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为什么能成功？在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具有国家、社会意识的实业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无论如何，经济实力决定了民族之间的强弱，“小日本”能够在短时间内的较量中打败“大清国”，其秘诀正在于此。因此，涩泽荣一在近代日本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如何夸张都不为过，其生涯也是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典型。

鸦片战争那年，涩泽出生在武藏国（今埼玉县）的“豪农毫商”家庭，不仅接受了深厚的汉学教育，而且年轻时已显示出经商才能。但作为士农工商的最低等级，经常受到官吏的蔑视。为改变身份，必须干些惊天动地的大事。正值“黑船来航”后的开国年代，“尊王攘夷”盛行，涩泽模仿失去藩籍的浪人武士，计划到洋鬼子居住的横滨大干一场。因走漏风声被迫躲避期间，经人介绍成为水户藩主一桥庆喜的家臣，也摇身变为武士。涩泽充分发挥理财的特长，为领主推行财政税制改革。在庆喜成为末代将军后，又积极为幕府的改革出谋划策，颇得将军的赏识，因而在1867年随将军之弟率领的幕府使节团参加巴黎举行的国际博览会，并留学法国两年。

惊叹于欧美的先进技术、强大的经济实力、官商之间的平等地位、特别是西方国家经济制度，涩泽不仅拼命地学习法语，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交流的工具，而且如饥似渴地了解西方银行、铁路、股票、证券以及股份公司，为其日后利用欧美先进技术与经济制度发展自己的实业乃至日本资本主义奠定了不可缺少的基础。

涩泽回到日本时已经改朝换代，32岁的庆喜带着三个老婆回到德川家族最初发源地静冈隐居，为报答知遇之恩，涩泽栖身庆喜左右。倒也没闲着，趁明治新政府发行太政官札之机，组织商法会所（股份公司），筹集资金，经商赚钱。其经营才干得到政府的重视，掌管财务的部长（大藏卿）大隈重信三顾茅庐，同时得到庆喜的鼓励，成为政府官员。在大藏省的4年中，参与了货币改革、废藩置县、地税改革、制定国立银行条例等重大改革，其职位也从负责税务的科员上升到部长助理。

因在编制预算问题上与部长大久保利通发生冲突，也因强烈意识到比起官僚来，明治初期日本更缺乏破除“官尊民卑”的实业家，涩泽在1873年辞去官职，同时创办了日本第一家股份公司银行——第一国立银行，并担任行长，同年又创办王子制纸公司；1879年创办东京海上保险公司；1880年创办东京风帆船公司，其后陆续与其他海运企业合并，成立共同运输会社、日本邮船公司；1881年参与创办日本铁道会社，并承担了本州岛东北地区的铁道建设；1882年创办大阪纺织公司，为日本最大设备最先进也是第一个赢利的现代化企业，由此引发了日本的轻工业产业革命。涩泽一生创办了500多家企业，涉及所有的近代性产业，均获得成功，因而被誉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日本实业之父”、“日本产业经济界的最高指导者”。

涩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除其具备超人的经营才能外，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应当说是最大的因素。明治政权将推动近代产业发展作为最大的使命，从废除身份等级制度到士族授产政策的实施、从创办模范工厂到处理官营企业，甚至引进西方国家的经济制度，均为实业家创造了较好的发展环境。当然，作为产业界的领袖人物，涩泽组织了众多的经济团体并担任其首领，早在1876年就成为东京会议所所头、1878年成为商法会议所所头等，通过正常渠道对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为企业发展获得更好的条件。例如在涩泽及其团体的要求下，政府取消了棉花进口税和棉纱出口税，从而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这么能干的涩泽，既没有将自己的产业发展成为旧时代巨商的住友和三井，也没有像三菱、安田那样成为新的财阀，也许是一方面其精力扩展到教育、慈善事业，另一方面也是家族的原因。1875年，涩泽参与创办商法讲习所，1884年将其改建成国立东京商业学校（后来的一桥大学）；1886年，参与创办东京女学馆，1897年将其改建为日本女子大学，另外还为大仓高等商业学校、高千穗商业学校、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岩仓铁道学校等捐款，经常到这些学校演讲，鼓励学生参与实业活动。据说涩泽一生还创办了包括各种学校在内的600多家公益事业，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东京养育院。该养育院起源江户时代第11代将军德川家齐执政时期，老中松平定信设立“共有金”，救济贫穷的市民。1873年，东京府利用其剩余资金在上野创办养育院，第二年聘请涩泽担任其院长，直到1931去世。涩泽晚年热心慈善事业，不仅自己出资，而且到处募捐，并乐此不疲，以至于一些实业家一看到涩泽就条件反射地说“又来要钱了”。涩泽去世时养育院共有2400人，追悼会上曾引起**，因为庭院里出现了一位身穿礼服裙的不速之客。询问之下，方知少年时曾寄身养育院，得到涩泽的关照，后来成为一家小型公司的老板。听到涩泽的讣告后来不及更换衣服，就训练有素地越墙而过，求得最后一面。

“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涩泽荣一

1891年，涩泽曾召集家族全体人员，宣布长达87条的家法，但家族并没有因为规矩较严而保持稳定。1884年，涩泽的原配千代死于霍乱，已经出嫁的长女歌子承担起抚养10岁长子笃二的义务。第二年，涩泽再婚，后妻兼子出身幕府时期的御用商人，明治维新时家道中落。笃二在熊本读高中时沉溺花柳界被迫退学，禁闭在家。1895年，笃二与朝廷贵族之女桥本敦子（据说是孝明天皇之妹和宫的侄女）结婚，1896年长孙敬三出生，第二年笃二也成为“涩泽仓库”的负责人，似乎一切都稳定下来。但1911年报纸刊登了笃二与其他女性的桃色新闻，虽然在涩泽的活动下，事态得到平息，但1912年法院判决笃二为“禁治家产者”，剥夺了其继承权，此后离家别居，直到去世。1915年，涩泽将家族会改编为株式会社，长孙敬三成为第一代社长，当时只有19岁。敬三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横滨正金银行，1922年与岩崎弥太郎的孙女喜登子结婚，终于为涩泽与岩崎20年前曾经的死斗画上了句号。1926年，敬三按照祖父的愿望进入第一银行，此时涩泽辞去担任45年行长的职务已过去10年。1944年敬三担任日本银行总裁，为此在战后初期被剥夺公职，同时喜登子出家为尼。解除剥夺公职处分后，敬三又担任过经团联董事、国际电信电话公司社长等职务，但夫妻再次见面是1963年敬三去世前夕。以刻薄话语著名的评论家大宅壮一对敬三的去世只说了一句话：“最后的精英死去。”

长男笃二未能继承涩泽的事业，一方面是因长女代母放松管制，另一方面也与涩泽的婚姻有关。在大藏省任职期间，涩泽就纳妾与家族同住，并生二女，据说涩泽一生共有20个子女。尽管明治时期上层人物多妻无可非议，但涩泽的行为还是超出了常识，从而为家族留下负面遗产。

实际上，涩泽留给后世最重要的是精神遗产，即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产业、经济制度与东方儒家伦理的结合。例如在涩泽撰写的《论语与算盘》书中，认为孔子不反对正常的赢利活动，反对的是不择手段的牟利。同时，只有讲求诚信，信守商业道德，照顾到国民以及国家的利益，个人的商业活动才能获得成功，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保证。“算盘要靠《论语》来拨动，同时《论语》也要靠算盘才能从事真正的致富活动。”因此，一方面涩泽大声疾呼社会尊重工商业，号召大家积极从事工商业活动，以创造赢利光荣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呼吁工商业者信守商业道德，勿忘社会福祉，勿忘国家利益。“道德和经济二者必须齐头并进。生产殖利的经济只有在仁义道德的支持下才能发展，而仁义道德的影响只有通过经济的发展才能扩大”。正因如此，涩泽提出了“士魂商才”的概念。也就是说，一个人既要有“士”的操守、道德和理想，又要有“商”的才干与务实。涩泽认为：“如果偏于士魂而没有商才，经济上也就会招致自灭。因此，有士魂，还须有商才。”但“只有《论语》才是培养士魂的根基”，因为“所谓商才，本来也是要以道德为根基的。离开道德的商才，即不道德、欺瞒、浮华、轻佻的商才，所谓小聪明，决不是真正的商才”。

虽说是“为富不仁”，但也有例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