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败投降后，进驻当地的外国记者看到中小学生们在蓝天下的废墟上授课，惊叹这个民族将来还会复兴。确实，日本人对教育的执著令人感叹，免除学生服兵役的政策几乎贯穿了整个对外侵略扩张的近代历史，直到最后不得不征召时，用的词汇依然是“出阵”，而不是“出征”。

明治维新后不久1873年政府颁布的《征兵令》规定公立专门学校以上的学生免除服兵役，1883年修改《征兵令》时又规定所有的公立学校学生均免除服兵役。1927年再一次修改《征兵令》，免除服兵役的最迟年龄初中生为22岁，旧制高中生（大学预备学校）及师范学校学生为25岁，专门学校学生及大学生为27岁。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1939年，为扩大兵源，最迟年龄下降，初中生为21岁，高中生及师范学校学生为22岁，专门学校学生为23岁，大学生为24岁。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1941年10月，政府颁布法令，大学、专门学校的学校期限缩短3个月，1942年将大学预科、旧制高中的学习期限缩短6个月，毕业生接受体检，合格者立即入伍。后来随着战线的急剧扩大以及兵员的急速消耗，1943年10月2日，东条英机内阁颁布《在校征集延期临时特例》，规定取消除理科及培养教师科之外的在校文科系学生免除服兵役措施，主要对象是大学、旧制高中、专门学校的在校文科生。他们作为保留学籍的休学生接受征兵体检，合格者立即入伍。

为提高士气，1943年10月21日，在东京四谷区的明治神宫外苑竞技场雨中举行了盛大的“出阵学徒壮行会”，来自东京都、神奈川县、千叶县、埼玉县的77所大学、专门学校2.5万名学生持枪列队，6.5万名尚未达到服兵役年龄的107所学校学生为其欢送。遥拜皇宫后，文部大臣冈部长景奉读宣战诏书，内阁总理大臣东条英机训辞，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学生江桥慎四郎答辞，全体大合唱“奔向大海”的海军军歌后，出阵学生行进到皇宫。全日本都举行了类似的“壮行会”，同年停止学业出征的学生总数高达13万人。尽管以后没有再举行过类似的活动，但继续执行其措施，而且服兵役年龄降到19岁。一直到战败，入伍的学生达到30万人。广义上的学徒出阵是指所有入伍的学生，狭义上的学徒出阵是指1943年入伍的学生。

当代著名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也承认：日本是一个经常歇斯底里的民族。

颁布“学徒出阵令”的同时，东条内阁还颁布了《陆军特别志愿兵临时采用规则》，动员在日朝鲜人入伍。1942年8月，在大学、专门学校的朝鲜人学生共有6771人，征兵合格者2830人，其中2034人在当局的“劝说”下“志愿”入伍，不少人死在战场。2007年5月，日本上演一部名为《吾为君亡》的电影，由大名鼎鼎的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策划，其内容描述神风特攻队员的故事，还特别安排一名朝鲜族特攻队员上阵前高唱《阿里郎》，结果引起韩国人的强烈不满。

随着战局的急剧恶化，日本军队的战死者大量出现，学生兵也不例外。但究竟有多少学生死在战场，至今没有权威性统计。作为学徒出阵一员奔赴菲律宾战场、战后担任法政大学校长的阿利莫二在其著作《吕宋之战——死亡谷》中描述：在吕宋岛战场的一千多名学生兵中，生还率不超过10%。在整个菲吕宾岛的战役中，死亡的日本兵为50多万，超过“满洲事件”以来在中国大陆日军死亡的总数。其中吕宋岛为20多万，菲律宾战场的日本兵生还率为23%。

京都大学曾在2006年发表调查结果，从1942年到1945年的入学者中，有49.2%的学生应召入伍，大多数为法学部、经济学部等的文科学生。总数为4440人（其中包括半强制入伍的朝鲜、台湾出身者29人），战死者200人以上。据蜷川寿惠的统计，在1943年的出阵学生中，战死者共有4600人，其中作为特攻队员战死者最多，为1104人。陆军中战死的特攻队员有70%是学生兵，海军达到85%。也就是说，即使是文科大学生，也比较容易较快地掌握驾驶小型飞机的技能。另外既有带往西伯利亚的出阵学生，甚至也有成为战犯的出阵学生，例如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生、后来成为陆军上等兵的木村久夫因战争犯罪在新加坡被判处死刑。他在随身携带的著名哲学者田边元所著《哲学通论》空页上写道：谁能预知年龄不到30岁，而且学业只完成一半，就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命运呢？想到日本迄今为止肆无忌惮地做了无数非道之事，人们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

战后许多著名人士曾为出阵学徒，从早稻田大学第一商学部出征的竹下登战后毕业后回到故乡岛根县成为县议员，后来成为国会议员、内阁总理大臣；竹下之后的宇野宗佑内阁总理大臣神户商业大学在学中入伍，经过西伯利亚的苦役后没有回到学校，从县议员走向政治家之路；村山富市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科在学中1944年被征召，战后毕业成为社会党政治家，也担任过内阁总理大臣；茶道世家出身的千玄室同志社大学经济学科在学中征召入伍成为海军特攻队员，出击前战争结束，大学毕业后成为15代里千家的家主等。鼓励学徒出阵的东条英机首相战后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冈部长景文部大臣战后担任东京国立美术馆馆长等职，答辞的学生代表江桥慎四郎战后成为东京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鹿屋体育大学校长，但其答辞后去了哪里倍受质疑。

1947年东京大学战死学生兵的手稿集《遥远的山河》出版，1949年全日本75名战死学生兵的遗稿集《听，海神的声音》出版，其中包括前述木村久夫的文章。其中富有哲理的一段话更是引起人们的深深思考：“是恐怖？是卑劣？人类啊，你这猿猴的近亲！听我最后的质问，历史是什么？”也有这样的反思：“日本人之死只有日本人悲哀，外国人之死只有外国人悲哀，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人们没有共同的悲伤与欢乐？热爱和平的人们啊！”控诉战争的苦难、祈求和平的心情、年轻心灵的呼唤跃然纸上。在生活十分困难、物质流通不畅的占领时期，却成为发行量超过200万部的大畅销书，1950年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也大受欢迎。当然，编辑此书的中村克郎强调“只收录了发自内心的反战呼声”。1950年组成的“战死学生纪念会”至今仍继续挖掘有关战死学生的记忆，开展和平运动。2003年“学徒出阵”60周年之际，该会发表了原学生兵的声明——“建设和平、不战的世界”。2006年，在东京大学校园附近的东京都文京区本乡高级住宅区内设立“海神之声纪念馆”，展示战死学生的遗物。

据历史学家、也是学生兵的田中正俊考证，“学徒出阵”一词最早出现在1943年6月30日发行的小册子《学徒出阵》，该书的作者高户显隆1941年提前从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当时为日本帝国海军报道部的海军主计。高户在书中回忆了自己担任驱逐舰主计长的经历以及太平洋战场上的海战，指出日本海军面临巨大危机，必须依靠具备素养和知识的学生提高海军的技术水平。最后呼吁青年学生们志愿去做海军预备学生，“我们必须奋起，驾起飞机，除依靠集体自身与美英相抗外别无选择”。在战时出版物严厉管制下，每日新闻社将该书印刷了7万册，可见军事当局的支持。

20世纪40年代，在大学、专门学校、旧制高中等高等教育院校就读的学生所占人口比率不过5%，而大学的入学率仅为0.5%，真正的“天之骄子”。因此，不能像普通人那样应召“出征”，而是像古代武士上战场那样称为“出阵”。正如田中正俊在《战中战后：战争体验与日本的中国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由于当时的军部当局陷入困境，将学生作为剩下的最后手段，抱着快速形成以空战力为主的高度军事能力，于是废除了在校大学生免除服兵役的特权。另一方面，造出‘学徒出阵’这一词语，以显示‘倒逆差别’来奉承和煽动学生。”

看来日本也不差，挖掘了“出阵”这一古语，既鼓舞了大学生们奋不顾身地上战场，“我等本不期望生还”（江桥慎四郎在“出阵学徒壮行会”的答辞）的豪言壮语也激励了全体日本人准备“一亿玉碎”的狂热心态。

当代著名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也承认：日本是一个经常歇斯底里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