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部日本电影叫《啊！野麦岭》，描述的是农家女孩到缫丝工厂劳动的故事。印象深刻的是银幕开始：农家女孩子们在大雪飞舞中艰难地翻越野麦岭，镜头一转，高官在豪华的鹿鸣馆里与贵妇们开化装舞会。在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出口商品1／3均为生丝，但换回的产品却大相径庭，中国是鸦片和奢侈品，日本是军舰与大炮，因而导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的失败。但最重要的则是：在近代国家尚未出现的清代，劳动者缺乏认同国家基础上的献身精神。

实际上，日本近代工厂的第一批劳动者是武士家族成员。明治政府成立后，为推动现代工业的发展，专门设置官营的模范工厂作为表率，同时努力提高主要出口商品生丝的质量和数量，因而计划在盛产蚕茧的群马县建造使用欧洲先进技术和设备的缫丝工厂。于是在1870年初，大藏省少辅（财政部部长助理）伊藤博文指示也是政府官员的涩泽荣一选择合适的厂址。

涩泽本人是群马县出身，调查的结果，选中养蚕较多、水质较好、引水方便、容易购买土地的富冈作为建厂地点。经过两年时间的建设，完成二层木架砖瓦的法式建筑，引进12台法国缫丝机械、1台蒸汽机。万事俱备，等待开工，但女工迟迟招募不到。两个月已经过去，没有一个人前来应招，仔细打听一下，原因是当地盛传一个传言：“如果进厂工作，将被外国人吸血。”原来，工厂雇佣了包括法国技师在内的11名外国人，他们吃饭时喝红葡萄酒，看到其状况的日本人以为是在喝生血。

政府特地颁布“告谕”阐明真相，同时担任厂长的尾高惇忠（涩泽堂兄）让自己13岁的女儿入厂。在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好不容易招集了556名女工，其中多数为士族女儿，也有富裕农民之女，甚至还有女仆带着饭盒的大家闺秀。1918年担任首相的原敬之堂姐也是其中的女工之一，原敬1875年访问该厂并留下日记，说产品“求质不求量”。

确实如此，该厂的目的是培养技术人才，也就是这些女工掌握技术后回到故乡的缫丝厂担任指导工作。因此，从留下的画面上看，女工们似乎穿着盛装在工作，待遇也是后来的女工们所不可比拟的。皇太后、皇后等大人物不断访问该厂，致使其名声大振。虽然出产的生丝在维也纳世界博览会上得到好评，但作为技术模范工厂，不追求利润，赤字积累，难以成为资本主义经营的模范，1893年政府将其处理给三井高保民间企业。

接下来是民营企业支持了明治年间高达30%出口额的生丝产业，特别是以长野县诹访地区（今冈谷市）为中心的缫丝工厂。诹访湖泄水的河道为天龙川，两岸作为动力的水车林立，形成了工厂地带。沿着长野和岐阜的县界是南北走向的阿尔卑斯山脉，其中野麦岭横跨两县之间。188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岐阜县飞地方和富山县部分地区的年轻女孩越过野麦岭到诹访冈谷的缫丝工厂打工。从飞越过野麦岭到达冈谷的距离为100多公里，从富山八尾来的女工大约走7天，大雪季节要走10天。完成小学四年义务教育的11、12岁甚至更小的女孩每年4次跟随招工者越过野麦岭，从野麦岭下来再登上盐尻峰时，就可以看到脚下的诹访湖，从飞山区来的女孩大吃一惊：“那是海吧”，在海边长大的富山女孩则轻蔑地说：“那是水池啊”，但都为数千个高高的工厂烟囱所震惊。通常女孩子们在有积雪的2、3月到工厂劳动，5月回家乡帮助插秧，年末还要回家过年。

女工们一天劳动14个到17个小时，每月最多休息两天，在充满煮茧蒸汽的车间内工作，高强度劳动，宿舍条件差，饮食也不好，患肺结核的人非常多。20世纪初年，日本的第一死亡率是肺结核。不仅是缫丝业、纺织业的女工们，许多作家也因该病夺去年轻的生命，例如25岁去世的樋口一叶、36岁去世的正冈子规、27岁去世的石川啄木。甚至石川的母亲、妻子均因肺结核而倒下，在其作品《悲伤的玩具》中有这样的话：“每到夜晚，朦胧的悲伤悄悄袭上床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生丝产量达到最高水平，女工的年平均工资也超过100日元，当时东京的米价每公斤0.386日元。但在1891年，女工的年平均工资只有17.56日元，其中预先支付或转付给女工父母12.02日元，女工直接领到的工资3.70日元，未支付的余额为1.84日元，支付给父母的钱及余额是防止女工向其他工厂自由流动的限制性措施。由此可见，70%以上的工资交给父母，对于那些将收获量70%—80%作为地税交纳给政府的贫苦农民来说，女儿的工资就成为维持家庭生活的重要来源。

女工们一天劳动14个到17个小时，每月最多休息两天，在充满煮茧蒸汽的车间内工作，高强度劳动，宿舍条件差，饮食也不好，患肺结核的人非常多。

缫丝工厂采取工资总额固定制度，按照劳动业绩支付。即业绩最佳者为“白旗”，工资最高，业绩最差者为“红旗”，工资最低，以激化女工之间的竞争。直接监督她们的检查员是最可怕人物，经常实施暴力和谩骂，忍受不了的女工投河自杀或逃走。但多数女工必须忍耐下去，因为飞地方的穷人生存之路只有“是上吊，还是越过野麦岭”，二者选其一。当然，也有依靠工资赎回土地的事例，尽管其比例像中彩票大奖那样稀少，但仍有相当的鼓舞性。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尽管是和平的手段，女工们还是在争取好的劳动条件。最早发明工资总额固定和等级制的诹访地区，1903年结成制丝同盟，实施女工登录制度，防止自由流动。日本在1911年颁布《工厂法》，1916年开始实施，但同时规定禁止女性深夜劳动和劳动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条款在15年内暂缓实行，后改为1929年实施。尽管如此，1917年违反该法律的184家工厂受到警告，其中168家受到处罚。受其鼓舞，1918年缫丝工厂的女工更换工作单位逐渐增加，各工厂之间买卖权利证以解决问题，1926年制丝同盟解散，同年缫丝工厂与县政府缔结最低工资的协定。

在女工占86%的纺织业也是如此，其中未成年者过半数，14岁未满者达到两成。日平均工资只有10—15钱，普通民众每月的食品费5—10日元，可见工资之低。纺织业实施昼夜两班制，劳动时间12个小时，但很少低于15个小时，吃饭时间只有15分钟。细井和喜藏1925年出版的《女工哀史》是其与妻子工厂生活体验的记录，其中写道：即使在1916年《工厂法》实施以后，女工们仍然长时间地夜间工作与拘束在集体宿舍中，必须忍受残酷的劳动条件。

明治末年，有纺纱女工5.6万人，缫丝女工17.3万人，纺织女工82.8万人。正是依靠这些超过100万、超长时间工作、工资只有英国1／26的女性劳动者，轻工业产业革命下的生丝、棉纱出口量急剧增加，换得军舰与武器，日本走向强国之路。正如当时流行的歌谣《工女节》唱的那样：“男军人，女女工，缫丝也是为国家。”

实际上，在煤矿业也存在女工。1926年政府颁布《矿工劳动扶助规则》，禁止在煤矿业使用女性劳动者。在此之前约24%的煤矿工人是女性，最多时有11万人。明治时代煤矿尚未机械化，通常是二人组合，男性在坑道掘煤，女性将煤背出矿井，多为夫妻合作。地下高温，男女均**上身，工作时间长达12—14个小时。甚至有孕妇在临产前仍然下井，结果将孩子生在坑道中。

1978年拍摄的《啊！野麦岭》的结尾是：优秀女工阿峰积劳成疾，不幸染肺结核。厂方为避免传染通知其家属接回家，阿峰的哥哥十万火急地赶到工厂，在破旧的草屋里找到奄奄一息的阿峰。当爬上高高的野麦岭时，趴在哥哥背上的阿峰欣喜地说道“看到飞了”，同时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无论何时，经济社会的发展总是建立在下层劳动者的牺牲、至少是收入产出不成比例的付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