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皮尔伯格的兴趣引发了一场竞价战，最终剧本的售价被哄抬至25万美元。“其实他想让我写《法柜奇兵》，《天南地北一线牵》不过是个诱饵。”卡斯丹说，“我第一次见到史蒂文时，他还没买下剧本。当时他们在环球拍摄《一亲芳泽》，史蒂文正在片场到处闲逛。我们坐在马路牙子上，他说：‘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剧本。我不知道谁会来拍这部电影，但我想和你谈谈乔治·卢卡斯。他和我打算接一部冒险片，而你是最佳编剧人选。但我要警告你，他很欣赏你，可能会邀请你写《美国风情画续集》，你可千万别答应他。’这些家伙现在急着找编剧——可两个月前我还只是个广告编剧!”

卡斯丹意识到，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想要“把《法柜奇兵》写成为霍克斯量身定制的那种，设置一个女强人角色，塑造某种类型的英雄。这就是我得到这份工作的原因”。

《天南地北一线牵》的结果并不好。卡斯丹的剧本经过哈尔·巴伍德、马修·罗宾斯和杰克·罗森塔尔的修改，又经历了选角困难，以及斯皮尔伯格和环球影业制片总监内德·塔嫩之间剑拔弩张的争论后，制片厂拒绝让罗宾斯执导，仍然希望斯皮尔伯格能够亲自接手。但斯皮尔伯格放弃了这个项目，以10万美元和5%的利润分红出售了他的导演权。1981年影片发行时，斯皮尔伯格和男主角约翰·贝鲁什的经纪人伯尼·布里斯坦一起署名为监制。在英国导演迈克尔·艾普泰德闷闷不乐的导演下，贝鲁什和女主角布莱尔·布朗之间根本没能产生浪漫的化学反应。

1978年1月23—27日，卡斯丹、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在《法柜奇兵》的故事会上碰面。他们每天都在卢卡斯的助手简·贝位于谢尔曼橡树区的家中进行9个小时的头脑风暴，并用录音记录下来，为卡斯丹接下来6个月的剧本初稿奠定了基础。

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对一些他们期待的场景有着清晰的视觉构思。“我们想要巨石”，这是他们给卡斯丹的指示之一：在影片刺激的开场中，印第安纳逃离了一个布有陷阱的洞穴，斯皮尔伯格创造了令人难忘的男主角被巨石追赶的那幕。卢卡斯的愿望清单还包括一艘潜艇、一只会行希特勒举手礼的猴子，还有一位在尼泊尔酒吧里和印第安纳·琼斯打斗的女孩。故事会还讨论增加两组精心编排的镜头，一组是印第安纳在山间行驶的矿车上惊心动魄的追逐，另一组是印第安纳带着一件珍贵文物从上海的宫殿逃出，从飞机上跳到充气救生筏上顺流而下。由于预算原因，这两组镜头最终在前期制作中被否决，经过改编后被用于1984年的续集《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当中。

当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专注于设计笑料和套路时，卡斯丹则强调要完善印第安纳的个性。这位作者在1981年说：“我担心电影会变成一部直白的动作片，结果可能就是如此。”斯皮尔伯格承认卡斯丹“没有100%依据我们的故事大纲……卡斯丹基本上创造了所有角色，串联了整个故事，让简单的故事大纲变得血肉饱满、方向清晰”。

1978年8月，卡斯丹上交了他的第一稿，卢卡斯还没来得及读，就指派卡斯丹紧急重写《星球大战2：帝国反击战》。当卢卡斯终于有时间将注意力转向《法柜奇兵》的剧本时，他告诉卡斯丹：“这样拍太贵，也太耗时了，回去把所有故事主线以外的情节都删掉。”“我讨厌那样做，”这位编剧承认，“但我做完后才发现这样能使情节更紧凑，更能抓住人心。”斯皮尔伯格直到1979年12月从日本度假回来，才有时间和卡斯丹一起修订剧本。

斯皮尔伯格和艾米·欧文同居4年、订婚3个月后，决定去日本举行为期3周的蜜月婚礼。“4月我可能就会怀孕，”艾米告诉朋友们，“我们迫不及待想建立一个家庭。”旅途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双方均未透露，但就在旅行途中，他们的结婚计划暂时取消了。“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这是艾米在公开场合的唯一说辞。

有传言说，那年早些时候，艾米在得克萨斯拍《忍冬玫瑰》，与电影中的恋人、一头灰发的乡村歌手威利·尼尔森有一段恋情。尽管她否认了这些谣言，但她说：“当我在得克萨斯时，人们喜欢我只是因为我是我。他们比我在洛杉矶遇到的人更真诚，这对我很有吸引力。”为了在一个更私密的环境中探索自我身份，艾米搬到新墨西哥州的圣达菲，“和一个公众人物谈过恋爱后，我需要去发现自己的生活是怎样的。”

不管史蒂文是否仍觉得自己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他和艾米的分手都是一次创伤，是父母离婚后最糟糕的情感经历。但他承认，这是帮助自己步入情感成熟的必要一课。“生活最后也没有放过我，”他说，“多年来，我一直躲在摄影机后面以远离痛苦和恐惧，我忙于拍电影以逃避所有成长的痛苦。我迷失在电影的世界里。所以现在，在我三十出头之际，我经历了迟来的青春期，就像一个16岁的男孩那样痛苦。我没再长出青春痘真是个奇迹。关键是，我没能躲过痛苦，我不过将它推迟。”

艾米和斯皮尔伯格分手后，失去了《法柜奇兵》中印第安纳·琼斯的恋人玛丽昂·雷文伍德一角。艾米之前将爱情和工作划清界限的决心显然已经动摇，她说服史蒂文让她出演这个角色。和艾米分手后，斯皮尔伯格对卢卡斯说：“让我来挑选扮演玛丽昂的演员吧。”这似乎是公平的，因为玛丽昂只会出现在《夺宝奇兵》三部曲的第一部中，而饰演印第安纳的演员由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共同决定。在对众多印第安纳竞演者的试镜后，其中包括一些不知名的演员，他们初步决定将这个角色交给汤姆·塞利克，但汤姆当时由于要参演CBS电视台的电视连续剧《夏威夷神探》而没有档期。开拍前不到6周，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在他们眼皮子底下发现了心仪的印第安纳——在《星球大战》里扮演冷酷又可爱的飞行员韩·索罗的哈里森·福特。

斯皮尔伯格一开始将玛丽昂的角色给了20世纪80年代的影片《都市牛郎》中的性感女主角德布拉·温格，其后，媒体也传出了她和斯皮尔伯格的浪漫绯闻[27]。但是温格也面临档期冲突，所以斯皮尔伯格转向了出演过《动物屋》的可爱女校友凯伦·艾伦。在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的男孩幻想世界里，艾伦扮演的玛丽昂不像劳伦·白考尔[28]，倒更像是个超龄的假小子。正如影评人莫莉·哈斯凯尔所说，玛丽昂“缺乏生活经验，言辞强硬，喝酒能把男人喝倒，但既没有对危险的嗅觉，也没有妙计脱身。换句话说，她兼具两性的缺点，又缺乏两性的长处。”

斯皮尔伯格从那倒霉的日本之旅回来时“处于一种奇怪状态”。卡斯丹回忆：“《一九四一》刚刚面世，我想他的个人生活肯定一团糟。他做了一些故事板，对于如何改进剧本也充满了想法。其中一些想法很棒，另一些在我看来很疯狂。他希望让那个戴单片眼镜的家伙[29]无论往哪里看，脑袋里都有一束光从他的眼中射出来。我觉得如果我们搞一个脑袋里有光的家伙，就破坏了故事中那种30年代电视剧的传统风格。

“我想，我当时感觉很糟。我一直在努力写剧本，以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不喜欢重写，我不会为了别人的突发奇想而写作。我找到乔治并对他说：‘你还是找别人来干这份工作吧。这些想法对我来说太疯狂了。这不是我们最开始想写的故事。’乔治告诉我：‘在这个阶段，史蒂文总是会冒出很多想法，但等到开拍时，很多想法就被抛弃了。你等着瞧吧。’我把史蒂文的一些想法写进了剧本，还说服了他放弃了另一些。他们总是跟我开玩笑说：‘哦，就算你不写，我们也要把这些拍进电影里。’他们在北非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史蒂文、凯伦·艾伦和哈里森·福特都坐在打字机前。”

最严重的分歧是福特这个角色。卢卡斯最初将印第安纳定位成詹姆斯·邦德式的花花公子，利用考古探险来维持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但遭到斯皮尔伯格、卡斯丹和福特的反对。“我觉得，”卡斯丹说，“印第安纳·琼斯的双重身份(教授和冒险家)已经让这个人物足够复杂，无需添加花花公子的设定。”在卢卡斯的坚持下，卡斯丹写了一幕琼斯身穿燕尾服和金发女郎在家中约会的情节。但是斯皮尔伯格成功地说服大家不要拍这个场景[30]。斯皮尔伯格想走另一个极端，他认为印第安纳很像约翰·休斯顿《碧血金沙》里的弗雷德·C. 多布斯(亨弗莱·鲍嘉饰)。那是个无耻的流浪汉，导演于是建议将印第安纳塑造成生活糜烂的酒鬼。卢卡斯坚决反对这个想法，斯皮尔伯格最终还是将角色塑造得足够坚韧，和印第安纳乡绅的、学术的一面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最初的想法，”卡斯丹说，“是先让印第安纳对自己从纯粹的考古学家堕落成盗墓贼更感痛苦。这是乔治的主意，乔治说寻找约柜的主角形象应该‘有点阴暗’，在剧本初稿中阴暗的那面更为明显。史蒂文也很喜欢这个想法，但是随着剧本的多次修改，阴暗的那面渐渐消失，印第安纳变得越来越像动作片中的标准人物。

商业上的妥协无疑是人物形象不够立体的主要原因。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想拍一部勇往直前、大胆无畏、在道德问题上毫不模棱两可的影片。但既然《法柜奇兵》不是20世纪30年代的电视剧，而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的电影，那么至少应该带有一定复杂性。斯皮尔伯格声称，印第安纳“不是扁平的英雄，而是有着普通弱点的平凡人”。尽管福特勇敢地尝试通过印第安纳阴郁、厌世的行为，暗示出这些弱点，但印第安纳仍然是个未成型的角色，和过去电视剧中的任何硬汉英雄一样，是人为塑造的。

印第安纳的两面从来没有合成一个整体。作为一位热爱冒险和以身犯险的学者，印第安纳为达目的会不择手段。他抢夺第三世界的文化成果，像殖民时代的雇佣兵一样肆意杀戮原住民。然而，当代世界的观众还是被巧妙操纵了，对这个残酷无情的人物抱以认同，甚至将其奉为英雄。影片从犬儒主义的角度挖掘出纯粹的内心刺激感，却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对印第安纳的暴力和贪婪一笔带过，来麻醉观众的道德感。斯皮尔伯格和福特为了缩短拍摄时间而在外景地临时凑合的笑料——印第安纳掏出手枪打倒挥舞着剑的阿拉伯人。“很受欢迎却让我苦恼，”卡斯丹说，“我认为这一幕在某种程度上太残忍，和电影的其余部分不搭。我从不喜欢拿杀人开玩笑。史蒂文比我更了解大众的口味。”

斯皮尔伯格似乎急于把印第安纳的暴行归咎于卢卡斯：“《法柜奇兵》更符合乔治的风格。这是我所有电影里(到那时为止)唯一有大量人死于暴力的一部。但是乔治的暴力是孩子式的暴力，只是为了制造恐怖的笑料………我对待这部电影的态度就像对待一桶奶油爆米花。”尽管承认“《法柜奇兵》的理念非常暴力”，但卢卡斯坚称，“这种处理并不令人反感。首先，我们又回归到好人战胜坏人的老套路上来。史蒂文在几个地方有点失控，但我们最后还是回到了主题。”

为了使影片中的暴力看起来更容易接受、更有娱乐效果，《法柜奇兵》从观众一眼就最讨厌的“坏人形象”中选择了几个。纳粹的形象完美契合这一要求，斯皮尔伯格甚至在《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中再次将纳粹塑造为卡通人物。但是正如《纽约客》的大卫·登比在其对《法柜奇兵》的影评中所写的，斯皮尔伯格借用纳粹来“制造恶魔的刺激，拓展形象上乃至喜剧的可能性，并非表明他对纳粹主义有什么看法。在流行电影制作中，死亡和历史都无关紧要。只有刺激感最重要”。“夺宝奇兵”系列电影中的第三世界反派角色脱胎于对种族的刻板印象，是一种对老式冒险电影思维定式的盲目继承，而这些老电影诞生于殖民主义态度仍然盛行的保守时代。《法柜奇兵》里面有大量漫画式的阿拉伯和南美坏蛋，而后的《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又用印度人和中国人来充当这位方下巴美国白人英雄的邪恶对手。

由于现代种族问题的敏感性，以及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种族刻板印象引发的争议，“当你挑选反面角色后，就会遇到麻烦”，《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的联合编剧威拉德·赫依克指出。卢卡斯建议将“夺宝奇兵”系列第三部故事线的其中一条设置在非洲。外景地已经考察过了，克里斯·哥伦布[31]写了一个剧本但被否了，据查尔斯·查普林在其关于卢卡斯的书中所写的，“无论卢卡斯还是斯皮尔伯格都对这个故事不满意”。“我知道他们不可能在非洲拍这部电影，”赫依克说，“如果那些当地人中的任何人被塑造得很愚蠢或很邪恶，对于电影来说又将是个大问题。他们不能这么做，所以最后又转头考虑纳粹。”

在对第三世界人物的描绘中，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都落入了不加批判地模仿过时好莱坞惯例的陷阱。20世纪80年代的电影中还存在这种刻板形象，很难让人相信创作者们没有恶意。的确，这两位电影人对大众娱乐的盲目延续，构成了更为阴险的种族侮辱。在《法柜奇兵》中，原先不可信的美国文化统治第三世界原住民的幻想卷土重来，来自邪恶帝国的卡通恶棍形象也得以复兴，使得该片成了一部标志里根时代开端的完美电影。

斯皮尔伯格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为卢卡斯工作，因此并未对《夺宝奇兵》投入过多情感。然而，出于与卢卡斯的相互尊重，斯皮尔伯格做出了一个务实的决定，即通过制作一部**裸的商业娱乐片来证明自己能够在预算范围内导演电影。“我基本放手让斯皮尔伯格做他想做的。”卢卡斯说，“我非常关心导演提出的问题，因为我也当过导演。史蒂文听得进意见。我的意思是，我提了很多建议，有的被他采纳，有的没有……史蒂文拍电影前会做大量准备工作，他非常有条理。”

卢卡斯在16周的拍摄日程中有5周都忙于“解决问题”。尽管他在突尼斯的外景地导演了一些替补镜头，但其影响力并不明显，毫无疑问斯皮尔伯格才是指挥者。卢卡斯作为监制的主要工作都集中在前期和后期制作上。卢卡斯相信，只要精心准备，再加上过硬的剧本，斯皮尔伯格的超支倾向是可以控制的。“《一九四一》给他带来了很多负面报道，”卢卡斯说，“那些报道给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但他导演得很棒。”

卢卡斯可以对斯皮尔伯格说“不”，而斯皮尔伯格因为《一九四一》变得更为谦卑，学会了倾听。当他们出现分歧时，卢卡斯会说：“好吧，这是你的电影，如果观众不喜欢，他们会怪到你头上。”于是斯皮尔伯格会选择让步，他会开玩笑说：“好吧，但是我要告诉他们是你让我这么做的。”

卢卡斯还为斯皮尔伯格提供了一流的英国团队和后勤人员，其中许多人都曾参与《星球大战》和《星球大战：帝国反击战》的摄制。《法柜奇兵》的大部分镜头都是在卢卡斯之前拍过电影的取景地拍摄的，包括位于突尼斯的所谓“星战峡谷”和位于英格兰伯翰姆伍德的百代-埃尔斯特里摄影棚，其他取景地还包括法国、夏威夷，以及加州的长滩。伦敦地区之所以被选为电影拍摄基地，一是出于成本考虑，同时因为那里远离好莱坞，可以让工作人员对这个项目保密，当年斯皮尔伯格选择亚拉巴马州作为《第三类接触》的大本营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

斯皮尔伯格要求聘请弗兰克·马歇尔担任《法柜奇兵》的制片人。马歇尔在1974年通过弗娜·菲尔兹认识了斯皮尔伯格，当时他是彼得·博格丹诺维奇的助理制片人，擅长在满足导演需求的同时，尽量节省开支。马歇尔回忆斯皮尔伯格“正在寻找一个能保护他不受制片厂环境影响的人……站在他那边和他同心协力而不是和他对着干的人……他想要一个可以为电影节约成本、保持片场良好势头的制片人……而这正是我的行事方式”。

马歇尔未来的妻子凯瑟琳·肯尼迪曾在《法柜奇兵》中与斯皮尔伯格密切合作，肯尼迪和马歇尔后来成为斯皮尔伯格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职业生涯中最为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在那个时期担任了斯皮尔伯格大部分电影的制片人，并在1984年共同创立了安培林娱乐制片公司。

凯瑟琳·肯尼迪先前是圣迭戈的一名电视脱口秀节目制作人，后来作为约翰·米利厄斯的助手参与了《一九四一》的前期制作，并由此进入电影行业。3个星期后，她被要求帮助斯皮尔伯格整理电影的特效设计方案。到了导演家，她发现斯皮尔伯格：“仅有的几张纸、信封背面、报纸上端的留白，甚至任何手边能弄到的东西上，全都是他记下的笔记、摄影机的镜头构思和随手画的图样。他说：‘看看这些，你能理出个头绪吗？……我唯一想到的是，我不能在这儿工作，否则他会发现我不会打字。所以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收起来，带回了办公室。我全身心投入其中，没日没夜地想，从头到尾把那些图样重新画了一遍，给他打了好几次电话，确认一些我不明白的事情。最后我做出了一些小册子，在他进来之前将册子堆在他桌上。

“他被惊呆了。我觉得自己的做法很正常，但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他以前从来没让别人这样帮他整理过东西。从那以后，他会给我安排一些琐碎的工作，这些都是他需要我细心处理的事。”在为《法柜奇兵》工作时，她“没想过拍完这部电影之后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当史蒂文请我去帮他制作他的下一部电影，也就是后来的《E. T. 外星人》时，我很震惊。这让我措手不及，但我想这是因为他对我办事很放心。他已经开始依赖我帮他做事，而这基本上就是制片人的职责。”

卢卡斯在《法柜奇兵》中的得力助手是监制霍华德·卡赞金[32]，他们在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时就互相认识。卡赞金有权严格控制电影预算和日程安排。“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对斯皮尔伯格说‘不’，”他回忆说，“而我从来没有对史蒂文说过‘不’。我尝试了很多方法让史蒂文对他自己说‘不’。我会分析利弊，尤其是在资金问题上，然后让史蒂文主动拒绝。我想我偶尔也会说‘不’，但我不喜欢这么做，我喜欢让史蒂文自己做决定。

“我们知道我们在做B级片，我们知道我们必须妥协。有时候可能需要拍两遍、三遍甚至四遍，但有些地方就是不行。史蒂文会说：‘好了，这里就这样吧，我们继续。’我们会想其他办法来完成这个镜头，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法柜奇兵》是史蒂文第一部没有超出预算的电影。我听史蒂文说，他所有的朋友们都在拍比他规模更小、预算更低、不超支的电影，而最后他们能挣到更多的钱。史蒂文很少有那样的机会，所以他决心按预算拍一部电影，这样他就能得到更多利润。史蒂文说：‘如果我们多花一美元，我们在票房中就会少挣一美元。’”

《法柜奇兵》的故事板比斯皮尔伯格之前的任何一部电影都更加完整，因为有了四位插画家的助力。他最早计划大量使用精心设计的黑色电影阴影效果。“在最初两个月的准备工作中，我极度兴奋。然后我将这个想法完全抛弃，专注于故事本身。”斯皮尔伯格还在职业生涯中首次使用了特技组导演的服务，聘请了资深动作片导演迈克尔(米奇)·摩尔根。迈克尔耗时3周，根据斯皮尔伯格的故事板拍摄了卡车追逐场面。“史蒂文并不是总需要尽100%的努力，有时50%就够了。”卢卡斯说，“但我的理论是，像史蒂文这样有才华的导演，他的50%比大多数人倾尽全力完成得还要好。当他拼尽全力时，情况可能会失控。”

《法柜奇兵》原计划85天完成拍摄，但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秘密约定要在73天内完成。卡赞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挑战“史蒂文能否在计划时间和预算内完成电影”，将制片厂的干扰降到最低。“有时候你不过超出了计划一天，你知道这个时间可以从其他地方弥补回来，但来自制片厂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卢卡斯可不想这样。卢卡斯已经成功地在没有制片厂参与的情况下拍过不少电影，这也是为什么《法柜奇兵》和《星球大战》都以欧洲为制作基地，因为这样可以远离制片厂的控制。斯皮尔伯格想要的远比前期准备时更多，但如果史蒂文想要什么东西，我们也可以想办法从别的地方找来。”

“我们设计了一架飞行翼，那是台充满未来感的飞行器，用来把约柜运送给希特勒。我对乔治说：‘它太大了，我们造不了这东西，这要花掉100万美元，我们需要把它做得更小。我们得想想办法。’我已经和史蒂文谈过了，但他否定了我的意见。所以我去找了乔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幕，乔治走进会议室(小声)说：‘好的，看我的。’飞行翼模型就在那儿。他说：‘哦，这是什么？’他拿起飞行翼模型，就像他根本不知道这是飞行翼一样。这模型有四个引擎，两侧各有两个。他说‘好极了’——乔治总喜欢说短句子——‘这很棒，看起来很厉害。’接着他将两扇机翼的末端折断，两边各拿掉一个引擎。他说：‘如果只有这么大，我们能省多少钱？’”

仅仅这一个动作，他们就省下了25万美元。这部电影的成本刚好在预算的2040万美元之下(40万美元是作为哈里森·福特的片酬加上去的)，拍摄日程也正是之前秘密商定的73天。

不管《法柜奇兵》多么生动有趣，斯皮尔伯格为“康复”所付出的代价却是一部没有灵魂、非个人化的电影。他重新树立起职业声望意味着在艺术上后退一步，这一后撤得到了好莱坞和公众的慷慨赞许。凭借3.63亿美元的全球总票房，《法柜奇兵》成了1981年的票房冠军，也是派拉蒙影业历史上票房最高的电影[33]。斯皮尔伯格凭借这部影片第二次提名奥斯卡最佳导演，而这部影片一共提名8项奥斯卡奖项。尽管斯皮尔伯格最后没有获奖，但这部电影荣获5项奥斯卡奖，均为技术类奖项。

斯皮尔伯格总担心商业上可能的失败，总想取悦最广大的观众，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继续激励着他。他总是间歇性地涉足新兴的创作领域，随后又退回更安全、模仿性的东西。当这些公式化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时，斯皮伯格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困于满足观众的狭隘期望。其更有野心、更具争议的作品所受到的批评，也会反过来受到这些期望的影响。当他因错误的原因被表扬时，也不再争取去做正确的事。

许多影评人对斯皮尔伯格凭借《法柜奇兵》回归表示欣喜，这部电影提倡远离复杂，回归简单的老式好莱坞乐趣。“‘将帽子抛向空中、将心提到嗓子眼儿’又重新出现在电影中”，《洛杉矶时报》的希拉·本森赞扬这部电影“毫不装腔作势”。但其成功所包含的内在暗示令一些影评人感到不安。罗伯特·阿萨希纳在《新领袖》(The New Leader)上写道：“《法柜奇兵》甚少涉及社会整体，更多的还是关于好莱坞。而好莱坞近期似乎一直有一种错觉，认为当今的电影观众都是些目不识丁的青少年，分不清漫画书的好坏。更糟糕的是，也许现在的电影制作者并不比他们心目中最愚蠢的观众聪明多少。”

斯皮尔伯格感觉自己执导《法柜奇兵》时在“扮演一个角色”，“我是摄影机背后的印第安纳·琼斯。我觉得我没必要去拍一部杰作，不必每个镜头都要让大卫·里恩引以为傲。”“这种忧郁的承认似乎揭示了他对摄影机的风险性的认识……他在《法柜奇兵》合作中展现出的雇用熟练工的一面”，维多利亚·根格在《电影评论》(Film Comment)中写道，“印第安纳这个受雇于组织的冒险者角色有点像(导演的)自画像，带点虚荣，也有点自我厌恶……但如果《法柜奇兵》代表了他对这类题材的处理方法，那么现在只有奇迹能挽救他。”

[1]　基督教科学派(The Christian Science)，是基督教新教的一个边缘教派。该派因认为物质是虚幻的，疾病只能依靠调整精神来治疗。——译者注

[2]　罗伯特·马克威治(Robert Markowitz)，美国导演，主要代表作包括《塔斯克基飞行员》和《了不起的盖茨比》(2000)等。——译者注

[3]　埃罗尔·弗林(Errol Flynn)，澳大利亚演员、编剧、导演、歌手，所扮演的角色大都是惊险片和军事片中浪漫而勇敢的人物，其参演的影片包括《英烈传》《王子与贫儿》《侠盗罗宾汉》等。——译者注

[4]　埃尔默·伯恩斯坦(Elmer Bernstein)，美国电影作曲家、乐队指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在美国陆军航空部队广播站工作，后在联合国广播部制作音乐节目。50年代初进入美国电影界，曾为100多部电影作曲、配乐。——译者注

[5]　约翰·韦恩(John Wayne)，美国演员，以饰演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一生共出演181部影片，其参演作品《关山飞渡》蜚声世界影坛。——译者注

[6]　“两个鲍勃”意指罗伯特·泽米吉斯和鲍勃·盖尔，因为罗伯特的昵称也是鲍勃。——译者注

[7]　斯皮尔伯格曾打算拍摄的一部自传性电影。——译者注

[8]　R级，美国影片分级制度中的一级，属限制级，17岁以下必须由父母或者监护陪伴才能观看。该级别的影片包含暴力、吸毒、**等场面和大量脏话。——译者注

[9]　兰迪斯让斯皮尔伯格在贝鲁什和艾克罗伊德联袂出演的疯狂喜剧《福禄双霸天》(The Blues Brothers，1980)中，饰演了一个令人讨厌的芝加哥官僚，之后他们两人的关系依然很好。

[10]　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编剧、导演、演员，1940年凭借自导自编的《江湖异人传》荣获第13届奥斯卡最佳原著电影剧本金像奖，被认为是继刘别谦和卡普拉后又一社会喜剧片的卓越导演。——译者注

[11]　阻特装暴动(Zoot suit riots)是指1943年身穿阻特装的青少年与洛杉矶以及加利福尼亚的海军队员之间的冲突事件。在事件中，美国的海军队员殴打身穿阻特装的墨西哥裔青少年，引发了巨大的社会**。——译者注

[12]　埃诺拉·盖号轰炸机(Enola Gay)是隶属于二战期间美国空军第313飞行大队的B-29“超级堡垒”(Superfortress)轰炸机，于日本时间1945年8月6日上午8点15分，在日本城市广岛上空掷下“小男孩原子弹”，“埃诺拉·盖”的名字取自该机机长母亲的名字。——译者注

[13]　约瑟夫·史迪威由于言辞刻薄，个性直言不讳，被取绰号叫作“酸醋乔”(Vinegar Joe)。——译者注

[14]　对飞机坠毁、爆炸和破坏道具的拟人化比喻。——译者注

[15]　贝鲁什在沙漠加油站给飞机加油的场景暗示了《决斗》，拍摄地就在《决斗》的外景地阿瓜杜尔塞，正是在那里卡车袭击了丹尼斯·韦弗。《决斗》中饰演加油站老板的演员露西尔·本森在《一九四一》中仍饰演加油站老板。

[16]　吉特巴(Jitterbug)，又叫水兵舞、拉手舞，原来是美国军舰上水兵跳的一种舞蹈，最早为两位男士对跳，后来随着美国海军的远征被传往世界各地，成为男女对跳的一种交谊舞。——译者注

[17]　根据斯皮尔伯格1975年签的合同，直到那时为止，他还欠环球影业两部电影。

[18]　弗雷克作为摄影师和视觉特效团队的一员，获得了两项奥斯卡提名，该片也获得了最佳音效奖提名。

[19]　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负责在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德国纳粹高官。——译者注

[20]　拍摄成本(Negative Cost)包括电影拍摄期间产生的费用、剧组工作人员的薪酬、文学作品等的电影改编版权费等。——译者注

[21]　Z级片在美国指独立制作的、超低成本的电影，其投资比通常所谓B级片还要低得多，针对小范围内的青少年市场。——译者注

[22]　截至1996年，只拍摄了两部续集，第3部尚在讨论中。卢卡斯影业还制作了电视电影《少年印第安纳琼斯大冒险》。

[23]　佐罗是美国动画片《佐罗》中的人物，一位蒙面的黑衣侠客，警恶惩奸，锄强扶弱。——译者注

[24]　拉什·拉鲁(Lash LaRue)，美国演员，代表作品有《关山飞渡》《异国流亡》等。其在影片中的造型与印第安纳·琼斯很像。——译者注

[25]　加里·格兰特(Cary Grant)，英国男演员。1942年凭借爱情片《断肠记》获得第14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提名，1970年获得第42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者注

[26]　霍华德·霍克斯(Howard Hawks)，美国电影导演，代表作包括《外星来客》《育婴奇谭》等，1974年被授予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译者注

[27]　在拍摄《法柜奇兵》期间，斯皮尔伯格还和19岁的电视女演员瓦莱丽·贝尔蒂内利约过会，而后开启一段和华纳音乐集团31岁的星探凯丝琳·凯里的3年同居生活，凯丝琳曾远赴突尼斯的外景地陪伴斯皮尔伯格。斯皮尔伯格称凯丝琳“教会了我电影之外还有生活”。

[28]　劳伦·白考尔(Lauren Bacall)，美国好莱坞老一代女演员，代表作包括《盖世枭雄》《愿嫁金龟婿》《东方快车谋杀案》等。——译者注

[29]　保罗·莱西扮演的极其残忍的纳粹分子托特，在影片中戴着金丝眼镜。

[30]　在《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中，印第安纳花花公子的一面曾短暂地展现出来。影片的开场设定在上海的一家夜总会，身穿白色燕尾服的印第安纳与金发歌手凯特·卡普肖展开搭讪。

[31]　哥伦布曾担任3部斯皮尔伯格制片电影的编剧：《小魔怪》(1984)、《七宝奇谋》(1985)和《少年福尔摩斯》(1985)，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导演，执导了《跷家的一夜》和《小鬼当家》等影片。

[32]　卡赞金从环球影业的助理导演干起，同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比利·怀德和罗伯特·怀斯等经验丰富的电影人合作过，也和斯皮尔伯格花过一天时间在制片厂筛选《横冲直撞大逃亡》的镜头，后来被提拔为卢卡斯的电影《美国风情画续集》(1979)的制片人。

[33]　这个成绩最终被罗伯特·泽米吉斯1994年拍摄的《阿甘正传》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