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样一场雄心勃勃的大戏，史蒂文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哈格罗夫说，“他严格遵守日程表，并且准备充分。他会在早上开拍前给我看当天要拍的镜头，他没有画分镜，但我想他脑子里有一个。他毫不含糊。有些导演会先看演员彩排，然后再考虑如何拍摄。史蒂文却反其道而行。他倾向于像希区柯克那样，从对一个场景的具体想象开始。在配音的过程中，他始终监督着影片，导演们通常不会这么做。”

“有些导演只是象征性地(在剪辑室)转一圈，有些则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想要确保这部电影能达到最高水准，”《洛杉矶2017》剪辑师弗兰克·莫里斯说，“史蒂文就是后者，他能参与的都会参与。他很有创意，而且对于剪辑了如指掌。虽然他还只是个小屁孩，但他的个性则像一股清泉。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我和史蒂文的关系从来不像是工作中的同事，这种关系很有趣。”

当《洛杉矶2017》于1971年1月15日播出时，由于其标新立异的风格和切合时代的主题，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对其进行了不同寻常的大力宣传。《每日综艺》的评论员杰克·海尔曼认为，这集电视剧“对于生态问题来说仿佛晴天霹雳……与其他纪录片形式的生态影片不同，这部奇特的混合式作品让人**迭起。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导演能够直击人心。”

“那集电视剧为我打开了不少大门。”斯皮尔伯格说。

如果说《洛杉矶2017》预示了斯皮尔伯格即将成名的华丽视效风格，那么他拍的《欧文·马歇尔：法律顾问》中的那集《为接球手致悼词》则展现出他才华的另一面，即在《紫色》《辛德勒的名单》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更为内敛的人文主义。虽然有可能变成电视情节剧中的陈词滥调，但事实证明，《为接球手致悼词》中对高中橄榄球教练戴维·巴特勒(史蒂芬·杨饰)的立体刻画依旧令人动容，他采用的高压战术对自己的明星球员史蒂夫·巴格特(安森·威廉姆斯饰)来说有致命危险，因为后者患有风湿性心脏病的隐疾。

当他拿到《欧文·马歇尔》的工作时，斯皮尔伯格还拿到了一个关于年轻歌剧演员的剧本。“史蒂文很讨厌那个剧本，”故事顾问杰瑞·麦克尼里回忆道，“现在我知道原因了，但当时我们只觉得他是个被宠坏的孩子。那个剧本有很多对话，情节复杂，而斯皮尔伯格显然想要做自己的东西。他问：‘还有别的吗？’我们找了找，发现了理查德·布鲁埃尔写的《为接球手致悼词》(Eulogy for a Wide Receiver)。史蒂文说：‘神哪，我宁愿拍这个，但是这个需要改动。于是我花了一个周末，从头大改了一遍。”

斯皮尔伯格带到这部戏里来的不仅有拍摄初高中橄榄球赛的实际经验，还有对学校运动员的尖锐批评。这个被他在校报上所报道的运动员屡次欺凌的懦夫，对剧本里高中橄榄球队准军事化的训练进行了抨击，并对一个折磨他的球员予以发自内心的反击。这个欺负他的恶霸最终为了他的文森特·伦巴蒂[19]式的教练而自杀。

“就在我们开拍的前一天，”麦克尼里回忆，“史蒂文进来说：‘天哪，我真沮丧。我去看了《美雏成行》[20]。’史蒂文说《美雏成行》把很多他想在片子里拍的东西都拍了。他原本以为自己想拍的高中橄榄球赛是一个全新题材。那只是个小挫折，他从来没有迷失方向。在橄榄球场上，史蒂文用吊杆和移动摄影车拍了一个长镜头——摄影机从看台上下来，一路跟着演员到达球场。用今天的斯坦尼康来拍，可能这个镜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放在当时，那样的镜头可能需要一两天时间。史蒂文在我们一小时的电视电影里有类似的镜头。你需要一两天才能拍好的东西，他只需一个半小时就能搞定!”

“该集的后半部分发生在法庭现场。作为法律剧，那个场景得拍很久，”麦克尼里说，“每周都要在法庭上拍15页戏份。除了一个人以外，大家都得坐着。拍起来很没意思。我们在《欧文·马歇尔》片场见过优秀、可靠的电视导演，但史蒂文一来就不一样，我们坐下看他拍，感叹道：‘伙计，这跟以前不一样!’他们在法庭上用放映机播放橄榄球赛画面，他透过放映机投射的光线拍摄，把焦点从放映机转移到坐在法庭另一头的少年身上。我从没见过那样的镜头。”

斯皮尔伯格在与演员的合作中也表现出早熟的特质。这部剧的主演亚瑟·希尔，曾参与过爱德华·阿尔比制作的《灵欲春宵》，并因乔治一角而获得托尼奖[21]。刚开始与斯皮尔伯格合作不久，他就对麦克尼利说：“这孩子真了不得。”

“我很惊讶，首先，这么年轻的人居然这么会与人打交道。”希尔回忆，“但更令我惊讶的是他的镜头感。他似乎比别人看得更清楚，不会浪费任何时间，并不像其他导演在拍摄法庭戏时通常做的那样，占用大量的拍摄时间，消耗大量的胶片。他直击重点。我们知道这孩子懂摄影机，但是我们发现他还真的懂得如何调度演员!他的态度很好，这对一个导演来说很有利，可以让你走得更远。他总是说：‘我对这个不是完全了解，但是你愿意尝试一下吗？’当一个导演有这样的态度时，你会愿意为这个导演拼命。”

斯皮尔伯格曾回忆起自己“和电视明星有过不愉快的经历”，尽管他并未指明是谁。拍摄剧集《神探可伦坡》中《书本谋杀案》的第一天，斯皮尔伯格和剧集主演彼得·福克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有一位配角“迷迷糊糊，踉踉跄跄”，林克回忆道，“史蒂文简直快崩溃了。这部戏对他来说很重要，他要拍一个复杂的长镜头。但他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斯皮尔伯格让我和迪克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个可以驾驭长镜头的孩子。大多数导演都做不到，他们对拍摄长镜头毫无头绪。对大多数导演来说，他们只能空谈根本不会拍。但斯皮尔伯格可以进行像戏剧一样的调度，他的布景总是很漂亮。他的镜头从来不会无趣。他会避免那种完全正确的拍摄方法，选择有趣的角度来击中你。”

当发现演员无法完成任务时，斯皮尔伯格很快就不得不重新考虑其他的拍摄方法。“拍电影时你可以绕过这个问题，”林克说，“但是现在不行，只能硬着头皮上。不幸的是，他不得不分解自己的长镜头，他得一段一段拍。他很失望，但我们对他灵活应对问题的能力印象深刻。”

但在他职业生涯的那个阶段，斯皮尔伯格回忆说：“我已经说过，人生苦短，不要关心别人的保姆车大小，或者他们会因为发型师口里有咖啡味而心生不满，很多小事都会让我抓狂。不想按标记走位的演员，希望自己导、自己演的演员，听不进我任何意见的演员，我在电视行业里虽然只有过几次负面的经历，但足以成为让我对电视行业产生反感的理由。”在开始导演电影长片后，斯皮尔伯格倾向于避免和大牌明星合作。他通常选择性格演员，而不是超级明星来担当主角，这不仅让他在片场的工作更加轻松，也符合他对“普通先生”的关注。

由彼得·福克饰演可伦坡这名普普通通的警探，林克称之为“电视领域里的天作之合”。不过完美主义者福克为了控制这个角色而做出的斗争也是堪称传奇。斯皮尔伯格认为这部76分钟的《书本谋杀案》和《平杆完赛》是他最好的两集电视剧。1971年夏天拍摄的前七集《神探可伦坡》中，《书本谋杀案》是第二个开始拍摄的，但它被选为9月15日的首播集，而且是这部长播电视剧中创作者最喜欢的一集。尽管如此，斯皮尔伯格在评论与福克共事时使用的外交式辞令表明，他并没能掌控全局。

“《神探可伦坡》拍得很愉快，”1977年斯皮尔伯格说，“因为拍摄《神探可伦坡》的主要任务是帮助，或者说大部分情况下是看着彼得·福克入戏……彼得当时还在找角色的感觉。我和彼得一起发现了他的经典角色‘可伦坡’。”然而，林克不认为斯皮尔伯格为可伦坡这个角色增添了什么：“斯皮尔伯格来时可伦坡这个角色已经完全成型了。福克当时已经拍了两个试播集，开拍时所有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一开始我们运气还不错，1971年的首播集由一个叫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年轻人导演。”福克回忆，“我告诉制片人林克和莱文森：‘这人来拍《神探可伦坡》是大材小用了。’让我告诉你我最欣赏史蒂文的地方。有次我在排练一幕戏，在街上和一个男人谈话。我突然意识到：周围没有摄影机。而史蒂文在街对面用远距镜头拍我。这在20年前并不寻常，作为演员我感到很舒服，而且拍出的画面很有艺术美感——好吧，这告诉你他不是一般的导演。”

斯皮尔伯格对《书本谋杀案》优雅而克制的导演手法反映了他作为一名专业电影人的成长。这个滑稽的故事讲述了一位没有天赋的作家(杰克·卡斯迪饰，绝佳地演出了角色的油腻感)因忌妒自己的合作伙伴(马丁·米尔纳饰)，而起了杀心，这一系列故事的剪辑史蒂文·布奇柯后来成为《纽约重案组》《洛城法网》等成功剧集的制作人。和《眼睛》或《洛杉矶2017》不同，斯皮尔伯格不需要用华丽的视觉效果来丰富老套的故事情节。“我刚开始拍电视剧时，用了许多花哨的镜头，”他回忆说，“有些构图还不错，但通常会从某人腋窝下穿过或者从某人鼻尖上的某个斜角去拍。我后来不再频繁使用那样的拍摄手法，不再那么专注于技巧，开始更多地从我手中的剧本中寻找文学质感。”

《书本谋杀案》的开场镜头是从极高的地方俯拍杀手奔驰驶过日落大道，再将镜头转向办公室的窗口，窗内毫无戒心的伙伴正在打字机前工作，斯皮尔伯格优雅地使用摄影机来制造悬念和触动观众的情绪。他对声音的非常规运用有助于营造出一种不祥的、令人不安的气氛：在整个开场，整部影片出奇地安静，我们只能听到打字机的咔嗒咔嗒声。斯皮尔伯格建议作曲家比利·戈登伯格使用这个打字机的主题，后者便将打字机的声音编进了乐谱。

为另一个谋杀场景混音时，斯皮尔伯格和林克想出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桥段，也许是受到了1929年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勒索》中类似的手法的启发。“通常是制片人或者联合制片人负责最终混录，”林克说，“导演一般都会去干别的事了，但斯皮尔伯格不是，斯皮尔伯格就在那儿。女人被攻击的老套表现手法是一声尖叫，斯皮尔伯格和我决定要剪掉那声尖叫并将画面变黑，在其中只使用配乐。我的合伙人很不喜欢，直到迪克死的那一天，他都不喜欢。那算是我们做的一种抽象的东西。”那是在创作中斯皮尔伯格和莱文森或者林克之间唯一的分歧。“我制作的片子中，只有这部，”林克说，“我和迪克看导演剪辑版的时候会说：‘暂停。’史蒂文很生气，他说：‘我还想剪掉20英尺的胶片呢。我们说：‘史蒂文，请便，随意剪。’”

《每日综艺》的托尼·斯科特在评论《书本谋杀案》时表示对剧本持保留意见，但称整出戏“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手上有大师之风”。在仅仅两年半的时间里，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媒体口中从“菜鸟”成长为“大师”!

“我们为这部戏而自豪，”斯皮尔伯格和《平杆完赛》中的合作者在NBC的宣传短片中表示，斯皮尔伯格更表示这是“我的最佳电视作品”。

拍摄于1970年秋天，于1971年3月15日播出的那一集《心理医生》由克鲁·古拉格饰演一名临死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被希德·谢恩伯格在拍摄结束后不久的采访中称为“我看过的导得最好的电视剧”。公司里大多认同谢恩伯格的看法。在进行了第一次内部放映后，电视剪辑总监理查德·贝尔丁回忆说：“大家看完都沉默了，每个人都热泪盈眶，那集太棒了。这就是史蒂文真正的起点之作。”

当片子还拍着时，一种不寻常的感觉就开始在片场弥漫开来。“史蒂文拍的胶片都足以剪成一部长片了。”查克·西尔福斯回忆说，“有一天，我碰巧在街上遇到了摄影部门的负责人比尔·韦德，他告诉我：‘你得去摄影棚看看，你再也不会见到那种场面了，你的朋友斯皮尔伯格在导戏。’我说：‘我见过别人导演。’他说：‘你肯定没见过剧组人员站那儿哭。’他们当时正在拍摄克鲁·古拉格死亡的那一场。我没有过去，但是其他几个人去了，他们说拍到最后现场一片死寂。斯皮尔伯格喊‘停’之后，在镜头之间的空当，现场依旧一片死寂。”

斯皮尔伯格认为《平杆完赛》和《心理医生》的另一集《马丁·达顿的异想世界》都带有强烈的个人风格，主要是因为制作人杰拉德·弗里德曼允许他“在剧本创作时加入很多自己的想法，所以这是一个真正的挑战”。在《马丁·达顿的异想世界》中，编剧柏·梅塑造了一个与斯皮尔伯格本人有着强烈共鸣的主角：一个逃离麻烦家庭生活的孩子(斯蒂芬·胡迪斯饰)。“这集敏感的电视剧中的许多元素显示出斯皮尔伯格与孩子们的融洽关系，”马克·威雷奇在1982年发表的一篇有关斯皮尔伯格电视作品的文章中写道，“……两集《心理医生》都以迷人的达利式梦境序列为标志，并通过洛伊德·埃亨精湛的摄影技术为观众呈现。这两集电视比其他任何剧集都更贴近斯皮尔伯格当前作品的核心，这些异常敏感的、血肉丰满人物陷入了颠覆他们日常生活的危机之中[22]。”

《平杆完赛》根据托马斯·德雷克的作品改编，由德雷克、弗里德曼、梅和赫伯·伯曼编剧，这对一个年轻导演来说似乎是经验之外的领域，因为该剧主要描述一个男人正面临即将到来的死亡。但这个故事，以及制片人给予他的创作自由，使斯皮尔伯格能够从自己的童年经历中，挖掘出以前从未探索过的深度情感。拍摄过程中，斯皮尔伯格说“自从用8毫米摄影机开始拍摄以来，这是我第一次可以把上午9点出现的想法，融入下午2点的拍摄中去”。

他以古拉格的两个高尔夫球友来医院看望他的场景为例：“剧本写的是，他们很不舒服，古拉格已经多次面对死亡，但这两个男人做不到。他们无法认同他的观点，最终不得不离开。我上午刚有个想法——也许可以让这一幕更感人，那两个高尔夫球手也许可以用铲子把整个第18洞挖出来，放在鞋盒里，插上旗，然后带去病房，把这个礼物放在他身上。当拿到礼物时，他打开盒子，里面是泥土、绿草和旗帜。一定妙极了。这时克鲁哭了起来——作为一个人，也作为一个演员。摄影机一开拍，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放声大哭。他把草从洞里拔出来，把泥土捏碎弄得满身都是，然后感谢他们给了他这个礼物，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一个临时的想法造就了这个感人至深的时刻。不是一切都要按剧本来的，一天有那么长的时间，摄影机里有那么多胶片，预算里多的是钱。”

《平杆完赛》中最令人难忘的一幕是琼·达林扮演的古拉格的妻子。查克·西尔福斯生动地回忆起斯皮尔伯格对这一场景的特殊处理方式：当她从医生那里得知丈夫只有几日可活时，“她走进他的房间，强装笑颜。她走到走廊上时，突然你从脸上的表情和她的肢体语言中知道她只是勉强坚持着。她看到走廊尽头有一个公用电话，便拿起电话，想要打给远方的母亲。谈话中她几近崩溃。我的天啊，这表演真是太棒了。”

“她侧身对着电话，摄影机离她很近。我想，开拍后她肯定会十分心烦意乱。听见电话被她拿起，她转过身背对着镜头。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导演都不会在此时让镜头离开她的脸，但斯皮尔伯格不是这样!他让摄影机逐渐后退，你听见她说了一个词：‘妈妈。’史蒂文可以反其道而行地表现亲密感。整集片子都是那样，他打破了所有规则，而且因此完成得更好。”

被邀请出演《平杆完赛》的角色时，达林“住在鳕鱼角，正考虑是否应该退出影坛。我接到经纪人的电话：‘你明天上午10点能来环球的片场吗？’某个女孩不能演了，制片人记得我演的《维尔比医生》。我跟他说：‘我要下午才能到。’他们去机场接我，然后直接带我去换装。我还没见过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当我第一次到片场时，我总喜欢先看看导演如何工作。我四处寻找导演，却看到一个戴牛仔帽的小孩。我走过去偷听，他跟克鲁说了几句话，我想，天哪，他真的是导演!

“那天晚些时候，我们仍然没有见面，我坐在一棵树下。史蒂文过来对我说：‘你知道肯尼迪总统被枪杀后，杰奎琳·肯尼迪——’我说：‘别再说了，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那一刻我们心意相通。那是我们之间信任的开始。我知道他想要我的最佳表现，而且他接受性很强。当他说‘像杰奎琳·肯尼迪一样’的时候，我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要我演出的是杰奎琳·肯尼迪的风度，以及她面对不幸的恐怖时的行为方式。我明白这一点，也知道该怎么做。他相信我能理解他。这绝对是个优秀的导演方式——给演员提供一个能让他觉得津津有味的范例，但不发号施令。

“我马上意识到他对心理的理解和我一样复杂。对这个世界和身处其中的感觉，我们都怀有一种难以置信的热情，一种纯洁的孩童般的热情，我们都有好奇心，对人类行为有着复杂的兴趣。他有一个伟大的灵魂。他能看到太多，我不是说视觉上他所看到的细节，他看到一个人的多面性。我得努力去赶上他。《平杆完赛》是一部了不起的作品，片子探讨的都是成人的问题，他对世界的成熟认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认为从这部作品开始，直到《辛德勒的名单》之前，他都没有向世人展示他在此方面的真正能力。”

后来，达林自己也成了一名影视导演，并执导了斯皮尔伯格的电视剧《神奇故事》中的两集，包括斯皮尔伯格妹妹安妮的童年鬼故事《如果》。“刚开始做导演时，”达林回忆说，“我打电话问他：‘我该怎么办？’他说，买一双好穿的鞋。我说：‘好。’第二次我要导演一部长片，我打电话给他，他正在《第三类接触》的片场。他说：‘少拍点人们进进出出的镜头。’我问他：“史蒂文，如果档案员来问我你给了我什么建议，你想让我告诉他们你说了什么？’他说：‘好吧，这样没用。’我跟他说：‘我对摄影机一无所知，我怎么知道该把摄影机放在哪里？’他说：‘你注意一下看排演时你自己站在哪里，就把摄影机放那里吧。’这句话意义深远，因为它让我关注‘我在讲什么样的故事’。”

《每日综艺》评论员托尼·斯科特称赞《平杆完赛》导演得十分精彩：“古拉格对面临死亡的高尔夫球手抱怨命运的有力诠释，令人不安地提醒着我们生命的脆弱。饰演生不如死的妻子，达林小姐的表演值得特别关注，特别是给母亲打长途电话的那一幕，她塑造了一个生命中祸不单行的辛酸形象……将古拉格和达林的关系呈现得很美。”

“年轻的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以执导的那部小电影，奠定了自己作为好莱坞最令人兴奋的天才之一的地位。”《洛杉矶时报》的塞西尔·史密斯在1973年写道。史密斯又补充说，自从看过达林“那令人揪心的表演”后，便成了她的“铁杆粉丝”。

查克·西尔福斯被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平杆完赛》深深打动，甚至质询自己的徒弟：“史蒂文，你怎么知道痛苦是什么？你那么年轻，怎么会懂得痛苦？”

斯皮尔伯格告诉他：“我以前每个星期都会去养老院看望我的外公(当时菲利普·波斯纳住在斯皮尔伯格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家附近)。我只是观察他，我会一边玩耍，一边观察他，观察母亲还有医院里的其他人。”

“显然他观察到的不只是表面上发生的事情，而是生命中重要的事，”西尔福斯意识道，“这个小男孩躲在后面观察着。我想他从睁开眼起，就一直在观察别人。不知怎的，他能够看到表象背后的东西。”

1968年以来，斯皮尔伯格一直和拉尔夫·布里斯住在环球影业对面拉格尔广场3649又二分之一号的一间两居室老平房中，那是一栋位于圣费尔南多谷小巧而方便的住宅，这里唯一值得纪念的便是鲍比·达林住在这儿时创作了自己的热门歌曲《啪嚓扑通》(Splish Splash)。

“我们没怎么一起出去玩过，”布里斯回忆，“他交过好几个女朋友，其中一个是经纪人。我们曾试图一起做些什么，但最后我们各奔东西。”

导致这二位室友分开的是生活中的两次剧变。一次是自然的，另一次是经济上的。

“史蒂文从1971年的地震中把我救了出来，”布里斯回忆，“地震发生在清晨6点(2月9日，圣费尔南多谷受灾最严重)。前一天晚上我在外面开派对，喝得酩酊大醉。地震来袭时，我突然惊醒，恍惚中还以为有一波巨浪从山上袭来。于是我把床单盖在头上，开始祈祷——那时我很信这些。我的房间位于这栋小公寓的后部，史蒂文的在中间。他冲进来大喊：‘地震了!快跑!’我们穿过客厅——音响都倒了，但是房子还没有垮。我们跑到一座小山上，旁边是泳池，可以眺望群山。我们可以看见地震袭来时群山都在起伏，我们可以看到变压器爆炸。这个山谷仿佛成了**。我们损失了不少，但我们当初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吓坏了，跑去了夏威夷。他和环球签了一份新合同，还买了一栋房子。”

斯皮尔伯格在1970年12月签署的合约，被这位导演形容为将自己两年前签下的七年独家合约“修正得更自由”。据《每日综艺》报道，斯皮尔伯格现在有“一份为期五年的独家制片人合约，和一份为期六年的非独家电影电视导演合约”。新合约给了他足够的自由，让他不再想着离开环球奔向更广阔的草原而永不回头，但他仍然要优先为环球服务。这份合约也让斯皮尔伯格在好莱坞有了一定的根基，足够让他给位于休闲但时髦的月桂谷的小房子支付订金，最后以5万美元买下这栋房子。他和一条名叫埃尔默的可卡犬住在一起，房子里贴着电影海报作为装饰，斯皮尔伯格把这种风格称作“单身汉范儿”。

制作了1971年的长片《苏珊娜的二次拜访》(The Second Coming of Suzanne)后，布里斯想要再制作另一部电影但未果，之后开始了忙碌的制片经理生涯，但自从与斯皮尔伯格合作拍了《安培林》之后，两人就再没合作过。“我们最终分道扬镳，”布里斯说，“我偶尔还会碰到他。我家里有一张他签名的《E. T. 外星人》海报：‘致我曾拥有的最长久的友谊。’”

斯皮尔伯格搬到月桂谷后，主要的社交生活就是看电影，或者请朋友来家里一起看电影和电视剧。他尽量不参加好莱坞的大型聚会，但只要出席，他就会变得很商务范儿。琼·达林曾惊叹，“史蒂文是多么聪明啊，他知道要想在事业上取得成功，社交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但他也很享受作为一名成功好莱坞导演的社交优势。“没有哪个女人认为他是个书呆子，”达林说，“他很喜欢和漂亮姑娘约会。我一直觉得他很有魅力，他的幽默感、他的顽皮——他是我喜欢的那种人。”她觉得，即使斯皮尔伯格不过20出头，他还是有一种不满足的冲动，想找到合适的女人建立家庭以求安稳：“家庭对他来说真的很重要。”

达林及丈夫比尔·萨瓦诺(歌手兼编剧)也成了斯皮尔伯格社交圈中的成员，“我们会去看电影，吃东西，再一起聊聊电影，”她回忆说，“我们会躺在地板上大笑。我们一起写过一部3页脚本的电影，我们还写了一部关于龙虾的剧本。我们会一直笑到犯傻。史蒂文、比尔和我会去里河畔赛车场。我有一台超8摄影机，我把它交给史蒂文，然后他会拍出一整部片子。他和比尔都很喜欢小玩意儿——不仅是和电影相关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有一回，史蒂文打电话给我们说：‘你们一定要去圣莫妮卡和谢内加大道拐角的保龄球馆。’那里有最早的电子游戏，战斗机飞行员的故事类游戏，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他总是充满好奇。

“我们都在工作上很有野心，但我们都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工作。史蒂文知道他想拍长片。我们会讨论如果史蒂文真能导演一部长片，那么我们能够怎么做。我记得曾对丈夫说过，当史蒂文非常沮丧地试图卖出剧本和找到突破点的时候，无论他内心多么痛苦，他总能积极向前。”

不是所有人都能同情斯皮尔伯格的挫折。《欧文·马歇尔》的故事顾问杰瑞·麦克尼里记得斯皮尔伯格导演那部剧不久后发生的一件小事。麦克尼里和制片人乔·爱泼斯坦在环球的片场漫步时，“史蒂文开着一辆绿色的小型敞篷奔驰过来，然后停了下来。他正在抱怨着什么，我记不清了。史蒂文开车走了后，乔说：‘孩子啊，有几个孩子在你的年纪能开上敞篷奔驰？你要为你的工作感到知足。’”

“电视对我来说不是一种艺术，只是一份工作。”斯皮尔伯格在1995年回忆，“因为电视，我真的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我是否想继续做电影，因为我感觉好像在血汗工厂做苦力，就连12岁时拍8毫米电影时的兴奋和满足都**然无存。我失去了那种**，因为电视让我窒息。直到我开始拍故事片时——实际上是我开始拍电视电影和《决斗》时——我才重新找回拍电影的乐趣。”

[1]　奥斯卡规则规定，必须于12月31日前在影院公映至少一周，才可以参加奖项评选。——编者注

[2]　奥托·普雷明格(Otto Preminger)，美国演员、制作人、导演，代表作包括《蓝色月亮》和《金臂人》。——译者注

[3]　环球立刻让麦克迈勒参演了电视剧《天罗地网》。《安培林》也帮助她参演了华纳兄弟1970年的约翰·韦恩电影《白谷太阳》。她也在其他几部电影中客串，但没能大红大紫。

[4]　贝蒂·戴维斯(Bette Davis)，美国电影、舞台剧女演员，代表作包括《女人女人》《艳窟泪痕》《红衫泪痕》， 1977年获美国电影学院终身成就奖。1999年，被美国电影学院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银幕传奇女星”第2名。

[5]　另外两集由电视导演鲍里斯·萨加尔和巴里·希尔执导。

[6]　对环球影业的戏称。——译者注

[7]　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美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代表作是《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曾从事新闻记者、杂志编辑等工作，一生写了大量的短篇小说，1972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译者注

[8]　斯皮尔伯格以影片《E. T. 外星人》的片名以及保护它的小男孩艾略特来呼应艾略特的名字。

[9]　斯皮尔伯格1987年的电影《太阳帝国》背景设定在二战中的上海，与片中年轻的主角不同，麦达沃伊在战争中并未与父母分离。斯皮尔伯格拍摄该片时，麦达沃伊向其提供了家庭照片以协助斯皮尔伯格的研究。

[10]　卡茨基尔山脉位于美国纽约州，阿利根尼高原的切割部分，是阿帕拉契山系一部分。——译者注

[11]　1969年斯皮尔伯格想要导演《基督教徒的甘草店》却未能成功，该片讲述了一名年轻网球运动员寻找生命意义的离奇故事。最后该片的导演工作交由参与过电视剧《曼基乐队》制作的詹姆斯·法威利，由博·布里吉斯主演。该片仅在1971年进行了短暂上映。

[13]　经过重剪，索尔特和厄曼改用假名奇普·罗森和比尔·萨普森，弗莱尔和克莱森也去掉了自己的名字，制片人则署名为伯里斯·威尔森，一个虚构出来的名字。

[14]　詹诺特·茨瓦克重拍了部分内容。

[15]　斯皮尔伯格1971年执导的电视剧集《LA 2017》是其中的一集。

[16]　18毫米超出了变焦镜头的范围，需要更换专门的广角镜头。更换镜头并指定焦段一般是电影导演的要求，摄影指导这里的意思是让斯皮尔伯格老老实实地按照电视的规格来拍摄。——译者注

[17]　马克·森内特(Mack Sennett)，加拿大导演、制片人，曾担任《一夜风流》(1917，哈里·麦科伊导演)、《冷酷的爱情》等电影的制片人。——译者注

[18]　莱文森和林克创作了《心理医生》剧集，但并未参与制作。

[19]　文森特·伦巴蒂(Vincent Thomas Lombardi)，美国橄榄球教练，以粗鲁的举止和铁腕纪律著称，橄榄球NFL超级碗奖杯以他的名字命名，被认为是史上最伟大的橄榄球教练。——译者注

[20]　法国导演罗杰·瓦迪姆的黑色喜剧(1971年上映)，罗克·赫德森扮演的高中橄榄球教练不仅与女学生上床，而且还是一名杀人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欧文·马歇尔》中的演员约翰·大卫·卡森也参演了本片。

[21]　托尼奖，全称为安托瓦内特·佩里奖(Antoinette Perry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Theatre)，是由美国戏剧协会为纪念该协会创始人之一的安托瓦内特·佩里女士而设立的，设立于1947年。托尼奖一直被视为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常设奖项24个，每年6月举行颁奖仪式，通过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出。——译者注

[22]　环球影业把《马丁·达顿的异想世界》和杰夫·科雷导演的那集《心理医生》合在一起，将两集电视剧重新剪为一部电影，在欧洲放映后，1980年又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播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