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作家太宰治1947年发表了名为《斜阳》的小说，描述战争结束后贫穷混乱时期贵族没落的情景，称其为“斜阳族”。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宣称废除封建制度，大批具有爵位的华族瞬间变成平民，皇族也不例外。贵为皇叔、战后第一位首相东久迩稔彦下台后到黑市上摆地摊，变卖家中的古董以求生存，仍然难以为继，干脆创造一个“东久迩教”，依靠善男信女的香资，倒也活得有滋有味，1990年去世时享年103岁。绝大多数人可没有他那么幸运，终究能当教祖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为求生存，百万东京市民带着衣物爬上挤满人群的列车，直接奔向乡村的田间地头换取粮食。严重通货膨胀的日子，纸币不如香烟，以物易物更容易接受，人称“竹笋族”，意指像剥竹笋一样将身上衣物一层一层剥下来，换成食品塞进肚皮。当时东京天天闹粮荒，饥饿的人群甚至涌进皇宫的御膳房里搜索可以吃的东西。在游行队伍中，一位共产党员扛着讽刺天皇的标语牌：“维持国体，朕吃得饱，尔等臣民饿死”，结果被起诉为“不敬罪”。

尽管吉田茂毛遂自荐地写信给麦克阿瑟：“币原喜重郎推荐我为内阁总理大臣，希望得到元帅的认可”，总司令在来信上大笔一挥：“盟军总部无异议，祝你好运。”但吉田迟迟不敢组织内阁，因为窗外红旗招展，饥民的叫骂声不时传来。麦克阿瑟只好给华盛顿拍加急电报：“要么给面包，要么送子弹来。”美国紧急提供70万吨粮食才化解了危机，但日本政府最初要求450万吨的数字确实太离谱，气得盟军总司令大骂日本的统计水分太多。面对指责吉田自我解嘲道：“如果统计数字准确的话，日本就不会向美国开战了。”

如何复兴经济，政府找来一群经济学家出谋献策，最后采用了东京大学有泽广巳教授的建议，从1946年12月开始实施“倾斜生产方式”，也就是将有限的资金投放在煤炭、钢铁部门，以生产资料部门的增长带动其他部门的增长。于是，连续两年，1/3的工业部门贷款流向煤炭、钢铁产业，政府也拿出一成多的预算给予补助。尽管从理论上讲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两年后工矿业生产指数从33.1%上升到72.9%，但其副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重工业部门投资多、见效慢，最终成果尚未显示出来之前多数资金已经转化为消费——衣食住行，势必带来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确实如此，当时的通货膨胀就像断了线的风筝，扶摇直上。1947年1月到1949年1月，货币发行量增加2.4倍，物价上涨8.2倍。东京零售物价指数，如果以1934—1936年平均为1的话，1945年为3.1，1949年上升为243.4。

如果日本人还能坚持的话，美国人却坐不住了。在东亚地区，来自“竹幕”那边的压力越来越大，这边的篱笆墙还没有影子呢。不仅几十万大军的占领费是个负担，只为日本经济输血也不是长久之计，再说山姆大叔本身也开始出现经济问题。1948年12月，美国政府指示占领军总部提出《稳定日本经济九原则》，指令日本政府贯彻平衡预算、加强税收、限制贷款、稳定工资、统制物价、加强贸易及外汇的管理、完善出口企业的物资分配、增加国产原料及产品、改革征购粮食体制等。一句话：量入为出。同时派遣曾在德国占领区搞过货币改革的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到日本，制定并实施具体方案。

道奇一下飞机就批评日本经济为高跷型，一条腿是美国援助，一条腿是政府补助金，腿越长危险越大，必须将高跷腿砍短。道奇并警告日本人准备忍耐一段贫穷生活，用当时大藏省官员宫泽喜一的话讲，这是在做心理按摩，纯粹站着说话不腰痛。

道奇开出的药方是“休克疗法”，将人打晕进行手术。结果岂止只将高跷腿砍短，连人腿也砍掉大半截。大藏省主计局的官员们习惯性地用黑布帘将窗户蒙上，昼夜奋战，按照道奇的指示修改早已编好的政府预算方案。不仅消灭了1419亿日元的赤字，反而出现了1493亿日元的黑字，谓之“超平衡预算”。一剂猛药刹那间治好了通货膨胀，消费物价指数逐渐下降，黑市价格接近官方定价，配给制度和价格统制相继放弃。

但是，“道奇计划”也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由于财政紧缩、增加税收，造成社会资本短缺、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大量积压等现象，一万多家企业倒闭，其余四成企业停止生产，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不少中小企业主走上自杀之路。“吉田学校”优等生、时任大藏大臣、后来的日本首相池田勇人却在国会中接连不断地说风凉话：“中小企业倒闭五六家，自杀也是不得已”、“穷人吃不起大米，改吃大麦好了”。与此同时，大量裁减工人导致劳动者的愤怒，国铁总裁不明死亡的“下山事件”、电车撞毁民宅致人伤亡的“三鹰事件”、列车出轨致人伤亡的“松川事件”相继出现。尽管如此，道奇在编制1950年度日本政府预算方案时仍然严格遵守紧缩财政的原则，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似乎即将爆发。天旱遇甘霖，朝鲜战争挽救了日本人。

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由此引起的“特需”，不仅使日本的大量商品库存一扫而空，而且工业生产直线上升。本来被麦克阿瑟铲除的军需产业再次启动，订货单源源不断，企业忙得不可开交，一片繁荣景象。对日本的经济复兴来讲，“特需”的作用究竟有多大，仅从下列数字中可以看得出来：1949年，日本出口贸易额为5亿美元，进口9亿美元，1950年6月到1951年12月，“特需”为6亿美元，1952年的“特需”为8亿美元，战争结束时的1953年“特需”为9亿美元，1954年的“特需”仍高达6亿美元。1950年10月，日本生产指数超过战前水平，国民生产总值在1951年也超过战前水平，同年外汇储备比1949年增加了3.5倍。

故事到此，不禁设问；如果没有“道奇计划”，“倾斜生产方式”能否恢复日本经济并使之发展？如果没有朝鲜战争，“道奇计划”下的日本经济会不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不可否认的是，类似“倾斜生产方式”式的公共资本可以弥补“市场的缺陷”或者防止“市场的失败”，但也容易造成企业的依赖心理、效率低下和腐败现象，正如战后初期煤矿国有化以及1948年发生的“昭和电工行贿案”那样；类似“道奇计划”式的市场体制迫使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竞争能力，但也容易出现竞争过度、无序生产的弊端。

日本取得独立后，两种体制均保留下来并被合成为“日本模式”，即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强调“灵活运用财政金融政策，积极进行财政投资”。这是一种既不同于统制经济、又不同于市场经济的间接控制模式，也就是充分利用市场和价格机制，通过政策手段间接诱导，使产业发展方向与政策目标相一致。但正如日本学者高桥龟吉所说的那样：“合成在日本社会传统结构下的这种体制，恐怕移植到日本以外的任何地方都难于生长，只有日本才能使这一体制充分发挥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在日本，是“被组织的市场”乃至“被组织的社会”。

如此说来，难道经济大国的形成靠的是运气和民族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