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进行盘点的好时机，考察一下已经被摆出来的各种证据，看看是否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个独特的凯尔特实体，以及这一整个被珍视的概念是否只是一种幻想。

首先概括一下，相关的证据有四大类：古典史料、考古证据、语言和地方传统。每一类证据在质量和数量上都不同，而且都有属于自己的指导学术争论的基本规则。

公元前500年以后的古典史料给人留下了这样的印象：除了有斯基泰人的地方之外，凯尔特人遍布欧洲的蛮族世界。对凯尔特语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欧，带有明显的大西洋偏见，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只有在最西方，这些语言才流传至今。同样，地方文学也仅限于西方、爱尔兰和威尔士，并且威尔士的程度要低一些。另一方面，考古证据则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和劳动的方方面面。在史前时期，这一切基本上是无个性特征的，但是，通过可识别的重复模式，它在很多层面上都对之后的研究者具有启发意义。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最有价值的是社会的信仰和价值体系，以及他们通过交换机制而相互联系的程度。

每一个证据来源都可以为辩论贡献一些内容，但必须防止循环论证，创造一种貌似合理的组合，例如，“既然语言学家如此告诉我们，考古证据就可以这样解释；既然考古学家如此解释他们的证据，我们的语言学假设肯定是正确的”。

我们也有必要意识到我们带有偏见的心态。在18世纪和19世纪殖民猖獗的日子里，古典世界的研究主导了教育系统，人们通常认为入侵和殖民是改变的唯一诱因，且这种改变通常被定义为进步。拉格兰勋爵(Lord Raglan)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当地人不会发明任何东西。”

在后殖民、后古典时代，钟摆摆向了另一个极端。考古学家倾向于淡化(甚至完全拒绝)曾经有过入侵的观点，他们的认识基于缺乏考古证据的事实之上。这也是一种极端的观点。如果完全依靠考古证据，就不可能发现凯尔特人对德尔斐的袭击，也不可能发现他们在小亚细亚的定居。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严格控制我们的偏见和先入之见。我认为，我们可以从一开始就摆脱两个自以为是的古老神话。第一个神话是“凯尔特人的到来”，就像“凯尔特人最早什么时候来到不列颠的？”这个问题所表达的那样。我们手头的所有证据都表明，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第二个神话是存在一个泛凯尔特的欧洲，这意味着一种在当时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都被认可的凯尔特人同胞情谊。这是政客和畅销书作者的糖衣炮弹。那么，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有关证据在前几章中已经概述过了，我们可以通过总结的方式提供一个广泛的设想。

凯尔特语的发展可能是最棘手的问题，因为前罗马时期的资料极度缺乏，但大多数语言学家认为，到公元前9世纪，从伊比利亚到爱尔兰，再到意大利，西欧大部分地区都在使用凯尔特语的早期版本。一种独特的凯尔特语言究竟可以追溯到多久以前，其答案只能靠纯粹的猜测，而且将永远如此，但一些学者满足于追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这并没有什么内在的不合理。事实上，伴随定居农业发展而来的思想和信仰的流动，将为一种语言的出现提供合适的背景，而这种语言将使不同的群体之间得以交流。

此后，就像考古证据生动表明的那样，西欧社会在许多方面共享他们不断发展的文化。大西洋海上航道构成了一条交通要道，就像莱茵河和瓜达尔基维尔河这些从欧洲大陆深处注入大西洋的河流那样。在接下来的4000年左右，这些互动网络为语言的发展和融合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到青铜时代晚期(公元前1300—公元前800年)整个区域被交换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分享着信仰和技术知识。这就是最早的凯尔特语发展的环境。

在包括不列颠、爱尔兰和伊比利亚在内的西欧大部分地区，青铜时代晚期出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以武士为基础的社会。虽然各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但许多价值观念是一致的。在考古记录中，武士的装备随处可见，如剑、矛、盾，有时还有盔甲。宴会上的物品也是如此，如大锅和烤肉叉子。这一时期，人们开始建设一些山堡。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充分提供了能够证明一个尚武的贵族阶层存在的证据，他们沉湎于好客这种核心品质，以保持群体凝聚力，培养外部关系。这与荷马作品中所描绘的那种社会并无二致。

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同样的价值观和信仰仍然存在，但可以发现两个强化和创新的区域：一个是欧洲中西部，这里的武士和贵族使用马和车辆作为葬礼仪式的核心，这就是考古学术语中的哈尔斯塔特C；另一个是伊比利亚半岛东北部，这里出现了独特的伊比利亚凯尔特文化。这两个创新中心都位于大西洋地区的边缘，因此也许最好把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间的区域看作是交界地带，这里容易出现早熟的发展。

所有这一切都是希腊人所窥见的蛮族世界的直接前奏。他们看到的是万花筒般的不同文化，这些文化有着大致相同的语言和一套制约人们行为的价值观。因此，这些地中海观察者认为，他们是一个民族，并给他们起了一个名字——凯尔特人。因为他们接触过的一个群体用这个名字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人与北方蛮族最密切的接触点是南高卢，在他们的马萨利亚殖民地腹地，他们可能为这个地区的人们创造了后来被使用的族名。500年后，恺撒告诉我们，这个地区被自称凯尔特人的部落所占领。就这样，凯尔特人作为外围蛮族的概念首次进入历史。

公元前6世纪晚期出现了一种新的动态，这种动态依赖于地中海世界和蛮族外围的相互作用。哈尔斯塔特的酋邦和较小范围的伊比利亚凯尔特人的酋邦被卷入了这些交换中。实际上，这加剧了原材料从资源丰富的大西洋地区向消耗资源的地中海地区的流动。在中欧西部，这一切的结果是出现了一个新的精英地区，即早期的拉腾酋邦，它们繁荣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复兴了尚武社会的精神。这很可能就是口头传说出现的背景，因为传说中包括袭击、战车战、英勇的单兵作战和宴会的内容。这一传说以一个地方化的、被大量扩充的版本，奇迹般地在爱尔兰地方文学中幸存下来，成为阿尔斯特传奇。

与这些传奇故事一样，信仰体系的其他方面也在很大范围内被共享。例如，拉腾艺术在公元前4世纪迅速被阿莫里卡和不列颠采用和改编，在一两个世纪后又被爱尔兰采用和改编。但是，如果认为整套拉腾文化组合只来自核心地带，那就错了。沿着互动的网络，思想会向四面八方流动。恺撒说德鲁伊信仰是在不列颠出现的，就可以提醒我们这一点(尽管我们永远无法证实其正确性)。

可能正是在这一中欧西部和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密集互动的时期，这些地区的当地语言发展成为P凯尔特语。爱尔兰位于这种最初的影响范围之外(可能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因此保留了它更古老的语言形式。伊比利亚半岛讲凯尔特语的群体也是如此，他们不再与西欧和中欧共享发展，随着腓尼基人和希腊人对地中海沿岸地区的控制越来越强，他们更直接地转向了地中海文化。

这些群体从早期拉腾地区的核心，也可能是从高卢东部(那些自称凯尔特人的民族的领土)，迁移到了波河流域，沿着多瑙河上游进入其中部流域和更远的地方。正是这些凯尔特移民，透过地中海居民扭曲的视角，使我们有了对凯尔特社会最常见的认识。但是，从本质上讲，迁徙的民族可能会把他们的文化塑造成一种经过修改和选择的形象。

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这种动态又发生了变化，因为讲凯尔特语的民族受到了来自其边界附近不同文化的民族日益增加的压力。从地中海开始，罗马的影响无情地蔓延到了伊比利亚半岛和高卢。日耳曼人从北方涌入，而东方的达契亚军队进入多瑙河中部地区，摧毁了定居在那里的凯尔特群体。最终，在公元1世纪末，其中一种外来文化——罗马文化横扫欧洲，进入爱尔兰海和苏格兰高地，与日耳曼人和达契亚人沿着多瑙河轴线相遇。

四个世纪的罗马统治带来了一套包括拉丁语在内的全新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帝国内部人口的流动也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基因的混合，特别是在边境地区和城市。随着商人和行政人员的迁入，以及退役的外国军队驻扎下来，新招募的辅助部队会出去打仗或巡逻遥远的边境。因此，当地人口的基因组合变得更加多样化，其凯尔特血统被稀释。即便如此，在公元三四世纪时，拥有凯尔特名字的人仍然会往巴斯的圣泉里扔一些用凯尔特语写的符咒。在波尔多周围的乡村，仍然可以听到人们讲凯尔特语。可以相信的是，农村人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保留了他们的母语。直到公元四五世纪晚期，大规模的日耳曼移民把旧秩序的最后一丝痕迹扫除殆尽。但在西部偏远地区——阿莫里卡、康沃尔、威尔士、不列颠北部和爱尔兰——凯尔特语和凯尔特人的一些文化属性得以保留。

这种对西欧史前史的概括强调了贯穿其始终的强烈的文化持久性，但它也表明，如果我们试图把它全部归结为简单的(甚至天真的)种族认同问题，那么其将是多么复杂。也许我们是在试图把现代的种族建构强加于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时间和地点。公元前3世纪的高卢人可能知道他们的血统和部落，甚至可能知道与他们结盟的部落，但仅此而已。如果需要定义的话，我们可以选择极简主义的观点，说古凯尔特人就是恺撒所说的那些自称凯尔特人的人，即那些生活在塞纳河-马恩河和加隆河之间的部落，也可以更加宽泛地把那些使用被我们称为凯尔特语的大西洋欧洲语言的人，视为凯尔特人。因为语言中蕴含着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而且往往是一种文化标志符号，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的话，最好是接受更具包容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