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风就是雨”的日本人什么时候变得自信起来？

1973年，小松左京撰写一部科幻小说《日本沉没》，描述几位海洋地质学家发现日本列岛将沉没的征兆，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了其推断，政府首相不得不向国民宣布“日本列岛将在10个月内全部沉入大海”。整个日本处在一片恐慌和混乱之中，在接连不断的地震、海啸和火山喷发中，人们纷纷想方设法逃往海外，内阁策划向世界各地输送移民，又引起各国的强烈反应。该书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一年内上、下册共发行400多万部，作者因此获利1.2亿日元。随后拍摄的同名电影获得了大约40亿日元的票房收入，观众累计达880万人次。一部预言未来的小说竟然引起如此之大的轰动，除日本人天生的危机感外，也许1973年底因“石油危机”而爆发的严重通货膨胀以及“抢购风潮”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1972—1982年是中日关系的友好十年与其不无关系，因为在小说和电影中只有中国接受了大量日本难民。

1973年10月底，大阪郊外千里小区200名家庭主妇看到超级市场降价出售卫生纸的小广告后，店家开门后立即涌入其内，一个小时内将一个星期的库存手纸抢购一空。当地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主妇抢购两年使用量的卫生纸”的报道，结果“手纸不足”的传言迅速蔓延到日本各地，并掀起一阵“抢购风潮”。抢购的对象也很快波及到洗涤剂、砂糖、食盐、煤油及煤气等物品，其**一直持续到1974年2月。与上一年度同一时期相比，此时的批发物价上升35%，消费物价上升30%，为战后经济恢复以来的最恶状态。

1971年8月，美国宣布黄金与美元脱钩的“尼克松冲击”迫使日元升值，1972年6月出版的田中角荣著作《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引发土地价格上涨，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导致“石油危机”等事件是日本出现“抢购风潮”和“狂乱物价”的宏观背景，但媒体推波助澜时政府没有及时提供准确信息、消费者对未来缺乏信心——三名女高中生的闲谈导致7300名顾客12月14日在高知县丰川信用金库提款20亿日元，致使该金融机构暂停营业、部分企业囤积居奇——静冈县政府消费生活课官员1974年1月检查大型洗涤剂企业分厂仓库时发现4万箱洗衣粉——等也是其重要因素。

针对“抢购风潮”，通产省、农林省等政府部门在11月2日指示卫生纸、砂糖、洗涤剂的生产厂家加紧生产与出售，并指定防止囤积的商品名单。11月16日，内阁会议决定《石油紧急对策大纲》，其主要内容为开展节约运动、抑制石油能源消费、强化物价对策、确保能源供应等。12月22日，颁布、实施石油二法——《石油供求合理法》及《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这两个法律从内阁提出法案到国会审议完毕仅用两周时间，可谓空前绝后的高速度。在强力的行政指导下，霓虹灯、办公室的灯光、深夜电视节目及风俗娱乐业逐渐消失，政府官员及企业管理人员不坐电梯爬楼梯，甚至首相带头穿节省能源的服装等。据说这样一来，可以节省25%的石油消费量。另外，副首相三木武夫专程赶往中东，进行“石油外交”，被讽刺为“不是接近阿拉伯，是接近阿伯拉（日语‘油’的发音）”。此行取得较好效果，阿拉伯国家不再将日本作为敌对国家而降低石油供应，但据说不是三木的功劳，而是1972年“日本赤军”自杀性袭击特拉维夫机场使阿拉伯人对日本人产生了好感。

由于“石油危机”的冲击，1974年日本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为-0.5%，是战后最初的负增长。该年度的批发物价上升23.5%，消费物价上升20.9%，完全失业人数在1975年超过100万。政府一方面发行“赤字国债”增加公共投资，刺激经济恢复景气，另一方面则制定诸多法律，促进开发节省能源技术，同时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例如，在1975年的《租税特别措施法》中特别设立节省能源设备投资退税项目；1979年实施《能源使用合理化法》及《煤炭及石油对策特别会计》，以推动节省能源技术的开发；1978年颁布《特定萧条产业稳定临时措施法》，帮助钢铁、纤维、造船等行业进行合理化改革，扶植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技术产业。

与此同时，积极开发替代能源方面，特别是原子能的利用。尽管日本在1955年制定《原子能基本法》、1966年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正式开始营业性运转，但由于其安全性受到质疑，因而进展较为缓慢。1974年，以“石油危机”为背景，完善了电力三法——《电力开发促进对策特别会计法》、《电力开发促进税收法》、《发电设施周边地域完善法》，加强安全措施并对当地居民采取优惠政策，从而加快了核电站的建设。从1973年到1978年，原子能发电量的比例从2.7%急速上升为10.8%，原子能发电站也从1970年的3座增加到1981年的23座。

在企业方面，也通过本身的努力克服了经济危机及其后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生产与销售困境。其中包括通过实现节省能源与节省劳力的投入要素的最佳配合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面贯彻质量管理、适应多样化需求改进产品与开发新产品、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并向经营多样化转换、促进产业向尖端技术领域发展、扩大旨在实现上述目的的研究开发投资等。例如在西日本制铁君津工厂，对石油的依赖率从1973年的20%下降到1983年的不到2%。

祸福相倚。“石油危机”对日本产生如下影响：

第一，日本名列第一。日本经济不仅很快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处在稳中上升的状态。例如从1973年至1980年，日本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4%，远高于法国的2.5%、美国和联邦德国的2.3%、英国的0.9%。1970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042亿美元，1979年增加到10085亿美元，人均产值大致与美国相等。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超过美国，1981年日本的外汇储备超过联邦德国，均居世界第一位。美国著名日本问题专家沃格尔（中文名字“傅高义”）在1979年撰写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一书，主张美国向日本学习。该书出版后在日本和美国均引起较大反响，仅在日本就销售了50多万册。

第二，政府权限加强。正如著名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所指出的那样，《石油供需适当法》及《稳定国民生活紧急措施法》两个法律赋予通产省广泛的权力，使日本从“自我控制”向“国家控制”重新倾斜。本来应当削弱的行政机构权限反而出现增强的趋势。1985年时，行政机构拥有10054项许认可审批权，1989年上升到10278项，1993年进一步增加到11402项。直到90年代，40%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处在行政机构的各种权限之下，而美国的比例仅为6.6%。

第三，产业结构升级，即资本集约型向技术集约型的转化。在1975—1979年之间，钢铁、石化等资本集约型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分别下降30%和35%，而精密仪器、数控电机等技术集约型产业的固定资本投资分别上升141%和118%。在产品上也从“重厚长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

第四，对抗性的工人运动逐渐消失。不仅企业实施的“减量经营”即减少人力、物力、资金、组织等措施得到工人的支持，而且在1975年的“春斗”中，最初工会方面提出增加工资30%以上，但最后接受了比经营者提出的15%还要低的13%。即使在国营、公营企业中，以“国铁”为首的工会组织在1975年争取“罢工权”失败后，其斗争方式也逐渐转向以劳资协调为主。这一时期，“窗边族”一词流行，也就是说，即使没有业务可做，中年职员仍然留在企业，只不过办公桌从房间中央搬到窗户旁边，意指不受重用。也许正因如此，“住在兔子窝”的“工蜂”们玩命为企业工作，“过劳死”也随之成为流行语。

第五，革新自治体走向低潮。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急速的城市化以及过度的人口集中，造成严重的交通与住宅问题，即汽车的普及不仅引发交通事故频繁发生，而且也造成噪音、大气污染等公害问题。与此同时，城市中心房价过高，普通市民只好远离城市中心，但郊区存在交通不便等问题。因此，公害、交通、住宅等问题引发了保护环境及个人生活的大规模市民运动。在野党借机攻击自民党政权的失败，从而受到广大城市选民的欢迎，较多的地方自治体被社会党或日本共产党等革新政党所掌握，于是这些地方自治体也称为“革新自治体”，尤其是东京、大阪、京都、横滨等特大城市。70年代中期，有40%的日本人生活在革新自治体中。1975年以后，因经济危机带来自治体的财政紧张，导致革新自治体逐渐衰落，京都府、冲绳县、横滨市、东京都、大阪府等政权均为保守势力夺回。

第六，贸易战争与海外投资。由于物价上涨，国内需求下降，政府与企业均重视扩大对外贸易。在其后的12年中，生产年平均增长3.1%，但出口年均增长8.5%，而且以汽车、家用电器为中心的机械产品在出口中不仅增长最快，所占比例也最高。为避免贸易摩擦，同时克服日元升值带来的经营困难，对外投资也随之迅速增加。1971年时对外投资额只有9亿美元，1973年骤然增加到35亿美元，同年对外投资余额超过100亿美元，被称为“投资元年”。

居安思危。时隔33年之后，2006年日本有关方面再次拍摄《日本沉没》。日本政府全力支持拍成这部耗资20亿日元的大制作，防卫厅及其下属陆、海、空自卫队和东京消防厅等机构都参加了拍摄，海洋研究机构担任顾问。也许日本经济已经从长达十年的低迷中摆脱出来，重拍的影片内容改为科技人员利用最新技术提前将地震部分能量释放出来，从而保住了大部分的日本列岛和绝大多数国民的生命。

“听见风就是雨”的日本人什么时候变得自信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