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认为传统国家为应对战争所进行的准备工作，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促使传统国家从封建化的间接统治转向近代国家的集权化直接统治。一方面，战争促使国家对内的权力扩张，其目的在于扩大国家的集中资源和大众动员能力，对此更为有效的直接统治便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国家在集中社会资源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发生结构性冲突。与国家的中央集权化相对应，内部社会各个阶层也通过抗议性的集体行动、与统治者的讨价还价，重新缔结社会契约，由此催生了普选权等现代公民权利的出现。蒂利从中发现了抗议政治对制度化政治的促进和推动社会结构变迁的重大意义，从而开创了所谓的“抗争政治”理论，即强调利用动态的方法观察社会抗争的完整过程，并在其中寻找相似的抗争机制。与此同时，蒂利特别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充满了协商与互动的色彩，意味着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有约束力的协商。从蒂利提供的这个视角看近代日本的宪政建设，可以提供较为恰当的佐证。

明治政府成立以后，曾命令对马藩官员携带国书出使朝鲜，通知新政府成立，希望两国建立新的邦交关系。奉清朝为宗主国的朝鲜因不满日本国书中带有“天皇”词汇，再三拒绝了日本的要求。在岩仓使节团访问欧美期间，国内的留守政府成员以西乡隆盛、板垣退助为中心，主张以武力为后盾迫使朝鲜开国，其背后也隐藏着将没落士族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国外的企图。提前回国的岩仓使节团成员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日本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国力。“内治优先派”与“征韩派”相持不下，1873年10月，在“内治优先派”的操纵下，天皇下达“整顿国政，富国文明之进步，乃燃眉之课题”的圣旨，从而决定了“征韩派”的败北。西乡隆盛、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征韩论者”被迫辞职下野。史称“明治六年政变”。

下野的“征韩派者”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江藤新平、西乡隆盛等人以武力反对新政权，结果身败名裂。最初江藤新平参加了要求开设民选议院的“爱国公党”，但在1874年2月率领万余名佐贺县士族举兵叛乱，结果兵败后被处以死刑。1877年2月15日。西乡隆盛率兵从鹿儿岛向北进发，同时向政府发出“质问”，史称“西南战争”的内战由此爆发。政府出动6万多军队作战，西乡军队最多时也达到4万余人，双方参战士兵的规模乃至伤亡数量均超过明治维新时的“戊辰战争”。最初战事呈胶着状态，但局势很快向政府军倾斜。同年9月，西乡隆盛兵败自杀，“西南战争”结束。

与西乡隆盛同时辞去政府官职的副岛种臣、后藤象二郎、板垣退助等人却走向不同的道路，他们在1874年初组成了“爱国公党”，提倡“天赋人权”，要求设立民选议院；并批判以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为中心的政权是“有司专制”，将使国家趋于瓦解，只有设立民选议院，给人民以选举权、租税共议权，才是拯救国家之道，由此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自由民权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领导人物是板垣退助。

板垣出生在土佐藩（今高知县）高级藩士家庭，幕末时参与藩政及倒幕运动，戊辰战争中作为军事总裁指挥会津之战。本来以为将遭到坚决抵抗的板垣军攻入会津藩后，发现绝大多数藩民纷纷逃亡，剩下的人也为挣钱而帮助官军，固守城池的只有3000名士族。板垣由此认识到不能共享乐就不能共患难，万民不能共享乐国家就会灭亡，因而必须实现“四民平等”。

明治政府成立后，板垣接受西乡隆盛的推荐成为参议，因主张“征韩论”而下野。1874年，与一道下野的前参议后藤象二郎、副岛种臣、江藤新平、前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前大藏大丞冈本健三郎以及前左院议官小室信夫、古泽迂郎组成爱国公党，并提出《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该建议书未被政府接受，8位成员最后的结局是1人被处死、3人成为大臣、3人成为贵族院议员、1人成为实业家。

1874年，板垣与片冈健吉等组成立志社，鼓吹天赋人权。受其影响，全日本前后出现1000多个政治结社。1875年，在大久保利通的劝诱下，板垣重任政府的参议，但8个月后因不满大久保独裁再次辞职。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后，立志社内也出现不少主张武装起义的成员，但板垣不为所动，继续言论斗争。

1878年9月，自由民权派在大阪召开重建“爱国社”大会，全日本有13个县派遣代表参加。到1880年3月，“爱国社”在大阪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成立了“国会期成同盟”。1880年11月，“国会期成同盟”在东京召开第二次大会。决定努力争取开设国会，并要求各地政治团体拟定宪法草案。当时全日本共有200多个民权团体，由集体或个人起草的日本宪法草案达数十种，其中代表性的有著名启蒙思想家植木枝盛起草的《日本宪法预定案》和《日本国国宪案》，这两个草案在强调主权在民的同时，主张人民具有“革命权”。即“当政府肆意违背宪法，擅自**人民自由权利，妨害建国宗旨时，日本人民可推翻它，建立新政府”。

尽管迫于社会的压力，明治政府成员均赞成立宪政治，但以伊藤博文为首的多数官员主张需要充分的时间进行准备，并采用德国式强化君权的宪法，只有参议大隈重信等少数官员主张尽快开设国会，并引进英国式的政党政治即议会内阁制。1881年10月，政府罢免了大隈重信等激进派官员，同时颁布在1890年开设民选议院以及制定宪法的诏书，并威胁“如仍有故意逞躁急煽事变，为害治安者，将绳以国法”。

开设国会诏书的颁布推动了各种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出现了三个不同纲领的政党。首先在1881年10月，以“国会期成同盟”为基础组成自由党，党首为板垣退助。1882年4月，以大隈重信为首组成立宪改进党，另外以政治评论家福地源一郎为首的立宪帝政党。各党为争取更多民众的支持，在全日本进行演说活动。

实际上，为适应议会政治，福泽谕吉等早在1874年就组织“三田演说会”，福泽组织的“明六社”团体也经常举行演说会，但这些演说只是学术圈的事情。自由民权运动爆发后，社会活动家为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而热衷演讲，但演讲的内容远离自由、民权、国民责任等，因为民众最关心的事情是降低米价、取消债务、逃避兵役等。因演说家利用攻击政府获得听众的喝彩，而且警察加以阻止时引起的冲突反而增加看热闹的戏剧性，结果演说深受欢迎。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民众意识中的“政府”与“国家”相分离，即反抗政府与忠诚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英雄之所以成为英雄都有自己的闪光点，板垣之所以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焦点人物是因其被暗杀时喊出的那个口号“板垣死，自由不死”，至于这个口号是否由他本人喊出则没有人去认真追究。

1882年3月初，板垣由东海道南下进行旅行演说，4月6日，到岐阜的神道中教院参加自由党欢迎会。在300名的听众前，板垣做了两个小时的演说。当天板垣有些低烧，欢迎会结束前离席，一个人准备回旅馆休息。出房间走了几步后，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一个人，一边大喊“国贼”，一边手持短刀刺向板垣的右胸。大吃一惊的板垣猛喝一声“干什么”，本能地用胳膊击向凶手的心脏，但目测失误只击中腹部，留下一个青癍。板垣年轻时曾从师本山团藏学习竹内流的搏斗术，此事发生后也致谢本山的传授。但当时凶手没有感觉到，继续挥舞短刀刺向板垣的左胸，未能刺中，而扭打中的板垣已浑身是血。听到声音的自由党成员内藤鲁一抓住凶手脖子将其扑倒，赶来的其他人将凶手牢牢按住，板垣与凶手扭打时说出了上面那句《自由党史》中记载的名言。

面对成为血人的板垣，同志中有人大哭起来，板垣劝说道：“各位不要伤悲，即使板垣退助死了，日本的自由不灭。”《东京日日新闻》如此报道。新闻报道与《自由党史》的记述不同，到底是什么时候说的那句话，至于是谁说的也有争议。据内藤鲁一几天后解释，当时板垣受刺后休克，自己向凶手喊“板垣死自由不死”，但考虑到如果板垣喊这句话，其形象会更为高大，因而默认了其记载。

确实如此，该消息报道后，各地自由党员受到极大的鼓励，他们批判政府的活动更为激烈，并将板垣看作为自由民权的偶像加以崇拜，由此改编的戏剧也经常上演。当时自由党本部并不知道板垣没有生命危险，传言其已死亡，许多党员带上武器纷纷赶往岐阜，并攻击政府实施这种卑鄙行为。另一方面，明治政府为对付越来越高涨的自由民权运动，颁布《新闻纸条例》、《集会条例》等，同时派出大量警察封杀自由民权派的言论，并暗插许多特务在板垣身边。明治政府十分紧张，立即派遣参议山县有朋上奏天皇，并作为敕使携带300日元（相当于现在的150万日元）看望板垣。

其实凶手与板垣一样，出身高知县士族，是28岁的小学教师相原直褧。既与明治政府无关，也没有组织，只是保守报纸《东京日日新闻》的崇拜型读者，仇恨革新的板垣，从名古屋尾随到岐阜，寻找机会下手。事件发生后，相原被判处无期徒刑，在北海道强制劳改，1889年宪法颁布时得到大赦出狱。他立即赶到东京，向板垣道歉。板垣原谅说：“你的行为是爱国，我不责备你。但在行动前仔细观察我的行动，就明白我不是国贼。今后如果发现我有害国家，可以再刺杀我。”其后相原乘船回北海道途中去向不明，《自由党史》推测“会见板垣后良心受到谴责而自杀”、“被赌徒抢去金钱后投入海中”、“唆使者得知相原反悔后担心暴露秘密而封口”等。但《自由党史》没有记录另外一种说法，即崇拜板垣的旧自由党成员暗杀了相原。无论如何，相原的失踪成为历史之谜。

1891年，板垣在东京神田锦旗馆演讲时再次遭袭。当时一个凶汉窜上讲坛将板垣扑倒在地，但很快被制服。此时板垣说道：“我与国家一样到达死的年龄，国家也有新陈代谢的必要。尽管如此，看起来还有些价值”，从而获得听众的喝彩。从中可以看出前面那句名言似乎出自板垣之口。

遇刺事件后，在政府的策划和资助下，板垣出国考察西方先进国家的立宪政体。8个月后回到日本，宣布解散自由党，并支持政府对朝鲜采取强硬态度。1890年9月，主张减轻地税、修改有关言论集会结社法律、修改选举法、修改国会法的立宪自由党成立，板垣为党的总理。第二年该党改名自由党，板垣继续任总理。

1889年2月，由明治天皇亲自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亦称《明治宪法》。1890年7月，举行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的选举。由于选举法规定只有每年交纳15日元以上直接国税、年满25岁以上的男子才有选举权，交纳同等直接国税、年满30岁以上的男子才有被选举权，因此，仅占全日本人口1%的男性日本臣民才具有选举权。另一方面，因地税约占政府财政收入的60%，所以具有选举权以及被选举权者大多是交纳高额地税者，在第一次选举中当选的300众议院议员中有半数是大土地所有者及从事农业者。在300名众议院议员中，称为“民党”的在野党——立宪自由党和立宪改进党共有171名。正因如此，具有政府预算案审批权的众议院经常围绕减轻地税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

在1890年召开的第一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从反对“藩阀政治”的立场出发，打着“修养民力”、“节约经费”的口号，要求大幅度削减政府提出的预算方案，山县有朋内阁被迫作出让步；在1891年的第二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再次否决包括扩大军舰建造费在内的政府预算方案，松方正义首相被迫解散众议院；1892年11月第四届议会召开之前，伊藤博文率领旧萨摩藩、长州藩“开国元勋”，组成“元勋内阁”，进行“明治政府的最后一战”，而国会中的反对派也组织力量，准备“一举打垮整个藩阀”，结果双方在议会中僵持不下。在天皇权威的压制下，政府预算方案好不容易通过了议会的审议；在1894年召开第六届帝国议会上，自由党等党派主张对外强硬的政策，并通过了弹劾内阁的上奏案，但众议院第三次被解散。

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板垣立即率领自由党转而积极支持政府的预算方案及其对外战争，并在1895年11月发表了自由党与第二届伊藤内阁的合作宣言，板垣在第二年获得政府内务大臣的职位。1898年自由党与大隈重信领导的进步党合并，成立宪政党，并组成大隈任内阁总理大臣、板垣任内务大臣的第一次政党内阁，但很快倒台，原自由党成员继承宪政党。1900年伊藤博文组建立宪政友会，宪政党大部分成员参加，板垣退出政界。

过去曾有中国学者如此评价板垣退助道：“虽然有进步的政治思想，并能果断实践，但在对邻国的关系上却坚持武士阶级的反动立场。”实际上，民权与国权是对立的统一体。对内争取民权，对外争取国权，两者相辅相成。国家给予国民应有的政治地位与权利，国难时国民才甘心情愿地为国家流血卖命。如果国民活得不成样子，国家之间发生纠纷时肯定做逃兵甚至投奔对方，至少消极怠工或暗中抵制。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仅各种利益集团需要选举自己的政治代表进入决策过程以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同时也需要各种政治势力按照公认的规则下相互之间进行协商，以争取在减少各种利益要求相互冲突的基础上达到有利各方的妥协，这正是近代日本宪政之路提供的有意义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