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共同历史的模糊记忆以及使用相似方言这一事实，大西洋沿岸讲凯尔特语的群体可能已经承认了某种程度的亲缘关系，不过他们从未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也没有丝毫的迹象表明他们相信自己是凯尔特人。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罗马世界在西方的崩溃，真实或想象的凯尔特人的概念似乎已经被遗忘。

直到16世纪，西欧的新兴国家一直满足于接受那些讲述他们的起源及遥远过去的神话故事，这些故事与《圣经》或特洛伊神话有关，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人们希望为历史创造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在修道院解散时，约翰·利兰(John Leland， 1503—1552)等学者游历了英国各地，收藏手稿，对文物进行第一手的观察。在欧洲的其他地方，其他学者发现了藏在修道院图书馆里的古典作家的作品。塔西佗的《阿古利可拉传》(Agricola)于1480年前后在米兰出版，恺撒的《高卢战记》于1511年在威尼斯被公之于众。这些著作和其他古代文献，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研究框架。这是欧洲人第一次看到罗马人之前的先民的样子。

有了大量的新资料，学者可以开始写历史了。在法国，让·勒·费弗尔(Jean Le Fèvre)于1532年发表了《高卢的花和古文物》(Les Fleurs et antiquités des Gaules)；在英格兰，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于1586年用拉丁语发表了《不列颠志》(Britannia)。对古代高卢人和不列颠人的认识第一次有了实质性的内容。然而，正是苏格兰历史学家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在1582年出版的《苏格兰史》(Rerum Scoticarum Historia)对“凯尔特人”一词进行了探讨。布坎南认为，凯尔特人最初生活在意大利北部、法国南部和中部以及伊比利亚半岛西部。他的这一观点可能建立在古典文献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凯尔特人从伊比利亚迁移到爱尔兰，随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定居在苏格兰西部。英国其他地方的居民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是来自高卢的高卢人。凯尔特人就这样重新登上了历史舞台。直到17世纪末18世纪初，凯尔特人才登上法国和英国历史的中心舞台。在此过程中，两个人物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一个是布列塔尼人保罗-伊夫·佩松(Paul-Yves Pezron， 1639—1706)，他曾经是西多会修士。另一个是威尔士人爱德华·卢伊德，他曾经是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的馆长。两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那就是要在各自的文化和身份都受到邻国(分别是法国和英国)威胁时，让各自国家的完整性获得适当的承认。1703年，佩松出版了他的《论凯尔特语言和民族的古代性》(L’Antiquité de la Iangue et de la Nation des Celtes)。实际上，他提供的是一个新的起源神话，这个神话为法国人——尤其是布列塔尼人——提供了宏大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谱系。他认为，凯尔特人源自小亚细亚，在史前时代散布于希腊和欧洲其他地方，并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他们征服了罗马和希腊，但最终定居在高卢西部，他们的后代在布列塔尼和威尔士幸存下来，那里仍然说着凯尔特人的古老语言。这个说法直截了当，尽管从古典文献中收集的历史事实和对现存语言的语言学观察来看，显得有些轻描淡写。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给布列塔尼人提供了一个光荣的血统，即他们是古代欧洲伟大的勇士民族的直系后裔。

保罗-伊夫·佩松(1639—1706)

保罗-伊夫·佩松出生在布列塔尼南部的亨尼朋(Hennebont)，最初在雷恩的神学院接受教育，后来在巴黎完成学业。他被授予圣职，成为西多会修士，并成为拉查莫耶修道院(La Charmoye)院长。但是，由于厌倦了行政工作，他很早就退休了，专心于学术研究。他的第一本著作《重建时代的古代性》(L’Antiquité des temps rétablie)面世于1687年，是讲公元前4004年上帝创世后的编年史，但更有影响的是1703年在巴黎出版的《论凯尔特语言和民族的古代性》。在这本书中，他认为高卢人是凯尔特人，他们作为威尔士人和布列塔尼人幸存下来，仍然说着古凯尔特人的语言。然后他试图赋予他们一个尊贵的血统，论证说凯尔特人来自东方，是诺亚的后裔。他们的足迹遍布欧洲，征服了罗马人和希腊人，最终到达了阿莫里卡(要知道，他就是在这里出生的)。相对于将其起源与特洛伊谱系联系起来的罗马人和不列颠人来说，通过在《创世记》一书中追溯凯尔特人(也意味着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的历史，佩松为他们赋予的祖先更加尊贵。在牛津，佩松的这部作品在卢伊德及其同时代人之间十分有名。1706年该书的英译本《各族古代史》(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问世。它在整个18世纪都很有影响力。

对爱德华·卢伊德来说，佩松的书给了他灵感，直接支撑着他确立威尔士古代历史的抱负。是他鼓励热心的历史学家大卫·琼斯(David Jones)将佩松的书译为英文的。该书英文版问世于1706年，标题全称为《各族古代史，尤其是凯尔特人或高卢人的古代史，他们被认为与我们的古代不列颠人是同一民族》(The Antiquities of Nations, More particularly of the Celtae or Gauls, Taken to be Originally the same People as our Ancient Britains)，这对原来的法语文本做出了很大的改动。

早在1692年，卢伊德就对威尔士语和爱尔兰语进行了比较研究。1694年，他在牛津遇见了约翰·托拉德(John Tollard)，当时后者正在学习爱尔兰语，为写一本关于德鲁伊的书做准备。在前一年，托拉德整理了一份爱尔兰语的词汇表，显示了它与布列塔尼语的相似之处，卢伊德可能知道这件事情。到了1698年前后，他可能还听说了佩松的研究。为了修订卡姆登的《不列颠志》[该书由吉布森(Gibson)编辑并于1698年出版]中有关威尔士的内容，他在威尔士进行了详尽的田野调查。17世纪的最后10年是他关于“凯尔特人”身份的思想开始具体化的形成期。他是一位孜孜不倦的研究者，可能访问了除了曼岛之外所有讲凯尔特语的西方国家，并广泛地通信交流。

他的大作《不列颠考古》一书最终在1707年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展示了“英国和爱尔兰的原始语言”和布列塔尼语之间的密切关系，并把它们统称为“凯尔特语”。在威尔士语版的前言中，他开始进一步阐述他的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的移民运动来解释当时凯尔特语的各种变体。布坎南的伊比利亚凯尔特人在爱尔兰定居的想法被默认；同样被默认的还有佩松作品中所暗示的观点，即来自高卢的凯尔特人定居在英国。凯尔特人两次入侵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认识就源于此。

爱德华·卢伊德(1660—1709)

爱德华·卢伊德出生在南威尔士一个讲威尔士语的家庭。他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1682—1687)，并成为阿什莫林博物馆的第一任馆长罗伯特·普劳德(Robert Plot)的助手，1691年他接替普劳德成为馆长。与他的职位相匹配，卢伊德是一位博学之士，对博物学、化石、石器和英国古董有着特殊的兴趣。当时，埃德蒙·吉布森正在负责威廉·卡姆登的《不列颠志》的编辑工作，于是就请他来扩充书中有关威尔士的内容。卢伊德为此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将对遗迹的精确描绘与物质遗迹和民间传说结合起来，而这些描绘建立在他不知疲倦的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1695年《不列颠志》出版后，卢伊德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大项目上，即为《威尔士自然史与古文物》(Natural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of Wales)和《不列颠考古》做准备工作。为此，他在1697至1701年间游历了英国的康沃尔、苏格兰群岛、爱尔兰和布列塔尼。他广泛使用了调查问卷，也收集了原稿(其中39份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图书馆)。最后，在1707年，《不列颠考古》的第一卷问世了，这就是《注释》，他在其中探讨了威尔士语/布立吞语、爱尔兰语、苏格兰语、康沃尔语和布列塔尼语之间的亲缘关系，他认为这些语言都属于凯尔特语。但卢伊德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使他无法再出更多的书，他的大量笔记最后基本上也都散失了。

《不列颠考古》的出版与《联合条约》的签署是同一年，这绝非巧合。《联合条约》将苏格兰与英格兰和威尔士统一起来。有一段时间，威尔士人受到了缓慢的英国化的影响，《联合条约》也让苏格兰面临同样的命运。卢伊德的这本书重申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种族特征，并赋予了他们悠久而光荣的血统(比英格兰人还要古老得多)，为这两个民族灌输了一种新的自豪感，并提供一个重建其独特身份的坚实的学术基础。这两个民族都说自己的语言，这是一个额外的好处，因为从此以后语言可以作为主要的文化标志来发展。威尔士人抓住了这个机会。1725年，锡安·赖泽赫(Sion Rhydderch)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的威尔士语法书。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威尔士语的受欢迎程度稳步上升。佩松的作品在布列塔尼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但这种复兴很短暂。

《联合条约》实际上代表了新教利益在英国范围内的结合，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天主教和法国。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卢伊德选择称这种本土语言为西凯尔特语言而不是高卢语(否则他可能会考虑采用这个名字)。在使他的术语与佩松一致的过程中，他也把威尔士人的理想与布列塔尼人的理想联合在了一起——这两个都是少数民族，都面临着被更大的国家吞并的威胁。

《联合条约》的一个影响是，大不列颠的居民开始不无道理地称自己为不列颠人，而这个词以前曾被用来表示威尔士人。在他们的名字被挪用后不久，威尔士人开始被称为凯尔特人，这个词很快被扩展到所有讲凯尔特语的人。因此，可以说，凯尔特人的重新出现(有些人会说是重新发明)发生在18世纪早期，此时，关于这一议题学术界正在广泛争论，而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则在其中寻找相关政治支持。从那以后，过去和现在的大西洋凯尔特人的概念被热情地接受了，并且今天仍然活跃在从音乐到政治的广泛领域中。

对18世纪的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凯尔特人和凯尔特人的特性很快成为他们喜欢的主题。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是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 Stukeley， 1687—1765)，他于1723年开始撰写一部四卷本的《古凯尔特人史》(History of the Ancient Celts)。这项工程未能竣工，但有两卷得以问世，第一卷出版于1740年，讨论的是巨石阵；第二卷在三年后出版，讨论的是埃夫伯里石阵。斯图克利认为这些遗迹是“古代凯尔特人的神庙”，因此是古代德鲁伊的领地。斯图克利的研究始于对这些遗迹及其地貌的细致观察和描绘，但是，随着他对德鲁伊教的狂热，他修改了事实，以适应日益花哨的理论。埃夫伯里石阵及其林荫道和被称为圣所的小圈子的平面图被逐渐改变，最终成为一条身体(埃夫伯里石阵)盘绕一圈的蛇，圣所则成为蛇的头(在后来的绘画中，圣所变得更像是一个头的形状)。在斯图克利看来，德鲁伊的作品在英国乡村的古代遗迹中随处可见。其他许多人和斯图克利有同样的嗜好。那位整理爱尔兰语词汇表的约翰·托拉德在1719年写作了《德鲁伊的历史》(History of the Druids)，发表在1726年和1747年出版的文集中。

在布列塔尼，佩松的工作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凯尔特人和德鲁伊的兴趣。他们把所有现存的巨石纪念碑都归于凯尔特人时期，尤其是德鲁伊时期。无论是马洛·科雷·德拉·图尔-道弗涅(Malo Corret de la Tour-d’Auvergne)的《欧洲最古老的民族高卢人的起源》(Origines gauloises celles des plus anciens peuples de l’Europe， 1796)，还是雅克·康布里(Jacques Cambry)的《凯尔特遗迹》(Monuments Celtiques， 1805)都持这种观点。虽然18世纪古物学家的过分行为可能看起来很有趣，甚至滑稽，现在取笑他们似乎不难，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假设是考古学迷人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巨石纪念碑的建造日期并不确定，把他们初次研究的最伟大的野外纪念碑与他们新发现的凯尔特人概念联系起来，这不是不合逻辑的。直到19世纪，才有了一个基于三时期分段法的相对年代表，即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的技术变化的概念，使巨石阵的年代可以被测量，并与凯尔特人的时代分开。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上述观点，即凯尔特语的起源要早得多，那么18世纪的学者也许错得就没这么离谱了!18世纪的凯尔特热更具有创造性。如果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人的直系后裔，那么在今天的文化中，是否有可能找到过去的回声呢？

最早声称这样做的人之一是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他在1760至176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并将这些诗歌归于半传奇式的凯尔特诗人芬格尔(Fingal)之子奥西恩(Ossian)。第一卷名为《苏格兰高地收集的古诗歌片段，由盖尔语或厄尔斯语翻译而成》(Fragments of Ancient Poetry, collected in the Highlands of Scotland, and translated from the Gaelic or Erse language)。接下来是两部长篇史诗，《芬格尔》(Fingal， 1761)和《特莫拉》(Temora， 1763)。他声称，他的资料来源是1200或1300年前的两部手稿。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他的翻译工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奥西恩诗集》被广泛阅读，成为19世纪初欧洲兴起的自由运动的灵感源泉。然而，它几乎立刻就遭到了批评，并被斥责为伪造。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手稿存在，而这些诗歌都出自麦克弗森本人之手，旨在为苏格兰提供一个像荷马史诗那样的传统。他为自己所知道的盖尔口头传说赋予地域感，并为之增添色彩。他有可能接触到了16世纪的文本，但出版的《奥西恩诗集》是麦克弗森本人的创作。

在布列塔尼，寻找过去真实声音的工作也很快开始了。1838年，年轻的布列塔尼贵族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子爵出版了一本歌谣集《布列塔尼歌谣》，这些歌谣是他在布列塔尼的农民中收集的。这部作品立即获得了成功，因为它准确地表达了热爱凯尔特传统的浪漫主义者的需求，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在乡间搜寻古老的歌谣。随着更多的歌谣被了解和发表，人们开始怀疑《布列塔尼歌谣》的真实性，在1867年于圣布里厄举行的凯尔特人大会上，对拉·维拉马克的猛烈攻击达到了**。尤其具有破坏性的是R. F. 勒曼(R. F. Le Men)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同时发表的一部作品，直接对拉·维拉马克发起挑战：“你可以扮演吟游诗人，甚至可以扮演德鲁伊，但是请不要试图用你的发明篡改历史。”

在此之后，拉·维拉马克的声望受到了损害，直到20世纪60年代，他的原始笔记被发现，里面完整地记录了他发现和转录的原作，他的声誉才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恢复。

勒曼关于扮演吟游诗人的尖刻评论是有所指的。1838年，拉·维拉马克参加了在阿伯加文尼(Abergavenny)举行的威尔士文艺年会，并成为吟游诗人团的成员。他在给父亲的信中以狂热的语气记录了这件事：“我现在是吟游诗人了，真正的吟游诗人!名副其实的吟游诗人!根据流传至今的五六个世纪的古老仪式，我被接纳为吟游诗人的一员。”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他参加的这个仪式是幻想被嫁接到一些真正的古老传统之上的结果。仪式的主要部分被称为吟游诗人集会(Maen Gorsedd)，是1792年由威尔士石匠爱德华·威廉姆斯(Edward Williams)发明的，这个石匠的吟游诗人艺名是艾奥罗·摩甘为(Iolo Morganwy)。这纯粹是一场表演，充满了僵硬的仪式和象征，其背景是巨石圈和德鲁伊的祭坛。作为一部拼凑之作，这部作品算是凯尔特热最糟糕的一部分，但它依然延续至今，模糊了原始仪式真正古老的传统。

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1815—1895)

西奥多-克劳德-亨利·赫萨特·德·拉·维拉马克是布列塔尼的贵族。18岁时，他去巴黎完成学业。在那里，和其他侨民一样，他对故土产生了一种热情，写下了充满感情和神秘色彩的关于故土的记述，这些记述因抄写了布列塔尼的歌谣而增色不少，并弥漫着一丝民族主义的气息。20岁时，他就开始积极地收集布列塔尼的歌谣，寻找手稿，并完善他的布列塔尼语知识。他迷恋一切“凯尔特”的东西，1838年前往威尔士参加阿伯加文尼的文艺年会(在那里，他跻身吟游诗人之列)。他还参观了巨石阵，并在牛津大学研究威尔士手稿。回到巴黎后，他试图出版布列塔尼歌谣的提议获得官方支持，他认为这些歌谣反映了公元6世纪吟游诗人的故事和语言。他没能获得资助，但是在1838年他自费出版了《布列塔尼歌谣》。该作品很快变得影响巨大，尤其是在鼓励其他民俗学家收集他们自己的材料方面，并为拉·维拉马克赢得了许多学术荣誉。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民谣陆续发表，他的说法很明显是夸大其词。在1867年于圣布里厄举行的国际凯尔特人大会上，他被公开指控伪造证据和误导学术。在1872年他缺席的凯尔特人大会上，进一步的批评接踵而至。20世纪60年代，拉·维拉马克的原始笔记被发现，为人们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线索，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他的说法。

正如我们所见，18世纪初，各项重塑凯尔特人的活动正逢其时。由此产生了一种浪漫主义，这种浪漫主义弥漫在古物研究者的思想中。凯尔特人被描述为生活在英雄时代的高贵祖先。讲凯尔特语的民族以及(在较小的程度上)英国人和法国人，都被认为是其后继者。19世纪，随着考古学原则的成熟，以前的许多浪漫色彩被剥离，凯尔特人开始成为正在苏醒的新民族主义精神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