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已经进入退休年龄的“团块世代”既是造成“日本经济奇迹”的“企业战士”，又是20世纪60年代末“校园学潮”的积极参与者，所以又称“全共斗世代”。

2005年，日本出生人口103万多，死亡人口105万多，自然减员1万多人，是1900年首次人口统计以来的首次负增长。面对此情此景，人们不禁怀念战后初期生育高峰时期的“团块世代”。1947—1949年，每年出生人口高达270万，是狭义的“团块世代”，广义的“团块时代”则是指1945—1955年出生的大约2000万人。目前已经进入退休年龄的“团块世代”既是造成“日本经济奇迹”的“企业战士”，又是20世纪60年代末“校园学潮”的积极参与者，所以又称“全共斗世代”。

60年代末的大学纷争涉及165所大学，为当时四年制大学总数的80%，而且在出现纷争的大学中，有近半数的学校即70所大学的学生实施封锁校园或校舍等极端措施。学生们身穿作业服，头戴各种颜色及不同组织名称的头盔，厚毛巾遮脸，手持两米长的木棍，喊着“造反有理”的口号与防暴警察或不同派系之间进行冲突，成为60年代末校园的一道亮丽风景。

1965年早稻田大学学生在反对提高学费的斗争中最早组成“全学共斗会议”（即全体学生共同斗争组织，简称“全共斗”），1868—1969年组成“全共斗”的大学有178所。“全共斗”与“全学联”（即“全日本学生自治会总联合”）不同，“全共斗”是校园组织，斗争对象是学校当局；“全学联”是全日本学生组织，斗争对象是国家体制。前者是自发参与的直接民主，后者是集体参与的间接民主，在校园学潮时，以学部为单位的自治会提出的方案多被“全共斗”否决。东京大学和日本大学的“全共斗”运动最为激烈与壮观，是校园学潮的典型事例。

1968年1月，东京大学医学部学生自治会反对医学部教授会和学校附属医院有关注册医师的医师法修正案，为此举行罢课。2月19日，学生、研修医师与附属医院院长上田英雄教授发生冲突，并将上田教授的助手春见健一软禁，进行拷打，医学部教授会决定对17名学生和研修医师进行处分。

东京大学评议会同意医学部教授会的处分决定，为抗议其决定，学生占领医学部中央大楼并闯入评议会会场，将评议员软禁一夜，同时在校部所在的安田讲堂前静坐。3月28日占领该讲堂，毕业典礼也因此中止。在受处分的17名学生中，粒良邦彦事发时远在九州，但教授会拒绝改变决定，结果学生的态度进一步强硬。6月15日，医学部几十名学生再次占领安田讲堂，在其办公的学校行政机构不能工作。17日清晨，学校当局求助于1200名防暴警察将占领讲堂的学生驱逐，但允许防暴警察进入校园的举动引起其他学部学生的强烈抗议。6月20日，安田讲堂前广场6000名学生举行集会，同时除法学部以外的各学部自治会一齐宣布进行无限期罢课活动，学校授课完全停止。

为平息事态，6月28日，大河内一男校长在安田讲堂接见4000名学生代表，双方没有达成妥协。7月2日，学生再次占领安田讲堂，制造路障加以封锁。7月5日，学生组成“全共斗”，物理学部博士生山本义隆当选为议长。暑假期间，学校当局将校长通知邮递到所有学生的住处，其中表示重新审查医学部的处分、此后慎重考虑允许防暴警察进入校园等，但其邮递方式等做法反而进一步引起学生的不满，未能平息事态。

10月12日，“全共斗”进入全校罢课。11月1日，大河内校长、全部学部长、评议员引咎辞职，法学部教授加藤一郎为代理校长的新学校领导班子成立。11月4日，文学部林健太郎与学生集体谈判，但失去自由，被软禁一周。12月2日，加藤代理校长提出事态解决方案，除处分文学部的学生外，基本答应学生要求，但遭到“全共斗”的拒绝。

1969年1月10日，在东京秩父宫橄榄球场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其后校方与部分学部达成协议，八学部停止罢课活动。但“全共斗”仍然拒绝，并加强防卫体制，防止强行解除安田讲堂的封锁。1969年1月18日，应校方的请求，8500人的防暴警察进入东京校园，陆续解除校舍的封锁，最后解除安田讲堂的封锁。讲堂内有500名左右的学生，并用火焰瓶、石块、桌子及椅子等对抗防暴警察，后者用高压水枪、催泪弹等攻击学生。经过35个小时的攻防，防暴警察终于在1月19日夜制服学生，被捕者374多人，其中有70名东京大学的学生。当时指挥攻击安田讲堂的警视总监秦野章，在举着双手走出讲堂向警方投降的学生中竟然看到自己的外甥、经济学部研究生嵯峨一郎（后为熊本商科大学教授）。也许镇压学生运动的原因，1971年秦野章出马竞选东京都知事，尽管有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支持，但还是败给了革新派人士美浓部亮吉。

东京大学校园学潮结束，但1969年没有新生进入校园，因为入学考试因此次学潮被迫中止。

日本大学校园斗争的起因是1968年1月新闻报道理工学部教授暗中协助考生入学并隐瞒谢金收入，以达到偷税漏税目的。与此同时，东京国税局查明学校有超过20亿日元的资金去向不明。学校经营第一、利润优先的大量生产式教育以及对学生自治会的严厉管理，早就在学生中间积累了强烈的不满情绪。

5月23日，神田三崎町经济学部一号馆前汇集了2000名学生，高呼“伟大的200米游行”，举行了日本大学学生第一次游行。25日，有5000名学生参加集会游行，将白山大道挤得水泄不通。27日，经济、文理、法学、艺术、商学、农学、理工、齿学等学部学生参加总动员大会，提出学校理事总辞职、经营全面公开、集会自由、撤回不当处分等口号，并组成“全共斗”，议长为经济学部学生秋田明大。

其后不断有学生集会出现，从数千人到7000人、1万人等，规模越来越大。校方采取临时停课、封锁校舍等措施加以对抗。6月11日，学校当局和右翼学生袭击了经济学部学生召开的集会，有200多人受伤，结果导致所有的学部学生罢课。由于校方难以同意学生提出的“所有理事辞职”、“集体谈判”的要求，对立在持续。

暑假结束后，校方得到东京地方法院“排除封锁，给予处分”的判决，动用防暴警察将各个学部的封锁拆除，但更加引起学生的反抗，经济、法学两学部的学生再次占领、封锁校舍，校方被迫与学生集体谈判。9月30日，两国讲堂汇集了2.3万名学生，以古田重二郎理事长为首的所有学校理事走上讲台。谈判持续到第二天凌晨3点，进行了12个小时，校方全面答应学生提出的要求，废除检查制度、经营全面公开、理事集体辞职等，全体理事在确认书上签名。

10月1日，佐藤荣作首相在内阁会议上将集体谈判看作是集体暴力，并将大学问题看作政治问题。以此为根据，校方态度强硬起来，收回确认书上的承诺，全体理事仍担任其职务，而且对学生实施镇压。5日，警方对秋田明大“全共斗”议长为首的8名“全共斗”干部发出逮捕令，防暴警察进入校园，陆续拆毁各学部的封锁。秋田明大等学生运动活动家被捕，第二年3月新学期开始后恢复了正常授课。

1969年9月5日，“全国全共斗联合”在东京日比谷公园野外音乐堂召开成立大会，共有东京大学、日本大学、京都大学等全日本78所大学的2.6万名学生参加。大会选举东京大学“全共斗”议长、被捕拘留中的山本义隆为“全国全共斗”的议长，副议长为日本大学“全共斗”议长的秋田明大，反映了东京大学、日本大学在校园斗争的影响和地位。大会决定了“粉碎70年安保、冲绳斗争胜利”口号，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1969年8月，国会通过《大学运营临时措施法》，在防暴警察的压制下，各大学的校园斗争逐渐平息，全国“全共斗”也很快解体。

东京大学被捕学生767名，其中被起诉者616名，是日本历史上最大的审判。全体被告一致拒绝出庭，缺席审判。一审判决133人最高4年有期徒刑，400人缓期起诉，无罪者仅12人。日本大学被捕学生1608人，其中被起诉者167人，判决秋田明大等5人1年两个月有期徒刑，缓期执行5年，其罪名是在排除校舍封锁中的“妨碍公务罪”。

作为故事的结尾，山本义隆目前是有名的大学预备校——骏台预备学校的物理教师，为高中生进入曾誓言让其解体的东京大学而努力，秋田明大则回到故乡广岛，单独经营一家小型汽车修理厂。无论这些“全共斗”的著名人物，还是普通的“全共斗”参与者，在公开场合均对那场波澜壮阔的往事依然沉默不语。

除推动社会发展的精英意识、大众教育的失落感、传统的自治精神、高等教育体制与设施不能适应迅速增加的受教育人数、反对越南战争及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海外学生运动影响等因素外，“全共斗”运动的出现与“团块世代”文化不无关系。由于“团块世代”为升大学或者就业，集体移动到大都市定居下来，相对集中在特定区域——1970年东京高圆寺车站周围的半数人口为“团块世代”，因而形成了独特的年轻人集团以及年轻人文化。因为离家独居，所以每个人都生平首次尝到自己掏腰包、自己选择服饰或商品的经验。当时的时尚是迷你裙、牛仔裤、男生留长发、阅读成人视为不良书刊的漫画，“团块世代”借助自由选购商品表现自我，同时借助消费批判迄今为止视生产为首要的旧世代，并由此产生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重视自己感觉”的无政府主义式反抗意识以及感性解放意识。也许正因如此，在社会压力和国家权力的干预下，松散的“全共斗”运动迅速失败；也许正因如此，使1956—1960年出生、人口比率较少的“间隙世代”凡事都抱着一种“何必认真”、“无所谓”的态度，敌我不分，随时可以转换立场。即使在大学时代，他们也大多埋头在自我孤独的世界中，绝对不会呼朋唤友集体做些什么。

结果，学生运动随风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