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政界有一句“金去火来”的话，是说国会议员星期五回到自己的选区与选民交流感情，巩固自己的选举地盘，星期二再返回东京参加国会活动。正如著名政治人物大野伴睦所说的那样，猴子从树上掉下来还是猴子，政治家如果落选就什么都不是。由于日本政治家很难改行从事其他职业，必须利用各种手段和方式拼命维持自己的选举地盘。当然，这是那些当选次数比较少且自己打天下的年轻国会议员，继承父辈地盘并当选多次的议员无需如此奔波，大多可以在东京稳坐钓鱼台，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自己稳固的支持组织——个人后援会。

国会议员的个人后援会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其后逐渐增加。从选民参加个人后援会的比例来看，1969年超过10%，1979年达到20%，1983年则有29%；从地区上看，城市规模越大，参加个人后援会的选民越少，而在村社共同体的痕迹保留较多的农村地区加入个人后援会的选民较多；在参加个人后援会的选民中，参加参议院地方区议员候选人个人后援会的选民比例为30.4%，参加参议院比例区议员候选人个人后援会的选民比例为16.0%，参加众议院议员候选人个人后援会的选民比例为71.0%，参加地方议会议员候选人个人后援会的选民比例为27.8%；从各个政党在选举中的得票来看，1990年时，后援会成员的选票占自民党全部得票的64.7%，社会党为17.1%，公明党为7.9%。而在各党的支持者参加个人后援会的比例上，公明党最高，为41.6%，其次是民社党，为25.6%，自民党第三位，为24.6%；从社会职业上看，农林渔业者为33.9%，自营工商业者为33.2%，工商业界工人为18%左右，工薪阶层为14%左右。

国会议员之所以组织后援会，主要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中选区选举制度。从1947年到1993年，众议院议员选举实施中选区制度，也就是将全日本划分近13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举3—5名，总共选举500名左右的众议员。类似自民党这样的大政党必须在一个选区推荐并当选复数候选人才有可能在众议院中获得过半数席位，这样一来，候选人难以打出政党的招牌吸引选民，其个人的号召力就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例如在出现复数自民党候选人的选区中，自民党支持者“重视个人”的选民比“重视政党”的选民多1倍。

毋庸置疑，个人后援会在国会议员维持政治生命、集中精力进行立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负作用。

其次是地域型代议制的原因。所谓地域型代议制是指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议员大多来自某个地方选区，因而是一种地域型的政治代表。例如在战后大部分时期内，500多名众议院议员均来自全国130个选区，参议院也有60%的议员来自以都道府县为单位的选区。国会议员首先利用血缘、地缘组织自己的支持团体，逐渐扩大范围。例如从加入个人后援会的动机上看，53.9%的选民参加个人后援会是因为亲缘与情分，28.3%的选民是因为候选人的形象与政策主张，22.4%的选民是因为职业关系。

另外是议会党团的原因。自民党、社会党议会党团色彩浓厚，地方组织十分薄弱。自民党虽一度号称拥有党员300万，但绝大多数是既不缴纳党费、也不过组织生活、更没有履行入党手续的国会议员“个人后援会”成员或“友好团体”成员，因而自民党候选人在竞选时更多的是利用自己的集票组织。调查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自民党国会议员中回答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个人关系援助”竞选的占压倒多数，回答依靠“所属政党的”只有4%。相应的问卷调查也表明，在町内会、自治会、妇女、青年、老人等社会团体中，投票时“重视个人”的占78%，而“重视政党”的只占18%。

政治家在两个方面照顾到后援会成员的利益，即对后援会成员的一些日常要求，例如子女升学和求职问题、邻里纠纷、婚丧嫁娶乃至交通事故的处理等，政治家都要给予照顾，甚至不惜破费钱财为后援会成员组织观光旅游、体育比赛或其他集体活动，加强感情交流，培养团体精神。由于绝大多数后援会成员不缴纳会费，因而后援会的活动经费主要由政治家个人承担。据统计，每位国会议员每年用在个人后援会上的费用高达1亿日元左右。

另一方面，政治家还要充分利用各种关系和个人影响，对政府有关部门施加压力，为自己的选区争取更多的政府补助金和公共事业建设项目，提高当地选民的生活水平。战后日本的财政体系是70%的税收为中央政府所得，但地方自治体却承担70%的公共事务。为弥补其差额，国家财政以地方交付税、补助金、公共投资的形式交还地方，但因各地区富裕的程度相异，各自治体从中央政府获得的财政数额有很大不同。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自民党最大限度利用了政府拥有的财政资源，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选举资源，即通过地区开发计划及其实施、农业保护政策、公共投资、补助金等形式建立了一套维持其选举地盘稳定的“利益诱导体制”。即执政党的国会议员通过对行政机构的政治影响力，将有关地区或团体承包的公共投资项目纳入政府预算方案，使政府资金流入自己的选区或支持自己的利益集团，从而形成稳固且可以时代相传的选举地盘。

在国会议员的个人后援会中，最典型的是田中角荣的“越山会”。地处新潟第三选区的该组织鼎盛时有会员10万人，该地区的自民党员不到1万人。“越山会”总部设在新潟县长冈市，下面是以城市为单位的联络协议会、青年部、女性部，再下面是“越山会”的基层组织。新潟第三选区共有33个市、町、村，330个“越山会”支部有渗透到的各个角落，后援会的机关报纸《月刊越山》每月发行5万部。

“越山会”1953年组成，最初以旧时战友为主。组织名称据说田中角荣亲自决定，来自战国时代当地著名武将上杉谦信翻过越山进攻北陆地区能登时的一首诗歌，从中也可以看出田中夺取天下的志向。1960年10月，长冈铁道、中越汽车、栃尾铁道合并为越后交通公司，地处长冈市的越后交通本部大楼三层的秘书课成为“越山会”本部，统辖以市为单位的基层组织。鼎盛时期，在新潟第三选区产生的19名县议会议员中，有13名是“越山会”推荐的候选人；在33个市町村的首长中，有30名是“越山会”成员。

“情与利”是凝聚“越山会”的两大武器。田中角荣不仅通过秘书课，对会员的婚丧嫁娶、升学就业等日常生活给予关照，而且经常组织会员乘车前往东京自己住宅一起吃饭，然后参观著名景点，培养感情。另一方面，每年都要派人到选区详细了解市町村长和选民的利益要求，然后由“越山会”进行归纳和审定，再通过田中的政治影响力纳入下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得以实施，从而使偏僻的新潟县三区变得交通便利、社会福利设施齐全、居民生活方便。

为维持“越山会”的日常开支，每年需要5亿—10亿日元，会员交纳的会费很少，主要来自建筑业者提供的政治资金。田中角荣为故乡带来道路、桥梁、隧道、河川、铁路、开垦等多种公共工程，这些工程的承包商按照项目费用的0.3%比例作为政治资金提交给田中。

毋庸置疑，个人后援会在国会议员维持政治生命、集中精力进行立法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但也有一些负作用。例如为应付后援会的巨大开支，政治家必须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手段收集政治资金，由此产生了许多违法事件，正如“洛克希德案件”、“利库路特案件”、“大型建筑公司案件”等体现的那样。

尽管如此，由于个人后援会与政治家的密切关系，政治资金丑闻或改变所属政党并不影响政治家的政治生命，例如田中因“洛克希德案”在1983年被判有罪后仍然数度以最高得票数当选为国会议员，直到1989年才辞去议员职务，甚至从1985年因脑血栓病倒后到1989年一次也没有参加国会活动。1993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下台，政党不断分化组合，政治家改换门庭，后援会也采取相同行动。例如小泽一郎从自民党到新生党，然后再从新进党到自由党，最后到民主党，其个人后援会依然如旧地支持。

另外一个后果就是“子承父业”的“二世议员”增加，也就是老一代议员去世后，其后援会继续推举其后代或其他亲属当选为国会议员。例如曾任自民党干事长实的加藤一就是在其父去世7年后仍在其父后援会的支持下当选为众议院议员。1993年时，44％的众议院议员为“二世议员”，其中包括桥本龙太郎、小泽一郎、河野洋平、羽田孜、田中真纪子等实力政治家。这样一来，以个人后援会为中心的选举地盘慢慢演变成私有财产，1994年改为小选区制后甚至出现了选举地盘被分割的议员有偿转让其地盘、或者家庭成员同时立为不同选区候选人的现象。

1994年通过新选举制度并进行了4次大选后，个人后援会也受到冲击。也就是说，在小选区制度下，候选人是否得到党的公认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个人的作用逐渐淡化，因而后援会的意义也在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