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初“重塑凯尔特人”之后，伴随着浪漫主义出现的还有一种更严肃的尝试，那就是要在大西洋社会中建立身份认同和忠诚，他们很快开始称自己为欧洲的“凯尔特国家”。从中可以发现三个相互重叠、相互影响的线索，即文化整体性、语言和民族主义。为了建立文化的整体性，有必要建立各种机构来识别和培育区域文化的方方面面，并通过定期出版书籍和举办活动来宣传其成果。在这方面，威尔士人一马当先，1751年成立了阿伯加文尼威尔士人学会(Society of Cymmrodorion)，1771年成立了格温内思郡学人学会(Society of Gwyneddigion)，后者致力于威尔士文学的研究。几年后，一年一度的文艺年会(Eisteddfodau)的古老传统被恢复，各种各样的艺人聚集在一起同台竞技，其中包括吟游歌手、词曲作者、竖琴手和讽刺作家。在17世纪中叶，文艺年会被认为已经过时，但在1789年，在一群自称伦敦威尔士协会成员的伦敦商人的支持下，这个传统得以复兴。第一次现代的文艺年会在北威尔士的巴拉(Bala)举办。在这之后不久，爱德华·威廉姆斯创作了戏剧模仿德鲁伊仪式的游吟诗人集会，后来被嫁接到1819年的文艺年会上。1858年在兰戈伦(Llangollen)举行了第一次全国文艺年会，这个传统延续至今，伪德鲁伊的色彩依然存在。

对威尔士文化来说，也许更重要的事件是1848年威尔士考古协会(Cambrian Archaeological Association)的创立，协会把致力于研究威尔士古代文物的专业学者和业余学者聚集到一起，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威尔士和布列塔尼之间很早就建立了学术联系。正是在1838年阿伯加文尼举行的文艺年会上，布列塔尼民俗学家拉·维拉马克被接纳为吟游诗人团的成员。1870年，威尔士考古协会发表了一篇关于布列塔尼铁器时代悬崖城堡的记述，作者是勒曼(拉·维拉马克的尖锐批评者)。最近(1996—1997年)布列塔尼考古学的元老P. R. 吉奥特(P. R. Giot)曾担任该协会的主席。

在苏格兰，文化发展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1745年的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及对其暴力镇压和随之而来的高地清洗事件(Highland Clearances)，摧毁了原本在偏远地区蓬勃发展的传统文化。高地人不再被视为威胁，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形象变得温顺。沃尔特·斯科特爵士的著作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在他1818年出版的浪漫小说《罗伯·罗伊》(Rob Roy)中，主人公是一个劫掠牲畜的高地暴徒。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野蛮而危险的盖尔人被重新包装，供上流社会消费。四年后，也就是1822年，乔治四世成为第一位访问苏格兰的英国君主，他在这个场合穿的衣服被认为是正宗的苏格兰服装——这一传统至今仍由现在的威尔士亲王保持着。此后，苏格兰作为旅游胜地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因此需要树立一个独特的文化形象。真正古老的服饰传统、公共集会和娱乐活动都经过精心培养、净化和重新编排，成为现在深受美国游客喜爱的苏格兰短裙、高地游戏和苏格兰舞蹈。然而，在所有这些离奇古怪的改造之外，还有一个悠久的学术传统。作为最受尊敬的机构之一，成立于1780年的苏格兰古物学会(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一直是苏格兰研究的学术重地。

在爱尔兰，成立于1785年的爱尔兰皇家学会(Royal Irish Academy，现在仍用这个名字)为各个领域的爱尔兰研究提供了焦点，其中包括科学、文学、古物和历史。成立于1869年的爱尔兰古物学会专门研究历史。

威尔士和苏格兰很少产生真正具有国际声望的文学人物，不同的是，爱尔兰一直是创意写作的源泉。1893年盖尔联盟(Gaelic League)的成立，为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佐证。它的目标很广泛，那就是要保留爱尔兰语和爱尔兰风俗。几年之内，其他机构也成立了。1899年，格雷戈里夫人(Lady Gregory)、W. B. 叶芝等人在创立爱尔兰文学剧院(Irish Literary Theatre)和后来都柏林的阿比剧院(Abbey Theatre)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间接受益于早期这种对表演和文字的狂热的爱尔兰作家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包括叶芝、约翰·米林顿·辛格(John Millington Synge)、萧伯纳、乔伊斯和贝克特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格雷戈里夫人对爱尔兰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她发表了一部可读性很强的《阿尔斯特史诗》(Ulster Cycle)释义，使早期英雄的事迹第一次为广大读者所知，使世界认识到爱尔兰所继承的优秀的通俗文学。在斯威夫特辛辣的讽刺及辛格的风景描绘和乔伊斯的史诗中，我们不难看出对这种传承的某些突破。

在法国，我们发现人们对高卢人的过去有一种更复杂，有时甚至更矛盾的态度。在法国大革命的余波中，人们深切地感到有必要重新建立与过去的联系，跨越已经出现的严重分歧。拿破仑把著名的《垂死的高卢人》雕像带到法国，因为他意识到这一形象可以提醒他的同胞，不要忘记他们的凯尔特血统。1805年，凯尔特学会(Académie Celtique)在法国巴黎成立，旨在通过鼓励学术研究来强化这一理念。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拿破仑继承了凯尔特传统的主题，后者1848年被选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四年后，他策划了一场政变，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并获得了拿破仑三世的称号。此后，他改变了法国的文化和价值观，直到1870年在色当战役中遭遇可耻的失败。

拿破仑三世早年对铁器时代考古学非常感兴趣，于是在1860—1865年间资助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田野调查和发掘项目，旨在为恺撒大帝的战役提供地形和考古学背景。在300名助手的协助下，来自阿尔萨斯的斯托菲尔上校(Colonel Stoffel)被指派寻找主要交战地点的任务，包括著名的凯尔特战争领导人维钦托利在阿莱西亚的最后一战，而布里奥特(J. G. Bulliot)在比布拉克特[Bibracte，即波弗莱山(Mont Beuvray)]发掘出了埃杜维人的首都。这两个项目的成果很快就出版了，其中前者的成果就是权威的、作者是拿破仑三世的《尤利乌斯·恺撒史》(Histoire de Jules César)。与此同时，拿破仑三世在各种活动中收集了大量铁器时代的文物，为1863年在巴黎建立的国家古文物博物馆(Le Musée Nationale des Antiquités)奠定了基础。

现在要弄清拿破仑三世参与这些非凡工程的动机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他对过去有真正的学术兴趣，但他不会没有认识到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法国正面临着来自外部侵略者——德国人——的威胁，虽然在当时分裂为不同的国家，但他们正渴望早日建立自己的国家。当年恺撒入侵时，高卢人也受到了来自日耳曼人的威胁，但一个令人尴尬的事实是，高卢人被罗马人打败了。勇敢地保卫他们的土地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然而，高卢人与罗马人和平定居下来的事实也是如此(法国考古学家一直将罗马高卢文化称为“高卢-罗马文化”)。他们一起抵御了日耳曼的威胁，享受了长达400年的繁荣。这是一个需要传达的复杂信息，其中不乏一些模棱两可之处。

即使在今天，考古学有时仍被用来为政治服务。1984年，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重新发起了一场对波弗莱山的考古发掘，由法国政府资助。这项工作是在法国的全面控制下由多国团队进行的，并促成了欧洲波弗莱山考古中心(Centre européen d’archeologie du Mont Beuvray)的创建。有人建议把这个机构放在法国要引领欧盟的背景下看待，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但在法国人对他们的凯尔特历史背景的声明中，还有其他模棱两可的地方。公元5世纪，法兰克人、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大量涌入高卢，本地化人口的基因占比大大降低，土地没有被占领的布列塔尼人抓住这一事实，声称他们才是凯尔特人唯一真正的后代。早在1843年，布列塔尼人协会(Association Bretonne)就成立了，但随着1867年在圣布里厄第一次凯尔特人大会的召开，他们提出了更严肃的要求。拉·维拉马克向所有其他“凯尔特人国家”——康沃尔、爱尔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亲友发出了派遣代表的呼吁，在他看来，法国当局劫持了凯尔特考古，而他则对此提出了挑战。法国人慷慨激昂地在阿莱西亚竖起了维钦托利的巨型雕像，两年后，第一次凯尔特人大会召开，这是耐人寻味的。这是法国政府积极压制布列塔尼文化和语言的时期。

图16　高卢人战争首领维钦托利的雕像，1865年在拿破仑三世的支持下立于阿莱西亚。公元前52年，维钦托利在这里对罗马人进行了最后的反抗

在布列塔尼，许多学者正忙着通过研究口头传说(尤其是保存在民谣中的口头传说)来加强布列塔尼文化。拉·维拉马克的早期民俗作品《布列塔尼歌谣》问世之后，出现了一大批民俗学研究者，尤其是弗朗索瓦-马利·吕泽尔(Fran ois-Marie Luzel， 1821—1895)、让-玛丽·德·庞格恩(Jean-Marie de Penguern， 1807—1856)和阿纳托尔·勒·布拉兹(Anatole Le Braz， 1859—1926)。

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54年在巴黎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凯尔特民族诗歌》(The Poetry of the Celtic Races)，其中对凯尔特人有一种更浪漫、更广泛的看法，并提出了凯尔特人和欧洲其他种族之间结构性对立的概念。在开头的段落里，勒南将他的家乡布列塔尼与邻近的曼恩和诺曼底进行了对比。他写道：

“当年你踏上布列塔尼的土地，一阵冷风吹来，带着模糊的忧伤，把灵魂吹向别的思绪。树顶光秃而扭曲，色彩单调的荒野向远处延伸。每走一步，都有花岗岩从土里伸出来，稀少的泥土根本盖不住它。一片几乎总是阴郁的大海，用永恒的呻吟环绕着地平线。”

对他来说，这象征着布列塔尼凯尔特人阴郁的内在本性，与“诺曼人的庸俗、丰腴和繁荣”形成对比。他看到的这种对立存在于凯尔特西部的所有其他地区。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勒南的文章对马修·阿诺德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在1865—1866年在牛津大学所做的题为《凯尔特文学研究》(Study of Celtic Literature)的系列讲座。在最后一篇演讲中，他呼吁在牛津大学设立凯尔特研究的教席。第一位凯尔特学教授是在1877年上任的。当时的牛津大学并不以其决策速度而闻名。

勒南所描绘的布列塔尼的偏远对其他人来说是一种**。布列塔尼所代表的“野**”(la vie sauvage)每年夏天吸引了大量艺术家来到这里。阿文桥(Pont Aven)闻名世界(尤其是在美国人中)，吸引了各国画家到来，保罗·高更(Paul Gauguin)在前往塔希提岛之前也在这里待过。到了19世纪末，偏远已经成为趣味的同义词。对农村及其居民的“他者性”的迷恋，已经成为一种怀旧之情。成千上万的明信片插图都表达了这种怀旧之情，甚至连阿纳托尔·勒·布拉兹的畅销民俗学书籍的标题也是如此，如《朝圣节之地》(The Land of Pardons)、《阳光和薄雾的故事》(Tales of Sun and Mist)和《来自布列塔尼的老故事》(Old Stories from Brittany)。勒·布拉兹很清楚布列塔尼正在退化成我们现在所说的主题公园。1901年，他写道：

“弄几个露天的尖塔，几尊耶稣受难像，布列塔尼风笛的曲子，最好还有布列塔尼双簧管，再加上一枝或一束金雀花，一些风，一些雾，还有雨和大海，然后把所有混在一起，用力摇晃……这就是布列塔尼。”

在讲凯尔特语的国家，文化身份的建立依赖于对语言的扶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少数民族语言有一种自然的消亡趋势，凯尔特语也不例外。最后一位讲康沃尔语的人死于1777年。除某些仪式性的场合外，曼岛语也不再被使用。其他的语言也受到了威胁，尽管越来越多的人想扶持它们。

最成功的是威尔士语。1967年的威尔士语言法案规定，威尔士语在公国与英语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使之开始壮大起来。在所有的凯尔特语中，威尔士语现在拥有最多的习惯性使用者。所有学校都强制教授威尔士语，最近有一所学校甚至要求学生签署一份协议，在学校场地的任何地方不得讲英语(这是一种非常可疑的要求，肯定违反了人权)。在爱尔兰，政府为讲盖尔语的地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现在爱尔兰讲盖尔语的人数最多(超过100万)，但仅有五分之一的人是习惯性使用盖尔语的人。在苏格兰，赫布里底群岛仍然广泛使用苏格兰盖尔语，人们强烈希望把它作为一种活的语言来使用，但是在苏格兰的其他地方，盖尔语的使用率在稳步下降。在布列塔尼，尽管努力维持盖尔语，但由于19世纪法国官方对同质化的渴望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其衰颓之势还没有停止，许多人认为要阻止这种趋势为时已晚。

然而，还是有一些希望的火花。少数狂热者使用一种经过修订的康沃尔语，这种语言是学者在威尔士语和布列塔尼语历史遗留的基础之上创造出来的，最近(2002年)被承认为英国六种官方少数民族语言之一，这是受到《欧洲区域或少数民族语言宪章》(European Charter for Regional or Minority Languages)承认的。康沃尔的路标现在开始使用康沃尔语，第一部康沃尔语电影《苦涩的甜蜜》(Hwerow Hweg)已经上映。

1532年，布列塔尼被割让给法国。英吉利海峡对面的几个国家的联合，则花了更长的时间。1707年的《联合条约》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联合在一起，但直到1801年1月1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才成立。联合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要求独立的呼声，这种呼声在20世纪变得越来越响亮和尖锐，这四个讲盖尔语的国家都有极端分子组织准备使用恐怖战术。在爱尔兰，问题最终在1918年的大选中发展到**，当时寻求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赢得了105个席位中的73个，但是他们不是派代表前往威斯敏斯特，而是在都柏林建立自己的共和政府。下议院(Dail Eireann)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呼吁“英国驻军撤离我国”，鼓励爱尔兰共和军发动游击战。最终在1921年，经过长时间的谈判，爱尔兰自由邦在南方建立，很快成为爱尔兰共和国的一部分，留下以新教徒为主的北方的六个郡，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20世纪60年代初的民权运动和1969年爆发的宗派暴力导致了北爱尔兰长期的流血冲突和相互指责。1998年的《耶稣受难日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可能会提供一条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爱尔兰，宗教造成的分裂似乎压倒了团结的呼声。

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地区独立的进程较为平静，很少受到严重暴力事件的困扰。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各种小型民族主义团体，最终让位给1925年成立的威尔士民族党(Plaid Cymru)和1934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Scottish National Party)，但当地人对独立的兴趣发展缓慢。在1979年举行的关于有限自治权的公投中，威尔士人以压倒性的优势拒绝了这一提议，而只有三分之一的苏格兰选民表示支持。然而，到了1998年，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在那一年，苏格兰议会和威尔士议会获得了广泛的权力。地方分权能够走多远，还有待观察。在布列塔尼，反对法国中央集权的势力开始组织起来，最后于1898年成立了布列塔尼地区主义联盟(Union Régionaliste Bretonne)。此后，有一些团体要求从法国分离出去，但通常没有得到多少认真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于1932年的法国布列塔尼民族党(Parti National Breton)在法国被纳粹击败后的1940年，提出了一项争取独立的谈判计划。这个计划无果而终，但是这一提议让布列塔尼的民族主义沾上了纳粹主义的污点。最近，独立事业被左翼环保运动“战斗”(Emgann)所接管，他们的运动涉及广泛的地方问题。偶尔也会发生暴力事件，比如2000年，一个自称“布列塔尼革命军”(Armée Révolutionnaire Breton)的组织炸毁了一家麦当劳餐厅。但是由于布列塔尼人享有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的争论主要围绕着环保问题和扶持布列塔尼的语言和文化的必要性展开。

图17　布列塔尼的独立集会

与此同时，虽然每一个讲凯尔特语的国家都有自己的组织来解决当地的问题，但古老的凯尔特大会的精神依然存在。2001年，大会在雷恩召开，主题是“今日凯尔特人的历史——没有记忆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民族”。其中一个参观地点是圣奥宾-杜-科米尔(Saint-Aubin-du-Cormier)的战场，在1488年，布列塔尼人在那里为他们的独立而战，但最终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