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时代起，斯皮尔伯格就把拍电影作为消除恐惧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恐惧是非常真实的东西，”他曾在谈论《大白鲨》时说，“应对恐惧的最好方法之一就是反向输出，向别人展示我的恐惧。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害怕黑暗，你就把观众带入一个黑暗的影院。而我本人非常害怕大海。”
读到本奇利的小说时，斯皮尔伯格立刻发现了一个能从内心深处抓住观众的主题：“我想拍摄《大白鲨》其实出于敌意。我读完小说后，觉得自己被攻击了。这让我很害怕，我想发起反击……我知道我很乐意拍这样的电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我的初始本能……拍摄过程中我没有任何乐趣。但我筹划得很愉快，嘻嘻……事实上，我认为《大白鲨》是一部喜剧。”
看着游泳者受到鲨鱼的威胁——从岸上、水下或在海面上下浮动的摄影机的角度来观察——将观众置于孩子般的、极度脆弱的状态。斯皮尔伯格在其对《大白鲨》的形容中暗示了这一策略：“一部原始的尖叫电影。”他认为，这部电影之所以“触动了观众的神经，是因为它基本上是弗洛伊德式的。我们被教导要压抑自己的恐惧，表面伪装坚强。但是《大白鲨》使大家能够放心地在公共场合表达恐惧。弗洛伊德有个理论阐述了恐惧与胎儿时期的关系，因为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条小鲨鱼，他们知道如何在水中生存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斯皮尔伯格令影院座椅上的观众频繁地以安全的、替代的视角观看鲨鱼带来的威胁，激励观众沉浸于鲨鱼对人类猎物的敌意之中。“你会像支持‘金刚’一样支持那条鲨鱼。”斯皮尔伯保证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观众们渴望寻求新的暴力刺激，而这部电影在商业上取得的非凡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导演对自己“初始本能”的恣纵。可回想起来，这也给导演也带来了困扰。“《大白鲨》就像是我拿着电棍在控制观众，”他在1977年接受英国杂志《视与听》(Sight and Sound)的一次采访中承认，“我对自己在这部电影中所做的工作怀有极度复杂的情感，每拍两三部电影，我都会回头再看看这部片子，看看自己都做过些什么。我把这部片子又看了一遍，觉得这是我一生中看过的最简单的电影。这仅仅是在悬疑和恐怖中加入了必不可少的动作……如果我愿意，本可以把它拍成一部非常精妙的电影。”
《大白鲨》一个特别令人不安的方面是开场时性与暴力的混杂，一位性感的年轻女泳者(苏珊·巴克林尼饰)妩媚地在水中摆动着**的四肢，直到后来被鲨鱼撕碎(这个性感形象同时被用来宣传这本小说和这部电影)。就像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流行的杀人狂电影一样，这个场景似乎是在惩罚那个女人的性引诱：她下水勾引一位醉酒的年轻人和她一起裸泳，但这位年轻人软弱无力地躺在沙滩上，并未对她受到的攻击做出反应。在1978年的一篇文章《作为父权神话的〈大白鲨〉》中，简·E. 卡普提认为，这个场景是“一种精心建构的潜意识的电影化强奸的形式”，鲨鱼象征狂暴的**。然而，卡普提的类比有些混乱，因为其余受到鲨鱼攻击的受害者都是男性，而且她认为鲨鱼也代表了“长牙齿的**(**对男性**的阉割)”这一神话母题。然而，毫无疑问，“大白鲨”正在一些危险的心理水域中潜游。这种对女性的厌恶是《大白鲨》和其他美国电影所共有的一种态度，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正在威胁着传统的男性特权。电影剪辑师弗娜·菲尔兹承认，她“差点没有参与这部电影”，因为担心《大白鲨》会滥用性和暴力：“史蒂文向我介绍了《大白鲨》，听起很糟糕，他唯一能向我保证的就是这部电影将会很有品位。”
一种更为普遍的性暗示是男性**的主题，比如布罗迪警长一开始未能保护他的社区和自己的儿子免受鲨鱼攻击。布罗迪的软弱是斯皮尔伯格对有缺陷的父亲形象的典型关注。电影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是布罗迪坐在海滩上，眼睁睁看着小男孩被鲨鱼撕成碎片，斯皮尔伯格通过“《迷魂记》效果”(将镜头推进的同时再变焦将画面拉远)在视觉上传达出布罗迪无助的痛苦。在胡珀与昆特的帮助下，布罗迪在猎杀鲨鱼的过程中改变了脆弱的男性气质，这也是影片最后三分之一的主要情节。对卡普提来说，这不过是斯皮尔伯格“照例重述一个重要的父权神话”。但她对《大白鲨》的解读，并未将斯皮尔伯格在整部影片中对父权和大男子主义行为特征的明确批判纳入考虑。
德莱福斯扮演的胡珀是一位留着胡子、戴着眼镜、书呆子式的知识分子，比起使用蛮力，他更善于利用脑力(与技术)来捕猎鲨鱼，但在束手无策时，他还是鼓起勇气拿着毒标枪潜入水下的铁笼。这位古怪、刻薄的胡珀是一个斯皮尔伯格式的配角，用于衬托传统的英雄角色，即由肖饰演的那位带有傲慢的大男子主义、看上去像亚哈[12]似的昆特。宝琳·凯尔观察道：“当三位主角在他们的小船上时，你会感觉罗伯特·肖，那个恶毒的老鲨鱼猎人，是如此有男性气质，以至于想把他们都给害死。他很有男人味，杀气很重……当肖将一个空啤酒罐捏扁时，德莱福斯也捏扁了一个泡沫杯来讽刺他。导演认同德莱福斯这个人物，将**上半身的英雄主义当成笑话，并在整部电影中将这种讽刺表现得淋漓尽致。”(捏扁聚苯乙烯泡沫杯的笑话源自一次闲聊，当时斯皮尔伯格、哥特列布和德莱福斯在波士顿一家酒店的房间里喝咖啡，他们试图说服这位不情愿的演员同意参演电影。)
对电影细致入微地刻画当代男性气质同等重要的是，斯皮尔伯格对布罗迪警长人性弱点的关注，他和导演本人一样，对水极度恐惧。斯皮尔伯格决定“让罗伊·施耐德饰演的阳刚之气十足、耀武扬威的男主角显得不那么完美……让他拥有一个普通人身上可能存在所有问题和缺点。让他拥有害怕与恐惧，并在电影中将这些害怕和恐惧都表现出来，而不是全部解决。因为你根本做不到，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会花上一辈子时间增进自我了解。”
媒体使用“鲨鱼热”(Jawsmania)一词来形容公众对这部电影的反应，一波“鲨鱼热的流行病”给世界各地的游泳者造成了严重的恐慌，紧张情绪也在沙滩上蔓延开来。事实上，被任何种类鲨鱼攻击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更不用说大白鲨了。但是，鲨鱼袭击事件的罕见性并未缓解公众对鲨鱼的恐惧，这种恐惧总是在公众的想象中被唤醒，而《大白鲨》及其续集极大地加剧了这种恐惧。
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与《决斗》中的大卡车一样冷酷无情[13]。那辆卡车的疯狂是由那位始终没有露面的司机的非理性造成的，但与卡车不同的是，《大白鲨》中的鲨鱼天生具有破坏性，因此更加可怕。鲨鱼攻击人类是天性使然，而不是像斯皮尔伯格的异想天开——因为这只海洋生物“受到了神秘主义的轻微影响”。尽管它似乎具有超自然的破坏力，但电影中对大白鲨的描述是基于科学的，甚至带有一定程度的赞赏。正如德莱福斯扮演的马特·胡珀告诉市长的那样：“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台完美的机器——一台吃人机器。这真是优胜劣汰的奇迹。这台机器所做的就是游泳、觅食与繁衍后代。”胡珀对大白鲨的崇敬近来得到了现实中科学家的响应，他们越来越多地将鲨鱼视为濒危物种。“鲨鱼热”的全球影响加剧了理查德·埃利斯与约翰·E. 麦考斯克在其1991年出版的《大白鲨》(Great White Shark)中所称的“这个受到不合理诽谤和误解的生物的脆弱性……这是一种强大的、适应能力极强的远古物种，拒绝接受我们的了解与控制，也没有意识到人类想要消灭它的企图”。本奇利承认，他如今无法再用同样的方式写作《大白鲨》了，“因为从那时起，关于鲨鱼的所有信息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不能像以前那样把鲨鱼描写成坏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斯皮尔伯格能成功营造出恐怖氛围，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条鲨鱼制造的麻烦。电影刚开拍时，环球影业向媒体公开了一系列故事板的照片，其中鲨鱼像杂技演员一样表演了许多并未在成片中出现的特技。但由于鲨鱼出了故障，导演只在其周围拍摄以暗示它的存在，而不是将其直接呈现：“我认为真正可怕的恰恰是看不见这条鲨鱼。”结果，《大白鲨》从周六午后场的恐怖片变成了希区柯克式的惊悚片，也就是那种“你看见得越少却越感到恐惧”的惊悚片。罗伊·施耐德认为，从演员的角度来看，尽管那条不听使唤的鲨鱼“让所有人抓狂，但也是让电影变得更好的关键所在。演员们有了更多时间以互相了解，即兴发挥，形成一个团队……讽刺的是，这个导致电影拍摄停滞不前的大问题，反而成就了这部电影。”
出于需要，斯皮尔伯格在《大白鲨》中还采用了“纪录片风格”。“这部电影需要直接的摄影风格，”大卫·布朗在1975年曾指出，“……我们不希望采用维尔莫什·日格蒙德在《横冲直撞大逃亡》里那种巧妙和精确的摄影风格。这是不同的故事。”然而，日格蒙德表示，他拒绝了斯皮尔伯格让他担任《大白鲨》摄影师的邀请，因为他认为“这不过是个悬疑故事，我觉得自己帮不上什么忙”。
接下摄影任务的比尔·巴特勒回忆说，斯皮尔伯格起初坚持“不让我们手持摄影，而是把所有设备都固定在三脚架上。我告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你以前从来没有在水上拍过电影，是吗？你不知道如果你这么做，观众的晕海感会有多么严重。’而他要我证明给他看。我们只好拍了一些镜头，让他明白我们的意思。他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想法。”“这部电影的无名英雄之一”是迈克尔·查普曼，吉尔摩说。查普曼本身就是一位杰出的电影摄影师，他操控摄影机的手法既优雅又不唐突，“每个在海上拍摄的镜头，最后30分钟的每个镜头都是手持摄影。查普曼不得不用他的双腿支撑完成纵摇和横摇镜头。我不知道有多少次看到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还坚持拍摄，拍出的样片和画面一点都没有抖动。斯皮尔伯格告诉《美国电影摄影师》杂志：“《大白鲨》是史上最昂贵的手持拍摄的电影。”
斯皮尔伯格的挫败感集中体现在吉尔摩所说的原本是“电影最宏伟镜头”上，即“鲨鱼在弄沉小船和吃掉罗伯特·肖之前，从海里一跃而出跳到船上”。“我们拍了这个镜头，但效果令人失望，”吉尔摩记得，“这条鲨鱼本应以极大的力量跃出水面。但第一次拍摄并没达到理想效果。鲨鱼好像一只在水上冲浪的海豚，最后落在船上。我们权当第一次拍摄只是演练，第二次肯定会更好。可是不然。这条鲨鱼有点像个软弱无力的家伙，在水面上滑行，然后落在船上。”
“我去找鲍勃·马蒂，对他说：‘鲍勃，这条鲨鱼看起来像坨狗屎。’他含糊地说：‘我们的发动机没有足够的马力。’我仔细检查后发现，一年前他组装这个价值100万美元的玩意儿时，我们用来驱动它跳出水面的马达需要2.7万美元。可他在没有与任何人商量的情况下，买了个9000美元的。我说：‘你是在告诉我，我们省下了1.8万美元，现在这部片子却拍不下去了吗？’鲍勃说：‘抱歉。’我告诉斯皮尔伯格，‘我们只能把手头拍到的东西先洗印出来，然后继续推进。他发火了。我告诉他：‘史蒂文，不可能拍得比这更好了。’我比他更清楚。不然他可能会在玛莎葡萄园岛一直待到今天，效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我们利用剪辑完成了那个镜头，调整了角度，史蒂文不想破坏它的连续性。我母亲永远不会看出其中的区别，但我们所有电影人都希望能一镜到底。我想史蒂文会同意这是影片中唯一妥协的镜头。”
斯皮尔伯格的不愿妥协，不仅疏远了他与吉尔摩的关系，也使他在剧组中变得不受欢迎。“我很庆幸自己能活着离开玛莎葡萄园岛，”斯皮尔伯格回忆说，“鼓舞士气是我的责任，一定不能让大家被逼疯……剧组里有一半的人都令我感到害怕。他们把我当成善良版的布莱船长[14]，他们又没得坏血病什么的，我是不会让他们回家的。”据斯皮尔伯格所说，片场有传言说当电影在玛莎葡萄园岛完成时，剧组打算将他淹死：“他们打算把我按进水里，同时设法逃脱谋杀罪。”而卡尔·哥特列布则对这一传言进行了更为善意的解释：“史蒂文听说他们准备把他抛起来庆祝。”无论传言究竟如何，斯皮尔伯格早做好了预备措施，他在前一天晚上提前和巴特勒计划好了最后的拍摄，并秘密安排了一艘快艇在拍摄准备好时把他从片场接走。离开小岛后，早有一辆车在等着他，斯皮尔伯格大喊：“我再也不回来了!”
“在去波士顿的路上，”哥特列布说，“面对广告牌、交通、高速公路、车流与行人这一系列‘全新’的视觉刺激，史蒂文开始眨眼和抽搐。车离波士顿越近，他就越觉得疯狂。这就像从五个半月的迷幻体验中走出来一样，暂时无法适应。当天晚上，他在酒店的酒吧里与精力过剩的瑞克(理查德)·德莱福斯出尽了洋相，不停地大喊：‘去他妈的，结束了!终于结束了，滚他妈个蛋!’(那是受了德莱福斯的影响，史蒂文本不会那么直言不讳。)
“为了赶第二天早上去洛杉矶的飞机，史蒂文在波士顿待了一晚。可他无法入睡，在**直抽抽，感觉像是被电击了一样。严重的焦虑令他不堪重负，掌心出汗、心跳加速、呼吸困难甚至呕吐。好不容易睡着后，他梦到自己还在拍摄。玛莎葡萄园岛不断出现在他的梦中，入侵他的潜意识。在他离开这座岛后，这种情况持续了三个月。”
“我们回到环球后，没人喜欢我们，”乔·阿尔夫斯回忆说，“我们被人看不起，因为我们‘这些家伙拍了这部愚蠢的鲨鱼电影’。”
但百折不挠的斯皮尔伯格仍继续在环球、米高梅的水池和卡塔琳娜岛的外景进行了为期三周的补拍。在玛莎葡萄园的整个拍摄过程中，弗娜·菲尔兹一直在剪辑这部电影，她骑着自行车往返外景地，在海上通过无线对讲机向斯皮尔伯格咨询，并参与晚间的剧本讨论。菲尔兹还与阿尔夫斯一同进行了一些补拍工作。喜欢跟年轻导演共事的菲尔兹，被这些小子们亲切地称为“剪辑师妈妈”。当岛上出现摩擦时，她还是一位“了不起的外交家”，比尔·吉尔摩说，“她会让人们相互亲吻并和好。她很有母性，史蒂文很喜欢她。对他来说，菲尔兹就像他的另一个母亲”。当他们离开小岛时，菲尔兹已经粗略剪辑了影片的前三分之二，一直到猎鲨行动那里。在数月艰苦的后期制作过程中，她一直密切参与斯皮尔伯格的创作决策，以及在她位于大华超级市场的家中的剪辑室里，对电影进行了微调和重构。
菲尔兹对《大白鲨》的大获成功到底有多少贡献，成了影片发行以来引发激烈争论的话题。好莱坞有传言称她“拯救”了这部电影。1995年《纽约时报》提出这个问题时，卡尔·哥特列布回应道：“从我掌握的第一手资料看，这部电影并不需要拯救。当然我并不是否认弗娜·菲尔兹对《大白鲨》做出的突出贡献。”然而就在电影发行前不久，制片厂任命菲尔兹担任环球旗下所有影片的执行顾问，这一举动无疑默认了她在影片完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次年，她成了故事片制作部门的副总裁。1975年玛丽·墨菲在《洛杉矶时报》上一篇介绍菲尔兹的文章中犀利地评论说，“一位有经验的电影剪辑师甚至可以决定一部影片的成功与否”。而其他人，包括斯皮尔伯格在内，都认为菲尔兹得到或抢走了太多本该属于导演的功劳——这种感觉在她因《大白鲨》获得奥斯卡奖，斯皮尔伯格却未获奖后变得更加强烈。菲尔兹圆滑地表示，斯皮尔伯格“提供了如此多的好镜头，这是剪辑师们梦寐以求的”，但她并没有用她那隐晦的发言阻止人们的猜测，“我因为《大白鲨》赢得了很多荣誉，无论对错”。
斯皮尔伯格的下一部电影《第三类接触》，本该由菲尔兹担任剪辑师与制片人或助理制片人，可据茱莉亚·菲利普斯说，“史蒂文开始憎恶她将《大白鲨》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让我把她弄出剧组”。保罗·施拉德撰写了《第三类接触》的剧本初稿却未获得编剧署名，因而与斯皮尔伯格发生了争执。保罗说，与《大白鲨》有联系的各位在采访中谈及自己对电影的贡献时，斯皮尔伯格“觉得他们都在密谋抢走他的功劳”。他似乎对自己曾经接受过他人帮助的事实感到生气，不管这些人是弗娜·菲尔兹、扎努克、布朗、彼得·本奇利、卡尔·哥特列布、迈克尔还是茱莉亚·菲利普斯。这是史蒂文自己的问题。
“菲尔兹并没有拯救这部电影，是史蒂文拯救了它，”扎努克评论说，“但弗娜·菲尔兹也做了很多。她真的很聪明。她确实重构了一些史蒂文本打算为制造喜剧效果而构建的场景，把这些场景变得很恐怖，还把一些史蒂文想要拍得很恐怖的场景变成喜剧场景。我不是说史蒂文没有参与其中，但重新剪辑这些镜头是她的主意。”“弗娜的贡献非常了不起，”吉尔摩指出，“可她并没有去船上拍戏，没有参与片场激烈的战斗。史蒂文有非常敏锐的剪辑意识。最终，我们把电影拍出来了。如果电影拍不成，那史蒂文与弗娜再优秀也不值一提了。”
在与斯皮尔伯格合作《大白鲨》时，菲尔兹解释说，她试图“进入他的大脑，了解他的目标。史蒂文是个大度的人，一位成熟的年轻人，开放、不介意贡献，但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片场有很多闲言碎语说《大白鲨》如果真能最终剪成一部电影，能被拍成电影，那将是一个奇迹，除非弗娜是个天才，不然这电影永远无法上映。事实并非如此，但没人真正知道哪些片段该被放在哪里，它们是如此混乱，因为这些片段是如此依赖于天气、特效以及那天的镜头是否能用……这些还需要配合水面和天空的景观，因此带来许多棘手的麻烦。但我们突然意识到，这部电影确实有可行性。我想通过剪辑实现一些我们没能拍出的场景，但它们的连续性看起来太糟糕了，但如果我们用动作场面转移一会儿观众的视线，我们就能成功。”
希德·谢恩伯格在环球影业的放映室里看完《大白鲨》的粗剪后，灯光亮起，这位MCA总裁却没有任何反应。“希德，”大卫·布朗焦急地问，“你觉得怎么样？”“还可以。”谢恩伯格说。听到这样评价“就像只得到了半颗星”，布朗回忆说：“我们可是拍了159天!好吧，粗剪也许只是‘还行’。因为还没有配上约翰·威廉姆斯的配乐，还没有加上后来在米高梅的水池里拍摄的主要水下镜头，所以我们当时的反应就是：‘快去把电影余下的工作完成吧。’”
甚至参与这部影片制作的人都严重怀疑观众对它的评价。据乔·阿尔夫斯回忆：“当我看到电影片段时——剪辑、拼接的镜头——没有调色、没有音乐，鲨鱼在水中滑行时还会发出滑稽的声音。你能听到水下传来的气动马达与软管发出的噪声，色彩跳跃得也很厉害。我很担心人们会嘲笑那只鲨鱼。”当电影临近第一次预映时，阿尔夫斯担心公众会觉得那只鲨鱼看起来很假、很荒谬，“我们死定了”。
约翰·威廉姆斯那著名的配乐——那颤动、惊心动魄、蕴含着原始的简洁和力量的四音节主题旋律——暗示着那只看不见的鲨鱼正在逐步逼近，恐怖情绪在人心里不由自主地滋生。威廉第姆斯一次向斯皮尔伯格演奏这一主题曲时，这位导演笑了起来。“哦，不，这是认真的，”威廉姆斯坚持说，“我是认真的，这就是大白鲨。”“一开始我觉得它太原始了，”斯皮尔伯格承认，“我想为这条鲨鱼设计些更复杂的旋律，可后来约翰说：这并不是《陋室红颜》那种文艺片……你拍的可是部爆米花电影。他说得完全正确。”
随着配乐的加入，机械鲨鱼有限的表演已经无关紧要了，就算那只鲨鱼在跃出海面吞掉罗伯特·肖的**场景中，看起来还是像环球影城之旅中的表演。《大白鲨》“在加上配乐之前就是一部很好的电影，”菲尔兹说，“但是配乐的确是锦上添花[15]。”
1975年3月26日，《大白鲨》在达拉斯大奖章剧院首次预映。广告中没有标题，只有一张与原著平装版封面相同的鲨鱼威胁游泳者的图画。扎努克和布朗下午3点从酒店开车去剧院。“那里排起了长队。”扎努克回忆说，“我们互相问对方，‘这是怎么回事？’然后才恍然大悟。”
内陆的得克萨斯人对这部电影报以响亮的尖叫声、欢呼声和掌声。不仅如此，他们在该笑的地方都笑了，而且没有嘲笑那只鲨鱼。观看《大白鲨》的需求如此之大，于是当晚不得不又加映了一场。制片人与斯皮尔伯格、谢恩伯格、吉尔摩、菲尔兹和威廉姆斯一起，在“登记酒店”的顶楼房间里喝香槟庆祝，直到凌晨4点。
“当我们听到第一声尖叫时，大卫和我推了推彼此——我们有戏了。”扎努克说道，“许多悲观的预言家曾表示，这部电影太糟糕了，不会成功。我们自己也有一些顾虑。我们已经习惯了鲨鱼片的失败。直到我们在剧院听到第一声尖叫，我们不知道那是惊吓的尖叫，是对影片失败的感慨，还是讥讽。消息很快传到了华尔街。”试映后的第二天早晨，布朗准备离开达拉斯时，接到了纽约股票经纪人的电话：“他告诉我们做了两场预映，反响都非常好。还跟我说了观众席上预映策划者的评论，MCA/环球的股票涨了好几个点。”
3月28日，在加利福尼亚长滩的莱克伍德剧院举行的另一场预映，证实了这部电影的热烈反响。在这座斯皮尔伯格曾经上过大学的海滨城市，观众们纷纷起立为《大白鲨》鼓掌。其中一位观众在预映卡片上写道：“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现在别想着使它锦上添花而画蛇添足了。”但他们确实使影片锦上添花。“有些情节我们不知道会成为大笑料。”菲尔兹说，“没人想到罗伊·施耐德在见到浮出水面的鲨鱼之后说‘你需要一艘更大的船’会引发哄堂大笑。事实上，我们回去后反复测试提高了这里的音量。大家其实没能完全听清那句话，因为观众们仍然沉浸在尖叫后的喃喃自语中。我有那次预映现场的录影带，真的很不可思议，因为那些观众吓得从座位上跳了起来，还继续讲了整整一分钟。”
一个更加实质性的变化是德莱福斯在检查一艘船的残骸时，发现一具被鲨鱼咬死的人类尸体的那个水下镜头。“我这部电影共有四处惊叫点，”斯皮尔伯格说，“我想也许能加到五处。”斯皮尔伯格做了一个假的人头，并利用从制片厂偷偷借来的摄影装备，在弗娜·菲尔兹家后院的游泳池里拍摄了新镜头：德莱福斯发现人头从船体的破洞里掉出来的那一刻。这段镜头被及时插在4月24日于好莱坞全景电影圆顶剧院举行的最后一场预映中，成为影片中两个最可怕的尖叫点之一，另一处是鲨鱼跳出水面扑向罗伊·施耐德的场景。
1975年6月20日，电影首映后的第14天，《大白鲨》开始盈利。上映64天后，也就是9月5日，它超越了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成为当时电影史上最卖座的电影。
直到1977年11月，《大白鲨》的票房冠军才让位于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行业报纸上发布了一则广告：《星球大战》中的小机器人R2D2用鱼钩钩住了鲨鱼布鲁斯的上颌。斯皮尔伯格给卢卡斯写了一封信，以祝贺卢卡斯获得票房冠军。信中写道：“好好享受吧。你的朋友，史蒂文。”随着票价的飞涨，其他影片，包括斯皮尔伯格的大片《E. T. 外星人》和《侏罗纪公园》在票房榜上都超越了《大白鲨》。但凭借4.58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总收入，《大白鲨》仍然是好莱坞历史上现象级的成功影片，考虑到这部影片艰辛的制作过程，它的成功就更加引人注目了[16]。
“这也是部电影!”环球于7月10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则广告提醒读者。那时，鲨鱼和其**女性猎物的形象已经变得无处不在。这则广告重印了几幅社论漫画，其中一张画中，鲨鱼利齿的形状好似锤子和镰刀，正在攻击山姆大叔[17]；另一幅漫画中鲨鱼代表中央情报局，正在攻击自由女神像。公众的狂热使鲨鱼“布鲁斯”登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在汉普顿还开了一家“大白鲨”迪斯科舞厅。冰淇淋摊开始出售“鲨鱼味”“鲨鱼香草”“鲨鱼草莓”等口味的冰淇淋。而一位极具幽默感的马里兰州企业家，还卖起了能绑在身上的塑料鲨鱼鳍。尽管环球影业没有完全准备好应对这些层出不穷的需求，但还是匆忙推出了各种各样的衍生产品，包括T恤衫、沙滩毛巾、充气鲨鱼以及用鲨鱼牙齿做成的首饰。动物权利保护人士设法阻止了环球影城纪念品商店出售装有真正鲨鱼胎儿标本的纪念瓶。在《大白鲨》上映前几个月，斯皮尔伯格曾向制片厂建议销售鲨鱼形状的巧克力，咬开后就会喷出樱桃汁。“我们可以把污渍清理掉的”，他说，但环球公司否决了这个提议。
环球影业为该片的首映前广告投入了180万美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其中包括70万美元的电视广告。然而，正如《新闻周刊》所言，《大白鲨》能够激发“潜藏在人类集体潜意识深处的原始恐惧”，这是再多的大吹大擂也解释不了的。该杂志还指出，这部电影大获成功的潜在政治原因，并援引了精神病学家阿尔弗雷德·梅塞尔的话，“这部电影暗喻了美国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无助和无力’——不过这一次，结局还算皆大欢喜”。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大白鲨》给出了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解读，将其看作对贪婪资本家的控诉，这些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而不惜牺牲他人的生命。“说得太好了!”斯皮尔伯格听到卡斯特罗的评论后惊呼，“《全民公敌》整部片子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针对这部电影的评论毁誉参半，斯皮尔伯格开始陷入了旋涡中央。
“《大白鲨》是一部艺术兼商业大片”，《每日综艺》的评论员阿特·墨菲称其为“一部将悬疑、紧张和恐怖完美结合的电影”。《时代》杂志的匿名封面故事将《大白鲨》描述为“一部技术复杂、制作精巧的电影，每一处冲击都会带来巨大的惊喜”。弗兰克·里奇在《纽约时报》上宣称：“斯皮尔伯格有一种天赋，而这是当今大多数美国电影人所缺乏的：他真正懂得如何在银幕上讲述一个故事……这部电影很好地诠释了这位导演的天赋，在那些《大白鲨》中最令人恐惧的镜头中，我们甚至根本没有看到鲨鱼。”
但是威廉·S.佩奇特在《评论》(Commentary)中承认，他对“这种本质上带有操纵性的电影拍摄手法不太感兴趣，这种电影的唯一目的就是有组织地使观众受到惊吓。《大白鲨》实际上就是布莱希特所谓的现代艺术中‘烹饪’元素的精髓所在，无论高雅还是低俗，都是为满足口腹之欲的饕餮者准备的一顿令人麻木的大餐”。莫莉·哈斯克尔不情愿地承认《大白鲨》是“一部像电脑一样精密运作的惊吓机器”，她告诉《村声》(The Village Voice)的读者，她并不觉得“因为被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就有必要对这部影片大肆赞美……你会觉得自己像只小白鼠，正在接受电击治疗”。
当《大白鲨》打破票房纪录时，环球影业在《综艺》上刊登了一则长达8页的广告，引用了所有评论中最正面的数10条评论，并夸张地称《大白鲨》为“有史以来最受欢迎以及我们这个时代最受赞誉的电影”。希德·谢恩伯格在7月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我想第一个预测史蒂文会赢得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但是斯皮尔伯格指出：“在《大白鲨》上映的前12周，人们被它吓到了。但6个月后，他们说没有一部票房如此高的电影能拍得这么好。”
1976年2月，斯皮尔伯格愉快地把洛杉矶一家电视台的摄制人员领进他的办公室，记录下他在电视上观看奥斯卡提名时的反应。“《大白鲨》将获得11项提名，”他声称，“你将看到它横扫奥斯卡提名。我们非常有信心。”但是当最佳导演奖提名名单上的最后一个名字被念出来时，电视摄制组捕捉到了斯皮尔伯格的惊讶：“啊，我没拿到!”他感慨着，紧握双拳支撑着脸颊。“我没被提名!我没有!我败给了费里尼[18]!”当《大白鲨》获得最佳影片提名时，刚刚那一记耳光又刺痛了他的脸。当被告知自己的电影还获得了最佳音乐、最佳剪辑、最佳音效奖提名时，斯皮尔伯格说：“仅此而已吗？最佳剧本，我们没有——连最佳特效奖都没有吗？”稍微冷静下来后，他拿起自己的摄影机，以开玩笑的口吻录下自己的这番话：“我现在很愤怒，因为我没能凭借《大白鲨》获得最佳导演奖提名。”他补充说，“这就叫作‘商业的反作用’……如果一部电影赚了大钱，人们就会憎恶它。每个人都想做赢家，但没人真正喜欢赢家。”尽管《大白鲨》在3月29日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3座奥斯卡奖杯，但最佳影片奖最终花落《飞越疯人院》，其导演米洛斯·福尔曼还同时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理查德·扎努克后来评论说：斯皮尔伯格“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让电视摄制组记录下自己观看奥斯卡宣读提名时的反应”。那次丢脸的经历显然教会了斯皮尔伯格，不要在诸如奥斯卡之类的敏感话题上，公开地表露自己的情感。他年轻时在采访者面前的直言不讳逐渐让位于更为谨慎的公开言论，正如他在几年后说道：“我觉得自己的电影在奥斯卡看来太过于流行。”
然而，《大白鲨》对好莱坞及其商业运作方式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其中最显著也最为肤浅的影响是：随之而来的《大白鲨》续集和数不胜数的山寨片，比如《杀人鲸》(Orca)、《大灰熊》(Grizzly)、《大鳄鱼》(Alligator)、《凶兽出笼》(Day of the Animals)、《食人族大屠杀》(Eaten Alive)、《恐怖触须》(Tentacles)、《巨浪白鲨》(Great White)、《死亡之喉》(The Jaws of Death)、《魔口毒牙》(Jaws of Satan)以及《食人鱼》(Piranha)。斯皮尔伯格认为低成本的恶搞片《食人鱼》“是最好的《大白鲨》山寨片”。该片导演乔·丹特后来得知环球“很不满《食人鱼》与《大白鲨2》(在1978年)同期上映的做法，他们打算对其发出警告。史蒂文看了之后说‘这片子还行，随他们去吧’”。
斯皮尔伯格最初并不想参与环球利用《大白鲨》的成功来进一步牟利。1975年10月，当他在旧金山电影节上做一个不太成熟的回顾展时，他告诉观众，“拍任何东西的续集都不过是种低级骗局”。他还说，环球影业“给了我执导续集的机会，但我甚至没有回复他们。我没有回电话，也没有回信，我什么都没有做”。尽管说了这些难听的话，他的态度在1977年6月却发生了改变，当时《大白鲨2》的导演约翰·汉考克在拍摄初期被炒了鱿鱼。环球影业将该片的导演一职交给了当时的故事片生产部副总裁弗娜·菲尔兹。由于斯皮尔伯格认为菲尔兹因《大白鲨》的成功而获得了太多的赞誉，也许正是她执导续集的前景让他重新考虑了自己的反对意见。
大卫·布朗回忆说，他与扎努克当时正在跟菲尔兹沟通，斯皮尔伯格(当时正在进行《第三类接触》的后期制作)“打电话给当时正在玛莎葡萄园岛的我和迪克，说他愿意尽其所能地给我们提供帮助。他愿意为这个项目效力。我们问：‘你觉得你能来导吗？’他说：‘让我想想。’这时我问弗娜：‘你觉得把史蒂文找来怎么样？我们觉得应该叫上他，你觉得呢？’她说：“我非常同意。’史蒂文还给希德·谢恩伯格打了个电话……我们终于接到了史蒂文的另一个电话，他说他非常乐意加入。于是交谈就这么结束了。然而由于他受《第三类接触》的合同限制，他在一年内没法签下这个合同。此外，他还想对剧本进行彻底的修改。”
斯皮尔伯格给出了一个稍微不同的解释：“我说过我会在7月的第4个周末努力寻找续集的解决方案，如果我能写出来，并且扎努克和布朗同意将制作推迟到1978年春天，我就拍。我花了3天的时间在打字机上，写了七八页大纲。我保留了德莱福斯与施耐德的角色。然后我终于对自己说：‘不行，我做不到。’对我来说，续集真的成了一条鱼的故事。我给希德回了电话，告诉他我做不到……我拍续集的决定不能只为了拓展自己的视野，这也是公司的业务。”
据乔·阿尔夫斯所说，斯皮尔伯格打算推翻《大白鲨2》的现成剧本，并打算创作1945年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军舰上水手遭到鲨鱼大规模袭击的事件，也就是罗伯特·肖在《大白鲨》中讲述的故事。与卡尔·哥特列布共同完成《大白鲨2》剧本的霍华德·塞克勒曾建议以印第安纳波利斯号事件[19]为基础进行创作，但被谢恩伯格否决了，他说：“这不是我们想拍的主题。”不管斯皮尔伯格有没有说服谢恩伯格，事实证明，是导演对档期的要求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们等不了那么久，”布朗解释道，“我们有演员和剧组在等着，还签了合同，发行时间也定了。”环球重新找到了菲尔兹，但美国导演工会不允许她导演这部电影，所以导演一职最终交给了让诺·什瓦茨。《大白鲨2》遇到了许多与第一部一样的制作问题，但它在1978年取得的商业成功促使环球又拍摄了两部更烂、更加没有意义的续集，《大白鲨3D》(1983，阿尔夫斯导演)与《大白鲨：复仇》(1987，约瑟夫·萨金特导演)。
《大白鲨》对好莱坞最深远的影响在于其引入了所谓的“大片心态”。在《大白鲨》之前，一部重要的电影同时在几百家影院上映的做法十分罕见。但环球影业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环球打算在1000多家影院同时进行闪电战式的公映，”斯皮尔伯格在电影上映一周后告诉《好莱坞报道》，“我不认为环球知道它手里握着的到底是什么。”但在长滩进行了第二次预映后，环球缩小了计划规模，打算先在409家影院上映，并开始“小心翼翼地对待这部电影”，斯皮尔伯格说。宣传与口碑远超同期上映的其他作品，使得《大白鲨》不仅像20世纪50年代的呼啦圈一样掀起了全国热潮，更使其成了一个全国性事件。结果，制片厂开始在越来越广的范围放映电影。最终，一部有潜力的大片同时在2000甚至3000块银幕上同期放映，并得到相应的巨额广告费支持，也没有什么稀奇。
这种大片心态促使好莱坞将资源集中在数量更少、投资更大的电影上。大多数影评人与历史学家都认为，在过去20年里，这一趋势对好莱坞电影的整体质量产生了严重影响。斯皮尔伯格和乔治·卢卡斯的电影在票房榜上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他们的口碑因此受损。在某种程度上，斯皮尔伯格和卢卡斯只是因为他们太过受欢迎而招致批评，因为在美国传统的艺术和娱乐的清教式二分法中，一位受欢迎的艺术家会自动被不公正地怀疑为伪艺术家。然而电影史学家彼得·比斯金德在1990年的一篇文章《大片：圣战奇兵》中提出了一些更为严肃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大白鲨》之后一直困扰着斯皮尔伯格的职业生涯。比斯金德认为，斯皮尔伯格与卢卡斯凭借高科技，以及大受欢迎的“惊奇美学”，把“使整个文化倒退回幼稚阶段”……为了让60年代的观众变得幼稚，赋予70年代的观众更多力量，将观众重新塑造成孩子，卢卡斯与斯皮尔伯格不得不抹掉成熟的成人观影习惯……大片综合征可能始于1972年的《教父》，并在1975年《大白鲨》上映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真正将其推向顶峰的是《星球大战》。一旦某些类型的电影可以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投资回报，电影公司自然想要一次又一次地故技重施，不断拍摄续集，痴迷于制作商业风险极小的电影。大片的制作成本很高，而成本越高，票房就越有保障，但影片也越乏味。而那些规模小、风险大的创新项目则往往半途而废。”
《大白鲨》改变了斯皮尔伯格的个人命运。扎努克说，相比于其他导演，环球影业原本在合同中给予斯皮尔伯格的导演片酬可谓“非常微薄”，而且制片厂起初“拒绝给他任何分成”，但在电影上映之前，斯皮尔伯格得到了2.5%的净利润分成。斯皮尔伯格的经纪人盖伊·麦克埃尔韦恩还在1975年7月与环球影业重新调整了他的合同。新合同规定，在1981年前，斯皮尔伯格要为环球拍摄4部电影，并为他自己的安培林工作室拍摄两部电影，但合同中写明了他可以获得利润分成。
由于《大白鲨》的总收入中每个百分点都价值超过100万美元，斯皮尔伯格在28岁时就成了一位富翁。尽管他还无法与扎努克和布朗相提并论，他们得到了大约40%的收入分成。扎努克说他从《大白鲨》中获得的收入比他父亲达里尔一辈子在电影行业赚的钱都多。《第三类接触》的制片人迈克尔·菲利普斯说斯皮尔伯格“还是认为，相比于他对《大白鲨》做出的贡献，他所获得的2.5%的利润分成实在太少了”。
然而，对斯皮尔伯格来说，比赚钱更重要的是《大白鲨》为他带来的创作自由：“这像是一张至少可以免费使用六七次的票。”这件事给他带来的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说服哥伦比亚影业在其财政极度堪忧的情况下继续追加《第三类接触》的预算。“在《大白鲨》之后，”菲利普斯回忆说，“资金的水龙头便打开了。”
斯皮尔伯格新的成功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焦虑，他发现人们总是不停问他：“你怎么才能超越《大白鲨》呢？”但是菲利普斯在1977年说道：“史蒂文是个高尚的人。他唯一的变化是他现在更强大了，能更好地得到他想要的。他的价值观还一如从前。他本可以因为《大白鲨》的成功而忘乎所以，但《大白鲨》带来的所有不过是给他的人生增添了些许乐趣。有趣的是，他还在不断成熟。他的导演技巧日益精进。我认为随着他人生阅历的丰富，他的电影也将会变化。换句话说，他只会变得越来越好。”
“童子军是我的起点。”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曾经这么说。那时，作为一名童子军，他开始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制作故事短片。拍电影让他能够在“一个让自己感到更安全的地方——自己的摄影机前”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这张拍摄于1961年7月的照片上，他和童子军队友雷·钱哈尔、比尔·霍夫曼正在英格尔赛德小学外架起摄影机拍摄。当时他们的童子军小队正准备出发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夏季露营旅行。
多年来，斯皮尔伯格一直声称自己出生于1947年12月18日，但他的出生证明显示，他的出生时间要早一年。
斯皮尔伯格童年时期的住宅，位于辛辛那提埃文代尔大区的列克星敦大道817号(照片拍摄于1994年)。20世纪40年代末，史蒂文和他的父母住在这套公寓里。当时社区里主要居住的都是犹太人。
史蒂文的父母，莉亚和阿诺德。他们对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不寻常生物感到非常高兴，但也有些抓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我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天才，”他的母亲后来承认，“坦白地说，我不知道他到底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1995年3月2日，斯皮尔伯格荣获美国电影学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时，他离异的父母再次聚在了一起。他在获奖感言中感谢了他们，他说：“成长对我来说是令人沮丧的……但我感谢你们让我拥有这段经历。谢谢你们给我机会为自己的问题寻找答案，既没有让我惊慌失措，也没有把所有的答案直接灌输给我。”
“每当我刚刚习惯一所学校、熟悉一个老师、交到一个最好的朋友，”史蒂文回忆说，“一块‘房屋待售’的牌子就会插在家门口的草坪上……”就像1956年12月16日，在新泽西州哈敦镇水晶露台267号斯皮尔伯格家门前那样，那时他们全家正要搬去亚利桑那州。
史蒂文回忆说，他那“工作狂”爸爸偶尔会陪他去参加凤凰城附近的童子军露营，“我们成了最亲密的人”。照片拍摄于1958年11月，就在史蒂文12岁生日前不久。右边是比尔·霍夫曼。
1960年秋天，史蒂文手握着英格尔赛德294部队的火焰箭巡逻队队旗。在斯皮尔伯格心中，童子军就如同自己的“代理父亲”。
斯皮尔伯格的高中同学苏·罗珀在作为临时保姆照看他的妹妹们时，迷恋上了斯皮尔伯格，于是在史蒂文位于凤凰城家中的沙发上看电视时，画下了史蒂文深情的侧脸。(苏珊·罗珀·阿恩特，1963)
这张手工制作的卡片上印着斯皮尔伯格1960年的二战飞行题材电影《战斗机小队》。
当斯皮尔伯格在《无处可逃》(1959—1962)中重新诠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已经有了做另一个大卫·里恩的梦想，这部8毫米的史诗电影以北非为背景。照片中的战斗场景取景于驼峰山，这是史蒂文在凤凰城的家附近常用的外景地。
从1964年的《火光》中放大的一帧画面：亚利桑那州的山丘上出现了外星人的亮光。后来和斯皮尔伯格一起拍摄了《安培林》和《E. T. 外星人》等电影的电影摄影师艾伦·达维奥在谈到这部业余作品时说：“电影的特效真的不可思议，那是他非常用心设计的。他用揉皱的铝箔纸和厨房桌子上的果冻碎做出的特效真是太神奇了。”
在凤凰城的最后几年，斯皮尔伯格已经成为了家乡的名人，亚利桑那州共和报还专门派摄影师拉尔夫到野外来报道他1963年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火光》的制作过程。
照片中，史蒂文蹲在自己的宝莱克斯8毫米摄影机后面，指导女演员卡罗尔·斯特罗姆。史蒂文的父亲也成了剧组成员，史蒂文还在家中的车库里拍摄了开场镜头，用他母亲的吉普车模拟了夜晚在沙漠中的行驶。
《火光》在凤凰城首映时用油墨印刷的节目单。
斯皮尔伯格与摄影师塞尔日·艾涅雷对其自行车电影《随心逐流》的拍摄日程进行交谈。这部影片后来并未完成。因为斯皮尔伯格在环球影业看到的导演都打领带、穿毛衣，所以这位有抱负的年轻导演也这么穿。
斯皮尔伯格拍摄的第一部35毫米电影《安培林》(1968)是一部短片，旨在证明他能拍出一部看起来很专业的电影。那年7月，他开始在好莱坞的摄影棚拍摄这个苦乐参半的故事，情节关于一对搭便车的情侣。《安培林》是为斯皮尔伯格赢得了环球影业7年的导演合同。
《安培林》中的道路的尽头：这是斯皮尔伯格成熟视觉风格的铺垫，构图表现了帕梅拉·迈克米勒和理查德·莱文到达太平洋时对比鲜明的情绪。摄影师是艾伦·达维奥，他后来还参与了《E. T.外星人》和斯皮尔伯格其他影片的拍摄。
1968年12月18日，在斯皮尔伯格22岁生日那天，他穿着尼赫鲁夹克，在洛杉矶日落大道的一间放映厅举行了《安培林》的首映典礼。
1969年的亚特兰大电影节上，制片人丹尼斯·C. 霍夫曼和斯皮尔伯格一起凭借《安培林》获奖。26年后，这对曾经的合伙人因合同中的特权条款互相将对方告上法庭。
琼·克劳馥被斯皮尔伯格的年轻吓了一跳，但是这位传奇明星在斯皮尔伯格的第一项专业任务—由罗德·瑟林编剧的电视电影《夜间画廊》中的《眼睛》(1969)那集里，仍然表现得很专业。
当年，希德·谢恩伯格聘请斯皮尔伯格作为环球影业的导演，从而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并带着父亲般的骄傲看着他的这位门生接受1995年美国电影学会终身成就奖。
斯皮尔伯格认为自己最好的电视连续剧作品是1971年《心理医生》中的《平杆完赛》这集，在这一集里，克鲁·古拉格饰演死于癌症的职业高尔夫球手，琼·达林饰演他悲痛欲绝的妻子。
斯皮尔伯格导演、丹尼斯·韦弗主演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视电影《决斗》，使他一跃成为好莱坞电影人中的领军人物。“我知道这是一位前途光明的新导演，”《决斗》在美国国外的影院上映后，大卫·里恩说。
这位艺术家年轻时的肖像，大概拍摄于1976年。
斯皮尔伯格在美国影院上映的第一部故事片《横冲直撞大逃亡》(1974)被《纽约客》影评人宝琳·凯尔称赞为“电影史上最杰出的处女作之一”。在得克萨斯州，斯皮尔伯格与戈尔迪·霍恩、威廉·阿瑟顿和迈克尔·萨克斯共享轻松时刻。
电影中令人难忘的恐怖时刻—《大白鲨》(1975)的开场，苏珊·巴克林尼扮演一个裸泳者被一只看不见的鲨鱼袭击。
在玛莎葡萄园岛的拍摄过程中，他需要穿着潜水服来指导这位年轻的女替身演员。对斯皮尔伯格来说，这部影片的拍摄是一场痛苦的考验，他担心这会毁了他前途无量的事业。但最终《大白鲨》打破了所有票房纪录。
斯皮尔伯格在《大白鲨》中的两位主要合作者，和他在玛莎葡萄园岛的海滩上共事的剪辑师弗娜·菲尔兹；以及作曲家约翰·威廉姆斯，威廉姆斯的音乐已经与斯皮尔伯格的电影形象密不可分。
《第三类接触》(1977)是斯皮尔伯格梦寐以求的项目，他耗资1900万美元的翻拍版《火光》。在这部斯皮尔伯格的科幻巨作中，不明飞行物的着陆点是怀俄明州的魔鬼塔国家纪念区。
当被要求选出一个可以概括他作品的“主导影像”时，斯皮尔伯格选择了《第三类接触》中小男孩(卡里·加菲饰)打开卧室的房门看见不明飞行物发出“美丽但可怕的光芒”。“他那么小，那扇门又那么大，门外有那么多的希望和凶险。”
1989年，艾米·欧文和斯皮尔伯格在婚姻的最后几个月，出席金球奖的颁奖典礼。
斯皮尔伯格的姓氏意为“娱乐山”。他正趴在以沙漠为背景的微缩模型上为《夺宝奇兵1：法柜奇兵》(1981)设计某个镜头。
斯皮尔伯格正在排练《夺宝奇兵》系列的第一部《法柜奇兵》扣人心弦的开场，斯皮尔伯格向哈里森·福特解释了他为什么放弃演戏而选择导演的原因。
斯皮尔伯格能让孩子们出色表演的秘诀很简单，那就是平等地对待他们。在拍摄《E.T.外星人》中埃利奥特看着他的外星朋友死去的场景之前，导演悄悄对亨利·托马斯说：“如果是这种悲伤是快乐的，你会更加悲伤，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你试图用与E.T.愉快地聊天来掩饰你的悲伤，你会觉得更加难过。”
拍摄《E.T.外星人》让斯皮尔伯格对成为父亲产生了“深深的渴望”。因为在这部影片里，他指导了性格倔强的德鲁·巴里摩尔(饰演埃利奥特妹妹的格蒂)。
受童谣《奶牛跳过月亮》(The Cow Jumped over the Moon)的启发，这幅斯皮尔伯格在《E.T.外星人》中呈现的著名影像后来成为他的制片公司安培林娱乐的标志。
1982年7月23日，在《阴阳魔界：电影版》的拍摄过程中，资深演员维克·莫罗在洛杉矶北部的印度沙丘公园，抱着7岁的麦卡·丁·黎(左)和6岁的陈欣怡(右)艰难地渡河。片刻之后，三人被坠毁的直升机撞死。这段录像并不在影片中，但在导演约翰·兰迪斯和其他四名参与影片拍摄的导演的法庭审判中作为了证据。与兰迪斯合作拍摄这部电影的斯皮尔伯格没有被起诉。
在成为这位导演第二任妻子的5年前，凯特·卡普肖出演了《夺宝奇兵2：魔域奇兵》(1984)。
《紫色》是爱丽丝·沃克的小说，讲述了一名遭受虐待的非裔美国妇女的故事。斯皮尔伯格决定拍摄这部电影，这让许多观察者感到困惑，也激怒了一些人。但导演对情感坚强的西丽有着深深的个人认同。1985年，喜剧演员乌比·戈德堡饰演西丽，这是她第一次演电影，呈现了令人心碎的表演。
斯皮尔伯格根据J.G.巴拉德的小说《太阳帝国》(1987)改编的同名电影通过被关押在日本位于中国的战俘集中营的少年吉姆·格雷厄姆(克里斯蒂安·贝尔饰)的视角，审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贝尔是斯皮尔伯格从儿童演员中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演员，照片中，他与斯皮尔伯格和约翰·马尔科维奇在西班牙的拍摄现场。
《太阳帝国》标志着斯皮尔伯格真正走向成熟，在倔强地庆祝纯真之死的同时，也通过影片的代言人吉姆·格雷厄姆哀悼童年的逝去。尽管吉姆对抓走他的日本人产生了认同，但对飞机的热爱也让他对袭击战俘营的美国飞行员怀有认同。
斯皮尔伯格与制片人弗兰克·马歇尔和监制乔治·卢卡斯正在拍摄《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1989)，这两位是20世纪80年代斯皮尔伯格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最右边是英国电影摄影师道格拉斯·索坎比。
《侏罗纪公园》(曾一度)成为有史以来票房最高的电影，其中一个原因是斯皮尔伯格如此有效地利用了对儿童陷入险境的原始恐惧。影片中最壮观的场景是讨厌孩子的古生物学家格兰特(山姆·尼尔饰)被迫保护年幼的阿莉安娜·理查兹躲避狂暴霸王龙的攻击。
“那些对我所做的努力心存敬畏的影评人并不了解我。”1993年，斯皮尔伯格在拍摄完托马斯·肯尼利的《辛德勒的名单》后说，“我不得不讲这个故事。”连姆·尼森在片中饰演从大屠杀中救出1100名犹太人的德国实业家奥斯卡·辛德勒。斯皮尔伯格在波兰奥斯威辛死亡集中营外拍摄了这一场景。
在《辛德勒的名单》中，那个斯皮尔伯格的电影里反复出现的不负责任的父亲形象，逐渐担负起自己的责任。
作为大屠杀幸存者视觉历史基金会的创始人，斯皮尔伯格认为这件事是“自己做过的最重要的事”。在该基金会1996年的纪录片《大屠杀幸存者》(Survivor of the Holocaust)中，索尔·利伯在总结证词时说：“我骗过了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这就是我得到的东西，一个可爱的家庭、我的妻子和孩子。这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我把所有的东西都录了下来。也许我不会再那么疯狂了。”
“我觉得我肩负着责任，”斯皮尔伯格在执导《侏罗纪公园》时表示，“我想在娱乐片和有社会意识的电影之间来回切换。”《辛德勒的名单》之后，他选择拍摄《侏罗纪公园》的续集《失落的世界》(1997)。
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但斯皮尔伯格成功地平衡了他作为制片厂主管不断增加的管理责任和作为导演一贯的高艺术水准。这张照片拍摄于1997年，大约是他为梦工厂执导的第一部电影《勇者无惧》上映时。梦工厂由他与杰弗里·卡岑伯格和大卫·格芬共同经营。
斯皮尔伯格正在给《勇者无惧》(1997)中饰演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安东尼·霍普金斯，以及饰演废奴主义者、前奴隶西奥多·乔德森的摩根·弗里曼讲戏。《勇者无惧》取材于真实历史事件，讲述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1841年，一些不太可能结盟的人共同解放了一群美国的非洲俘虏。遗憾的是，舆论界没有过多关注电影的主题，反而把焦点放在关于所谓剧本原始材料的法律纠纷上。
《勇者无惧》的这一幕中，约翰·昆西·亚当斯(霍普金斯饰)在倾听非洲俘虏桑克(杰曼·翰苏饰)通过一位翻译(切瓦特·埃加福特饰)解释他是如何从祖先那里汲取力量和智慧。亚当斯的父母，阿比盖尔和约翰·亚当斯的肖像在背景中若隐若现。
1997年夏天，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1998)的拍摄现场，斯皮尔伯格在爱尔兰的海滩上，给饰演美国陆军上尉约翰·米勒的汤姆·汉克斯讲戏。24分钟震撼人心的诺曼底登陆场面拍摄于1944年6月6日法国诺曼底的奥马哈海滩，这是斯皮尔伯格最伟大的电影成就之一。
《拯救大兵瑞恩》中震撼的诺曼底登陆开场片段中，在抵达奥马哈海滩之前，美军在希金斯登陆艇上被德军机枪扫射。斯皮尔伯格和电影摄影师雅努什·卡明斯基都受到了罗伯特·卡帕关于诺曼底登陆的模糊照片的影响。
这些电影展示了梦工厂经常出现的精神分裂拍摄方式，严肃的剧情与厚脸皮的爆米花情节交替出现，面向最低端的普通观众。由艾伦·鲍尔编剧，萨姆·门德斯导演的《美国丽人》(1999)讲述了关于郊区焦虑的故事，一个中年男人(凯文·史派西)迷恋上了一个十几岁的妖艳女子(米娜·苏瓦里)。梦工厂凭借该片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
在罗德·拉里导演的《暗潮汹涌》(2000)中，琼·艾伦扮演一名美国参议员，被提名为副总统，但却因为一桩性丑闻和美国政治体系中的性别歧视而差点将自己的政治生涯断送。克林顿总统的弹劾危机后，斯皮尔伯格的公司买下了这部独立电影。
也许梦工厂制作的最与众不同的电影是由公司合伙人杰弗里·卡岑伯格主导的动画片《怪物史莱克》(2001，安德鲁·亚当森和维基·詹森导演)，一部迷人且不敬的童话，讽刺了传统的迪士尼电影，引发了轰动的潮流，并随之产生了一系列续集。
《人工智能》(2001)虽然没有得到观众的充分赏识，但它是斯皮尔伯格的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对人类意识的意义以及人类意识被复制的危险可能性进行了复杂的沉思。哈利·乔尔·奥斯门特饰演的机器人像匹诺曹一样想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是斯皮尔伯格作品中另一场出色的儿童表演。
《人工智能》中可怕的机器屠宰场片段是库布里克自己的构思。库布里克去世后，斯皮尔伯格接手了这个项目。机器人，包括大卫(奥斯门特饰)和舞男乔(裘德·洛饰)(背景中最左)，都被销毁以供野蛮的人类消遣。
斯皮尔伯格的科幻惊悚片《少数派报告》(2002)中的**时刻是汤姆·克鲁斯扮演的警察，在面对一名他认为绑架了他儿子的嫌疑人时，决定不开枪打死他，而是给他宣读了米兰达权利。《少数派报告》改编自菲利普·K.迪克的短篇小说，在“9·11”袭击以及布什政府由此对公民自由的打压之前就开始拍摄了，事实证明，它对“预防犯罪”调查措施的描述非常超前。
斯皮尔伯格在他2002年的喜剧《猫鼠游戏》中嵌入了许多自传式的弦外之音。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青年时期的骗子小弗兰克·阿巴内尔，汤姆·汉克斯饰演追捕他的FBI探员和代理父亲角色。影片借鉴了斯皮尔伯格作为好莱坞的鲁莽闯入者，其早期真实以及被神话的冒险行为，《猫鼠游戏》也直接处理了他最执迷的主题—婚姻和家庭的破裂。
青少年时期，斯皮尔伯格很少约会，但当他开始在好莱坞当导演时，突然发现自己对年轻女演员很有吸引力。在《猫鼠游戏》中，弗兰克·阿巴内尔扮演的航空公司飞行员也有类似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