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没有什么负担，只要认为值得学习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模仿，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便是如此。“文明”一词来自《易经》，为光彩、光辉之意；“开化”一词来自顾恺之的《定命论》，为教导开化、推动社会进步之意。在日本历史上特指1870—1889年之间的学习西方文化、风俗，最初有启蒙之意，但后来成为西方社会风俗的代表。正如当时报纸杂志所说的那样：“敲敲半发头，发出因循守旧的声音；敲敲全发头，发出王政复古的声音；敲敲短发头，发出文明开化的声音”，从里到外全盘西化。

从衣食住行上看，1867年出现牛肉店，1870年开始穿西装、制造鞋、使用洋伞、发明人力车、使用自行车，1871年政府颁布《散发令》提倡理发，出现西餐店及西洋建筑、使用桌椅，1982年流行戴帽子、喝啤酒、开通铁路，1873年出现卷烟，1874年银座出现煤气灯，1887年使用电灯等。“文明开化”也有大力改革风俗习惯的一面，例如1876年京都府告谕奖励上学、落实卫生法等，另外还禁止在户外张贴神佛画像、唱念诅咒，禁止观星术、风水、看相、算卦等，甚至废除盂兰节会、六斋念佛、歌唱念佛等。在新政府看来，这些民间传统是不可理喻的邪教，妨碍现代化，必须加以破坏。

除表面上的这些东西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也遭到“文明开化”，但显然有些矫枉过正，其中最突出的是“鹿鸣馆外交”。为修改幕末时期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明治政府成立后不断与外国交涉，但遭到列强的拒绝，其中英国最为强硬，并认为日本人仍是不文明的野蛮人，修改条约为时过早。主持谈判的外务大臣井上馨曾两次留学欧洲，是一个有名的“西洋迷”，认为日本人达到欧洲人的水平，就可以顺利地修改条约，因而大力推行欧化主义。首先政府支出20万日元，在东京市中心建造一座欧洲风格的迎宾馆——鹿鸣馆，经常举办盛大的舞会，招待外国公使、商人等。为掌握社交舞的技巧，政府高官及其夫人拜外国教授为师，开办讲习班，努力练习。其中一位日本女性发挥较大作用，即随岩仓使节团出国留学的五名女童之一山川捨松。山川与另外一位女留学生津田梅子同在美国滞留11年，1882年回国时两人约定终身不婚，致力于建立女子学校。但回国后没有合适的工作，一年后山川与陆军大将大山岩结婚，恰好鹿鸣馆开张，教授政府高官礼仪、跳舞，并亲自上阵与外国人社交活动，忙得不亦乐乎。津田后来开办女子英学塾，也得到大山捨松的协助，该校发展成有名的津田塾女子大学。

与此同时，井上还参与东京大学教授们发起成立的“罗马字学会”，主张废除汉字，改罗马字，会员最多时超过一万。另外还开展将基督教作为国教、与外国人通婚改变人种、喝牛奶吃面包、说英语或法语等运动。受其推动，明治政府为使日本变得像欧美那样文明，严厉禁止**和随地小便，1878年因随地小便被处罚的人超过5000人，因**被处罚的人超过7500人。欧洲的贵族经常在大剧院中欣赏歌剧或话剧，为培养日本人类似的高雅趣味，井上专门组成“戏剧改良会”，研究将日本传统的歌舞伎改造得更为高雅，并在市中心建造大戏院招待外国人和政府高官。但是，井上的欧化主义政策和运动并没有获得什么效果，因国内外的反对，其修改条约的计划也遭到挫折。

作为欧亚大陆边缘的岛国，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没有什么负担，只要认为值得学习便不遗余力地加以模仿，明治初年的“文明开化”便是如此。

另一方面，也有实施不彻底的地方或复旧的东西。例如“身份制解放令”，名义上过去的贱民与平民相同，但直到今天部落民仍然受到严重的歧视；颁布了《废除娼妓令》，但只要本人愿意便可以继续从事该职业，直到昭和三十一年（1956）颁布《禁止卖春法》，该行业才明确受到禁止；虽然西服普及得很快，但鞋子迟迟不穿，甚至也不穿木屐或拖鞋，直到明治三十四年（1901）政府还特地颁布《禁止裸足令》；最具有代表性的复旧是“废佛毁释”即废除佛教的运动。

明治政府成立后，为实现“神道国教化”的目标，在1868年3月颁布了一系列称为“神佛分离令”的法令。首先命令神社的别当、社僧还俗，接着颁布《神佛判然令》，禁止将羽黑权现、金比罗大权现、八幡大菩萨等容易混淆神佛的名称作为神号，同时禁止以佛像为神体，撤出神社中的佛像、佛具，另外还命令担任神职者进行神葬或祭祀等。尽管程度上有所不同，但各藩均进行了激烈的废寺活动。松本藩将所有佛教信徒改信神道，萨摩藩废除全部1006个寺院，让2966名僧侣还俗，高知藩596个寺院废除451个，富山藩1600多个寺院中仅保留7个。据推测，当时全日本大约20万个寺院，约有2／3遭到废除，和尚遭到歧视。大量的佛像、佛经、佛具被烧毁，建筑物的石块、金属被贱卖，是一场浩大的文物破坏活动。政府随后出面解释“神佛分离”不是废除佛教，并制止过度行为。该运动的兴起一方面是国学家和神道学家借“王政复古”之际趁机扩大自己势力，另一方面也有普通民众对江户时代实施“寺请制度”（寺院管理户籍）的强烈不满。

也有借机行事的“文明开化”，例如实施阳历。明治维新以前日本采用按照月亮盈亏计算天数的阴历，欧美则采用按照太阳运行计算天数的阳历。因此，不仅在外交活动上十分不便，而且也应是“文明开化”的内容。当时因地税改革、秩禄处分、殖产兴业等措施，政府财政十分紧张，掌握国家钱袋子的大藏卿（财政部长）大隈重信在1872年9月查看第二年日历时，突然发现1873年闰六月。自1871年9月开始，政府官员的工资从年薪制改为月薪制，这样一来，1873年将发13个月的工资。如果将阴历的1872年12月3日改为阳历的1973年1月1日，那么12月仅剩下两天，而且按照惯例每月1日是休息日，上一天班可以不发工资，再加上改历，就可以不发两个月的工资。如此一石两鸟的妙计当然需要马上实施，于是在1872年11月9日，政府颁布了《改历诏书》和有关改历的《太政官通知》。

也有身体力行“文明开化”的官员，例如提倡现代婚姻形式的森有礼。其在幕末留学英国，是明治新政府最初的驻美外交官，在美对日本留学生演讲是鼓励讲英语、与外国女性结婚。回国后发起“明六社”，大力开展启蒙运动。1874年在《明六杂志》上四次连载其撰写的“妻妾论”，提倡一夫一妻制、男女平等、契约婚姻等。1875年，29岁的森有礼与21岁的幕臣之女广濑常结婚。在森有礼的宽大住宅里，身穿礼服的森与一身婚纱的广濑牵手出现在200多名参加者面前，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婚姻契约书，两人与证婚人东京府知事大久保一翁、庆应大学创办人福泽谕吉署名，结婚仪式在自助餐后结束。夫妇关系很好，经常在饭后玩扑克牌游戏。但11年后发生婚变，据说是妻子出现问题，但真相不明。森有礼41岁时再婚，新娘为岩仓具视的五女宽子，家庭生活幸福。但两年之后，时任文部大臣的森在参加宪法颁布典礼后回官邸时遭暗杀，凶手来自山口县士族，借口是森在参拜伊势神宫时有不敬行为。森有礼的去世具有代表性，“文明开化”作为运动至此结束。

社会精英带头文明开化，甚至明治天皇率先理发、穿西装、吃牛肉，但下层民众特别是农民难以接受。制定户籍，废除江户时代的庄屋及组头，新设区长及户长、颁布《征兵告諭》和《征兵令》、制定国民皆学的《学制》、奖励接种牛痘等措施，在村子里引发各种流言蜚语，例如洋医在河流及水井里投毒、新建医院用针灸取脂肪、夜间诱拐儿童、将年轻女子与牛卖给外国人、服兵役要献血等，甚至有些农民将政府机构中推行改革的官员也看做是外国人，结果各地先后爆发反对“解放令”、“征兵令”、“学制”的暴动。从数量上看，1871年12起，1872年5起，1873年27起。民众袭击的对象是区户长住宅、小学校、电线杆及部落民居住地等现代化政策的体现物。

由此可见，即使是日本这种集团主义色彩浓厚的民族，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也有相当程度的抵抗力量，树立天皇绝对权威、强调传统价值观念、渲染对外战争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因而到明治宪法颁布之后，《教育敕语》、“日本主义”、甲午战争顺次出现。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然还需要自己的影响力——日本人花费了很长时间才明白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