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00年前后，凯尔特人开始从阿尔卑斯山北部迁移到地中海地区，几个世纪之后，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学家详细记录了这一过程。这些资料足够详细，可以勾勒出各种移民和掠夺的历史轮廓，并对所涉及的社会的性质和武士们的作战方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意见。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两个主要信息来源是波利比乌斯和李维，他们的写作都是为罗马服务的，因此很容易添油加醋地采用对凯尔特人固有的刻板印象。然而，他们可能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如今已经不复存在的史料，因此他们所提供的基本历史信息总体上还是可以接受的。

李维简单描述了迁移是如何开始的。由于人口过多，他们在比图里吉人(Biturige)的领导下从高卢开始迁徙。国王恩比加图斯(Ambigatus)选择了他的两个侄子作为迁徙队伍的领导者，在咨询了占卜师之后，一个带领他的人民向东穿过黑森林和波希米亚，而另一个则向南进入意大利。“他带着比图里吉人、阿维尔尼人(Arverni)、塞诺尼人(Senone)、埃杜维人(Aedui)、安巴里人(Ambarri)、卡尔努特人(Carnute)、奥勒西人(Aulerci)等不同部落的剩余人口出发了，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历史》， 5.34)他们一穿过阿尔卑斯山，就在米迪奥拉努姆(Mediolanum，现在的米兰)建立了一个定居点。后来的作家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补充道：“参与移民的30万高卢人中，有些人越过亚得里亚海的源头，来到潘诺尼亚(现在的匈牙利)定居。”

李维认为高卢人的到来大约是在公元前600年，而波利比乌斯认为是在公元前400年，即200年后。对于这种明显的矛盾，可以这样来解释：最初的迁徙可能如李维所说，大约公元前600年就开始了，一些小群体翻越阿尔卑斯山口，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科莫湖和马焦雷湖附近定居下来。这是(考古学所命名的)戈拉塞卡文化的所在地，可以证明它一直在与北方的哈尔斯塔特社会进行贸易。人口的南迁并非不可能，事实上，有一些考古证据支持公元前5世纪时凯尔特人在戈拉塞卡文化区南部边缘定居的观点。甚至有可能是凯尔特人故意在那里定居，以便为伊特鲁里亚人的扩张主义利益提供缓冲。这些凯尔特移民是第一拨，到了公元前5世纪末，凯尔特移民已经形成了一股浪潮。

波利比乌斯叙述了主要的迁徙过程，列举了各个部落的名称并解释他们是如何逐渐殖民波河流域的。后来到达的人，穿过那些已经被人占领的领土，到更远的地方定居，直到最后一拨到来的塞诺尼人向南迁移到亚平宁山脉和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最后一片土地。考古证据为这一说法提供了一些支持，使个别部落群体的身份得以确定，并在某些情况下根据他们的葬礼将他们与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故土联系起来。根据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凯尔特定居者住在村庄里，从事“战争和农业”。财富是用牲畜和黄金来衡量的，而一个人的地位则反映在他所能说服的随从人员的数量上，这些随从服侍他并受他保护。

古典作家所描绘的故事梗概无疑是对复杂现实的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描述，但总的来说，它与重点不那么突出的考古学证据是一致的。

这些信息来源一致认为，人口过剩是移民的主要原因，其次，人们因为知道南方的波河流域有诸多好东西而被吸引到那里，特别是无花果干、葡萄、油和葡萄酒。从建立已久的交易网络来看，第二点很容易理解。通过这些交易网络，伊特鲁里亚人的饮酒器以及其他商品从公元前6世纪晚期开始向北方出口。这些可见的考古物品只代表了到达北方的南方奢侈品的一小部分。

人口压力的问题比较难以把握，但在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公元前5世纪，人口数量有持续性的显著增长。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些地区，精英组成了一个武士贵族阶层，这就意味着劫掠形式的战争已经成为社会体系的一部分。在人口稳步增长的情况下，这种掠夺性质的远征很容易变得越来越野心勃勃。年轻的战争首领带着他们的追随者离开故土，并走得越来越远。这种系统有一个内在的升级趋势。一些军事首领会永远离开故土，和自己的追随者一起在遥远的地方定居下来，这只是时间问题。这一过程一旦开始，就会愈演愈烈，吸引人口迁移到新的环境中，并以那里为据点掠夺新的领地。这样的情况可能为凯尔特人的迁移提供了动力，从公元前6世纪的小规模迁徙开始，到公元前5世纪末达到了殖民的**。到公元前5世纪，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都呈现出某种程度的人口减少的迹象，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这种观点。定居在波河流域后，这些凯尔特群体似乎延续了他们的劫掠生活方式。波利比乌斯强调他们对战争和流动性的依恋。事实上，有足够的历史证据证明凯尔特人曾向南方入侵。公元前391年，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镇克鲁西姆(Clusium)遭到攻击，一年后，凯尔特人的队伍**了罗马城的大部分地区，并包围了包括朱庇特神庙在内的其他地方。在接下来的150年里，这种侵袭时断时续。在这段时间里，连远在南方的阿普利亚(Apulia)都有四处流窜的劫掠队伍。

虽然在一开始，凯尔特人的常规侵略模式可能只是在每年的夏季进行有组织的劫掠，到了秋季，战士们带着战利品回到他们在波河流域的家，但是与地中海国家的接触创造了新的机会，从而改变了凯尔特人的侵略模式。早在公元前385年，凯尔特战士在塞诺尼人领地上的安科纳(Ancona)，被叙拉古的狄奥尼修斯征用，充当雇佣兵，毫无疑问，这一行为是由凯尔特人的领袖指挥的。在接下来的30年里，狄奥尼修斯和他的儿子在意大利和希腊都利用了凯尔特雇佣兵。

波河流域的大量凯尔特人为他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战士。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公元前214—公元前202年)，汉尼拔在意大利的战役中想依靠凯尔特人雇佣兵，但没能成功。战争结束后，罗马人意识到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凯尔特人的威胁。公元前197年，赛诺曼人(Cenomani)被迫媾和，经过一系列的战役和殖民地的建立，到公元前183年，波河流域，也就是山南高卢，已经处于罗马人的实际控制之下。

图6　被历史资料和考古学证实的公元前400至公元前270年间凯尔特人的迁徙

在李维笔下，凯尔特移民的开端被描述成了一场沿多瑙河流域向东的迁徙。没有关于凯尔特移民进一步的历史记录，但是到公元前335年，凯尔特人已经到达了巴尔干半岛(尽管他们可能是通过波河流域到达的)。我们之所以会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来自亚得里亚海地区的凯尔特使者拜见亚历山大大帝，目的是商定友好条约。

考古证据表明，公元前4世纪时，一定数量的凯尔特人可能从多瑙河上游流域，进入多瑙河中游地区，在这条河两岸的外多瑙地区和匈牙利大平原(现在都在匈牙利)定居，并从这里向下游扩张到德拉瓦河(Drava)和萨瓦河(Sava)的交汇处(位于今天的塞尔维亚)。其他群体往东迁移到特兰西瓦尼亚，也就是现在的罗马尼亚中心地区。拉腾风格的人工制品的出现和拉腾土葬风俗的采用证明了这一切，但我们对这种迁移的性质基本上一无所知。

在波希米亚人的故乡，有一些考古证据表明存在着复杂的人口流动，一些土地被遗弃，这可能是向外移民的结果，而来自西方的新群体则迁入此地。在这个剧变和人口流动的时期，移民、劫掠者和流离失所的人可能会融合在一起，共同向东迁徙，占领土地并定居，将自己重新整合进新格局中。当地居民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模糊的，但毫无疑问，在公元前4世纪的混乱中出现的群体中，有可能当地居民占了很高的比例。因此，虽然这一群体的物质文化外观主要是拉腾风格的，其基因的组合可能已经非常不同了。多瑙河中游地区的居民通常被古典作家和考古学家称为凯尔特人，但是我们最好记住，要想描述新出现的部落格局，“凯尔特化的”可能是一个更合适的表达。

公元前335年，凯尔特人使者和亚历山大之间的会面(据说是在这次会面时，凯尔特人说出了那句名言，即他们只担心天会塌下来砸在他们身上)提醒我们，马其顿国家控制了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从而对凯尔特人的进一步扩张构成了障碍。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死后，政局不稳，新的劫掠和扩张机会出现了。公元前298年，由布伦努斯(Brennus)率领的凯尔特劫掠者攻入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但被强有力地击退。后来，在公元前280年的另一次劫掠中，一支由凯尔特人和色雷斯人组成的军队成功地杀死了一名马其顿指挥官，并将他的头穿在长矛上示众。这场胜利为第二年更大胆的袭击铺平了道路，当时一支非常强大的军队向南推进，进入希腊德尔斐(Delphi)的阿波罗神殿。帕萨尼亚斯说，吸引他们的是“希腊城邦的财富，以及神殿中更多的财富，其中包括供奉物品和金银铸币”。后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清楚，但德尔斐神庙似乎毫发无损，而面对入侵时发生的地震和与之相伴的雷电，凯尔特军队失去了勇气，放弃了围攻，向北撤退。

布伦努斯(卒于约公元前278年)

布伦努斯(这个名字可能是虚构的)是一支庞大的凯尔特劫掠部队(据说有4万人)的领导人，在亚历山大大帝死后的动**时期，他们在巴尔干半岛横行霸道。公元前279年，他的军队占领了马其顿，并向南进入希腊，因为他们听说德尔斐神庙里有很多财富。在温泉关，希腊人拦住了这些入侵者。布伦努斯兵分三路，派出一支小分队去掠夺埃托利亚(Aetolia)，这样就把埃托利亚人从温泉关引开，让凯尔特人成功突破希腊人的防守。当在埃托利亚的凯尔特分队和由阿喀科里俄斯(Acichorius)率领的另一支分队，被希腊人用游击战术反复袭击时，布伦努斯到达德尔斐并包围了神殿。后来发生了什么并不清楚，希腊史料对此并未描述，但最后暴风雪和落石使凯尔特士兵士气低落，布伦努斯也在一次交战中受伤。最后，军队向北撤退，但遭到色萨利人(Ssalian)的袭击，失败的首领布伦努斯自杀身亡。他的残余势力同其他部队一起进入小亚细亚。他们的后裔在公元1世纪仍被认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圣保罗在一封书信中称他们为“愚蠢的加拉太人”。

虽然亚历山大之死和随后马其顿实力的削弱，确实为凯尔特人提供了掠夺希腊的机会，但这可能不是直接原因。毕竟，在这次袭击之前，多瑙河中部的凯尔特部落似乎已经沉寂了好几代。然而，在这次劫掠之前的20多年里，罗马人一直在向住在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塞诺尼人推进。在公元前295年和公元前283年的两场战役中，塞诺尼人都被彻底打败了。这将会引起非常大的不安，不仅是对塞诺尼人，对波河流域的其他凯尔特部落也是如此，他们可能会意识到很快就要轮到自己了。许多人决定离开，可以想象，新移民的浪潮将向东席卷斯洛文尼亚，到达多瑙河中部地区。这成为新一轮袭击的催化剂，最终导致公元前279年对希腊的大规模袭击。

这次突袭的失败直接导致了短命的凯尔特联盟的瓦解。一些人留在希腊充当雇佣兵，一些人回到了多瑙河中部地区，还有一些人在靠近黑海的色雷斯人的土地上定居下来。然而，许多人仍然继续前进，穿过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到小亚细亚寻找出路。凯尔特人在小亚细亚的探索持续了三个多世纪，从公元前278年第一批移民的到来到公元1世纪中叶圣保罗写作《加拉太书》之时——“加拉太人”是这里的凯尔特群体被熟知的称呼。即使到了公元4世纪，人们仍能从他们的语言中辨认出他们遥远的祖先。圣杰罗姆说，这使他想起了生活在特里尔(Trier)附近的特雷维里人(Treveri)的语言。但是圣杰罗姆的记忆可能是由他先前已知的加拉太人的祖先是凯尔特人这一事实所决定的。

公元前3世纪涌入安纳托利亚的凯尔特人，并不仅仅是寻求军事行动的武士队伍。据记载，在一支由4万人组成的队伍中，有一半是不适合服役的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显然是一种寻求定居地的民族迁徙，而他们的战斗人员可以作为雇佣兵为当地希腊化统治者服务或继续从事传统的劫掠活动。他们最早的定居点是土耳其北部哈勒斯河(Halys)边一块贫瘠的高地，他们从这里出发四处掠夺。后来，他们在安纳托利亚中心(现在安卡拉附近的一个地区)重新定居下来，继续进行劫掠。他们此时的目标集中在爱琴海沿岸的富裕城市，直到公元前233年被拍加马国王阿塔尔一世彻底击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凯尔特武士在塞琉古王朝和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手下服役，并在公元前190年的马格尼西亚(Magnesia)战役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当时他们和塞琉古国王安提奥克三世(Antiochus III)被罗马和拍加马的军队击败。作为胜利者强加条件的一部分，加拉太部落同意停止掠夺，但在公元前167年，他们又开始侵犯拍加马的利益。直到拍加马统治者欧迈尼斯二世(Eumenes II)获得了决定性胜利，他们才最终屈服(并为欧迈尼斯在拍加马和雅典建造他的伟大胜利纪念碑提供了理由)。

虽然我们有丰富的参考资料(文字和雕塑)来证明凯尔特人在小亚细亚的存在，但令人惊讶的是，几乎没有具有明显拉腾特点的物质文化。这一定意味着，当随身携带的个人物品用完时，他们情愿使用当地的物品。毕竟，他们正在进入一个在技术和文化上都比他们来的地方更先进的地区。然而，在战斗中，他们似乎保留了他们的传统武器和战术。公元前233年，战败凯尔特人之后，拍加马人在建立的纪念碑上描绘了明显具有拉腾特征的武器。甚至到了公元前190年，一些加拉太战士还赤身**地投入战斗，就像距此大约40年前，一些在意大利作战的凯尔特人在面对敌人时所做的那样。乍一看，这似乎暗示着一种跨越三四代的守旧性。但仍然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在整个时期，来自多瑙河中游流域的凯尔特人继续前往安纳托利亚，与已经在那里的族人会合。无论情况是否如此，某种祖先认同感似乎一直延续着。

我们所讨论的从公元前400年到公元前200年的迁徙运动是那些有直接文字证据的运动。不可避免地，其重点放在与希腊罗马世界的互动上。考虑到当时的流动性，如果在最初的拉腾核心区的北部和西部边缘没有其他的人口流动，那将是令人惊讶的。在类似的部落名称中也有相应的暗示。帕利西人(Parisi)是在塞纳河流域和东约克郡被发现的，而特克托萨季人(Tectosages)部落在公元前279年之后进入了小亚细亚，并在现代的图卢兹附近定居下来。在这两个例子中，都有可以被认为反映了某种直接关系的文化证据。这充其量只是提醒我们：情况很复杂，而我们的证据往往是十分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