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无产阶级文学《蟹工船》畅销日本，如果作者小林多喜二地下有灵，也会感到些许欣慰吧。笔者作为“文革”后的首批大学生，英语忘得一干二净，结果在历史系教授们的劝说下学日语，教材就是这本小说。课余阅读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小说也大多是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以为日本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到日本时，同龄人谁也不知道小林多喜二与《蟹工船》，因为当时日本人正处在泡沫经济的虚拟财富兴奋之中。10年后到北海道特地跑到小樽寻找小林的踪迹，结果只找到一家名为小林多喜二的寿司店，两个小林却完全不相干。2006年访问东京时，在电车上听到一群初中生谈论《蟹工船》，顿时有恍若隔世之感。

据日本人考证，无产阶级（普罗塔利亚）一词来自古罗马时代的普罗塔利乌斯，他们既无政治权利，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只是繁育人口的无产者。在资本主义时代，是指与资产家相对应的无产劳动者。无产阶级文学就是具有无产者阶级觉悟描述其思想感情的文学，在日本是指1921年《播种者》杂志创刊后站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立场的文学，但无产阶级文学很快演变成稳健的“文艺战线派”和激进的“战旗派”，后者占主流。

小林多喜二出生在秋田县，4岁时随家庭移居小樽，经营面包、点心店。小林在伯父的帮助下，从小樽高等商业学校（现在的国立小樽商科大学）毕业，就职北海道拓殖银行。少年时代贫穷生活使其痛感社会的不平，逐渐成为社会主义者。

1928年2月，首次举行由全部成年男子参加的众议院议员选举，结果有8名“无产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当选。对此感到威胁的田中义一内阁，在同年3月15日出动大批军警对日本共产党活动家及其同情者进行搜捕，结果有1600人被捕，483人被起诉，史称“三一五事件”。同年，小林在《战旗》11、12月号上发表小说《1928年3月15日》，生动地描述了警察拷打被捕者的场面：竹刀殴打**被捕者30分钟以上、将双手弯到背后勒脖子、将人倒吊在离地面3寸以上、用草席店铺的粗针刺身体、用靴子踢脚后跟、用铅笔穿手掌或勒紧夹铅笔的手指等。怎么看都像渣滓洞、白公馆“中美合作所”使用的刑具，大概反动派对付革命者都是老一套。小说激怒了当局，并遭到查禁处分。

最近几年，无产阶级文学《蟹工船》畅销日本，如果作者小林多喜二地下有灵，也会感到些许欣慰吧。

1929年4月16日，田中内阁再次出动大批军警搜捕日本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被捕及被起诉者高达990人，史称“四一六事件”。小林不畏恐惧，在《战旗》5、6月号上发表《蟹工船》，真实地描写了劳工们在非人的环境下被强迫从事繁重的捕蟹及加工罐头的黑暗生活和斗争经历。当局以“触犯天皇罪”禁止发行，并传讯作者，责问为何在小说中有大不敬的话，即在献给天皇的罐头中“放点石头进去”。同年11月号的《中央公论》又发表了小林的《在外地主》，描述了工农合作与地主资本家斗争的事情，并揭露了拓殖银行对农民的剥削。这一下东家的银行也不干了，既生气又害怕，赶紧将小林以“自愿”的形式解雇。无论如何，大名鼎鼎的“特高课”可是惹不起的部门。也许是报应，68年之后即1997年，这家银行遭到破产的命运。

明治政权建立不久就实施审查制，1871年警视厅制定戏剧管理规则，戏剧开演前一周提交剧本给警察，得到许可后方能演出。通过后的剧本不能更改，因为戏院里必须准备警察检查时用的座位。新闻、杂志、书籍、电影的审查更为严格，当局特别注意带有“革命”或对皇族、华族批判的字眼。1908年时，警视厅曾禁止上演一部名为《路易十六世的末路历史——法国革命》的电影，迫使电影的宣传者大大篡改一通，将路易十六变成强盗头子，名字也改为《北美奇谈——洞窟王》。好在当时是无声电影时代，解说员看着银幕讲述其中的内容，但将路易十六改编为绿林大盗，真是匪夷所思。

另外，战前冒犯天皇和皇室是大不敬罪，演员是不能扮演天皇的。普通民众甚至不能俯视天皇，昭和初年经济危机时有工人爬到百米高的烟囱上抗议降低工资乃至解雇，居然在上面呆了130多个小时，任凭谁劝也不下来，但最后自己主动要求下来，原因是天皇要从下面路过。天皇形象第一次出现在银幕上是1951年的《源氏物语》，但那也是隔着垂帘的一个模糊身影。

从明治末期到昭和初期，共产主义风靡世界，统治当局对批判体制者毫不留情地加以镇压，封杀言论也成为家常便饭，很容易地发展到镇压思想。业务量增加了，机构、人员自然增加。1910年“大逆事件”出现后，从警察高等课中独立出“特别高等课”，在警视厅内专门负责对付社会运动、取缔思想言论。“三一五事件”后日本所有府县均设置特高课，1932年升为特高部，内设特高、外事、劳动、内鲜、检阅、调停等6个课。特高课第一室负责左翼，第二室负责右翼，同时向上海、伦敦、柏林等地派遣事务官，负责收集情报和逮捕逃亡者。前些年国内有部电影，叫《特高课在行动》。特高警察作为秘密警察，像盖世太保一样令人恐惧，以至于小林被拷打致死后没有一家医院敢做遗体解剖。

失去工作后，小林在1930年3月移居东京，以文字为生，刚写完一篇东西就被警察请去“喝茶”，10个月后保释出狱。再过半年后，一不做二不休，加入了一直处在非法状态的日本共产党，很快自己也转为地下工作者，数次逃过魔掌。1933年2月20日，小林在赤坂接头时遭特高警察逮捕。经过3个小时的严刑拷打后，年仅29岁的小林死在筑地警察署。警方公布的死亡原因是“心脏麻痹”，但据共同检查其遗体的作家江口涣后来回忆：“多么悲惨的样子，从腹带覆盖的小腹到膝盖，前后左右，到处都像涂上墨汁一样的深紫色。大量的淤血，腿上的皮肤就像裂开般肿胀起来”，显然是乱棍棒杀。

也许慑于特高警察的**威，小林死去4个月后，因“四一六事件”被捕入狱的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长佐野学及中央执行委员锅山贞亲联名发表《告共同被告同志书》的“转向”声明，全面放弃共产主义思想，在天皇之下开展一国社会主义革命，将满洲事件引向国民解放战争。结果引起连锁反应，狱中的同志们纷纷转向。根据内部资料，一个月时间内，在未判决的1370人中有415人转向，判决的393人中有133人转向。另外，根据《治安维持法》遭到起诉者有90%转向，由于日本共产党员大多具有高学历，转向者多为政府机构或半政府机构所吸收。

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政府大力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1986年通过的《劳动者派遣法》当时被普遍看作是一项临时性措施，因为该法允许高技术工人做派遣劳动者（非正式员工）。小渊惠三执政时将其扩展到专业要求较高的行业，2004年小泉首相进一步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制造业和建筑业。2006年共有662万人成为派遣劳动者，在全部就业者中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21%上升到33%。这种派遣劳动者不仅工作不稳定，而且享受不到医疗保障或企业福利，工资只有正式工人的一半，成为“劳动贫困”一族，即如何努力工作也改变不了生活的窘境。由此，两极分化现象逐渐突显。据统计，有两三百万家庭没有或即将失去财富与储蓄，每5个家庭中就有1个家庭没有储蓄，超过100万的家庭依靠福利救济维持生存。尽管这种改革有利于提高大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但以集团主义为突出特征的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传统社会组织原理及其体系遭到破坏，“一亿中流”开始向“下流”转化。

于是，被社会淘汰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再次捧起《蟹工船》。以往每年能卖出5000册，2008年却发行了50万册，居畅销书榜首。岁末评选流行语，“蟹工”、“蟹工船”也榜上有名。不仅如此，过去日本共产党给普通日本人的印象是“说着不可思议语言的不可思议之人群”，但近些年来却受到追捧，每个月平均有1000人加入该党，订阅该党机关报《赤旗》的读者也在不断上升。

尽管日本共产党声称采取柔软路线，追求体制内的改革，但终究意识形态上有相当大的差异，或许对保守的执政者来讲，“特高课”需要再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