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2月23日，东京地方法院以绑架罪和故意谋杀罪判决当年61岁的原“日本赤军”领袖重信房子20年有期徒刑，从而宣告了一个理想时代和一个极端群体的终结。

1969年5月，在防暴警察的镇压下，校园斗争趋于低潮，以关西地区为中心的“共产同”（共产主义者同盟）总结校园斗争、街头斗争的经验教训，认为“尽快组建军队，用枪和炸弹进行武装斗争”，因而成立了“赤军派”。当时以京都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馆大学的学生为主，约有400名成员。“赤军派”组织参加了同年9月5日“全国全共斗”成立大会，此后经常袭击警察局、派出所，在10月21日的“国际反战日”中使用炸弹袭击新宿站、中野阪等地。11月5日，为袭击首相官邸而在山梨县大菩萨岭进行集中训练时被警方察觉，有53人被捕。

进入1970年后，“赤军派”计划武装起义，为此1月16日在东京举行800人集会，2月7日在大阪举行1500人会议，并决定建立国际根据地。3月31日上午7点半，正在富士山上空飞行的日本航空波音727航班“淀号”被9名混入乘客的“赤军派”成员劫持，成为日本历史上的首次劫机事件。“赤军派”成员挥舞着日本刀和手枪，威胁机长飞往朝鲜。“淀号”在福冈机场降落要求加油，劫机分子释放23名病人、妇女、儿童，6个小时后的下午2点离开福冈，飞往朝鲜方向。在38度线被韩国战机拦截并引导到汉城机场，韩国士兵伪装成朝鲜军队，并高举欢迎的标语牌，但被“赤军派”识破。韩国政府提出“释放乘客后飞往朝鲜”的条件，遭到拒绝。

4月1日，日本政府运输省政务次官山村新治郎等官员到达韩国，与“赤军派”成员进行谈判。3日下午3点，全部乘客被释放，山村作为人质登上飞机，一同飞往朝鲜平壤。7点20分，飞机到达平壤，“赤军派”成员被朝鲜拘留，山村和3名机组人员乘“淀号”在4日上午回到日本羽田机场，长达122小时的劫机事件结束。

1970年2月22日，“赤军派”成员为获取资金而袭击千叶县的邮政局。3月15日，“赤军派”议长盐见孝也被捕，其组织处在毁灭状态，但成员继续斗争。日美归还冲绳协定在东京签署的前两天即1971年6月15日，学生组织在明治公园举行抗议集会，“赤军派”成员将钢管炸弹投向防暴警察，造成37名警察受伤。在签署日的6月17日，东京各派学生组织再次举行大规模集会，并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赤军派”成员再次投掷钢管炸弹。

与“赤军派”诞生的同时，另外一个激进组织“京滨安保共斗”组成。其前身是1967年日本共产党与中国共产党对立表面化时，脱离日本共产党的“新中国派”与“共产同”中的一个派别“ML（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口号、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组成的“日本共产党（革命左派）神奈川县委员会”，下设武装集团“人民革命军”，以京滨地带的工人和学生为中心成员。

“京滨安保共斗”成立后开始过激的武装斗争，先是在1969年9月爱知揆一外务大臣访问苏联及美国时，该组织从海上进入羽田机场，向跑道上投掷燃烧瓶。同时，从岐阜县石料厂偷盗百支炸药，对厚木、立川、横田等军事基地和美国大使馆实施一系列爆炸事件。1970年12月18日，该组织学生战斗团干部、横滨国立大学24岁的柴野春彦等3人，手持装铅的橡胶软管、短刀等袭击警察，夺取其手枪，但柴野被警察击毙，另外两人受重伤。在12月26日举行的柴野追悼会上，“赤军派”和“京滨安保共斗”开始合作。1971年2月17日，“京滨安保共斗”袭击栃木县真冈市枪支店，夺得枪支和弹药，“赤军派”则连续8次袭击邮局和银行，夺取资金。同年7月，两派组成“联合赤军”。

“联合赤军”在日本的南阿尔卑斯山等地进行军事训练，强化军事组织，计划结成新党。1972年初，组成中央委员会，森恒夫为委员长，永田洋子为副委员长，坂口弘为书记长。其后有两名“京滨安保共斗”成员逃走，由于担心他们报警，遂将其处死。从新党成立到1972年2月，“联合赤军”以反共产主义的借口，将12名成员处死。在此期间，又有一部分成员逃走，2月7日，榛名山山区地下工作站被警方发现，两人被捕。17日，在妙义山地下工作站附近，“联合赤军”森恒夫、永田洋子被捕，该组织处于毁灭状态。

2月19日下午，警方在长野县一座荒山上的别墅附近，发现雪地上有凌乱的脚印。当警察靠近搜索时，有人从别墅内向外射击，2名警察应声倒地。原来是“联合赤军”残余5名成员坂口弘等闯入长野县轻井泽湖畔的河合乐器休养所“浅间山庄”，将管理员妻子牟田泰子作为人质，利用来复枪、猎枪和手枪，并预备燃烧瓶，准备抵抗警察的围攻。政府治安部门出动1500名防暴警察，使用水枪、烟幕弹、来复枪、手枪等，向山庄发动进攻。到28日，警方利用吊车的大铁锤将山庄建筑物破坏，为救人质强行突破作战。当天下午6点，催泪弹、高压水枪将“联合赤军”成员压制，事件发生218个小时后结束。人质救出，坂口等5人被捕。在攻击中，有两名警察中弹死亡，23人受伤。

“赤军派”在国内发动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向国外发展。1971年2月，“赤军派”中央委员、明治大学校园斗争的积极分子重信房子与京都大学校园斗争积极分子奥平刚士前往巴勒斯坦，在“巴解”组织的庇护下组成“日本赤军”（当时称“阿拉伯赤军”或“赤军派阿拉伯委员会”，1974年后称“日本赤军”）。1972年5月30日晚上10点半，来自巴黎的法国航班降落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乘坐该航班的“日本赤军”成员26岁的奥平刚士、京都大学出身24岁的安田安之、鹿儿岛大学出身24岁的冈本公三等3人在海关取出藏在行李中的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向机场大厅的乘客和机场人员扫射，导致包括以色列著名科学家在内的24人死亡、80余人受伤。奥平、安田当场被以色列警方打死，冈本被捕，被以色列军事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1973年7月21日，“日本赤军”成员丸冈修与4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劫持一架从法国巴黎飞往日本羽田的日本航空404航班，当时这架飞机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起飞不久。劫机分子声明是“日本与巴勒斯坦革命相结合的世界革命战争”，在3天的时间，经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巴哈、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到达利比亚的本多吉机场，终于释放141名人质，飞机被炸毁，一名女游击队员在机内死亡。

1974年2月1日，“日本赤军”成员和光春生、山田义昭与两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作为与“越南革命战争的联合”，在新加坡西南的石油冶炼厂将油船炸毁，夺取联络船，将5名船员作为人质。与此同时，5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占领科威特日本大使馆，要求日本政府归还被捕的同伴，日本政府答应其条件，派飞机将9名“日本赤军”成员及巴勒斯坦游击队员送到南也门。

1974年7月，山田在巴黎被捕，和光、奥平纯三、西川纯在9月4日占领法国在荷兰的大使馆，成功地将其救出。1975年3月5日，在瑞典的黎巴嫩大使馆附近，西川、户平和夫被捕，送回日本，日高敏彦逃脱。为救出西川、户平，同年8月5日，和光、奥平、日高及其他3人，占领马来西亚吉隆坡的美国大使馆，将美国领事扣押为人质，要求释放狱中的“日本赤军”成员。日本政府采取“超法规措施”，将西川、户平及原“赤军派”成员坂东国彦、松田久、东亚反日武装战线的佐佐木规夫等5人释放，用日本飞机送到吉隆坡，与劫持分子一道进入利比亚。

“在过去的特殊年代与背景下，‘赤军’所做的事情一直代表着人们的需求，但是现在，我将解散‘日本赤军’组织，转而在国际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奋斗。”——重信房子

1977年9月28日，丸冈、和光、佐佐木、坂东、户平等5名“日本赤军”成员劫持了一架从巴黎飞往东京的日本航班，要求释放在日本的狱中犯人，是“日本赤军”的第6次作战行动。其目的是夺回一年前即1976年6月23日持伪造护照从叙利亚进入约旦时被捕的日高、奥平，日高在约旦拘留时自杀，奥平被强制送回日本。在孟加拉国的达卡，日本政府释放的奥平等6人以及支付的600万美元赎金登上飞机，经科威特、叙利亚，6天后降落在阿尔及利亚的达尼埃机场，人质全部获得释放。

1985年5月，冈本公三获释，“日本赤军”又开始活动。1986年7月，日本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遭到土火箭袭击，日本朝野为之震惊。1986年11月，日本三井物产公司马尼拉分公司经理若王子信行在菲律宾遭绑架。直到136天后，恐怖分子勒索了大约250万美元，才将其释放。日本警方查明，这两起案件都是“日本赤军”所为。

2000年11月8日，重信房子因吐一口漂亮的烟圈在日本大阪一家酒店被警方逮捕。她在2001年4月14日一封致支持者的信中写道：“在过去的特殊年代与背景下，‘赤军’所做的事情一直代表着人们的需求，但是现在，我将解散‘日本赤军’组织，转而在国际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继续奋斗。”

由于经济的急速增长、物质生活的富裕以及世界冷战体制的变化，学生运动走向低潮，正如在“浅间山庄事件”发生时一位学生母亲的前线喊话那样：“孩子们，回家吧，你们的任务结束了，世界革命完成了，因为尼克松和毛泽东都握手了。”具体说来，校园斗争的失败、左翼组织的过激行动、70年代政治经济的动乱，大学生们开始远离政治，远离斗争。30%的大学升学率不仅使学生的价值观念多元化，而且对自治会活动丧失积极性。从国际环境来看，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国与越南局部冲突、苏联入侵阿富汗等，日本大学生对“革命”的幻想破灭。1981年东京大学对入学新生的调查，支持共产党的学生大幅度下降，希望参加自治会活动的学生不到20%。正如“淀号”劫机者和重信房子的子女回到日本后迅速适应现代年轻人生活方式那样，理想与价值已经不再是最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