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完成对那些可能是凯尔特人故乡的欧洲地区史前背景的调查，我们必须考虑考古学所能提供的关于中欧西部的情况——这一地区与法国东部和德国南部大致重合。从地理上看，这个从阿尔卑斯山北侧向北延伸的地区得天独厚。欧洲大陆上的几条大河(多瑙河、莱茵河、罗讷河、索恩河、塞纳河和卢瓦尔河)就在这里交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交通枢纽。如果河谷是最便捷的通道，那么中欧西部就位于一个交叉点上，在这里，最终连接黑海和大西洋的东西走向路线和从西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到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南北走向路线相交叉。占有这样得天独厚位置的社会，完全有机会变得强大并富有创新性。

在青铜时代晚期(约公元前1300—公元前800年)，西欧开始形成一种十分有特色的文化，使其有别于广阔大陆上的其他地区，这种文化通常被称为瓮棺文化(Urn?eld culture)。在这个北阿尔卑斯山区，山堡的数量开始激增，人们在许多墓地里发现了大量骨灰瓮，并通过其中的陪葬品辨别出来一些墓主属于精英阶层。能体现墓葬主人地位的一类人工制品是零零碎碎的马具，代表的是乘用马或拉四轮马车的马，这种四轮马车可能曾出现在葬礼的游行队伍中。

在埋葬仪式中使用马和四轮马车，这在欧洲东部和黑海大草原及更远的地方有很长的历史。人们很容易将这些特征在北阿尔卑斯地区的出现视为交流发展的结果，这种交流为该地区的精英们提供了一种奇特的行为模式，他们可以借此将自己与地位较低的人区分开来。

在公元前8世纪和公元前7世纪(在考古术语中称为哈尔斯塔特C时期，现在可以明确的是，当时已经使用了铁)，由于精英阶层用的是土葬，这意味着他们的陪葬品是和他们一起被埋葬的，而不是在火葬用的柴堆上被销毁，所以在考古记录中精英阶层变得更加引人关注。现在，我们通常根据坟墓中是否有四轮车辆来判断这座墓是否属于更富有者，这种四轮车辆可能是殡葬车，与死者一起埋葬在一个大的墓穴中，其他的装备也一同置于其中，包括马具，通常还有一把长剑。哈尔斯塔特C时期的马车坟墓分布在一个相对狭窄的区域，即从波希米亚延伸到德国南部，这是一个更广阔区域的核心。在更遥远地区的墓葬中，地位较低的武士用他们独特的铁剑陪葬，但没有像马车这样象征精英阶层的陪葬物。如果把铁剑的集中使用作为这一核心文化群体的标志，那么这一区域涵盖了从波希米亚到勃艮第、从阿尔卑斯山到莱茵河中部的整个地区。

仅凭考古证据很难对这么大一个地区的社会复杂性进行建构，但社会的等级性隐含在显然不同的墓穴中。在经历了六七个世纪的稳定之后，这里的人口很可能基本保持不变，祖先的土地通过连续不断的继承代代相传。通过长期建立的彼此间义务分明的网络，不同群体之间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在这一阶段，构成哈尔斯塔特C时期核心区的许多分散的政治体，很可能都认为自己是单一民族。

到了公元前6世纪，这些群体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得哈尔斯塔特精英们在考古学上更加容易被辨认。这是希腊人与伊特鲁里亚人之间的联系得以发展的结果，这种联系使得来自希腊和伊特鲁里亚世界的独特的制造业产品，进入北方精英们的宫廷中。这种接触发展缓慢。最早的开拓者是伊特鲁里亚人，在公元前7世纪时，他们已经在法国南部海岸里昂湾(Golfe de Lion)一带建立了贸易中转站，如罗讷河河口的圣布莱斯(Saint-Blaise)等地。尽管这样做的经济诱因是与沿海社会和毗邻的内陆地区进行贸易，但偶尔也会有贸易商品流向更靠北的地区。公元前7世纪末，来自小亚细亚海岸的希腊人开始探索这片水域，大约在公元前600年，他们在马萨利亚(马赛)建立了自己的贸易站。到了公元前6世纪中叶，希腊人开始支配该地区，从地中海进口的商品开始出现在更广泛的考古记录中，如青铜饮酒器和阿提卡陶杯(既有黑彩的，也有红彩的)，以及装在独特的双耳陶罐中的马赛葡萄酒，它们不仅出现在沿海地区和罗讷河下游流域，而且更频繁地出现在中欧西部的哈尔斯塔特遗址中。

这些奢侈品是通过什么机制来到北方的？这很难确定。但可以想象，那些更精致的奢侈品是为了建立良好关系以促进贸易而向北方部落首领赠送的外交礼物，比如维克斯(Vix)的青铜酒罐，一位学者半开玩笑地把它们称为“宣传品”。从本土精英的角度来看，奢侈品的易得性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来显示他们在生前和死后的崇高地位。因此，无论是在芒特拉斯瓦(Mont Lassois)和赫内贝格(Heuneberg)等设防的山顶定居点，还是在维克斯、霍赫多夫(Hochdorf)和霍梅塞尔(Homichele)的大人物墓穴中，都能找到从地中海进口的葡萄酒，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丰富的哈尔斯塔特D时期的墓葬和同时代的山顶定居点(有时被称为“贵族所在地”)形成了一个紧凑的区域，从勃艮第一直延伸到巴登-符腾堡州，东西长约600公里，南北长约200公里，涵盖了所有主要河流的源头。无论是地中海进口商品的分布，还是黄金的广泛使用，都生动地表明了社会的富有。

使这些精英得以维持生计的社会体系被称为“信誉商品经济”。精英阶层使自己成为唯一能够从体制外获得奢侈品的人。作为被庇护人对庇护人服务的回报，其中一些新奇的东西，以及系统内部产生的有价值的商品以礼物的形式被传送到各个层级。

在这样的体系中，地位最高的首领很可能通过中间人(地中海伙伴的大使)，获得具有异国情调的地中海商品，宴会是赠送礼物和回赠价值相当的礼物的场合。这些礼物最可能是原材料，如黄金、琥珀、锡、盐、毛皮，除此之外还有奴隶。所有这些商品都可以在这一区域内部或北部和西部的边缘地区获得。

图3　公元前540年前后的欧洲

这里所描绘的社会经济体系似乎是相对短暂的，在公元前540年前后形成，在公元前480年结束。换句话说，这种平衡只维持了两三代人。为什么这种体系会走向终结，使得西方哈尔斯塔特精英们从考古视野中消失，这很难确定，但很可能是由于与地中海世界交换制度的重新定位。

图4　公元前450年前后欧洲的精英中心及其网络

与此直接相关的一个因素是，公元前520年至公元前480年间伊特鲁里亚势力范围的扩张，其势力从伊特鲁里亚向北穿过亚平宁山脉进入波河流域，从而促进了通过阿尔卑斯山脉的关口而与北方蛮族进行的常规贸易。这不仅体现在主要贸易路线上的定居点科莫(Como)的快速发展中，还体现在伊特鲁里亚青铜器(特别是酒壶和储酒罐)在北部精英墓穴中的大量出现。这些青铜器可能来自公元前480年至公元前420年的伊特鲁里亚人的城镇，比如武尔奇(Vulci)。关于它们在中欧西部的分布，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们往往被发现于新出现的精英的坟墓中，这些人占据着古老的哈尔斯塔特D时期那些酋邦的北部边缘地带。在考古学术语中，这些墓葬属于“拉腾A”(La Tène A)或称“拉腾I”(La Tène I)时期。名称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有任何大的动**或人口流动，而只是反映了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早期的文化变化和社会调整。

关于拉腾时期精英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有很多种说法。一种就是将其视为伊特鲁里亚贸易向北扩张的结果。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之间的莱茵兰中部，伊特鲁里亚酒壶的分布非常密集，看起来好像在伊特鲁里亚和这个地区之间建立了一种联系。这样的发展可能打破了先前支撑哈尔斯塔特D时期酋邦的信誉商品经济的微妙平衡。另一种可能(并不排除第一种可能)是，在哈尔斯塔特酋邦的主要聚集地周边，控制主要路线节点和资源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强大。早期的拉腾精英墓葬可分为四个区域。最大的区域在摩泽尔河地区，另一个位于向西200公里的马恩河地区，较小的集中地在波希米亚和布尔日附近。每一个区域都控制着一条通向西部或北部的主要河道。

对于哈尔斯塔特和早期的拉腾精英阶层的兴起，一种简单的解释是，其兴起是由于作为消费者的地中海地区和西部及北部资源丰富的蛮族人之间的经济互动。随着公元前7世纪地中海需求的增加，久已存在的哈尔斯塔特精英们能够控制商品和人力的流通，但只有经过两三代人之后，拥有特定资源的社区才能从中受益。布尔日的部落掌握着大西洋的锡矿，而波希米亚的部落首领们控制着从波罗的海出发的主要琥珀贸易路线。对摩泽尔河和马恩河地区的群体来说，使他们兴旺发达的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资源，例如金、铁、盐和奴隶。因此，新的权力中心出现在旧权力中心的外围，就像蘑菇一样，从最初的菌落开始一圈一圈向外发展。

这些新的早期拉腾酋邦虽然保留了哈尔斯塔特D时期那些酋邦的一些特点，但在许多方面与它们不同。这时的拉腾墓葬在选取陪葬车辆时，更喜欢两轮战车，这可能是受到了伊特鲁里亚人的启发。另一个显著的不同是，在拉腾时期的坟墓里，武器很常见。不仅仅是精英，许多男性死者都有剑和长矛作为陪葬品，偶尔还有头盔。在哈尔斯塔特D时期的酋长墓葬中，通常使用的“武器”是一种更适合狩猎和宴会而不是战斗的匕首。虽然仍然有宴会用具，如伊特鲁里亚酒壶、储酒罐和阿提卡酒杯，有时还有烤肉叉，但早期的拉腾墓葬强调的是死去武士的军事实力。显然，新兴精英的社会基础与他们前辈的大不相同。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只能靠猜测，但一种可能是，占据旧哈尔斯塔特核心区周围领土的社会，参与了掠夺奴隶和其他商品的行动，他们用这些商品与核心区的精英进行交换。对商品日益增长的需求加剧了这种好战倾向，从而提供了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成功的战争领导人可以上升到主导地位。

马恩河和摩泽尔河地区精英们的宫廷也为工艺技能的惊人发展提供了必要的赞助，特别是一种极具特色的、通常被简称为“早期凯尔特艺术”的艺术风格。一开始，它就是一种旨在装饰富人财产的贵族艺术。在最早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工匠们从不同的元素中获得了灵感。这些容器的形态要归功于伊特鲁里亚人的原型，而像棕叶饰和蔓藤花纹这样的伊特鲁里亚图案，则被迅速地转变成充满活力的涡卷、卷须和叶形图案，在本土工匠的手中，这些图案流动自如。一些灵感也来自东方的动物艺术，也许来自匈牙利大平原或更远地方的斯基泰人。一开始，这些动物的形象是很明显的，就像罗登巴赫(Rodenbach)的金臂环上的装饰动物那样，但后来它们发生变形，与从树叶变形而来的丰富的曲线图案融合在一起。虽然最早的凯尔特艺术仍然很拘谨，严重依赖于两侧对称，但不久就摆脱了这种对称，变得更加充满想象力。用艺术史学家不带情感色彩的术语来说，早期的严格画风让位给了自由画风。

图5　1873年在法国北部马恩河地区松比翁(Somme-Bionne)发现的其中一个早期拉腾精英的坟墓

凯尔特艺术有时被考古学家认为是一个独立的主题，可以脱离所有的社会背景对其加以研究。而实际上，艺术风格深深植根于社会，反映了社会的信仰和价值观。因此，艺术风格的采用不仅仅是随意借用装饰图案，它更像是对一种复杂文化的热情接纳。撇开交换网络中那些分散的孤立物品不谈，可以公平地说，这些社会接受了反映在我们称为“凯尔特”的艺术风格中的价值观，将其融入自己的物质文化中，以此宣告他们接受一套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是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共同的民族身份的声明？我们将在后面回答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