
卡莫迈尔被授予豁免权的证词令他成了方便的替罪羊，让兰迪斯可以把直升机的失事归咎于他。剧组成员的证词声称兰迪斯完全不顾片场安全，陪审团却不为所动。剧组成员曾指证兰迪斯在事故发生前开玩笑说：“我们可能会失去这架直升机。”并在拍摄过程中用喇叭对着直升机驾驶员大喊：“低点!低点!再低点!”
兰迪斯认为陪审团宣判他无罪的过程就像电影一样戏剧化，他对媒体说，这“就像弗兰克·卡普拉的电影”。但他更严肃地补充说，坠机“改变了与之相关的每个人的生活。但没有欺骗，没有谎言，也没有辩驳能够改变三人在此次可怕事故中丧生的事实。”
尽管在《阴阳魔界：电影版》的后期制作中，斯皮尔伯格偶尔需要与兰迪斯交换意见，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兰迪斯愈发疏远。
1995年12月，兰迪斯在洛杉矶地区一家光盘店为自己的电影拷贝签名时，本书作者拿着录音机找到他，希望他能接受本书采访。兰迪斯关于斯皮尔伯格所能说的是：“我已经很多年没和史蒂文说过话了。”他气愤地拒绝回答有关《阴阳魔界：电影版》的任何问题。
1983年4月，斯皮尔伯格在接受《洛杉矶时报》戴尔·波洛克的采访时，罕见地就这起事故发表了公开声明：“这是我电影职业生涯中最有意思的一年，”斯皮尔伯格回忆说，“这一年，大喜和大悲交织在一起，《E. T. 外星人》的巨大成功，以及《阴阳魔界》的惨痛悲剧。这一年也让我更加成熟，这次事故给参与这部作品的150人都蒙上了阴影，我们的灵魂深处仍深感不安。每个人都深受此事的影响。”
斯皮尔伯格深刻总结了此次事故的教训，虽然没有提到兰迪斯的名字，但似乎对曾经的这位朋友兼同事提出了尖锐批评：
“电影是幻想，是银幕上交织的光与影。没有哪部电影值得为之牺牲人命。我认为，现在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敢于反对制片人和导演的过分要求。如果哪个环节不够安全，每位演员和剧组成员都有权力和责任站出来喊：‘停!’”
事故发生后，斯皮尔伯格对制作自己的那部分短片失去了兴趣。“他的心已经不在那上面了。”他的第一助理导演帕特里克·凯霍说。事实上，斯皮尔伯格试图放弃整个项目，但华纳兄弟的律师们担心取消整部电影会被视为承认罪行，因此坚持要求他履行合同。
在这种情况下，乔·丹特感到“拍摄的进展有些奇怪”，他是事故发生后第一位开始继续拍摄的导演。“事故发生后，大家都很少来片场了。这是乔治·米勒和我第一次为制片厂拍电影，我们被给予了极大的自主权。我很惊讶他们竟然决定继续拍下去。”丹特记得曾为了把自己的那部分尽可能拍好而焦虑万分，因为他知道未来会有“许多人评价这部影片。这不是《辛德勒的名单》，不值得有人为此献出生命。没有影片值得以生命为代价。”
1982年9月28日，丹特的《美好生活》开拍，随后是米勒的《两万英尺的噩梦》和斯皮尔伯格导演的那部分(丹特后来为其拍摄了新的结局，呼应了兰迪斯的序幕)。斯皮尔伯格此前计划拍摄的电影《怪物在枫树街打斗》，需要获得许可才能允许一位知名童星在夜间进行户外工作，以出演涉及特效的恐怖场景。后来斯皮尔伯格将其从电视连续剧改编为更简单的故事《踢罐子》(Kick the Can)，虽然保留了涉及孩子们的夜间场景，但大部分场景都拍摄于白天正常工作时间，且在摄影棚内。
小时候斯皮尔伯格住在新泽西州哈敦镇的水晶露台，他常玩一种名叫“踢罐子”的简单游戏，只需要一个易拉罐和一些想象力。他将乔治·克莱顿·约翰逊缥缈、甜美的天真幻想加以改造，讲述了一群老人通过流动的“奇迹工作者”布鲁姆先生返老还童的故事，布鲁姆先生由导演口中的“黑人E. T. ”[25]斯卡特曼·克罗索斯扮演。在布鲁姆先生用神奇的踢罐子游戏将他们变成孩子后，桑尼维尔老人院的老人们除了一人之外都决定重回老年，因为他们太珍视成年的记忆和积累的智慧，无法重新开始。在原著基础上添加的这一段原创故事，反映了斯皮尔伯格对童年的复杂观点并非简单的怀旧，而是承认未满足的心愿，追求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纯真状态。布鲁姆先生向老人们轻轻点破，“年轻的心态”无需年轻的身体。唯一拒绝返老还童的是一个彼得·潘一样的角色，他像自己的电影偶像小道格拉斯·范朋克[26]一样生活在幻想之中。斯皮尔伯格内心的一部分无法放弃逃避现实的幻想，这是继承自他的父亲，而他的父亲从小就是范朋克的崇拜者。
《踢罐子》于1982年感恩节后的第2天开拍，6天就完成了拍摄。“他似乎只是走个过场。”斯皮尔伯格的秘书凯西·斯威策说。虽然影片拍摄方式过于古怪，削弱了潜在情感，但《踢罐子》代表着斯皮尔伯格在成熟的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去年夏天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斯皮尔伯格拍了这部苦乐参半的影片，关于告别童年并接受成熟的到来。
1983年6月24日，坠机事故收到了起诉书，《阴阳魔界：电影版》也在同一天上映，但其票房成绩并不惨淡，全球总票房为4200万美元。甚至得到了一些好评，主要是米勒和丹特的短片，但也得到了部分尖酸刻薄的批评。
“如果制片方重新发行原节目，也许会省下不少钱，还能挽救好几条人命。”文森特·坎比在《纽约时报》上写道。《时代》及《新闻周刊》的影评者们对兰迪斯缺乏美感的短片和片场事故进行了指责。“甚至连直升机的镜头都仁慈地减掉了。”《时代》的理查德·科利斯认为，“这故事根本不值得拍，更别说为之献出生命了。”《新闻周刊》的大卫·安森认为兰迪斯那部分“低劣的质量和说教的语气让发生的悲剧更加可憎”。
斯皮尔伯格的贡献似乎是无伤大雅的，却招致了恶意攻击。其中最极端的攻击来自《村声》的J. 霍伯曼：“用病理学的术语来说……兰迪斯被本片的太上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抢了风头。斯皮尔伯格翻拍自1961年《阴阳魔界》的《踢罐子》真是可悲的自我戏仿，激**起愤怒的音乐洪流……斯皮尔伯格已经成了糖果王国的米达斯国王——从外星怪物到高龄老人，他触及的一切都腻得令人作呕。”
出于对《阴阳魔界：电影版》引发的一系列事件的反感，以及对《E. T. 外星人》大获成功的反冲，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再次在奥斯卡奖评选中冷落了斯皮尔伯格。尽管斯皮尔伯格凭借《E. T. 外星人》提名最佳导演，还是输给了《甘地传》的导演理查德·阿滕伯勒[27]。阿滕伯勒的获胜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之前就获得了被视为奥斯卡预评选的美国导演工会奖。
在美国导演工会的颁奖晚宴上，阿滕伯勒“走上领奖台之前，特意拥抱了我”，斯皮尔伯格在1994年回忆道，“那个举动对我意义非凡，现在也是一样。”阿滕伯勒解释说：“我认为《E. T. 外星人》才是更打动人心、更精彩、更富有创意的电影，相形之下，《甘地传》落入了大卫·里恩模式的概念和范围中，却比不上大卫的影像手法……当时史蒂文和我坐在大厅内的两头，当颁奖词诵读完毕，随后主持人宣布获奖者的名字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别人用胳膊肘顶我，我才反应过来。我从桌边站起来，那是下意识的表演反应。我没有直接走上领奖台，而是走向斯皮尔伯格。他也站了起来，于是我拥抱他说：‘这不公平，这奖应该是你的。’然后我才上台领了奖。”
尽管斯皮尔伯格认为阿滕伯格的举动是“奥斯卡的荣耀”，他在颁奖典礼前几个小时却说：“我的经历让我明白，应该获得奥斯卡奖的人不一定都能获奖……如果学院决定哪天授予我奥斯卡奖，我很乐意接受。但我觉得自己真正在意的影片应该不会获奖。《E. T. 外星人》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尽管不是我作品中最出色的那部。我导的最好的电影是《第三类接触》。”
斯皮尔伯格在《阴阳魔界：电影版》之后的下一部电影，讲述了一名12岁的亚洲男孩参与村庄营救失踪儿童的行动，也许这只是巧合。充斥于《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中的恐怖影像——被奴役的印度儿童、被邪教仪式活活烧死的人、将人的心脏从胸腔挖出，也许并非导演内心躁动的反映。或许影片将被“催眠”的印第安纳·琼斯塑造成邪恶父亲那噩梦般的片段，只是情节设计。又或许《魔域奇兵》不过是斯皮尔伯格所说的“加了黄油的爆米花冒险电影”。
但阴阳魔界事故才发生不久，影片中异常可怕和令人不安的影像容易让人猜想，斯皮尔伯格在经历了那段自己形容的“打心里难过”的事件后，回归电影长片时潜意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在故事中添加了“小鬼头”这个角色作为哈里森·福特的伙伴，由中国—越南混血儿童演员关继威饰演。“我想在这部影片中安排一名儿童，”导演解释说，“……我想让印第安纳发自内心地完成这个使命。”
这部电影的编剧格洛丽亚·卡茨和威拉德·赫伊克说，他们在乔治·卢卡斯位于北加州的家中花了5天时间，与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一同梳理故事线，那时并没有觉得斯皮尔伯格情绪低落。卡茨认为，影片中斯皮尔伯格的个人偏好都是“无意识的”。除了从老剧本中回收没用过的创意，例如《法柜奇兵》剧本中的跳出飞机、矿山追逐和卢卡斯未拍成的电影《幕后杀手》中的开场配乐，《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还大量借鉴了老电影。某次故事会上有人提出了绑架儿童的情节：“这个村庄有什么奇怪之处呢？没有孩子。就像影片《魔童村》一样。”几位编剧把《魔域奇兵》的阴暗情节归咎于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因为他们想在《魔域奇兵》中做一些与阳光下的英勇事迹“截然不同的事”。
“我担心拍得跟上一部差不多，我只想拍得更好，不想白费力气。”斯皮尔伯格说，“我必须让这部影片足够特别，这样才值得拍，但是又要和上一部足够相似，才能吸引同一批观众，我必须创造性地满足自己的要求。”
“夺宝奇兵”系列的第二部由卢卡斯署名“故事原创”，原本的名字是《印第安纳琼斯与死亡之殿》，随后才改成《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听起来不那么“阴暗”。“史蒂文想做一部非常黑暗的电影，”赫伊克回忆说，“而这部就是他的噩梦之作。”但在公开场合，斯皮尔伯格将此归结于他的制片人：“乔治·卢卡斯带着这个故事来找我时，故事只关于黑魔法、巫术和末日神殿，而我的工作和挑战是尽量加入喜剧元素来平衡这部印第安纳·琼斯传奇的阴暗面。”
但在《魔域奇兵》中，哪怕喜剧元素也无疑是一场噩梦，包括影片前段印第安纳、小鬼头和印第安纳的金发女朋友威莉·斯科特(凯特·卡普肖饰演)从无人驾驶的飞机跳到橡皮艇上，以及威莉身上爬满了虫子的恶心镜头，还有被端上“眼球汤”和“毒蛇惊喜”的恶心晚餐。卡茨认为这部影片：“是男孩的冒险时间。我们不认为这是真实的，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搞笑。我们坐在一起开心想着可能吃到的最恶心的食物——猴脑。”观众就像被小斯皮尔伯格欺负的妹妹们，观看影片时也处于无助、受欺负的境地。尽管这样的场景让观众感到不适，他们仍会咯咯直笑，当噩梦般的考验结束时才如释重负。这也是斯皮尔伯格带给观众的奇怪“乐趣”。如果电影中的影像是一扇通向电影人内心的窗户，那么1983年斯皮尔伯格的内心充满了(用他本人的话说)“火炬、阴影和红色岩浆……许多怪异、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的夜间意象……我总试图把自己的恐怖和幻想加到影片中”。
如果真如斯皮尔伯格所说，那么《魔域奇兵》可以称得上一部非个人化的个人电影。影片采用了老练又机械的方式，来挖掘斯皮尔伯格的潜意识，只是表面化地、轻描淡写地处理素材，避免有意识地揭示素材背后的含义。这就是斯皮尔伯格的“主题公园模式”，仅仅将情节作为跳板，来进行一场安全、享受的惊险之旅，没有真正的危险或情感参与。影片炫目华丽的开场将背景设置在上海一家夜总会，凯特·卡普肖用中文演唱科尔·波特的《万事成空》(Anything Goes)，这一幕为了向巴斯比·伯克利[28]致敬。此后，影片很快沦为华丽而庸俗的哗众取宠，除了引起反感外，无法激起共鸣。在涉及斯皮尔伯格的个人执念时，只是将这些执念琐碎化。只需要从电影化技巧的角度，将《魔域奇兵》中对儿童的残暴奴役与《辛德勒的名单》中强制劳动集中营的场景相对比，就能高下立判。
“我对《魔域奇兵》一点也不满意，”斯皮尔伯格1989年说，“那部影片太黑暗，太地下，太可怕了，比《鬼驱人》更甚。我没有在《魔域奇兵》中掺杂一丝一毫的个人情感。”
在开拍之前就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被禁止在印度拍摄外景。卡茨回忆说，印度政府官员认为故事情节冒犯了他们，“认为那是种族歧视”。《魔域奇兵》里以血腥仪式为乐的典型印度坏蛋，远远超过了《法柜奇兵》中漫不经心的种族主义，盲目向《古庙战笳声》以及好莱坞文化帝国主义例子中最糟糕的一面致敬。结果，大部分的外景不得不在斯里兰卡取景，村庄、寺庙和土著首领宫殿的布景则使用了亚光画和微缩模型，其他外景地包括澳门的岛屿、香港、北加州、亚利桑那、爱达荷以及佛罗里达，但80%的场景都在位于伦敦的百代-埃尔斯特里(EMI-Elstree)摄影棚里完成。
《魔域奇兵》的主要拍摄工作开始于1983年4月，结束于9月，比原计划延迟了1周，因为哈里森·福特中途要回美国治疗之前背部受过的伤。尽管预算增加使得这部续集最终耗资2800万美元，几乎比第一部高出8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仍为自己的节俭和巧妙的拍摄手法而自豪。剧组在卢卡斯的工业光魔公司拍摄了一组正在移动的车内镜头，这是追车片段中的一部分，背景设置在中国，结果发现第二摄制组此前在香港拍摄的背景板角度不对。助理导演路易斯·B. 瑞斯回忆说，斯皮尔伯格“想出了小时候拍电影用过的点子(拍摄《火光》时)。那次他把圣诞树上的彩灯挂在晾衣绳上，让它们在背景中穿过。这就是所谓的‘穷办法’。我们于是在工业光魔公司制作了一个管状的金属旋转餐盘，把车放在餐盘面前。再把硬纸板中间镂空作为窗户，将背景中的啤酒广告牌改造成中国风的，然后转动旋转餐盘，让餐盘上的灯在窗户背后旋转。外景制片主任迪克·瓦内转过头对我说：‘有没有点在人家车库里拍电影的感觉？’”
阴阳魔界坠机事故在斯皮尔伯格脑海里挥之不去，在《魔域奇兵》中也有大量动作镜头需要儿童演员参与，因此在条件可控的摄影棚内拍摄大部分场景，他才能对安全问题更加放心。某次，斯皮尔伯格在接受《美国电影摄影师》的采访时，谈到了地下矿井的追逐戏，他强调其中的危险感和速度感是自己通过各种电影特效营造出来的。“实际上我们，”他说，“在摄影棚内搭了一架过山车。这确实奏效了。这样很安全，它是电动的，你可以乘坐它。”有些镜头需要矿车的微缩模型，里面放入玩偶作为演员的替身。“电影是没有约束的梦想，”斯皮尔伯格回忆说，“但如果太过昂贵，无法保证安全，或者需要花上10年来达成目标，你就必须后退一步，让你的梦想做出妥协。”
当《魔域奇兵》在内部放映时，编剧格洛丽亚·卡茨回忆说，里面的暴力场面把“每个人都吓呆了”。威拉德·赫伊克补充说：“大家都在说：‘史蒂文，把这段剪掉吧。’现在删改有点来不及了。因此只调整了暴力强度。”
自从1968年美国电影协会设立电影分级制度以来，围绕协会对待电影中的暴力，尤其是大制片厂出品影片中暴力的宽容，一直存在争议。PG级别的《大白鲨》和《鬼驱人》经常被当作太过暴力、不适合儿童观看的影片范例。“我不拍R级电影!我只拍PG级电影!”1982年5月，斯皮尔伯格声明说。同时他成功向美国电影协会分级与评级上诉委员会提出个人请求，要求推翻最初给《鬼驱人》评定的R级。尽管美国电影协会反对改变其评价体系，但业内越来越多的人支持在PG级电影(建议儿童在父母的陪伴下观看)及R级电影(17岁以下的儿童必须在父母或者成年监护人的陪同下才能观看)之间再设一个中间等级。
“长期以来，我和其他许多电影人以及电影制片厂的高管们一直呼吁增设第5等级，”斯皮尔伯格于1984年更温和地说，“但我们没有能力让这项决议被通过……在这个国家里，为了保护孩子，票房上的任何损失都是值得的。”《魔域奇兵》和《小魔怪》同时被评为PG级，这两部电影都成了暴力影像的讨论的焦点，尤其因为它们商业上的成功。在另一波负面报道中，斯皮尔伯格遭到了媒体严厉的人身攻击。
批评《小魔怪》的声音部分由于广告宣传的误导，让观众错以为该片是另一部《E. T. 外星人》那样美好的儿童科幻片。《小魔怪》中最臭名昭著的一幕是一位家庭主妇用搅拌机绞碎小魔怪，接着用微波炉将它们炸成碎片。乔·丹特记得曾收到一些“尖酸刻薄的”信件，写信人“非常担心有人会把自己的弟弟或者贵宾犬放进微波炉。我觉得人们没那么蠢，也没有类似的事件发生”。但在电影上映之前，斯皮尔伯格说服导演删减了一些人类攻击小魔怪的血腥场面，并告诉丹特：“我不觉得小魔怪们坏到要遭受这样的惩罚。”
斯皮尔伯格还公开承认，在观看《魔域奇兵》里的酷刑和活人献祭的漫长片段中，他想用手蒙住十岁孩子的眼睛。《人物》杂志的影评人拉尔夫·诺瓦克谴责《魔域奇兵》“令人震惊地辜负了观众对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身为家庭娱乐片制作者的信任。那些说‘本片可能不适宜儿童观看’的广告是骗人的，”诺瓦克抱怨道，“家长们根本就不该让孩子看这种给人造成精神创伤的电影，这简直是通过电影来虐待儿童。影片中福特还被要求扇了关(继威)的耳光，并虐待卡普肖。这部电影里没有英雄，只有两个恶魔，他们的名字叫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
另一方面可以认为，13岁左右的青少年应该是《魔域奇兵》中古怪暴力和血腥场面的天然观众，就像20世纪50年代时这么大的孩子沉迷于恐怖漫画一样，而这些漫画也崇尚暴行和愤怒。斯皮尔伯格经常被错误地指责过于乐观地看待生活，其实他与恐惧从小的斗争才深深影响了他的作品。当噩梦般的影像出现在虚构的情境中时，孩子们是否会受到精神创伤？还是说他们能从这些恐怖影像中找到一种宣泄方式来克服自己的恐惧，就像对待童话中可怕的暴力那样？上述观点遭到儿童心理学家的强烈反对。
1976年，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出版了关于儿童童话心理暗示作用的著作《魔法的使用》(The Uses of Enchantment)。他在书中指出：“主流文化希望假装人类的阴暗面不存在，尤其是在涉及儿童的时候……(而且)当今家长们普遍相信孩子应该远离最困扰他们的东西：比如那些无形的、无名的焦虑，那些混乱的、愤怒的甚至暴力的幻想。许多家长认为，只有清醒的现实，或者愉悦的、美梦成真的影像才应该呈现给孩子们，只能向孩子揭示事物美好的那面。但这种片面的东西也会让孩子们的思维变得片面，而现实生活也不都是阳光普照。”
《魔域奇兵》和《小魔怪》引发的争论很快导致美国电影协会设立了PG-13评级，该评级提醒家长们“影片的部分内容可能不适合13岁以下的儿童观看”。这个等级的设立帮助电影人避免了之前由于PG级和R级之间缺乏中间级而导致的生硬剪辑，同时有助于好莱坞缓解外界要求对银幕上的性与暴力加强审查的压力。
对斯皮尔伯格个人来说，拍摄《魔域奇兵》也许是一次释放自我。尽管他付出了代价，因为如此恐怖的电影而招致一片谴责，但这确实帮他摆脱了《阴阳魔界：电影版》带来的现实噩梦。
如同斯皮尔伯格作品中其他不负责任的父亲角色，《魔域奇兵》中的印第安纳·琼斯必须克服成年后的弱点，接受人格上的净化考验，才能承担作为父亲的责任。印第安纳在活人祭祀仪式上被强迫喝了人血，而进入嗜血状态，在解救失踪的孩子们之前，他必须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在成年人残忍暴力的驱使下，印第安纳被非亲生的儿子(小鬼头)唤回了童年的纯真。”影评人亨利·希汉在《电影评论》上写道，对印第安纳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抛弃了腐坏的成人世界，再次肯定了自己本质上的童真。影片甚至以印第安纳和威莉的一个镜头结尾，威莉似乎很高兴成为‘母亲’，被一群快乐的孩子们包围。”
37岁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终于准备好成为父亲。
[1] W. C. 菲尔兹(W. C. Fields)，美国喜剧演员，因嘲讽中产阶级小毛病的机智、刺耳的声音和球根状的鼻子而闻名，私下里是个酗酒、多疑的人，而且非常不喜欢孩子。代表作包括《大卫·科波菲尔》以及《爱丽丝梦游仙境》(1951)。——译者注
[2] 当本书作者告诉特吕弗，斯皮尔伯格关于儿童的电影将以外星人为题材时，特吕弗放声大笑。
[3] 凯瑟琳·肯尼迪(Kathleen Kennedy)， 1953年出生于美国，好莱坞金牌电影制片人，卢卡斯电影公司首席执行官。代表作包括《E. T. 外星人》《侏罗纪公园》《第六感》等。——编者注
[4] 《E. T. 外星人》20世纪80年代累计的国内票房总额为3.99亿美元，未考虑通货膨胀影响。斯皮尔伯格1993年拍摄的《侏罗纪公园》打破了《E. T. 外星人》保持的7.01亿美元的全球票房纪录。
[5] 罗恩·科布曾参与过几部电影的美术设计，包括《星球大战》和《第三类接触》(特别版)。
[6] 兰巴尔迪设计了《第三类接触》中的外星人帕克，并为《E. T. 外星人》制作了两个极度灵活的电子动画模型，来完成片中90%涉及E. T. 的镜头，剩余的镜头由侏儒身穿兰巴尔迪设计的E. T. 服装扮演。兰巴尔迪在演职人员表中的署名非常简单：“E. T. 由卡洛·兰巴尔迪创造。”
[7] 马西森并没有公开对那封信做出回应，也没有回应本书的采访要求。
[8] 斯皮尔伯格在1983年宣布《胶片不停》是哥伦比亚影业的项目，那时他只想做这部电影的制片人，将导演工作交给迈克尔·西米诺，这个奇怪的组合最终也未能成为现实。
[9] 在《E. T. 外星人》中，德鲁·巴里摩尔饰演埃利奥特的妹妹，托马斯·亨利饰演埃利奥特，罗伯特·麦克诺顿饰演埃利奥特的哥哥。——译者注
[10] 乔治·史蒂文斯(George Stevens)，美国导演，凭借1951年的《郎心如铁》和1956年的《巨人传》两次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译者注
[11] 查尔斯·格瓦斯梅(Charles Gwathmey)，美国建筑师，以设计私人别墅著称，客户包括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著名制片人大卫·格芬、卡通大王杰弗里·卡岑伯格等。——译者注
[12] 斯皮尔伯格原本应该出现在这一期的《时代》周刊封面上，但被福克兰群岛战争抢了风头。直到1985年他才首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
[13] 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主持《今夜秀》30年之久。——编者注
[14] 自那时起，又有6部儿童版以及4部成人版斯皮尔伯格传记面世。4部成人版传记分别如下：菲利普·M. 泰勒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那个男人，他的电影和它们的意义》(1992)、弗兰克·萨内洛的《斯皮尔伯格：那个男人，他的电影和神话》(1996)、约翰·巴克斯特的《未经授权传记：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96)、安德鲁·于勒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人之父》(1996)。
[15] 威廉·科兹文克(William Kotzwinkle)，美国作家，代表作包括《神秘海洋中的游泳者》《大象撞火车》等，曾两度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小说奖和世界科学幻想小说奖。——译者注
[16] 此事让另一家糖果制造厂商“玛氏”(Mars)大为尴尬。此前玛氏拒绝在电影里使用自家生产的M&M巧克力豆，认为E. T. 是丑陋的生物，会吓坏小朋友。
[17] 另一方面，电视布道者吉米·斯瓦格特在1985年谴责E. T. 是“来自地狱的野兽”，并指控斯皮尔伯格是“撒旦的代言人”。
[18] 这个名字或许影射了华纳兄弟的卡通片导演弗里兹·弗里伦。
[19] 这个故事与1962年《阴阳魔界》中《走失的小女孩》(Little Girl Lost)那集惊人相似。《走失的小女孩》改编自编剧理查德·B. 麦瑟森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名6岁的小女孩在床下打滚，却误入另一维空间。“那是改编自我女儿的真实经历，”麦瑟森说，“她虽然没有进入四维空间，却哭了一整晚，我去了她所在的地方，却到处找不到她的踪影。她不在**，也不在地上。她是摔下了床，然后在床下一直滚到墙壁。一开始，就算感觉到她在床下，我也碰不到她……惊吓过后，就像《决斗》一样，你开始构思一个故事。”麦瑟森提到，斯皮尔伯格在制作《鬼驱人》前曾找他要走了《走失的小女孩》的录影带。
[20] 胡珀没有回应本书的采访请求。
[21] PG级，美国电影协会(MPAA)制定的电影分级制度中的一级，指Parents Guide，父母辅导级。该级别的电影基本没有**、吸毒和**场面，即使有时间也很短，此外，恐怖和暴力场面不会超出适度的范围。——译者注
[22] 大卫·O. 塞尔兹尼克(David O. Selznick)，好莱坞黄金时期的著名制片人，曾担任《乱世佳人》和《蝴蝶梦》的制片。——译者注
[23] “卡普拉式的”(Capraesque)可被解理解为“美式理想主义的”，源自人们对经典好莱坞时期著名导演之一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作品的形容，其代表作包括《一夜风流》《生活的美好》《浮生若梦》等，共获3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译者注
[24] 本书作者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曾与马歇尔一同参与过奥逊·威尔斯的未完成电影《风的另一边》，并由此相识。1995年10月，本书作者在一次电影放映会上偶遇马歇尔，并要求就其与斯皮尔伯格的关系进行采访，马歇尔同意接受采访。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本书作者多次尝试约见马歇尔及其妻子，以及他们的制片伙伴凯瑟琳·肯尼迪，却被告知他们决定不接受采访。
[25] 斯皮尔伯格为《踢罐子》请到了《E. T. 外星人》的原著作家梅丽莎·马西森和电影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在约翰逊和理查德·麦瑟森完成初稿的改写后，马西森以约什·罗甘为笔名署名编剧。
[26] 小道格拉斯·范朋克(Douglas Fairbanks Jr.)，美国演员，父亲是电影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1937年，小道格拉斯以影片《赞达的囚徒》一炮走红，并在二战时成为反纳粹斗士，后来又在美国海军部队服役，其妻子是琼·克劳馥。——译者注
[27] 《E. T. 外星人》获得了4项奥斯卡奖——最佳配乐、最佳音效、最佳视觉效果、最佳音效剪辑，以及最佳导演之外的4项提名——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剧本提名、最佳摄影提名，最佳剪辑提名。
[28] 巴斯比·伯克利(Busby Berkeley)，美国电影史上最著名的歌舞编导之一。——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