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9月，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在网上进行战后首相评价的民意调查，结果吉田茂以44%的得票获得第一，排在其后的是小泉纯一郎（41%）、田中角荣（36%）及中曾根康弘（30%）等。作为最有个性的首相，清晰的理念、执著的追求、旺盛的斗志，“独裁者”吉田茂和“怪人”小泉纯一郎名列前茅是在情理之中。更重要的是，两人均将日本带入一片新天地。尽管小泉纯一郎“小政府，大社会”式的“结构改革”尚难盖棺定论，但“轻军备，重经济，在美国保护下发展”的“吉田路线”却为日本留下一份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遗产。

吉田茂1878年9月生于东京，是家中第五个男孩。其父竹内纲，高知县出身的自由民权运动领袖人物，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时，正在长崎经营煤矿等事业，以向西乡隆盛反政府军提供军火的嫌疑被政府判处一个月的监禁。吉田茂3岁时成为横滨大贸易商吉田健三的养子，1889年养父遗留50万日元（相当现在百亿日元）的财产去世。1906年吉田茂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后进入外务省，1909年与明治维新著名领导者大久保利通孙女、外务省元老牧野伸显之女结婚。商家的氛围、富裕的生活、显赫的婚姻，使得吉田茂带有较为突出的孤僻、高傲、精于计算的性格，用其养母的话讲，是“优越感极强、架子很大的孩子”。

1936年，大学校友、同时进外务省的广田弘毅组阁，准备任命吉田茂为外务大臣，结果因军部反对未成，转任驻英大使，3年后从外务省退职。此后与岳父一道为避免日美开战进行活动，战争末期与近卫文麿、鸠山一郎等人寻求和平活动。“特高”警察扮成书童和女仆进入其家，1945年4月吉田茂被捕，度过了40天的监狱生活。但是，人生无常，福祸相倚，担任首相的广田弘毅作为唯一的文官被“东京审判”送上绞刑架，牢狱之灾却成为占领时期吉田茂担任首相的巨大资本。所以，当那位书童特务前来道歉时，吉田茂大度地加以原谅，并为其介绍工作，推荐信上写道：“此人工作态度认真。”

战争结束时已经68岁的吉田茂并没有想到掌握国家政权，本人也非常讨厌政治家和政党。鸠山一郎率领的自由党在战后第一次大选中获得最多议席，准备组织内阁时遭到盟军总部剥夺公职的处分，理由是撰写过称赞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小册子，而且在战时担任文部大臣时坚持开除京都大学法学教授泷川幸辰。鸠山通过各种渠道说服吉田担任自由党总裁，最后两人达成四条协议：吉田不负责筹措党的资金、鸠山不能干预人事安排、吉田可以随时辞职不干、一旦鸠山能够担任公职便立即转让等。谁知后来发生变化，吉田不仅利用职权之便将鸠山的解除剥夺公职处分放在最后，其后也不肯交出自由党的领导权，双方展开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以至于气得鸠山脑溢血。干得顺手的吉田茂恋栈不去是一个因素，恐怕在很大程度上是担心自己确定的战后日本发展之路被鸠山一郎等“党人政治家”拦路截杀。

在与美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吉田茂逐渐形成一种观念，即出让部分国家主权，在美国的保护之下专心致志地发展经济。因为“日本是一海洋国，显然必须通过海外贸易养活九千万国民。既然这样，那么日本在通商上的关系，当然不能不把重点放在经济最富裕、技术最先进而且历史关系也最深的英美两国之上了。这不一定是主义或思想的问题，也不是所谓隶属关系，因为这样做最简便而有成效。总之，不外是增加日本国民利益的捷径”。从这一点上看，吉田茂是一位典型的商人政治家，倒也适应“经济动物”成群的世界。

目标已定，为此奋斗。一方面，吉田茂得到战前最后一位首相铃木贯太郎的点拨：“在战争中，胜者固然有胜者的风度，而败者也要有败者的风度。”在战后初期国民没有饭吃的年代，吉田特意模仿丘吉尔，嘴刁雪茄，身穿和服外褂，脚套白布袜，带着宠物犬，每天乘坐高级轿车往返首相官邸与郊区别墅。1947年回故乡高知出马竞选国会议员，唯一一次街头演说刚招呼一声“各位”，就被一醉汉打断，“穿着大衣拉选票，真不像话”。吉田茂随口答道：“住嘴，穿外套才在街头演说”（在日语中“外套”与“街头”同音），立即打道回旅店，拍手叫好者不少，结果当选。尽管吉田演说能力极差，但有时也会口出妙语，辩称自卫队是“没有战斗力的军队”。

吉田茂对占领军也不是唯唯诺诺，经常据理力争，甚至有时也与麦克阿瑟顶牛。对持不同意见者更是尖酸刻薄地恶语伤人，指责罢工者是“不逞之徒”，批评主张全面媾和的东京大学校长南原繁为“曲学阿世之辈”，张口大骂质询国际问题的社会党议员西村荣一为“混蛋”，为此不惜解散国会。

“吉田路线”也有负面作用，即“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结果，正是因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存在，美国几乎包办了日本的安全保障甚至外交，所以世界政治舞台上很少能听到日本的声音，同时也导致了日本代表在国际会议上以“三S”（微笑、沉默、瞌睡）著称。

另一方面，吉田茂加紧培养能够执行“吉田路线”的“官僚政治家”。在1949年1月的大选中，在吉田茂的动员下，许多官僚转为众议院议员，其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保守党的著名政治家。例如被看作吉田茂得意门生的大藏省事务次官池田勇人、运输省事务次官佐藤荣作、外务省事务次官冈崎胜男、劳动省事务次官吉武惠一、建设院次长大桥武夫以及大藏省主税局长前尾繁三郎、大藏省事务官桥本龙伍、外务省参事官北泽直吉等。为防止战前政治家、特别是党人政治家重返政坛，1952年10月，吉田茂“突然解散”国会进行大选，又有13名事务次官级、16名局长级和13名课长级的官僚成为国会议员。

吉田茂对这些官僚政治家爱护有加，委以重任。譬如在1848年10月第二次组阁时，任命当时还不是国会议员的佐藤荣作为内阁官房长官；1949年2月第三次组阁时又提拔首次当选议员的池田勇人为大藏大臣，佐藤转任自由党政调会长，其他新当选的官僚出身议员也大多担任了大臣职务；为培养官僚政治家的执政能力，吉田频繁地改造内阁，被称为“大臣制造商”。在第五届内阁时，将因再次失言被国会通过不信任案并辞去通产大臣职务的池田勇人任命为党的政调会长，任命佐藤荣作为党的干事长，并发动法务大臣的指挥权，使这两位得意门生免遭因造船贿赂案而被捕，为其后官僚政治家在自民党内占主流地位，也为“吉田路线”的彻底实施奠定了基础。

1954年12月，虽然半身不遂的鸠山一郎终于将吉田茂赶下台，以70岁的高龄登上权力最高峰，但此时经济高速增长的列车已不可阻挡。从1960年到1973年，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位“吉田学校”的优等生终于将日本推上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位置。吉田茂没有等到这一天，于1967年去世。但“吉田路线”也有负面作用，即“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结果，正是因为《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存在，美国几乎包办了日本的安全保障甚至外交，所以世界政治舞台上很少能听到日本的声音，同时也导致了日本代表在国际会议上以“三S”（微笑、沉默、瞌睡）著称。吉田茂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因而在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时拒绝了池田勇人的跟随，单刀赴会，理由是“这一问题将来会引起各种不测事端”。

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的中曾根康弘政权开始，历届首相都试图将日本引向政治大国、文化大国的发展之路，但由于历史背景、文化传统、地缘政治、经济贡献等原因，再加上“一国和平主义，一国繁荣主义”的封闭性国民意识，直到今天或许将来，“吉田路线”仍不失为一种理智的对外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