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世纪，随着蛮族从边疆涌入罗马各省，欧洲陷入混乱，帝国的基础设施遭到破坏，有些地方甚至被完全摧毁。在高卢，法兰克人(Franks)和勃艮第人(Burgundians)从现在的德国西北部迁移到北部定居，而西哥特人(Visigoths)则占领了西南部。让形势更加混乱的是，阿兰人(Alans)、汪达尔人(Vandals)和苏维汇人的分遣队在前往伊比利亚和北非的途中横扫了整个国家。更可怕的是匈人(Huns)的部落渗透到了高卢东北部，直到被那些已经牢牢站稳脚跟的部落赶走。来自低地国家沿海和日德兰半岛的不同群体(通常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船只在不列颠东南部登陆，他们迅速通过威塞克斯进入中部地区。一些同样的族群来到了英吉利海峡一侧的高卢领地，最终在现在的下诺曼底建立了他们的定居点。

确切的人数很难估计，过去可能被高估了，但其最大的影响是抹杀了新定居地区罗马化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这些天崩地裂的巨变中，最后的凯尔特人残迹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这并不是说当地的人口被消灭或赶走了，而只是说幸存下来的那些人很快就融入了外来文化。

在日耳曼人定居的地区外，在阿莫里卡、不列颠西南部、威尔士、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当地的凯尔特人文化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然而，这些地区并非没有受到干扰，因为似乎就连面向大西洋的偏远社会也发现自己陷入了席卷欧洲的大迁徙之中。

早在公元4世纪中叶(有可能更早)，劫掠者就活跃在爱尔兰海，他们似乎是被当时仍是罗马不列颠省的沿海地区的财物所吸引。在公元4世纪60年代，苏格兰人和阿塔科特人(Attacotti)与来自北方边境以外的皮克特人一起，活跃于不列颠省北部，并四处劫掠。斯科蒂人此时占据着爱尔兰的东北部，而阿塔科特人可能来自西部群岛，更有可能也来自爱尔兰。我们对当时的事件知之甚少，但一些劫掠者，包括苏格兰人和阿塔科特人，后来出现在罗马军队名单中，在欧洲大陆服役。而在750年前，凯尔特人也曾加入为希腊僭主服务的雇佣军。

不列颠的爱尔兰劫掠者的规模尚不清楚，但在公元5世纪初的一次劫掠中被抓获的圣帕特里克(St Patrick)写道，当时成千上万的不列颠人被俘虏或杀害。奈尔(Niall)是爱尔兰国王之一，有一首诗记载，他曾七次领导劫掠不列颠沿海。有史料称他的母亲就是不列颠人，是前期劫掠的受害者。

除了劫掠之外，还有定居。爱尔兰传奇《驱逐迪斯》(The Expulsion of the Déisi)描述了从米斯(Meath)郡穿越爱尔兰的部落迁移。一些人在明斯特和莱因斯特定居下来，而其他人则继续穿越爱尔兰海，到威尔士西南部的德维得(Dyfed)寻找土地。这些移民一旦定居下来，就与留在爱尔兰的亲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个定居点涵盖了威尔士西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其分布情况可以从刻有欧甘(Ogam)文字的石头上看出来。大约在这个时候，另一群爱尔兰定居者在威尔士西北部的利恩(Lleyn)半岛定居下来。他们的起源不是很清楚，但他们很可能是斯科蒂人。根据一份威尔士的传说记录，在这个地区的爱尔兰定居者是被沃坦蒂尼(Votandini)部落从旧罗马边境的北部赶出来的。

圣帕特里克(公元5世纪)

圣帕特里克的生卒日期很不确定。爱尔兰编年史记载他于公元432年到达爱尔兰，但对他的死亡年份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公元461年，也有人说是公元493年。一个学者巧妙地解释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可能有两个帕特里克，但更有可能的是，他的死亡日期之一(可能是更晚的那个)是错误的。在帕特里克晚年所写的《忏悔录》(Confessio)中，叙述了他的人生的主要经历。他年轻时在罗马不列颠的文明地区生活，但在一次劫掠中被爱尔兰人俘虏并带到爱尔兰偏远地区，沦为奴隶，放牧牛羊长达六年。一天，他听到一个天使的声音，天使告诉他，他的船已经准备好了。这鼓励他走了320公里到海岸，在那里他发现了一艘正要开往高卢的出口猎狗的船。他们在三天后到达了高卢，却发现这里已经毁于野蛮人的掠夺，最后帕特里克设法回到不列颠与家人团聚。然而，上帝的声音鼓励他回到爱尔兰，而这一次是作为传教士。尽管这里已经建立了基督教的飞地，帕特里克还是选择了到信仰异教的地方和偏远的地方去传教，在吸引皈依者和建立基督教基础设施方面，他显然非常成功。他所采用的体系是基于有行政区域(就像罗马的自治市一样)的罗马体系，由主教进行管理，但它与爱尔兰普遍存在的社会体系不太相符，很快就被修道主义所取代。

公元5世纪时，爱尔兰的东北部居住着被称为苏格兰人的民族。根据《圣哥伦巴传》(Life of St Columba)的记录，他们中的150人，从安特里姆的达尔里阿达(Dál Riata)出发，横渡狭窄的北海峡，于公元5世纪末或公元6世纪初的某个时候在阿盖尔(Argyll)定居下来，从而建立了达尔里阿达王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这个强大的国家将统治英吉利海峡两岸的领土。爱尔兰人在苏格兰(以后就可以这么称呼这个地方了)的定居点面积很大，这从爱尔兰地名的分布就可以看出，这些地名从阿盖尔和布特一直延伸到加洛韦半岛。苏格兰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和岛屿可能在这个时候就有人居住了，马恩岛也是如此。

长期以来，语言学家一直认为，公元5世纪的这些迁徙导致了爱尔兰语、凯尔特语的传入，而凯尔特语对苏格兰盖尔语和曼岛语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我们应该记住，这些地区在地理上彼此相近，并被大海连接在一起。考古证据清楚地表明，从新石器时代，这些地区之间就有广泛的接触和文化共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认为这些地区的语言在公元后第一个千年中期之前就已经发展出高度的相似性。

大约在公元540年，一位名叫吉尔达斯(Gildas)的不列颠修士写了一本书，名叫《不列颠的毁灭》(De Excidio)，哀诉不列颠人的悲惨命运。他们从盎格鲁-撒克逊移民那里逃离，这些移民已经占领了不列颠东南部的大部分地区，还在继续向西推进。在一段特别生动的文字中，他描述了绝望的不列颠人如何登上船只，“奔向海外的陆地”，他们唱着赞美诗，“你使我们当作快要被吃的羊，把我们分散在列邦中”。一般认为，他们是从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的南部海岸出发，前往阿莫里卡半岛的。早在公元480年，阿莫里卡的居民就被称为布列塔尼人(Britanni)。到了6世纪中期，这个半岛被称为布列塔尼亚(Britannia)——当然，“布列塔尼”一词就是由此而来。在这个时候，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Procopius)已然知晓，由于人口过剩，来自不列颠的部落仍然不断地离开他们原来的家园，来到布列塔尼。

关于人们什么时候开始逃离不列颠，以及是什么导致了移民，一直存在很多争论。一种观点认为，这些迁徙可能早在公元3世纪晚期就开始了，是爱尔兰人袭击不列颠沿海的直接结果。在整个公元4世纪，这种袭击可能时断时续。到了公元5世纪，爱尔兰人开始在康沃尔定居。塞文河河口是爱尔兰劫掠者的必经之路，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考古学的支持，但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在公元6世纪之前康沃尔就有爱尔兰人了。话虽这么说，在动**不安的公元4世纪，一小部分的不列颠人没有理由不向阿莫里卡航行，而这是公元五六世纪更大规模迁徙的前兆。

这些移民似乎在半岛的北部和西部定居下来，布列塔尼语的地名，如以“Plou-”“Tré-”和“Lan-”开头的地名，都集中在这一带。这些地区被称为多姆诺内(Domnonée)和科尔努阿伊(Cornouaille)，大概是采用了这些移民原先不列颠部落领地的名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次迁移对布列塔尼语形成的影响有很多争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长期以来认为布列塔尼语是从移民的语言中发展出来的观点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这样一种认识：在整个罗马时期，凯尔特语一直在阿莫里卡幸存下来，后来这些定居者的到来只是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毕竟他们的语言本来就很相似。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公元5世纪和公元6世纪，在日耳曼移民定居的地区之外，大西洋地区讲凯尔特语的民族处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状态。他们在历史悠久的海上航线上往来频繁。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这导致了相当数量的人口迁移。这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大西洋社会，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认识：他们共同的语言和传统使他们有别于外来的、主要集中在他们东部边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法兰克人。这些讲凯尔特语的民族从此开始守望相助。

在罗马帝国时期，大西洋航路虽然仍然很活跃，但对商人来说，它的重要性似乎不如通往高卢北部的更方便的跨海峡航线，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中央集权在西方消亡，大西洋航线重新焕发了生机。在地中海沉船中发现的陶器可以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其中包括曾经装有来自小亚细亚、埃及和北非的香油和葡萄酒的双耳细颈陶罐，来自小亚细亚和北非的精美餐具，它们散布在布列塔尼、康沃尔、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大西洋沿岸。这些陶器反映了公元五六世纪贸易网络的活跃，但是对于这个贸易网络是如何组织起来的，我们只能猜测，这些货物很可能是由地中海的船只运往大西洋的伊比利亚港，然后从那里转移到当地的船只，向北航行。货物有可能被不止一次地转运，最后经过高卢商人之手到达不列颠。

公元6世纪中叶以后，地中海产品的供应似乎已经枯竭，但整个公元7世纪，大西洋的贸易路线仍然畅通无阻，此时的货物中包括一件独特的灰色陶器，产于西高卢、卢瓦尔河河谷或更南边的吉伦特地区。大多数器皿都是广口瓶，里面可能装着某种美味，但也有一些酒壶，这表明货物中可能也有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葡萄酒。就像早期来自地中海的陶罐一样，这些公元7世纪的西高卢陶器主要分布在大西洋的凯尔特人生活区域，特别是爱尔兰海及其附近。

有一些历史文献进一步为考古分布图增添了色彩。圣哥伦巴生活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的爱奥那(Iona)岛，他的传记中提到了来自“高卢人的省份”的高卢海员，他们乘坐的是一艘巴卡(barca)，可能是一种非本地船只。他们带来了一年的葡萄酒和其他外国美食来丰富修士们的生活。我们了解到，大约一个世纪后，一位高卢主教在不列颠西部的某个地方遭遇了海难，他最后的目的地是爱奥那岛。

毫无疑问，到达不列颠西部的外国船只与当地人进行贸易，带回当地的产品，而不列颠的船长们则会反过来进行同样的航行。公元5世纪早期，圣帕特里克乘坐的爱尔兰船是从事猎狗交易的，而这些猎狗可能是在爱尔兰繁殖的。公元7世纪时，我们听说爱尔兰商人来到卢瓦尔河河口以南努瓦尔穆捷岛上的修道院，来销售他们的鞋子和衣服。

从仅存的几个文本中搜集到的这些只言片语，以及被丢弃的陶器碎片的分布，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们表明了在罗马政权崩溃后的三个世纪里大西洋航线是多么重要。正是这种贯穿沿海水域的纽带，把讲凯尔特语的沿海群体联系在了一起，而欧洲其他地区走的是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

这不仅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如掠夺者、移民和商人的流动，更赋予了这大西洋沿海群体一种身份。除此之外，还有对一种独特的信仰体系(修道式的基督教)的日益投入，以及一系列为其服务的、密切相关的艺术风格的发展。爱尔兰是一个创新中心，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晚期已经在这里建立。公元431年，高卢教会的执事帕拉第乌斯(Palladius)被派往爱尔兰传教。他在威克洛郡(County Wicklow)的小块区域里的出现产生了有限的影响，但是与圣帕特里克相比，他的影响相形见绌。第二年，圣帕特里克在阿尔马(Armagh)建立了一个基地，并从那里开始传道。他选择的模式是以教堂为中心的堂区制(parochia)，整个系统被置于主教的权威之下。

圣帕特里克的教会并没有延续多久，因为修道主义这种新的思想开始传播开来。修道主义的创始人是埃及的沙漠教父，很快在高卢得到推广并传播到布列塔尼。从那里，这种新的思想汇入了凯尔特语世界的激流之中。爱尔兰最早的修道院之一建立在黑水河河口的代尔-伊尼斯(Dair-inis)岛上，与布列塔尼和更遥远的地中海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修道主义在爱尔兰迅速传播开来，到公元6世纪末，帕特里克建立的体系几乎消失殆尽。为什么会这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西方普遍存在的社会结构来解释，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里，家庭和亲属团体的关系十分密切。早期基督教要求其信徒在追求救赎的过程中进行忏悔和自我禁欲，而要做到这一点，最容易的办法就是离开舒适的家庭，到偏远荒凉的地方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凯尔特教会的圣徒们开始漂洋过海，长途跋涉，到遥远的地方建立修道院。他们被称作“外来者”(peregrini)。有些人，比如圣哥伦巴，穿过北海峡来到达尔里阿达，在爱奥那岛上建立了教区。其他人则走得更远。圣参孙(Samson)的早年生活是在威尔士西南海岸外的卡尔迪岛(Caldy Island)上的修道院中度过的。从这里他开始了一段旅程，先是经过康沃尔到达布列塔尼的北海岸，在这一带他最终在多尔(Dól)建立了一个教区，并从那里出发，开始他的高卢之旅。到公元700年前后，法罗群岛上已经有了宗教团体，100年之内，爱尔兰修士就到达了冰岛。其他人则走遍欧洲，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地抓住一切机会建立修道院。

图14　克里郡教堂岛(Church Island)基督教隐修所的俯瞰图

海岛信仰的力量是很强大的，与之伴随的宗教艺术也是如此，高高的十字架、装饰精美的手稿、圣物箱、圣餐杯以及其他许多小物件，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这些物品的设计中有明显是来自拉腾遗产的装饰图案，但现在这些图案与来自西班牙、法国和德国的思想相融合，产生了一些完全原创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基督教上帝的荣耀。爱尔兰海岛艺术和它所激发的不列颠艺术流派，是欧洲蛮族的伟大艺术成就之一，都直接承袭了拉腾艺术，并可与之相媲美。

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在公元5世纪至公元8世纪之间，大西洋地区的凯尔特人群体已经成为一个相当有凝聚力的文化实体。在语言、宗教和艺术方面，他们有着共同的传统，这使他们有别于周围的国家。当然，各地区之间存在着许多内部差异，敌对行动经常爆发，导致团体之间相互对立，但真正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文化上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的流动性，因为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是通过大海进行的。

图15　来自爱尔兰阿达(Ardagh)的银圣杯，其历史可追溯到公元6世纪早期

随后在公元8世纪至10世纪北方民族的入侵，以及后来诺曼人、英国人和法国人进入讲凯尔特语的不同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都没能稀释这种本土文化；当欧洲其他地区在可怕的冲突中竭力分裂时，它却一直保持着低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