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重视教育倒是不假，但教育什么内容却是问题，近代灌输忠君爱国思想，虽然对赶超欧美所需的服从、纪律、贡献、牺牲等意识的形成起到推动作用，但很容易盲目地随从并走向自我毁灭之路。

在教育问题上，一开始明治政府模仿浪漫的法兰西人，既搞学区制度，也崇尚个人立身治产的实用主义，甚至提出“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有教无类原则。根据1872年颁布的《学制》，全日本分为八大学区，每个学区设1个大学、32个中学区；另外，一个中学区设210个小学区。通算下来，总共有8个大学、256个中学、53760个小学。作为义务教育制，从受益者负担的理论出发，学校建设费、维持运营费均由地方负担，也向受教育者征收学费。

上述计划并不适合日本的现实状况。首先从人口上看，平均每600名日本人就有一个小学。尽管早在江户时代就有藩校、私塾、寺子屋等传统学校，而且地方也热衷办学，例如利用寺院开设小学、富裕者出资兴建学校、学费减半等，但入学率仍然不高。在1升米只有7钱的年代，每月学费高达50钱，普通人家实在承担不起。当时小学分为上等小学、下等小学，各4年共8级，半年升1级，如果不能升级就退学，坚持到底者很少。例如伊丹小学下等小学入学时有291人，毕业时只有9人，同龄儿童中的毕业率为1.1%。1873年，全日本共有12597个小学，男生共有880335人，入学率为39.9%；女生共有302633人，入学率为15.14%，平均入学率不到30%。

1879年，政府颁布修改《学制》的《教育令》，受“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新法参考美国的学校制度，地方政府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实施教育，小学最低就学年限规定为一年零六个月。但第二年政府以入学率低下为由修改《教育令》，学科中以“修身”课为第一，强化地方长官的教育行政权限，最低就学年限为3年。实际上，这一修改的背景是自由民权运动不断高涨，政府感到威胁，希望在学校教育中铲除运动的思想基础，这也是从自由主义教育向国家主义教育转化的第一步。

“洗脑”，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

曾在1926年和1931年两次担任首相的若槻礼次郎1866年出生于岛根县松江藩下级武士家庭，回忆自己7岁时腰中插把木刀去寺子屋上学，功课是天天练字。很快转到新式小学校就学，在20人的班级里写字排第二。若槻小学毕业后进入中学，因交不起学费退学，1881年成为无须教师资格证明的代课教员，月工资为1日元50钱，伙食免费。学校最初是在民家，后来搬到牛棚的二楼。下面是牛叫，上面学生喊，一片嘈杂声。牛棚的所有者是校长本人，是村里的首富，十分受人尊敬，因而教员只有60岁的校长和16岁的若槻。此时全日本共有28742所小学，入学率男女平均为42.9%。男女教员共有76618人，平均每校不到3人，算起来若槻任职的学校教员还不是最少的。

1886年，实施内阁制后担任首位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已经转向国家主义，主张教育为国家服务。在其主导下颁布《小学校令》，为提高当时仅有48.9%的入学率，明确提出“义务教育制”，规定父母、监护人具有让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义务。小学分为普通小学和高等小学，四年制的普通小学为义务制，上面设置四年制的高等小学。尽管是义务制，但仍然征收学费。教科书是审查制，从中也可以看出国家主义的色彩。《中学校令》规定普通中学为5年，高等中学为2年。《师范学校令》规定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地方为普通师范学校，接受军队式的训练，免除学费，并支付衣服等日常费用及其他补助。《帝国大学令》将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改为东京帝国大学，明确规定这所大学为培养行政官僚的学校。在总称为《学校令》的这些有关教育的法律中，森有礼提出其目的是“富国强兵”，但没有强调“忠君爱国”，成为其被暗杀的原因之一。

尽管采取上述措施，但入学率仍然没有得到上升，到1890年时仍为48.9%。其主要原因是“松方财政”的影响，严重的财政紧缩使政府减少公共教育费，学校、教员的数量同时大幅度下降。

曾在1882年制定《军人敕谕》的山县有朋1890年担任政府首相，感到颁布宪法、召开国会之后应加强“忠君爱国”的道德教育，于是安排自己的心腹芳川显正担任文部大臣，在法制局长井上毅、天皇侍讲元田永孚的协助下，制定了《教育敕语》。其中要求“尔臣民应孝父母、友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其目的是“一旦有缓急，则应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的名义颁布，以首相和文部大臣的名义将教育敕语抄写本下发到各个学校，要求学校集会时学生一起朗读。

除教育敕语抄写本外，称为“御真影”的天皇、皇后照片也下发到各个学校。与教育敕语抄写本不同的是，御真影并不是发给所有的小学，只有自己提出申请而且是优秀的学校才能从文部省得到。1891年6月，文部省颁布训令，要求学校在节日或其他集会活动时必须符合下述程序，即：第一，向御真影敬最大礼并高呼两声陛下万岁；第二，奉读教育敕语；第三，校长训示；第四，齐唱歌曲。为此，1893年专门规定上述场合齐唱的八首歌曲为“君之代”、“纪元节”、“天长节”等。纪元节为建国纪念日，天长节为天皇诞生日，另外还有元旦等三大节日时，全日本各地的学校及其附近的居民集中在一起进行“奉读”、“拜戴”。1891年1月9日，在第一高等中学的开学典礼上，作为基督教徒，内村鉴三在朗读教育敕语之际没有向“御真影”敬礼，当天就被罢免了教师的职务。

为使孩子们能高兴地参加仪式，学校想出各种招式，例如带他们到操场或野外做体操或游戏，或者让他们画画，或者发水果馒头等，以至于也有将这种仪式称之为“馒头节”的地区。1900年不再征收学费，1903年国定教科书，1907年将义务教育年限延长，即将普通小学的4年改为6年，上级小学改为2—3年。各种因素发挥作用，明治末年普通小学的入学率接近100%，但进入中学的人仍在少数，约15%—20%。

日俄战争前后，学校奖励背诵和默写教育敕语，尽管全文只有315个字，但对小学生来讲，背诵使用文言的教育敕语还是较难。当然，经过严格训练后，每个人都能倒背如流，经过50年后仍然印在脑袋里——直到20世纪末仍有人可以背诵。1910年，四年级使用的国定修身教科书首页全文刊登教育敕语，附有读音的假名字母，但五年级的教科书不再加上假名字母，此时就得全部记住。据说1923年关东大地震时，为辨别在日居住的朝鲜等外国人就是让其背诵教育敕语，如果背不上来或发音不准确就可了然。

在教育敕语颁布的第二年，文部省专门向地方政府下达训令，要求各校以最大的尊重安置“御真影”和教育敕语抄写本，否则将处以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学校安排教师夜晚轮流值班，并出现了舍命保护“御真影”和教育敕语抄写本的虚假事迹。关东大地震时，校舍倒塌、“御真影”烧毁的小田原学校也有烧死在废墟中的女性教师，于是将其塑造为抢救“御真影”而死的英雄。

1910年后，各个学校为最大地尊重安置“御真影”和教育敕语抄写本，专门建造一座小庙式的建筑物，称之为“奉安殿”，孩子们上下学时必须对其鞠躬敬礼。

随着“御真影”和教育敕语抄写本的下赐，皇室生活也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圣上结婚纪念日也成为学校的重要节日，皇太后及明治天皇去世时学生身穿丧服、禁止运动会及修学旅行、停止唱歌课等。明治天皇生病期间到神社参拜祈望早日康复、大正天皇即位时也到神社参拜，皇室、学校、神社之间密切合作，作为臣民，从小就灌输了为天皇献身的观念，因而在战争时期出现高呼“万岁”、“玉碎”、自杀性“神风特攻”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