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想被称为一位“鲨鱼和卡车导演”呢？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1973年

1973年11月，《横冲直撞大逃亡》已经完成，正等待发行。斯皮尔伯格在美国电影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说：“当你在好莱坞拍摄你的第一部电影时，你会变得大受追捧，如果你有一个好的经纪人，他会在你的电影上映前帮你敲定接下来的3部电影片约。那么，即使你的这部片子票房惨淡……你还有3部电影可以救赎自己。我有一位很出色的经纪人盖伊·麦克埃尔韦恩，他很会宣传……他为我在4家公司争取到全权委托权，让我有合理的预算做我想做的任何事。”

“全权委托”有点夸张。斯皮尔伯格很想执导彼特·斯通的电影剧本《骑劫地下铁》，剧本改编自约翰·戈迪的惊悚小说，讲述了一趟纽约地铁被洗劫的故事。在看过粗剪版的《横冲直撞大逃亡》后，联艺公司的制片主任大卫·皮克尔答应将片子交给斯皮尔伯格。但最终，皮克尔考虑到《骑劫地下铁》需要一张“导演名片”，转而选择了经验丰富的约瑟夫·萨金特。萨金特还曾接替斯皮尔伯执导过联艺的《霹雳猛虎》。后来，斯皮尔伯格又放弃了另一部最终由萨金特导演的影片。理查德·扎努克和大卫·布朗曾邀请斯皮尔伯格执导《麦克阿瑟传》，剧本由哈尔·巴伍德和马修·罗宾斯联合撰写，讲述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备受争议的一生。斯皮尔伯格声称，他拒绝这部电影是因为他对二战和朝鲜战争影像呈现的逻辑问题十分谨慎，但扎努克认为他“只是不喜欢这个主题”。

斯皮尔伯格知道，在他电影生涯的起步阶段，谨慎选择项目是多么重要。继《横冲直撞大逃亡》之后，如果还有另一次失败，尤其是艺术上的失败或票房上的失利，对这位年轻导演打击可能是灾难性的。据布朗说，大约在这个时候，斯皮尔伯格“拒绝了一位世界顶级大牌明星给他的剧本，因为他认为这个角色不适合那位明星。对此，这位年轻导演解释说：‘如果我再拍电影，我不会做出这样的妥协，否则我的事业将会断送于此。’”

斯皮尔伯格的严格把关在他开发自己梦想中的项目时得到了回报，他的8毫米科幻片《火光》将进行一次非官方翻拍，拍摄规模远比从前大得多。这部后来成为《第三类接触》的电影，对斯皮尔伯格来说，甚至比《横冲直撞大逃亡》更加个人化。“我愿意花很长时间拍好它，不管是在这个国家还是去任何地方拍摄。”他说，“无论如何我都得找到项目资金，这是一部我十多年来一直想拍的电影。”

他最初考虑拍摄一部纪录片，关于对不明飞行物(UFO)持相信论的人们，或一部低预算的故事片。但他后来才意识到，“一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最先进技术的影片，花250万美元是拍不出来的”。《第三类接触》由他1970年写的短篇小说《经历》(Experiences)发展而来，小说讲述了“美国中西部小镇上的一条‘恋人小巷’内，孩子们从车里看到的头顶天空中出现了一道亮光”。1973年秋天，与哥伦比亚影业达成一项开发协议前，斯皮尔伯格借用1951年的电影《怪形：异世界来客》(The Thing from Another World)结尾的一句著名台词，将这部电影更名为《仰望星空》(Watch the Skies)。

在《横冲直撞大逃亡》的后期制作阶段，斯皮尔伯格和年轻的制片人迈克尔·菲利普斯成了好朋友。当时菲利普斯正与妻子茱莉亚和斯皮尔伯格的好友托尼·比尔在环球一起为扎努克和布朗制片公司拍摄《骗中骗》。迈克尔·菲利普斯发现斯皮尔伯格是个“充满渴望的孩子，总是洋溢着热情。他对一切都感兴趣，不仅是对电影。他是一个多面的人。他总是对新技术感兴趣，也是第一批迷上电子游戏的人之一，还是第一个在配音室安装乒乓球游戏和坦克游戏的电影人。他真挚地热爱着电影，但似乎并没有与他人的竞争之心，这使他有别于这个群体。而且他已经拍出了《决斗》这样不可思议的作品。

“我们每天在环球影业的食堂一起吃午饭并成了好友，还一起谈论我们最喜欢的科幻电影，比如《地球停转之日》等等。有一次他说：‘晚上去你家吃饭吧，我想给你讲个故事。’他讲的都是关于‘UFO和水门事件’的故事。故事重点在于政府想要向公众掩盖不明飞行物的真相，以及蓝皮书项目(美国空军对UFO研究的长期保密计划)。这与我们最后想拍的东西非常不同，我认为这些故事根本没有我们拍的那么好。”

编导保罗·施拉德记得1973年夏天“非常令人兴奋，因为每周末都会有很多人聚在迈克尔和茱莉亚位于马里布特兰卡斯海滩的家中”。“我们过去经常举办家庭开放日活动，”迈克尔·菲利普斯说，“在我家，我们这群年龄相仿的电影界人士会一起烧烤、游泳、晒太阳、听音乐、谈论电影。编剧和导演会互相帮助，为彼此的电影帮忙设计场景或对话，还会帮忙进行粗剪。那是一个很棒的小团体。”

那个团体的成员包括斯皮尔伯格、马丁·斯科塞斯、罗伯特·德尼罗、约翰·米利厄斯、琼·迪第恩、约翰·格里高利·邓恩、布莱思·丹纳和她的制片人丈夫布鲁斯·帕特洛，以及玛戈·基德、珍妮特·玛戈林、律师汤姆·波洛克(后来成了MCA和环球影业的高管)、编剧大卫·瓦德(曾凭《骗中骗》获得奥斯卡奖)、编剧夫妇格洛丽亚·卡茨和威拉德·赫依克(乔治·卢卡斯的影片《美国风情画》的联合编剧之一)。“尽管我们当时还不太出名，”施拉德回忆说，“但当时大家都真的觉得世界将属于我们。”

在那些聚会中的一次遇到了赫依克夫妇后，斯皮尔伯格邀请他们写一个剧本，剧本基于卡茨所说的“一本古怪的粉色小书。那是马桶之父托马斯·克拉珀的传记，书名为《自豪地冲厕：托马斯·克拉珀的故事》(华莱士·雷伯恩著，1969)。我们有一个好主意，可以把它写成《少年爱迪生》”。“但也可以参照《小巨人》，”赫依克补充说。这本让斯皮尔伯格十分着迷的书，在开头非常诚挚地对这位英国发明家做出了如下描述：“俗话说‘先知在自己的国家总是得不到赞誉’，没有比这句话更适合形容托马斯·克拉珀了。他的远见卓识、智慧创意、坚持不懈，给予了人类最伟大的恩惠。但是他的名字是否和桑威奇伯爵[1]一样受人尊敬呢？……就让美国人来授予这位伟人应得的荣誉吧。”

“我们写出了剧本大纲，”赫依克说，“并将它交给了我们共同的经纪人盖伊·麦克埃尔韦恩，他说：‘史蒂文，如果这是你想拍的那种电影，我不想再做你的经纪人了。’”

斯皮尔伯格又提出另一个影片构思，而这种对低级幽默的怪异的探索使赫依克夫妇对他更加质疑。“史蒂文请我们去吃晚饭，告诉我们他有个故事，想让我们写个剧本，比如从外太空落到罗伯逊大道(位于好莱坞西部)的不明飞行物。”卡茨说，“我说：‘史蒂文，这是我听过的最糟糕的主意。我可不想听什么关于宇宙飞船的创意，太奇怪了。’后来斯皮尔伯格让保罗·施拉德把这个故事写了出来。”

才华横溢的怪才施拉德，对自己在密歇根州接受的严格荷兰加尔文主义教育充满叛逆。他在自己出版于1972年的《电影中的超验风格：小津安二郎、布列松和德莱叶》一书中探讨了自己的宗教思想。斯皮尔伯格简明地表达了对拍摄施拉德的半自传体黑色剧本《出租车司机》的兴趣，这部备受争议的影片在1976年由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罗伯特·德尼罗主演，菲利普斯夫妇为哥伦比亚影业制片。斯皮尔伯格同意作为这部电影的后备导演，哥伦比亚才允许斯科塞斯开拍，而斯皮尔伯格唯一参与的工作就是对粗剪版提了些建议。

斯皮尔伯格决定不向环球提交《仰望星空》。“他想离环球远一点。”迈克尔·菲利普斯解释说，“他不想被环球束缚，他一直坚持这一点。他对环球非常忠诚，但他会与所有的制片厂合作，与所有人合作。他在好莱坞还有一些朋友，以前他每周都会跟小阿伦·拉德(20世纪福克斯故事片部负责创意事务的执行官)一起打牌，所以我们一开始先带着《仰望星空》去了福克斯。”茱莉亚·菲利普斯在她的好莱坞回忆录《你再也不能在好莱坞吃午餐了》中，对斯皮尔伯格迈向大亨的第一步颇有偏见：“史蒂文常跟那些比他老太多的人混在一起，他们打赌、喝酒、在周日一起看橄榄球赛，而那些人管理着制片厂和经纪公司……我们把史蒂文从位于贝弗利山的盖伊·麦克埃尔韦恩的宅邸带了出来，把他带去海滩，那里的人们仍在谈论艺术和伟大的事，偶尔还会一起抽抽烟。”

与20世纪福克斯初步磋商后，斯皮尔伯格和菲利普斯夫妇认为福克斯对《仰望星空》没有足够的热情。于是制片人建议把这个项目交给他们共同的好友、当时刚被财务状况糟糕的哥伦比亚影业聘为财务总监的监制大卫·贝格尔曼[2]。“我们选择了哥伦比亚影业，因为大卫已经准备好、有能力也愿意做出一定承诺，这让我们觉得他会支持这部电影。”迈克尔·菲利普斯说，“这是场豪赌，他接受了。大卫从《决斗》开始便是史蒂文的忠实信徒。”

自《星球大战》和《第三类接触》上映后的20年里，科幻电影占据了票房排行榜前20名的一半。但在乔治·卢卡斯和斯皮尔伯格复兴科幻类型片之前，“没有制片厂对科幻片真正感兴趣——那只算B级电影”。菲利普斯回忆说：“传统的看法认为，除了《2001太空漫游》这个特例，科幻电影的盈利从未超过400万美元。但哥伦比亚影业需要一部叫座影片，如果他们没有陷入如此绝望的财务危机，也许他们的需求就不会如此迫切。但他们还是决定放手一搏。因为他们明白，一旦成功，他们就有机会一举翻身。”

被人类渴望与外星生命接触的非正统精神暗示所吸引，1973年12月12日，哥伦比亚影业聘请保罗·施拉德为斯皮尔伯格的UFO电影项目撰写剧本，后来保罗因这部片子获得了3.5万美元的稿酬和纯利润2.5%的分红。《仰望星空》原定于1974年秋季开拍。但菲利普斯回忆：“我们费了很大功夫才把剧本最终定稿。我们为此纠结了几年之久。1973年的一天，史蒂文来找我们说：‘听着，如果你们不介意，我现在真的急需用钱，这片子已经延期了，我现在又得到了一个关于鲨鱼的片约，大概要花6个月时间，然后我会回来完成《仰望星空》。’我们说：‘去吧，没关系，反正这儿暂时也没什么进展。’”

斯皮尔伯格从《横冲直撞大逃亡》的得州外景地回来后不久，就在制片人的办公室里发现了一本尚未出版的小说的副本，并“从迪克·扎努克的书桌上偷走了小说的样稿!我说过，‘我能把这部小说拍出来，一定会很有趣的’”。但对于扎努克、布朗和环球影业来说，斯皮尔伯格并不是执导《大白鲨》的最优人选，尽管这部片子后来成为电影史上最赚钱的电影。

1964年夏天，作家彼得·本奇利在《纽约每日新闻》上读到一篇关于长岛捕鲨渔民弗兰克·蒙杜斯用鱼叉捕获一条重约4500磅的巨型鲨鱼的报道后，萌生了创作这本小说的想法。蒙杜斯后来成为《大白鲨》中痴迷于猎捕鲨鱼的昆特船长的原型。彼得·本奇利是幽默作家罗伯特·本奇利的孙子、小说家纳塞尼尔·本奇利的儿子。年轻时，彼得曾在夏季于楠塔基特岛和父亲及兄弟一起进行猎捕鲨鱼的冒险。在看过彼得·金贝尔1971年的纪录片《蓝海白死神》后，本奇利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鲨鱼对电影观众的威慑力。同年，时任《新闻周刊》(Newsweek)副主编的本奇利接受了双日出版社7500美元预付款中的第一笔1000美元，开始创作他的第一本小说，这本惊悚小说讲述的正是一条大白鲨在长岛海岸捕食人类的故事。

1973年，在《大白鲨》的小说校样送到环球影业和其他几家电影制片厂之前，美国广播公司曾拒绝将《大白鲨》拍成电视电影，他们认为制作成本太高。这本书以平装版引起出版界的轰动，班坦图书公司(Bantam Books)以惊人的57.5万美元买下了小说的平装版版权。“这本小说在好莱坞掀起了一股热潮，”詹宁斯·朗在环球的左膀右臂皮特·夏皮耶回忆，“周三(1973年4月11日)，本奇利的经纪人(国际著名艺术家协会的约翰·普塔克)把小说交给了我。我周末读了这本书，便想，这小说肯定能拍成一部轰动的电影——得把它交给卢·沃瑟曼。我们必须立即行动。詹宁斯是个完美的节目制作人[3]。周一我把报告交给他时，他说：‘我会给卢打电话，还有莱昂纳德·希尔山(威廉·莫里斯的经纪人)，请他去找保罗·纽曼。’我写了一张备忘条给卢——想到‘老人与海’——我建议由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来导演。”

4月17日，负责根据读者调查报告，为公司制订可行计划的环球故事部给出了他们的意见。令夏皮耶吃惊的是，“他们不喜欢这故事!如果故事部门看中某个故事，会在封面盖上‘推荐’或‘待定’的印戳。如果不喜欢，就不会盖章。这故事上没有任何标记。我当时想，天哪，上帝，他们干脆杀了我算了”。但到了第二天，扎努克和布朗已经读完了剧本审查员丹尼斯·麦卡锡提交的故事大纲，他们打电话给沃瑟曼，表达了对这个项目的浓厚兴趣。

扎努克记得，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激烈的竞价中”。哥伦比亚影业的代表、资深制片人兼导演斯坦利·克雷默[4]表达了对这个故事的兴趣，但最后的竞标落到了华纳兄弟和环球影业之间。“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扎努克说，“我们就差跪下了。我们做了无数承诺，很高兴我们做到了……相比于其他竞争对手，我们并不具有价格优势，问题是谁能拍出更好的电影。我们说服了本奇利，让他相信我们能做到。”5月1日，普塔克和环球影业达成的协议中，扎努克/布朗公司同意支付作者15万美元和小说净利润10%的分红，外加2.5万美元的剧本改编费[5]。“坦白说，竞价结束后，詹宁斯勃然大怒，”夏皮耶说，“他觉得那应该是我们的电影，我们的囊中之物。”

几天后，夏皮耶在公司食堂吃午饭时，扎努克和布朗对他发现了《大白鲨》表示感谢，还说“我们打算花75万美元，拍一部低成本电影”。夏皮耶表示怀疑，这是一部在水里拍摄的电影，而这通常被制片人视为噩梦般的环境——预算不可能如此之低。两位制片人考虑了一会儿，回答说：“可以追加到100万。”布朗后来承认，在得到这部小说后，他和扎努克“经历了准备不足的恐慌。如果我们再读一遍《大白鲨》，可能就不会想把它拍成电影了。更仔细的分析会让我们意识到，把这故事拍成电影实在太难了。”

扎努克和布朗最初认为，为确保能应对《大白鲨》拍摄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聘请一位经验丰富的动作片导演。他们首先找到的是约翰·斯特奇斯，他的作品不只包括经典的《黑岩喋血记》和《大逃亡》，还有根据海明威同名小说改编、大部分场景都在棚内“水池”里拍摄的《老人与海》，片中斯宾塞·屈塞在人造背景下完成了表演。但两位制片人认定不能将《大白鲨》拍成那样的电影，于是他们决定将导演工作交给迪克·理查兹，当时理查兹已年近四十，并于1972年在福克斯完成了他的首部故事片，那是一部关于一名青年牛仔的西部片，名叫《牛仔路漫漫》。

“如果要买这本书的版权，协议的一部分是，最好能请一位IFA的导演来执导。”扎努克回忆说，“我们与迈克·麦达沃伊(斯皮尔伯格的前经纪人，当时是IFA电影部的主管)达成了君子协定，他们提出了几个名字，我们回纽约与本奇利见了面，还带导演理查兹一起去吃了午餐。这位导演一直说它是“鲸鱼”，三次之后，我不得不打断：‘我的老天，这是条该死的鲨鱼!’吃完这顿不欢而散的午餐，步行回办公室的路上，我对布朗先生说：‘我们得考虑换人了，这个错把鲨鱼当成鲸鱼的家伙不可能导演好这部电影。’我又打电话给迈克，这是一通艰难的电话，迈克说：‘这可是一次严重的失信行为，我会失去客户的。’我说：“你的客户至少应该知道鲸鱼和鲨鱼的区别。我可不能和这家伙一起出海。’”

斯皮尔伯格那时已经表明了他的兴趣，制片人也很满意其对《横冲直撞大逃亡》的执导，于是开始考虑也许没必要找一个更有经验的好莱坞老手合作。“制片厂老想找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扎努克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可能更合理，我们晚上至少也能睡得安稳些，但我们真的想拍出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的东西。”“我们不仅想拍一部商业片，更想拍一部好电影，”布朗说，“所以我们决定选择斯皮尔伯格。”

1973年6月21日，斯皮尔伯格正式签约。但不久之后，不只是斯皮尔伯格，大家又面临着一项新的挑战。“史蒂文对此非常兴奋，然后又非常担忧。”扎努克说，“‘这该死的片子到底该怎么拍’又成了大问题，读小说是一回事，而要造出一条鲨鱼则是另一回事。”《大白鲨》的联合编剧卡尔·哥特列布说，斯皮尔伯格也“害怕被定型为只擅长拍勇士和冷血杀手之间搏斗的动作片导演。‘谁想被称为一位鲨鱼和卡车导演呢？’我曾听斯皮尔伯格抱怨”。在1975年《大白鲨》上映前不久，布朗表示：“斯皮尔伯格之所以不情愿地接拍了《大白鲨》，是因为他意识到这部片子主要是一部商业电影，而不一定非得是一部佳作，而他是一位严肃认真的电影人。迪克和我说服了他，我想他现在意识到，这电影不仅卖座，也是一部杰出作品——并不是说他不尊重商业大片，相反，他把这部片子当作了职业生涯必不可少的部分。”

从小到大，斯皮尔伯格一直受本能驱使，寻求被大多数人接受与认可。从心理上来说，他无法接受成为边缘艺术家，而不是受欢迎的电影人。在拍出叫好不叫座的《横冲直撞大逃亡》之后，他有必要向好莱坞证明，自己不仅是一位艺术片“作者”。于是他打消疑虑，同意接手这部“商业大片”。

“我们去见了沃瑟曼和谢恩伯格，”扎努克回忆说，“现在很难想象，但当时你谈论的是一位导演的第二部电影，而他此前并未证明自己。尽管沃瑟曼对这孩子印象深刻——那段时间我们曾多次向他提起这孩子，但沃瑟曼还是奇怪我们选择了史蒂文。”

“天啊，迪克，这孩子很棒。”沃瑟曼说，“但是记住，你也要参与其中，这是部大制作，很可能会失控。找一个以前拍过这类电影的人合作难道不会更好吗？”

扎努克回答说：“我们就是不想找那样的。我们不想拍成一部翻版《白鲸记》，这孩子可以给影片带来视觉上的冲击，我们会全力给予他需要的一切支持。”

《大白鲨》完成20年后，扎努克/布朗制片公司的执行制作人比尔·吉尔摩将其描述为“迄今为止最难拍的电影”。1974年5月2日，影片在玛莎的葡萄园岛开机后不久，电影的主角“机械鲨鱼”显然不太合作。“8月1日左右，电影陷入了可怕的危机，机械鲨鱼罢工了。”吉尔摩补充说，“我回到酒店后焦虑不已。我妻子对我说：‘是谁一开始告诉他们说这小说可以拍成电影的？’我闷了一大口苏格兰威士忌。回想起来，我们都是英雄，但我们都觉得我们失败了，因为当时的预算和时间都已超出计划的一倍。”事实上，《大白鲨》花费的时间几乎是计划的三倍，原本55天的拍摄计划，最后延长到159天。

一开始，扎努克给吉尔摩看了小说样稿，想让吉尔摩思考一下如何拍出这部电影以及成本是多少，吉尔摩“觉得这不过是一种好莱坞鲨鱼，一种除了会飞之外什么都能做的超级鲨鱼”。本奇利在小说中写道：“它跃过头顶，遮蔽了天日。”扎努克问：“我们能拍出来吗？”我说：“能的，我们能拍。”作为一个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多年的人，我那么说完全是出于自负，我觉得好莱坞无所不能——金·凯瑞[6]都可以和老鼠共舞，我们也能把人送上太空。我们接下剧本，并相信自己可以制造一条机械鲨鱼。我们可以从受害者的头顶去拍摄鲨鱼，也可以从鲨鱼的视角去拍摄受害者。这是前所未有的。

“我们在大西洋上拍摄外景，之前没有人在海上用小船拍过电影。每一部在海上拍摄的电影，最后都是在水池里拍完再后期合成的，看起来也很逼真。从一开始，史蒂文和艺术指导乔·阿尔维斯、我和扎努克便一致同意去真正的海上拍摄。我都记不清我们被海浪冲击和拍打了多少次。尽管困难重重，这也是为什么影片最终能如此成功。因为每个人都置身大海，那是一片真正的大海，一条真正的船。”

吉尔摩相信那些魔法师般的好莱坞特效师能制造出这条机械超级鲨鱼，但制片人更想试试用一条真实的鲨鱼。哥特列布说扎努克和布朗“曾天真地认为他们可以找一位鲨鱼训练师，反正有足够的钱，可以找一条真的大白鲨，让鲨鱼按提示做一些简单特技，配合水中的假人拍些长镜头，后期再来剪出些微缩镜头或特写”，当斯皮尔伯格想起那些讨论时，他笑了：“当然，是的，他们可以训练一条大白鲨，让它在镜头前表演，再把我放进笼子里拍摄。他们试图让我相信这是可行的做法。我大喊道：‘迪士尼!’我一读到剧本就大叫起来，‘迪士尼!’我们得去找那个在《海底两万里》中做出乌贼的家伙!……我当时还不知道那人是谁。原来他就是鲍勃·马蒂，后来我们请他来给我们做了一条鲨鱼。但他们还是想让我用活鲨鱼试验一下。”

已经退休的马蒂被成功吸引，决定重出江湖，开始为影片制造3条25英尺长的鲨鱼，它们能在影片中表演各种动作。扎努克和布朗还找来了夫妻档罗恩和瓦莱丽·泰勒，在南澳大利亚海岸危险的礁石边记录真实的鲨鱼生活画面。制片人认为，不管马蒂能创造出怎样的奇迹，让观众在电影中看到真实的鲨鱼并以此为宣传噱头还是非常重要的。泰勒夫妇以他们在《蓝海白死神》中无畏的水下摄影而闻名。吉尔摩想起在澳大利亚遇见他们时，“我非常紧张，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全世界最伟大的鲨鱼专家。我说：‘你们觉得这本小说怎么样？’罗恩·泰勒说：‘我不知道本奇利先生是谁，但不管他是谁，他无疑非常了解大白鲨，因为他所写的一切都有可能发生。’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作为好莱坞典型的犬儒主义者，我对大白鲨真的能做到这一切感到震惊。从那一刻起，我就知道我们的机会来了。”

斯皮尔伯格列出了他希望泰勒夫妇拍摄的16个镜头，包括鲨鱼绕着一个被困在水下笼子里的人游来游去的场景。之后再与这些镜头相匹配地，在摄影棚的水箱里拍摄理查德·德莱福斯穿着潜水衣的一组近景镜头。为了让真实的鲨鱼看起来更大，一位名叫卡尔·里佐的退休赛马骑师作为侏儒特技演员，被指派为德莱福斯的水下替身。“我们拍摄真实的鲨鱼镜头时，”瓦莱丽·泰勒回忆说，“没有人想到这部电影会如此大获成功。对我和罗恩来说，这只是另一份拍摄工作，不过是我们当时接到的第8份拍摄大白鲨的工作。那是罗恩第一次不得不按照剧本来拍。”但鲨鱼不肯照着剧本行动。

1974年2月16日，泰勒夫妇和鲨鱼专家罗德尼·福克斯一起出海。10天后，他们终于设法拍到了一条鲨鱼围着笼子打转的镜头。然后，他们准备让里佐潜入特制的潜水笼，尺寸为正常大小的八分之五。里佐正要从一艘19英尺长的玻璃纤维辅助船“Skippy”号上下来时，鲨鱼突然袭击了这艘船。“船翻向我那边，被一条半吨重的凶猛鲨鱼拖入水中，”瓦莱丽·泰勒在她的拍摄日记中写道，“一个硕大的脑袋从浪花中探了出来，在水面扭动着，三角形的牙齿在撕咬金属时裂成了碎片，因为疼痛和暴怒，它张开了深渊巨口。这凶猛的庞然大物，它的尾巴在离海面6英尺的空中摆动着。”

“卡尔吓呆了。罗德尼把他拉回来时，鲨鱼的尾巴扫过了他的脸。要是罗德尼再慢两秒，这位袖珍的特技演员就会被弄死，他会当场脑浆迸裂……大白鲨的身体撞到了船体，发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声响，木头断裂的声音、海浪声、笼子撞到船的声音、鲨鱼与船的对撞声交织在一起……最后一声巨响，鲨鱼、笼子、绞盘和甲板都消失在翻滚的、冒着泡沫的漩涡中。如果卡尔被关在笼子里，他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由斯皮尔伯格讲述的：“我们的特技演员马上转过身，相当平静地走到船舱，把自己锁在了厕所里!他们试图用一把餐刀把门撬开、把他弄出来，可他把门死死顶住，不肯出来。”

吉尔摩接到了罗恩·泰勒从澳大利亚海岸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那头都激动得语无伦次了。”吉尔摩说，“他告诉我们，他刚刚拍到了职业生涯中见过的最壮观的鲨鱼镜头。我说：‘罗恩，太好了。可那位侏儒特技演员在笼子里吗？’他说没有。我的心一沉，我说：‘那这个镜头就不能用了。’后来他们寄来了这段胶片，那真是精彩绝伦的镜头。剪辑师弗娜·菲尔兹、史蒂文和我都对无法使用这个镜头感到难过，我们实在觉得这镜头太棒了，最后决定将它用在影片中。在小说里，德莱福斯饰演的海洋生物学家马特·胡珀潜入笼子里，鲨鱼游过来咬碎了笼子——这是胡珀的结局，鲨鱼吃掉了他。我们在影片里将这一幕改成胡珀放下他的枪，鲨鱼继续攻击笼子，胡珀趁机从笼子里逃了出来，往下游，藏在了岩石缝里。你能想象没有胡珀的《大白鲨》吗？他是最讨人喜欢的角色。澳大利亚的那条鲨鱼改写了剧本，拯救了德莱福斯饰演的这个角色。”

当斯皮尔伯格找德莱福斯扮演直言不讳的鱼类学家马特·胡珀时[7]，这位演员说：“我会去看这部片子，但我不想演。”

“为什么？”斯皮尔伯格问道。

“因为，作为一名演员，这个角色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好处。”

电影完成后，德莱福斯解释说：“这个角色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传递出有关鲨鱼的信息，证明它们真的存在……无聊，无聊，太无聊了。但我当时很缺钱，所有人都说这部影片会成为一名演员的代表作，我信任的每个人都劝我接了它，于是我们花3天时间创造了这个角色，最后我说，好吧，我让步，我投降，我出卖了自己。”

直到正式开拍前不久，这个角色才确定由德莱福斯饰演。当时斯皮尔伯格对胡珀这个角色的第一人选是乔恩·沃伊特，但他拒绝了；导演还考虑了蒂莫西·伯特姆斯、杰夫·布里吉斯和乔尔·格雷。在选角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逐渐将这一角色看成了“我的另一个自己”，他重塑了角色和这部电影来反映自己的情感。除了个子矮小及充满斯皮尔伯格所说的“运动的能量”外，德莱福斯还与斯皮尔伯格在其他方面有着不少共同点。正如这位演员的老朋友卡尔·哥特列布所说：“当他说话开始不明所以时，就是那张快速运动的嘴赶不上他转得更快的大脑了。”德莱福斯的“学历并不高，甚至没有念完大学，他在某些问题上还表现得出乎意料地幼稚……但是他可以很容易地抓住一个复杂的问题，把它的矛盾和模棱两可之处简化为概括的几个要点，然后制订一套行动方案，这样他就能处理好那些大的任务了。”

对斯皮尔伯格来说，德莱福斯还“代表了我们所有人中的弱者”。以他为喉舌，将《大白鲨》从老套的怪物情节剧上升到一部叙述朴实但有着清晰社会视角的电影。作为一个“带有明确民族根源的美籍犹太人”，德莱福斯是哥布列特所形容的“天生有着求知欲、尊重知识、崇尚道德、遵纪守法”的典型例证。这些品质充分体现在了影片中马特·胡珀这个角色身上，他是科学理论和公民责任的发言人，反对起初重视旅游经济多过保护自己的公民免于伤害的镇政府，并以反对官场虚伪的原则为立场，唤醒了罗伊·施耐德饰演的警察局长马丁·布罗迪的良知。起初懦弱的布罗迪，后来冒着丢掉饭碗的危险，公然站出来对抗贪赃枉法的市长(莫瑞·汉密尔顿饰)、谄媚奉上的报纸编辑(卡尔·哥特列布饰)和镇上目光短浅的商人们。

尽管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对于这部电影带着蔑视，德莱福斯还是热情地评价了他与斯皮尔伯格的合作关系：“史蒂文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演员导演，但他会以一种轻松和开放的方式表达自己想要的效果，来帮助你找到感觉。在他的观念中，演员虽是为故事服务的，但这与演员的即兴发挥并不矛盾——一点也不。”

斯皮尔伯格在选角上的精明和另类，也体现在他对环球影业的热捧对象查尔顿·赫斯顿的拒绝上。查尔顿曾公开表示他想饰演布罗迪警长，这无疑让斯皮尔伯格想起了自己还在制片厂当学徒时，与赫斯顿的会面给他留下的糟糕印象。导演认为像赫斯顿这么个性鲜明、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如果扮演一个小镇警察局局长，很难得到观众认同，尤其这个角色还如此怯懦、满是性格缺陷。斯皮尔伯格一开始曾试图说服扎努克和谢恩伯格让不知名的约瑟夫·博洛尼亚来饰演布罗迪警长，但之后还是邀请了罗伯特·杜瓦尔来饰演这一角色。但杜瓦尔想要扮演昆特船长，斯皮尔伯格很难想象他能扮演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角色(后来导演后悔了)。据布朗说，斯皮尔伯格“迟迟才决定”让罗伊·施耐德扮演布罗迪警长。当时，这位演员最著名的角色是电影《法国贩毒网》中冷酷无情的纽约警察，斯皮尔伯格不想让布罗迪被塑造为一名硬汉。但事实证明，施耐德通过内敛的表演方式力证自己可以塑造出斯皮尔伯格想要的“普通先生”。

李·马尔文拒绝了昆特船长一角，斯特林·海登也因为受税务问题困扰而无法出演了，于是史蒂文转而求助于罗伯特·肖。这位多才多艺的英国演员、剧作家和小说家，曾参演由扎努克和布朗制片的《骗中骗》。尽管担心肖的电影表演会“过分夸张”，斯皮尔伯格还是理智地认为，昆特这一人物的表演应该略夸张于日常生活。两人合作没多久，肖就对斯皮尔伯格十分欣赏，但肖一开始对这部电影并不感冒，还曾告诉《时代》杂志：“《大白鲨》根本算不上一本小说，不过是一群人写的故事而已，是一通胡扯。”

“彼得·本奇利小说的视角可不是我想拍出的电影的视角，”斯皮尔伯格在玛莎葡萄园里一次非正式的场合中这样对《新闻周刊》的记者亨利·麦基说，“彼得不喜欢他书中的任何一个人物，所以他们都不太可爱，你会站在支持鲨鱼吃人的立场上，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被鲨鱼吃掉。”

尽管让人欲罢不能，本奇利的第一本小说还是充满了扁平的人物，而且次要情节毫不出彩。斯皮尔伯格恰当地称其“太像电影《冷暖人间》(Peyton Place)了”。鲨鱼的动作总是再三重复，并且总被警长妻子和来访的鱼类学家的幽会打断。斯皮尔伯格坚持删去书中关于性和黑手党之类的次要情节，并尽量减少与《白鲸记》的相似之处。希德·谢恩伯格对此表示赞同，并建议说：“我们为何不用鲨鱼来拍《决斗》的故事呢？”

本奇利写了两版剧本草稿，第一版是与斯皮尔伯格讨论完成的。电影的结构与本奇利的第二版稿子非常接近，但为了即兴处理大海和机械鲨鱼带来的问题，斯皮尔伯格对剧本进行了重新构思，大部分对白都被重写了，动作场面也变得更加精彩。“我不是个称职的编剧。”本奇利承认，他没能领会到一本书在从剧本到电影的转变过程中需要改变多少。“我和史蒂文唯一的争论是关于电影的结局。”本奇利补充说，“史蒂文说，‘小说的结局令人沮丧’，接着他告诉我他想怎么做。”在书中，大白鲨杀死胡珀与昆特后逃之夭夭。但在影片中，胡珀活了下来，布罗迪警长将一个压缩空气罐塞进鲨鱼嘴里，并向气罐发射了一颗子弹，从而杀死了鲨鱼。本奇利告诉斯皮尔伯格：“这情节太假了，观众绝对不会相信。”斯皮尔伯格回答说：“如果他们坚持看完这两小时，就一定会相信的。我想让观众尖叫着跑出影院。”本奇利也承认，导演“绝对达到了预期效果”。

在寻找新的编剧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就像之前筹拍《横冲直撞大逃亡》时所做的那样，首先求助于理查德·莱文森和威廉·林克，但得到的答复和之前一样。“我们一点也不感兴趣，”林克这么评价《大白鲨》，“我们讨厌这个主意。我们正在做重要的电视电影，比如《劫后亡魂》和《那个夏日》，我们关心的是社会问题。我们当时真是蠢，还劝他不要拍。我们说：‘你为什么想拍这部如此愚蠢的恐怖片？与那些廉价恐怖片没区别。你这么有才华，为什么要做这件关于鲨鱼的蠢事？’他并没有因此大发雷霆，他也讨厌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他说：‘我要去科德角拍片，你可以带上妻子一起去，你们会玩得很开心。’我们说：‘不，不，史蒂文。你为什么要接这种华而不实的片子？’众所周知，《大白鲨》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惊悚片，电影正式发行前两个月，他邀请我们去看。看完后我们说：‘赶紧去买MCA的股票。’我们买了几千股，大赚了一笔。当年的一位姑娘，也就是我后来的妻子看了这部电影后说：‘永远别再拒绝那个孩子了!’”

曾凭借《拳王奋斗史》(The Great White Hope)获得普利策奖的戏剧作家兼电影编剧霍华德·塞克勒被请来修改《大白鲨》的剧本。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水肺潜水员[8]，塞克勒花了五周时间重写了《大白鲨》的剧本，但并未要求署名。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添加了1945年美国军舰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在大批鲨鱼出没的海域沉没的故事。作为昆特的独角戏，这段难以忘却的记忆给了那位头发花白的鲨鱼猎人一个憎恨鲨鱼的理由。斯皮尔伯格认为塞克勒写的台词部分仍需要扩充，于是找了二战行家约翰·米利厄斯帮忙，他“一直想让我把昆特的角色给他演，并写出了只有约翰·米利厄斯才能说的台词”。最终版本由肖修改，肖“是位才华横溢的作家，擅长即兴发挥”，扎努克说，“当时他是在喝得半醉的情况下写成的”。

斯皮尔伯格认为，塞克勒令剧本“聚焦于让小说十分引人入胜的四五个元素上，尤其是小说的最后几百页”，但是导演对塞克勒的草稿以及后续重写的尝试并不满意：“我知道自己需要做的就是把电影拍出来，但还得做一些对我来说非常可怕的事——据我所知，鲍勃·奥特曼经常这么做——将绝对控制权让位于有意义的合作；所有人都聚在一个房间，共同决定我们要拍什么样的电影。到底是一部关于鲨鱼的电影，还是关于杀死鲨鱼的英雄？我雇了一个叫卡尔·哥特列布的人，他是我的老朋友，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跟我一起去玛莎葡萄园，与我和演员们坐在一起润色剧本——通常离拍摄只剩24小时——只好即兴创作。我对待《大白鲨》的演员同我对待片中的特效一样认真。”

为了方便剧本的写作，哥特列布与斯皮尔伯格在外景拍摄时住在一起，每当斯皮尔伯格睡着后，哥特列布还在继续修改剧本。每天早晨，哥特列布都会给随行的打字员几张新手稿，到了上午8点半，这些新加的手稿将被讨论通过并准备拍摄。“由于道具需要不断更换，拍摄现场的气氛变得极度紧张。”哥特列布在1975年的一次采访中说，“有段日子制片经理威廉·吉尔摩与斯皮尔伯格甚至互不理睬。”

本奇利到片场探班时，紧张气氛进一步加剧。斯皮尔伯格让他扮演一位电视台记者，在沙滩上报道关于鲨鱼的袭击。碰巧就在本奇利到达玛莎葡萄园的那天，斯皮尔伯格对原小说的中伤刊登在了《新闻周刊》上。当本奇利抵达当地机场，走下飞机时，遇到了宣传人员阿尔·埃布内与正在对拍摄过程做专题报道的《洛杉矶时报》记者格雷格·基尔迪。据本奇利回忆，基尔迪当场宣称，“斯皮尔伯格说你的书是一坨屎”。

“你必须明白，”本奇利向记者回应说，“争议从来就不是问题。我知道有些情节他们必须删掉。当我完成自己那版剧本时，布朗觉得还不错，扎努克也说还行，斯皮尔伯格什么也没说。在霍华德·塞克勒重写剧本后，我给大卫·布朗寄去了一封信以表愤怒。我对其中一个角色‘海洋学家胡珀’提出了质疑，这一角色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学究气的笨蛋。我想斯皮尔伯格是把他当成了自己(本奇利笑了)，但信上我没有这么说。

“斯皮尔伯格需要在剧本的人物身上多下点功夫，显然他什么都不懂。想想看，他不过是个26岁的毛头小子(实际是27岁)，从小看电影长大。除了电影，他对现实一无所知。他只通晓B级片。当他必须决定人物的行为细节时，只会套用四五十年代电影的陈词滥调。”

带着基尔迪所说的“某种嘲讽的愉悦”，本奇利总结道：“等着瞧吧，斯皮尔伯格总有一天会成为美国最伟大的特技组导演。”

20年后再次回忆起当年的那次爆发时，本奇利说：“在我一生中说过的所有蠢话里，那些话算得上最蠢的。但那是一种非常不幸的愤怒，我们都被媒体操纵了，我们当年都很天真。我说完就立马对自己的任性回应感到后悔，并试图收回那些话(基尔迪在他7月7日的文章中对两个版本的回应都进行了报道)。环球影业对我们于公众面前相互嘲弄的做法很不满，他们说：‘请停止口水战。’在那之后，我俩聚在一起，告诉对方自己真的非常抱歉。在某种程度上，我的言论是一种净化。”

斯皮尔伯格声称《新闻周刊》歪曲了他的言论。他向本奇利解释说，他真正的感觉是“这本书不是特别适合被改编为电影”。本奇利把这句拗口的评价理解为：“这本书无法直接拍成电影。”尽管如此，本奇利还是有些悲伤地感叹道：“令人遗憾的是，史蒂文总想公开诋毁这本书。”《大白鲨》发行前3个月，电影杂志《毫米》(Millimeter)刊登了一篇在玛莎葡萄园对斯皮尔伯格的采访。这次采访这么援引了导演的话：“如果我们不能把这部电影拍得比原著更好，我们就真的摊上麻烦了。”

斯皮尔伯格给本奇利寄了一封道歉信，这位饱受批评困扰的作者回信说：“感谢你的来信，我不看《毫米》(实际上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个杂志)，因此无论你往我身上泼了多么恶毒、酸臭、有伤风化的、下流、毁谤我的脏水，我只当没有看见。然而，预先警告这种事……你写这封信考虑得真周到。

“为了公平起见，应该让你知道我已雇用水军准备对你进行口诛笔伐，揭露你私生活中的肮脏真相。你的一切都会曝光——鞭子、皮革运动鞋、短睡衣甚至脆花生酱，我准备发在《杰克与吉尔》6月刊上……”

“听着，《大白鲨》可能成为1975年最大的笑话。”斯皮尔伯格后来说，“我拍它是为了自娱自乐，我曾有3次差点放弃。”

在开拍前的几个月里，斯皮尔伯格认真考虑过放弃《大白鲨》，转而为20世纪福克斯执导由威拉德·赫依克与格洛丽亚·卡茨创作的浪漫喜剧/动作情节剧《幸运女士》。该故事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一名走私酒贩卷入的一段三角恋。保罗·纽曼[9]想让斯皮尔伯格导演这部电影。“福克斯提供了一部我非常感兴趣的电影，”斯皮尔伯格在1973年11月的美国电影学会研讨会上说，“可我的合约里写明了环球影业拥有优先权，因此他们行使了这项权利，不让我接受福克斯的片约，而让我先拍那一部我原先答应但拖了8个月还没投入制作的《大白鲨》。环球影业是家大公司，他们并不尊重你的个人选择。当你事业发展到一定高度时，你会真的很想离开。而他们只会一次又一次地压榨你的剩余价值。”在完成《大白鲨》之后，斯皮尔伯格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他告诉制片厂的公关奥林·博斯滕：“我再也不会为环球拍电影了。”

当詹宁斯·朗听说斯皮尔伯格想放弃《大白鲨》后，他在电话里对斯皮尔伯格大发雷霆(这是朗十几岁的儿子洛奇无意中听到的对话)：“你必须完成这部电影!你会拍出一部伟大的作品，那将会很棒。你为什么要去福克斯拍《幸运女士》？那会是一场灾难。”精明的詹宁斯·朗在这两点上都说对了。这部由斯坦利·多南执导，伯特·雷诺兹、吉恩·哈克曼与丽莎·明奈利主演的《幸运女士》，正如格洛丽亚·卡茨所评价的那样“成了一部大烂片”。

希德·谢恩伯格在《大白鲨》的拍摄问题上也与斯皮尔伯格发生过争执。“这是我与史蒂文之间为数不多的分歧之一，”这位MCA总裁在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说，“确实是我逼他拍的……我觉得他有一阵子情绪很低落。他找到我问：‘你为什么要逼我拍这部B级片？’”

“我得到消息，史蒂文要来办公室找我辞职，”扎努克回忆说，“这时距离电影开拍只剩三个月。他很害怕，我觉得他已经有些不堪重负。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是导演这部电影的合适人选，而且不断有人邀请他参与其他项目。当我在福克斯与他达成协议时(关于《父子双雄》的剧本)，我们还有两个廉价的导演项目可以选择，每个5万美元。虽然也能选择《幸运女士》，但我压根儿没把这部片子纳入考虑。我告诉他：‘你最好别参与这个项目。’我本想拿《乱世佳人》作比，因为我想让他坚持完成《大白鲨》。开拍日期就快到了，我们必须赶在演员罢工[10]前完成拍摄。沃瑟曼告诉我们，最迟必须在某个日期前开始，否则将无法正常开拍。我们当时已经雇了很多人参与建造鲨鱼模型。那简直是场噩梦。”

“史蒂文做了一些《大白鲨》主题T恤，当我被告知他要来辞职时，便赶紧脱下衬衫，穿上了‘大白鲨’T恤，坐在我的办公桌后面。他看见后很吃惊，因为他曾把分发这些衬衫当作一件大事。他纠结许久才向我开口，最终把所有的困难和顾虑都倾吐出来。这部电影对他来说很重要，极其重要，甚至赌上了他的职业生涯，他说：‘我的老天，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我使他深感内疚。我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我们要拍出一部成功的电影，他甚至没有任何回绝的余地。我告诉他我们会一直支持他。我这完全是作茧自缚，因为我当时根本不知道这部电影该从何下手，什么都没准备好。那时已经完全失控了，拍摄过程中的大部分时候也是如此。”

《大白鲨》(Jaws)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问题，以至于恼火的剧组成员戏称本片为《大瑕疵》(Flaws)。“7天里只有4天能正常开拍，”斯皮尔伯格后来承认，“我本以为它会是部烂片。”

变幻无常的天气让人持续头疼，海上拍摄给后勤造成了巨大困难。但最大的罪魁祸首是鲍勃·马蒂的那3条机械鲨——大伙都以斯皮尔伯格的律师布鲁斯·雷默的名字将鲨鱼命名为“布鲁斯”。“布鲁斯”们在被卡车从环球公司运到玛莎葡萄园之前，没有接受过海水测试，也没有人预料到盐水的电解性会对其复杂的底层结构造成腐蚀。在大多数场景中，鲨鱼都要被架在水下起重机上，在水下平台沿着轨道移动，由工作人员在水面漂浮控制台上操作的气动软管控制。这套每天都要被拖入海中的装置整体重达12吨[11]。开拍后几周，“布鲁斯”就罢工了。斯皮尔伯格看了关于鲨鱼的第一批样片后，整个剧组“都蒙了”，当时去片场探班的导演布莱恩·德·帕尔马回忆说：“布鲁斯成了对眼，上下颌无法合拢。”那天晚上，德莱福斯宣称：“如果我们大家还尚存理智的话，现在就都该逃出剧组。”

在一个叫作“鲨鱼城”的临时车间里，马蒂、艺术指导乔·阿尔夫斯以及他们的工作人员对机器进行疯狂修补，而斯皮尔伯格则焦急地围绕着这个电影中的主角补拍些镜头。绝望的斯皮尔伯格采纳了霍华德·塞克勒剧本草稿中的装置，开始用桶替代部分鲨鱼来拍摄。在影片中，木桶被鱼叉固定在鲨鱼身上，在海面上巡游，充当潜藏在水下的鲨鱼的替身。直到那年夏末，那条鲨鱼才被修好，之后还是间歇性地出现问题。

“那鲨鱼就是个灾星，”扎努克说，“我们对它大失所望。我们开始对马蒂失去信心，都很害怕。坦白讲，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人能弄好这条鲨鱼。我们心想，上帝啊，我们在拍一部叫《大白鲨》的电影，而我们连条该死的鲨鱼都没有。今天，有了电脑，你可以把鲨鱼合成进去，就像史蒂文在《侏罗纪公园》里造出恐龙那样。在那个年代，这完全得靠机械。我们有一个需要13人坐在上面操控的平台——一个人控制鲨鱼的背鳍，一个人控制鲨鱼的眼睛……就像一个管弦乐队。这真是惨不忍睹。鲨鱼的尾巴位置对了，但头部又歪了，这真令人头大。为了让鲨鱼看起来像真的在运动，史蒂文使出了作为电影人的浑身解数。当它奇迹般地正常运作时，还真是不错。”

“鲨鱼工作的时候我们就拍，”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无论光线如何，演员着装是否合适，只要鲨鱼能工作，我们就开拍!你知道环球影城里的鲨鱼吧？那玩意儿比我们电影里的好用10倍!”

这位27岁的导演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以为我的电影生涯完蛋了，”斯皮尔伯格在1995年的一次采访中承认，“我从好莱坞那边听到谣言，说我再也不会有工作了，因为从来没有人拍电影会超出原计划100多天——更不用说一位处女作长片就票房惨淡的导演了……我曾一度感到孤独，一个人坐在船上等待拍摄，觉得这是不可完成的任务，这片子从开拍起就是件愚蠢的事，我们永远不会完成它。没有人会看到这部电影，我也再也没机会在好莱坞工作了。”

搞定这条桀骜不驯的鲨鱼已经够难的了，但斯皮尔伯格还得面对来自吉尔摩和制片人持续不断的施压，继续拍摄一些镜头。由于鲨鱼和天气的原因，有些时候斯皮尔伯格只能拍摄几秒钟的镜头，或者根本什么都拍不了。虽然这部电影好像一颗定时炸弹，斯皮尔伯格并不想在质量上妥协，哪怕那些在极少数情况下能拍的零星镜头。“有几次，我们甚至觉得聘请他是一个错误，因为史蒂文是个疯狂的完美主义者，”布朗写道，“是的，他是个完美主义者。”扎努克也同意，“我不得不感谢他对自己看法的坚持，当时的情况非常令人焦躁不安。哪怕他知道已经无计可施时，也会找到解决方案，他必须向剧组证明自己。史蒂文有时对剧组成员很粗暴，他很苛刻，有时不按常理出牌。每个人的年龄都比史蒂文大，很多人都对他持怀疑态度，他们连每日的样片都不想看。”

“整个公司都形成了一种散兵心理，像前线士兵那样，出现了战斗疲劳、神经衰弱和轻度酗酒……”编剧哥特列布回忆说，“演员和表面装作若无其事的导演的内心其实已经崩溃了。史蒂文尽量保持冷静，耐心地等待布景，与他的演员们一起工作，听他们歇斯底里地唠叨着他们错过的其他项目和电影、他们的家和家人，甚至罗伯特·肖的个人所得税。”哥特列布说，罗伊·施耐德有一次对船上提供的食物忍无可忍。这位演员“将盘子扔到甲板上，冲着助理导演大吼，并对着史蒂文大喊大叫，把过去几个月一直在内心翻腾的沮丧和不满发泄了出来。这可能是最原始的释放，史蒂文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让他冷静下来，走出这种情绪，在这艘小船上可真不容易。”

琼·达林跟着斯皮尔伯格参与了一天外景拍摄，亲自见证了史蒂文的挫败感，早上因技术问题而无法拍摄，下午的拍摄进度也慢得让人难以忍受。“他一直在片场，根本闲不住，”她觉得，“作为一名导演，史蒂文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毅力。一场接着一场，一个镜头接着一个镜头，他要完成那部电影，并非以一种不愉快的方式，而是带着一种内心的平静。即使他内心可能正充满痛苦，但这从未让他远离自己的目标。”

导致拍摄延误与冲突的一大因素源自斯皮尔伯格坚持在拍摄捕鲨船“奥卡”(Orca)时，必须保证该镜头中没有其他船只。要让观众相信奥卡是独自出海，得不到任何可能的帮助，且船上的无线电还因损坏而无法使用。那么至关重要的是，不能让观众看到远处有别的游船漂过。但随着夏季的结束，玛莎葡萄园岛周围的海域挤满了帆船。如果有船只出现在拍摄的背景中，公司会派出一名工作人员骑着摩托艇，让那艘船在拍摄时离开拍摄范围。“有些人很配合，”扎努克回忆说，“但另一些人非要看看拍摄现场，这些人会说：‘去你的，你凭什么让我走开？’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要等上近一个小时，视野里才看不见其他船只。有时，比尔·吉尔摩不得不付给一个船工几百美元，请他离开。”

“我很惊讶史蒂文年纪轻轻居然能如此镇定自若。”艺术指导师乔·阿尔夫斯这样评价，“史蒂文希望确保海面上看不见其他任何东西。他想令这3个人乘坐小船独自出海，以展现他们的脆弱性，并突显鲨鱼。制片厂一直在说：‘哪怕只有一条其他的船，都不能拍吗？’但是他毫不让步。来自制片厂的压力很大，一般导演可能早就妥协了，但他在这一点上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

“史蒂文永远不会知道我们每晚(向环球)汇报当日进展时，受到了多么严重的打击，”扎努克说，“压力都是从那边来的。”制片厂“急于让我们离开那里，制片经理与导演之间总有一条很难把握的界线，因为制片经理始终需要掌控时间。当然，斯皮尔伯格既想把这部片子拍好，也想加快进度，每天晚上他都与制片厂通电话，每到那时气氛都很紧张。我们无论何时都会支持斯皮尔伯格。可有些他想做的事让我们觉得不可理喻——比如一些关于进一步拍摄的建议——我们做不到。

“他会带着极大的热情欣然提出一个想法，然后再进一步深入，直到它变得不切实际。没人有他那样的精力和热情，这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如果你说，我觉得这家人应该养只狗，第二天你就会看到那里有了3只狗。我们会把他拉回来，因为他有时确实会做过头。他对《大白鲨》的最后一个镜头的设想——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当真这么考虑——海面上冒出许多鲨鱼鱼鳍涌向小岛。杀死一条鲨鱼却引来更多鲨鱼，他认为这将是一个绝佳的讽刺。我们说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劝他打消了这个念头。”

斯皮尔伯格说，在那段绝望的夏天，当鲨鱼无法工作时，环球在考虑取消这部影片的拍摄——用好莱坞的行话说就是“解除职务”——或炒他鱿鱼。然而，谢恩伯格坚称“从来没有人想要这么做”，扎努克和吉尔摩也认为，炒掉他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扎努克承认，《大白鲨》当时“受到了特别关注，制片厂曾一度讨论过暂停拍摄，全组撤回到好莱坞解决鲨鱼的问题，而不是当着250人的面进行修理”。当时还考虑过将计划延期一年，来年夏天再回玛莎葡萄园岛完成拍摄，可扎努克觉得“这会摧毁电影已有的势头”。

“我们听着也焦虑不已，”布朗回忆说，“但最后决定，不管拍摄进程有多慢，继续推进才是明智的选择……我们的电影预算大约是450万美元，比原先超出了一倍(算上制片厂的经费，总制作成本约为1000万美元)。我们如何预算成本？这次预算与以往任何影片都不一样。从来没有人为一条鲨鱼做过预算。”

谢恩伯格和环球影业的执行制片经理马歇尔·格林前往片场来决定需要做些什么。吉尔摩回忆起格林：“他是一个老行家，瞥了一眼我们正在做的事，便说：‘再接再厉!’”“谢恩伯格和沃瑟曼没有对我们施加任何压力，”扎努克补充说，“尽管他们很担心，因为投入了资金，但他们从未考虑过拿走摄影机。他们非常支持我们。”

当制片厂的一位高管敦促沃瑟曼把这部电影带回厂里完成时，沃瑟曼问：“难道我们比他们清楚怎么能将这部电影拍得更好吗？”

“不。”这位高管承认。

“那么，”沃瑟曼说，“让他们继续拍吧。”

谢恩伯格的妻子、电视演员罗琳·加里将首次出演故事片，饰演布罗迪警长(罗伊·施耐德饰)的妻子艾伦·布罗迪。她在《大白鲨》及后面3部续集中的两部担任主角，无疑为丈夫扣上了开后门的帽子，但那些指控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是斯皮尔伯格决定把这个角色给她的。扎努克也曾建议让自己的妻子、女演员琳达·哈里森出演这个角色，但他并不知道斯皮尔伯格已经把这个角色给了加里。斯皮尔伯格惊呼：“哎呀，不好!”对斯皮尔伯格来说，让加里出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政治举动”，威廉·林克认为，“扎努克与布朗可能会说：‘这孩子在等着天气转好，等船只驶离海面。’希德与罗琳交谈时，她则会说导演的好话：‘他是位出色的导演。’史蒂文挑中罗琳并不是为了讨好谢恩伯格，她确实非常适合这个角色，只不过他从中捞到了点好处。史蒂文很早就知道拍电影不只是光拍而已——电影是一群人的游戏，而他也玩得不错。”

谢恩伯格到玛莎葡萄园岛探班时，他在斯皮尔伯格与哥特列布同住的房间里与这位导演共进晚餐。晚餐结束时，据谢恩伯格回忆，斯皮尔伯格和哥特列布“借故离开，走到一个角落里开始打字，准备第二天的工作。这绝对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我的上帝!这片子就是这样拍出来的吗？’当时，我脑子里有个念头一闪而过，那就是这些零碎的片段永远没办法组成一部电影。”

第二天，在观看了海上拍摄后，谢恩伯格问导演是否有可能在摄影棚的水池里完成这部电影。斯皮尔伯格这样回答：“为了效果更加逼真，我想在海上拍。”

“可这逼真的效果花费太高了。”谢恩伯格说。

“我理解，但我真的很看好这部电影。”

“好吧，我相信你。如果你想现在辞职，我们会想办法把钱赚回来。如果你想留下来拍完这部电影，你可以继续拍完。”

“我想留下来完成这部电影。”斯皮尔伯格说。

“很好。”谢恩伯格说。

环球影业的制片总监内德·塔嫩回忆说：“哪怕电影进度缓慢、拍摄异常艰辛——事实上的确是进度缓慢、异常艰辛——谢恩伯格都不会对史蒂文置之不理。他们之间的友谊就是这么来的。谢恩伯格当时是环球的首席执行官，但他刚上任没多久，所以对他来说，那一刻也背负着很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