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政党政治既没有制度上的基础，也恰逢经济连续处在低迷状态，勉强维持了十多年时间，便为军部政治所取代。

1918年立宪政友会总裁原敬成为首相，出身岩手县的原敬，既不是藩阀政治家，也没有爵位，是第一位出任首相的众议员，不仅是政党政治的开端，而且作为“平民首相”也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虽然原敬采取了充实教育设施、交通机构、振兴产业与国防、降低选举权财产资格等积极措施，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二年，日本对外贸易转为入超，欧洲产品对日本重化工业给予沉重打击，1920年股票市场暴跌，棉纱、生丝等价格下降一半。出兵西伯利亚也未得到利益，反而损失许多金钱，股票持有者纷纷抛售，原敬内阁未能出台有效对策，产业界对其不满，政友会所属政治家又不断卷入政治资金丑闻，1921年11月，背叛了平民的“平民首相”原敬被暗杀在东京站头。

其后高桥是清作为政友会的第四任总裁成为首相，参加华盛顿会议，实施协调外交，但经济仍然没有起色，外贸赤字不断增加，反映了日本产业技术的落后。该届内阁在1922年6月倒台，其后是加藤友三郎内阁、第二届山本权兵卫内阁。此时关东大地震再次严重打击日本经济，许多银行不能兑现持有的票据，日本银行向那些拥有“震灾票据”的银行融资4.3亿日元，但此时不能偿还债务的银行到1927年金融危机时仍然留有2亿日元的“震灾票据”借款。山本内阁全力处理震灾问题，但发生摄政皇太子遇刺事件，被迫辞职。

1924年1月，贵族院的清浦奎吾非政党内阁成立，6月为“护宪三派”宪政会、立宪政友会、革新俱乐部的加藤高明内阁所取代，并在1925年实现了成年男子均有选举权，此后直到1932年首相均由政党领袖担任。表面上看日本的民主化取得较大进展，但因经济危机，掌握金融与流通的财界垄断产业，农产品价格下降导致地主阶层衰退。正因如此，1926年1月成立的第一届若槻礼次郎内阁继续为解决“震灾票据”债务努力，但1927年3月14日下午三点片冈直温大藏大臣在议会答辩时的一句话引起金融危机。为强调自己工作的辛苦，一不小心泄露天机：“今天中午渡边银行破产，存款3700万日元，大藏省必须救济那些储户。另外为取代现在的经营者，急需寻找继承其财产与债务者。”

渡边银行是批发海产品的大地主渡边家族经营，在东京为二流银行。得知大藏大臣的发言后，贴出从15日开始停止营业的启事。尽管后来得知渡边银行当时尚未破产，但中下银行危险的流言迅速传播开来，引发取款风潮，不少银行为此闭店。3月底危机似乎已过，但其后台湾银行停业，铃木商店倒闭，若槻内阁为此辞职。4月21日，全日本再次出现取款风潮，结果五大银行之一的十五银行倒闭。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共有37家银行停业，28家银行倒闭。同年7月24日，36岁的芥川龙之介服大量睡眠药自杀，留给菊池宽等人的遗书说是因为“对未来的模糊不安”。有人认为是共产主义的登场，例如当时还是东京大学学生的战后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宫本显治就撰写了评论“败北的时代”。尽管如此，恐怕仍然是金融危机引起的不安吧。

出身长州的田中义一本为陆军大将，因捐献政治资金而在1925年成为政友会总裁，1927年4月成为首相，邀请曾担任首相的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高桥颁布三个星期之内不能取款的银行停业令，同时印刷大量纸币分发各银行，平息金融危机。大财阀们希望到中国大陆赚钱，军人们希望到中国大陆发挥自己的作用，于是田中首相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三次出兵山东阻止国民政府统一中国。同时召开著名的“东方会议”，用武力维护进而扩大日本在大陆的权益。

因在炸死张作霖事件上前后意见不一，引起年少气盛的昭和天皇不满，1929年7月，民政党总裁滨口雄幸取代田中成为首相。为从“失去的十年”摆脱出来，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实施产业合理化，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但减少雇员、降低工资的产业合理化政策遭到工人的反对，特别是同年10月爆发的纽约股市大暴跌引发了世界性经济危机，日本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与此同时，围绕签订伦敦海军裁军协议引发的统帅权独立问题，军部激烈攻击政府，1930年11月14日，滨口首相在东京站的月台上遭右翼青年的枪击身负重伤，第二年8月去世。期间住在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做开腹手术，报纸的新闻每天以首相是否放屁为中心，记者再三追问医生“放屁了吗”，据说滨口自己也不断地祈祷“快点放屁”，以证明肠胃功能正常。手术后30小时，医院的走廊里一片欢呼声，报纸上也出现大幅标题：“期待已久的臭气排出。”

在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代理了一段首相后，1931年4月，民政党的若槻礼次郎再次组织内阁。在国内充满右翼论调、移民满洲的气氛中，继续推行协调外交的政府不受欢迎。关东军擅自发动、扩大“满洲事件”，政府的不扩大方针也遭到军部及社会的抵制，只好下台。同年12月，与陆军关系密切的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组织内阁。犬养毅首相任命反对紧缩财政的高桥是清担任大藏大臣、军部激进派荒木贞夫为陆军大臣。高桥大臣发行赤字国债，增加军费开支，产业合理化也出现效果，推动了出口，特别是重化学工业得到迅速发展，终于从长期的经济危机中摆脱出来。

尽管如此，右翼、军部仍然对政府不满。1931年底，右翼组织“血盟团”首领井上日召与海军军官古贺清志等人会谈，约定先由民间右翼“一人杀一人”，然后由海军军官组成联合军队进行第二次破坏。长期的经济危机使农村青年对政界、财界人士产生仇恨，他们在井上的指导下，怀有“一杀多生”的理念，计划暗杀20名著名人物。1932年2月9日和3月5日，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三井财阀首脑团琢磨被“血盟团”成员暗杀。井上藏身右翼最重要人物头山满之子的天行会道场，警察不敢入内，只能等待其悠然自首。

1932年5月15日，星期天，晴空万里。犬养毅正在首相官邸修剪盆栽，组阁半年的78岁老人显然有些疲倦。接待来客后正在日式食堂休息，门卫报告有凶犯闯入，劝首相躲避遭拒绝。许多凶犯逐一搜查房间，闯入食堂的是数名海军军人。其中一人对准首相扣动手枪扳机，只有撞击声，未有子弹飞出。犬养训斥道：“等一下，到那边谈谈”，并起身走进日式房间。首相坐在布团上，欲同叛乱者会谈，“交谈的话就可以明白”，但其中一人大喊道：“问答无用，射击。”数发枪声后军人们逃走，躺在血泊中的首相仍喃喃自语：“将那些家伙们带来，听我解释。”首相说服叛军的失败，集中体现了“对话方式”的政党政治转为“问答无用”的军部政治的历史瞬间。

经济萧条结束了，政党政治也结束了，前者如同不祥的幽灵一样，伴随后者走过十多年的时间。

恐怖事件引起特权阶层的极大恐慌，却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血盟团事件”的凶手受审时，大量要求减刑的请愿书从日本各地寄到法院，“五一五事件”时更是如此。参加事件的海军士官在横须贺海军军事法庭、陆军士官学校候补生在陆军军事法庭、民间人士在东京地方法院受审。陆军军事法庭总共开庭8次，海军军事法庭总共开庭20次，全部公开，被告人在旁听者前可以自由陈述。

在陆军军事法庭上，20岁左右的陆军士官候补生们声情并茂地陈述统治者违背一君万民的大义、农村的凋弊、国民精神的颓废，强调自己以死报国的信念。结果，旁听者、新闻记者、法官、检察员均感动得泪流满面。报纸大肆报道，全日本进入歇斯底里状态，陆军军事法庭和海军军事法庭共收到100多万封要求减刑的请愿书，还有将手指头泡在马尔福林中寄到法院，到处飘**着“不是这些青年恶，是政治恶”的气氛。

海军军事法庭求刑8年，判处全部犯人4年徒刑。陆军军事法庭判处首犯10—15年的徒刑，1940年纪念建国2600年时实施大赦，全部释放。所以有人认为，比起“二二六事件”来，“五一五事件”的影响要大得多，因为它改变了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方向。

经济萧条结束了，政党政治也结束了，前者如同不祥的幽灵一样，伴随后者走过十多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