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1月29日，一位享年89岁的老人平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但其生平却是波澜壮阔、极富斗争性。一个人向国家宣战并为此战斗了32年，晚年时体重不到40公斤，这就是著名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历史记忆容易经常发生变化的民族，因为他们最关注的是现实利益。

家永三郎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业绩斐然。1937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日本史专业毕业时，因其论文《飞鸟奈良时代佛教文化的精神史考察》受到指导教授的好评而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史料编纂所工作。在此5年间撰写出版《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论理的发达》等7部著作，其中“否定之论理”的研究方法成为家永三郎分析日本思想史及其社会的基本视角，而且也成为日本思想史学界的重要学说之一。

1941年5月，家永三郎任新潟高等学校教授，主讲日本通史，教书之余完成《外来文化摄取史论》一书的撰写。1943年10月因健康问题回到东京任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并在1945年编写《新日本史》教科书和《日本思想史的诸问题》等书。战争结束后，家永三郎的研究领域转向近现代思想史方面，1948年8月任东京教育大学教授。从1950年到1964年，共出版《日本近代思想史研究》等著作20多部。

占领时期，日本废除国定教科书制度，改由民间编撰、文部省审查的制度。1947年文部省颁布的《学习指导纲要（试行草案）》不仅比较宽松，“地方、学校可根据各自的实情决定教育内容，国家仅提出基本标准”，而且其主持编制的小学、初中、高中历史教科书也明确写道“太平洋战争是侵略战争”。在占领后期，因冷战国际体制和朝鲜战争影响，美国对日政策发生较大变化，扶植日本经济自立和重新军备，保守政权趁机反攻倒算。1951年7月文部省修订《学习指导纲要》，高中《日本历史》课本中的“侵略”改写为“进出”。1952年和1953年，吉田茂内阁连续两次修改《文部省设置法》，扩大了文部省和文部大臣的权力，即“文部省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学校教育所有行政事务负有责任”，教科书审查权力“永久归文部大臣所有”。

家永三郎受三省堂出版社委托编写的《新日本史》在1952年提交文部省审查，初审判为“不合格”，理由是对日本家族制度“充满了恶意的攻击”、叙述农民暴动是“肯定非法行为”、可以省略太平洋战争的描述等，但书稿原封不动地提交另外一个审查组审查时却顺利通过。1955年，《新日本史》在文部省审查时再次受阻，家永三郎对若干文字表述作出修改后才勉强通过。1957年，文部省开始专门配备审查教科书的官员，审查变得更为严格，因而《新日本史》第三版被判为“不合格”，经过三次修改后才得以通过。1962年家永三郎将《新日本史》第五版提交文部省审查，半年后通知为“不合格”，原因是“该书稿的正确性以及内容的选择取舍存在明显的缺陷”，其根据是使用的照片只是暴露战争的悲惨状态。家永三郎尽量做出修改后，1964年文部省再次提出300多处修改意见。

尽管《新日本史》最后通过审查，但已经是千疮百孔、面目皆非。家永三郎决心通过法律判定孰是孰非，于是在1965年6月12日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以国家为对手的诉讼，认为教科书审查制度违背日本宪法，要求国家赔偿，史称“第一次教科书诉讼”。经过马拉松式的开庭审理，1974年7月16日，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高津环宣布审判结果：教科书审查制度合宪合法，323处审查意见只有11处违法，赔偿原告10万日元损失。尽管家永三郎部分胜诉，但不服判决，随即在10天后上诉高等法院，国家附带上诉。1986年3月19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的“铃木判决”不仅承认教科书审查合宪合法，而且认为审查意见“只拥有相应根据”，审查介入属于正确。家永三郎全面败诉，因而在次日便提出上诉。1993年3月16日，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宣布“可部判决”：驳回本案上诉，文部省审查意见没有“明显过错”。“第一次教科书诉讼”以加永三郎全面败诉告终。

1966年11月，应文部省的要求，家永三郎再次对《新日本史》进行修改后送交文部省审查，但被认定为“不合格”。家永三郎要求取消文部省的审查处分，并在1967年6月23日以文部大臣为对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史称“第二次教科书诉讼”。1970年7月17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布的“杉本判决”不仅裁定文部省教科书审查制度违背宪法，同时承认国民的教育权利，因而判决家永三郎全面胜诉。文部大臣不服其判决，在一个星期后提出上诉。1975年12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的“畔上判决”尽管没有涉及教科书审查是否违宪，只是认为“审查意见缺乏一贯性、安定性，是随心所欲的做法，实属违法”。家永三郎仍然胜诉，5天后文部大臣上诉最高法院。1982年4月18日，最高法院废除原判，送回东京高等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主要理由是“有必要更加缜密地探讨《学习指导纲要》与教科书记述之间的关系”。1989年6月27日，再次审理此案的东京高等法院以“毫无上诉利益”为由终结诉讼。

1984年1月19日，围绕1980年度和1983年度的教科书审查意见，家永三郎再次以国家为对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给予赔偿，史称“第三次教科书诉讼”。1989年10月3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布，“加藤判决”尽管承认在个别历史问题上文部省滥用了审查权，但认为审查制度符合宪法。家永三郎不服判决，10天后提出上诉。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川上判决”，认为审查制度符合宪法，但对“南京大屠杀”、“日军对妇女的残暴行为”等问题的审查上滥用了裁量处理权。尽管得到部分胜诉，但家永三郎再次上诉。1997年8月29日，最高法院宣布“大野判决”，认为文部省的“审查意见中四处违法”，其赔偿额增至40万日元。至此，长达32年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郎的部分胜诉而告终。

从表面上看，家永三郎针对教科书审查制度提出诉讼是有关历史记述内容的争论，但其实质目的是明确国民拥有教育权。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介入学术和教育违背宪法精神，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是国家以特定学说评价或干涉其他学说，是一种粗暴侵犯学术自由的非法行为。

另一方面，尽管家永三郎个人提出教科书诉讼，但很快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大规模市民运动。各界人士组成诸多团体，对家永三郎进行声援，其活动不仅有力地揭露了以自民党保守政权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而且也唤醒广大民众对历史事实的认识。尽管各种判决并没有达到诉讼的目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

正如家永三郎的“抵抗”、“否定之论理”史观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非主流方面那样，也正如“日本教职员工会”作为教育第一线成员组织从战后初期的反体制斗争到1960年底以后的体制内斗争、再到冷战结束以后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携手合作那样，与其说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来自内心，倒不如说是更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历史记忆容易经常发生变化的民族，因为他们最关注的是现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