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的思想达到一定境界之后，往往是“高处不胜寒”。这时，人生最大的快慰莫过于能遇到真正的谈话对手。这种交谈是种“头脑风暴”，彼此间相互碰撞、相互切磋、相互印证、相互激发，思想的行程有一日千里之感。

记得王志纲在接受一位家乡的记者采访时，曾比照自古人杰地灵的江南这样评价贵州：江南水土丰沛，阳光雨露充足，长的多是大树乔木，因此也人才济济，一个县里就能出十几个博士；贵州则不同，土地硗薄，怪石丛生，生存条件恶劣，但一旦从这种环境里破土而出，往往长出的是一些苍松劲柏，参天古木。

也许是命运的巧合，从小生长在贵州的王志纲这一次跟来自江南的黄巧灵走到了一起。王志纲常常喜欢说一句话：“性格决定命运。”而这性格背后，无不打上了环境的烙印。

王志纲和黄巧灵来自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也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

黄巧灵，人如其名，从他的身上不难看到新一代浙商的风范和特点来。说起浙商，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商业文化里，倒是占据了不可替代的一席之地。中国明清时期活跃在经济舞台上的十大商帮，浙江就有两个——宁波帮和龙游帮。亦贾亦儒，义利兼收，可以说是浙商颇具传奇韵味的一个鲜明特点，也是其生命力源源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历史上，最先让世界了解浙江和浙商的，当属纵横四海的宁波商帮。浙商中业绩最丰、规模最盛的也当首推宁波商帮。

深谙中国国情的德国近代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曾说：“商业中的宁波人，完全可以和犹太人媲美。”孙中山游历欧美之后感叹道：“在欧美各国，亦多有宁波商人的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在国内首屈一指。”

早在晋代，宁波人就已形成了经商的传统。在当时重儒轻商的社会里，商人的地位十分卑微，而宁波商人穿着政府特别颁发的黑白两色的鞋子出没于大江南北。

宁波地处浙东沿海，居我国大陆海岸线中段和宁绍平原的东端，又是长江干线、南洋干线和北洋干线的水运交叉点，襟江滨海，海道通达，拥有众多优良港口。而且，浙江的自然资源与特产极为丰富，是鱼米之乡，有鱼盐之利。优越的地理环境是宁波商人得以滋养发展的一个先天条件。

大海使宁波人获得成为优秀商人所必须具备的胸怀和天赋。从唐朝到南宋，宁波都是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宁波港白帆蔽日，无数的商船来往于日本、高丽（朝鲜、韩国）、真腊（柬埔寨）等国，江南的丝绸和瓷器被源源不断地泛海运出。

宁波商帮风头之劲，及至近代达到了顶峰。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之后，宁波人“民性通脱，务向外发展，其上者出而为商，足迹遍于天下”。宁波商帮与山西商帮成为近代中国商界的两大巨头。

初期的宁波商帮起步于依托当地港口进行的由小到大的私人海上贸易，19世纪中期以后，宁波商帮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上海这个超级大舞台。

宁波商帮的名头是由上海滩的号角吹响的。商业嗅觉灵敏的宁波人瞄准了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他们像潮水一样涌进上海滩的花花世界。最初，这些衣衫褴褛的宁波人被资本家不无鄙夷地视为一群廉价劳动力。他们忍受饥饿，被迫从事挑水、洗衣、舢板业、木工、裁缝、保姆、车夫等最为卑微的工作。但是不久之后，人们不无惊奇地发现，这些省吃俭用的宁波人以其微薄的积蓄和出色的经营能力逐渐在残酷的市场中争得了一席之地，而且，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原来这些不起眼的宁波人看似儒雅实则暗藏杀机。

宁波商帮中的巨富叶澄衷，刚到上海的时候不过是一个在黄浦江上摇舢板的小人物；工商界巨头朱葆三，独占鳌头的大买办资本家虞洽卿，都是中途辍学到上海打工的穷小子。他们一无背景二无靠山，白手起家打天下，他们的成功在当时权力垄断一切的中国不能不说是奇迹。更有创办上海“大世界”的黄楚九、项松茂、刘鸿生，都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的一代大商人。

“航海梯山，视若门庭。”宁波人坚毅的冒险精神在他们的商业活动中显露无遗。因此当改革开放以来，率先崛起的温州模式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一种有效模式的时候，对艰苦创业的浙江人来说其实并不足为奇。

从文化方面看，浙商的形成首先得益于浙江由来已久的义利兼容、义利互补的商业伦理观。

浙江的文化源流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儒家的义理之学，而是义理与事功并举。南宋以来，陈亮、叶适、黄宗羲等人所倡导的“事功之学”，对浙商的兴起影响很大。事功之学反对重农抑商，张扬功利，提出“工商皆本”，主张义利统一，是对传统商业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整合。这种重农不轻商独树一帜的商业文化，为明清时期浙江商人的形成、发展作了充分的理论铺垫、心理准备和文化转型，构成了浙江商人崛起的文化背景。在这种文化的深刻影响之下，浙江人不讳言利，不尚空谈，不十分关心政治或其他被认为是虚妄的东西。无论经商或务农均兢兢业业，对物质利益追逐不易餍足。可以说，前人所倡导的重商之学，是浙江商人的一块调色板，一副催化剂，更是一根支撑浙江商人蓬勃发展的精神支柱。

复杂绚丽的浙江文化，培育出浙商特有的才气：既能入世又能出世，既事功又义理，既求财又求知，既务实又淡然。

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黄巧灵，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宋城，就是他回报历史的第一个作品。

与骨子里钟爱文化和充满创意的黄巧灵一样，“行万里路，历万端事”的王志纲虽然下海多年，但对文化也自始至终有着一分难以割舍的情缘。在他的策划实践中，尤其擅长破解各个地域板块的文化底蕴，常常是三言两语，入木三分。而他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策划历程，也可以说是一场没有尽头的文化苦旅。

哪里有解不开的难题，王志纲就带着他的队伍前去把脉问诊；哪里没有路，王志纲就要开辟出一条路来。“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最近的路只有一条。策划的使命就是找到这条最近的路。”王志纲常常这样说。

黄巧灵是把自身的智慧和创意直接转化成了有形的东西，与黄巧灵不同的是，王志纲则是用他的思想和智慧去影响一个个企业家和事业家，把自己的知识和眼光嫁接到一个个具体的企业和项目上。在他的眼里，最大的喜悦是看到受其思想影响的企业和项目的成功。这种成功越大，就越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1999年7月16日，王志纲再次前往杭州，专门考察项目情况，同早已等候多时的黄巧灵倾谈三天三夜，在很多看法上一拍即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慨。两人当即签约确定项目的合作，并建立了动态和互补的工作方式。

王志纲与黄巧灵二人的经历有别，但思想上却殊途同归。王志纲的经历是“学者+记者+策划家”，思辨力与创造力兼收并蓄；黄巧灵的经历是“军人记者+红学研究者+企业家”，想像力与行动力文武双全。从骨子里来说，二人都属于功底深厚、阅历丰富、富于策划力的文化人。“自古英才多磨难”，二人早年的生活经历颇为相似，一个出自“中国的第三世界”贵州的大山之中，一个出自“浙江的西藏”丽水的穷乡僻壤。这在他们的性格上都深深地镌刻下了乐观、豁达、自由、奔放的鲜明特征。谈起少年时代上山捉鸟下水摸鱼的种种奇异经历，他们的脸上同时绽放出童稚般的灿烂笑容。也许正是这种早年的经历，使他们至今童心未泯，性格上自然率真，富于想像力，思想上天马行空，长于创造。

自古惺惺相惜，英雄所见略同。然而，越是优秀的人就越是孤独的。当人的思想达到一定境界之后，往往是“高处不胜寒”。这时，人生最大快慰莫过于能遇到真正的谈话对手。几天几夜的促膝倾谈，黄巧灵从繁杂的日常事务中彻底超脱出来，进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灵之境。黄巧灵感到，与王志纲的交谈是一种“头脑风暴”，彼此间相互碰撞、相互切磋、相互印证、相互激发，思想的行程有一日千里之感。所以，此后只要王志纲一到杭州，黄巧灵就惟此为大，将其他事务统统置之脑后，终日与王志纲神侃，一杯清茶在手，谈天说地，无拘无束。

这一年的7月，王志纲三度飞赴杭州。这在王志纲的策划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通常情况下，除了深圳大本营之外，王志纲一周之内至少要在两三个城市之间穿梭。这次他一反常态，居然一个月之内三赴杭州，以至于有人半开玩笑地问他：“王老师啊，你是不是在杭州有情人了？”

王志纲笑道：“哈哈，不错，是有了个‘情人’——这个‘情人’就是杭州宋城。”

随着对宋城集团了解的不断深入，王志纲感到，黄巧灵这个能力超群的企业家，不仅长于策划和操作，还是一个优秀的“滑板运动员”——能在快速运动之中把握好动态平衡。但是，黄巧灵“十个指头按跳蚤”，时间与精力出现透支，企业能力的发挥已接近极限。就拿近期开发的杭州乐园项目来说，在总体理念与经营战略上并不是非常清晰。

宋城集团继成功开发宋城主题公园之后，又相继开发了美国城和杭州乐园两大主题公园。美国城依宋城而建，在空间上与宋城是一个“组团”，客源市场有一定保障。杭州乐园则与宋城隔江而望，地处杭州市区与萧山市交界的湘湖，是一个占地4000多亩（一期和二期），投资超过10亿元的大型主题公园。

杭州乐园景区之下又设荷兰村主题公园、马可·波罗主题公园、生态公园、山里人家四个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主题公园群”。另外，景区内还有一个9洞高尔夫球场、一个水上高尔夫球练习场和一个18洞的迷你高尔夫球场，10个网球场，以及10万多平方米的旅游景观房地产（一期）。这是一个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居住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项目。

按宋城集团的初衷，是想将其开发成以休闲度假为主的“第二代主题公园”（宋城景区是以旅游观光为主的“第一代主题公园”）。不过，项目开发出来以后，杭州乐园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并不清晰。多数人对“乐园”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心理定势，而对这个巨大的多主题的“主题公园”，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什么，让人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对消费者来说，它似乎是太大了些，太复杂了些。从宋城集团的角度来说，既要推旅游市场，又要打房地产市场，同时还要组织高尔夫和网球俱乐部，另外还要协调好杭州乐园与宋城集团其他项目之间的关系。

黄巧灵原来是优秀的“小提琴手”，现在必须做“乐队总指挥”，要让不同乐器和声部各司其职，合奏出一曲和谐动听的交响乐来。但是，宋城集团几大主题公园之间及杭州乐园内部各主题公园之间，并没有完全调到一个统一的“音高”和“主旋律”上来。所以，在宋城铿锵有力的广告宣传和市场推广之中，夹杂着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有时还多少有些跑调，主旋律并不清晰。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宋城集团广告公司总经理邱晓军放慢了广告投入的力度，希望王志纲为杭州乐园把脉，重新梳理思路，定下“总谱”后再全力“演奏”。

经过双方频繁而深入的互动式交流，一个新的理念与战略思路已经呼之欲出。宋城人对自己的需求表达得越来越清晰了。

黄巧灵说：“我请王志纲来，不是为了增加门票收入，不是为了卖房子，也不是为了眼前的销售业绩，而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宋城集团长远的发展战略问题，是为了宋城集团的明天。我们需要的是王志纲的独特思想与创意和宋城集团特有的理念与创造力珠联璧合。”

宋城集团的一位副总经理说，“我们需要的是王志纲的大势把握和思路创新能力，希望通过你们的策划，对我们的项目进行一次全局性的梳理和把握，提炼出一个全新的理念与主题。然后以此为出发点对现有资源进行战略重组，并有针对性地整合新的资源，从而使项目开发与企业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完全有能力把握和运作好王老师的思想。我们相信，通过王老师的策划，我们的项目将有可能爆发出原子核裂变的效应。”

宋城人对王志纲寄予厚望，那么，王志纲会不会看走眼，令宋城人失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