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著名的上野公园一角,和服打扮的西乡隆盛牵着狗,居高临下地俯视东京。尽管其夫人抱怨铜像与身高180公分、体重110公斤的本人相去甚远,但仍静静地在那里矗立了110多年,与北京大学的历史一样长。
作为明治维新的第一功劳者,却以武力反抗新政府,最后兵败自杀,其原因至今众说纷纭。直接原因是明治政府成立后希望与朝鲜建立邦交关系,但遭到拒绝,最高实力者西乡提议自己为大使,亲赴朝鲜进行交涉,以武力为背景迫使朝鲜开国。听到此消息的岩仓使节团成员大吃一惊,主张内政优先的他们陆续回国,不仅终止了派遣使节的行为,而且迫使包括西乡在内的“征韩派”成员辞去官职,此为“明治六年(1873)政变”。
实际上,西乡出使朝鲜的目的是想引起战争,正如他在给板垣退助的信中所说,“将希望内乱的不平士族之心引向海外”,因为新政府陆续剥夺了他们拥有的特权。“废藩置县”使他们失去藩国和主君,俸禄大幅度遭到削减;“四民平等”使他们与庶民地位相同,征兵令颁布后任何人都可以当兵;在戊辰战争中浴血奋战使新政府得以产生,作为最大功劳者的士族却遭到**,等等,士族的愤怒可想而知。为建设近代统一国家,明知士族的怨恨,但必须实施对他们非常苛刻的政策。因此,在其暴动之前将其不满引向国外,正是西乡的真实想法。
也许正因如此,西乡没有参加因“征韩论”下野官员发动的自由民权运动。板垣曾邀请西乡在“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上署名,但遭到拒绝。西乡对此解释道:“从心里赞成建议书的内容,但只是议论并不解决问题,首先改造政府,然后实现其内容。”
西乡既是新制度的功劳者,又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做是“最后的武士”。
跟随西乡返回故里的政府军人与官员为数不少,县内慕名而来的士族也大批涌来,为收留他们,同时防止其发泄不满情绪,西乡设立“私学校”。最初是800人的学校,但入学之人太多,最后只好扩大到130个分校,学员达到3万以上。学校费用基本由县政府支出,县长大山纲良(西南战争结束后被处刑)是西乡的粉丝,不仅提供经费,而且将学员录用为政府职员、区长、警察等。更为严重的是,鹿儿岛县无视中央政府的通知和命令,俨然是一个西乡治下的独立王国。感到危机的中央政府频频邀请西乡进京任职,或到海外留学,但西乡不为所动,在鹿儿岛的山中隐居,唯一的运动是携犬打猎。
1874年,日本政府以琉球渔民被杀为借口出兵台湾,从清政府索得赔偿金。同年派遣军舰前往朝鲜的江华岛与守军发生冲突,第二年与朝鲜签订不平等条约。但未能获得西乡的认可,反而对事件的迅速结束非常不满。与此同时,中央政府开始废除士族的俸禄,允许平民带姓,并颁布禁止士族佩刀的《废刀令》。士族们忍无可忍,首先爆发了佐贺之乱,带头闹事的是曾任法务大臣的江藤新平,兵败后逃到西乡处,恳求举兵声援,遭到拒绝,最后被政府砍掉脑袋。其后又出现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萩之乱等士族叛乱,但西乡并没有趁机起事,其意图大概是在政府没有能力镇压叛乱时,自己马到成功后掌握国家大权。
但事与愿违,掌握国家政权的大久保利通不仅顺利地镇压了士族叛乱,而且很快将矛头对准鹿儿岛。1876年底,大久保命令警察部门派遣中原尚雄等特工以回乡扫墓为名到鹿儿岛,他们或者阻止进入私学校的士族,或者劝诱私学校的学员退学,甚至不断透露自己的目的是暗杀西乡等人。听到这一消息的学员逮捕中原等人,拷问的结果是执行暗杀任务,另外有一个名为野村网的男人自首说也是派来暗杀西乡,结果私学校成员哗然。与此同时,中央政府派遣船只到鹿儿岛,计划将储藏在此地的武器弹药运出,私学校成员终于忍耐不住,袭击各地的弹药库和海军造船厂,夺取枪支弹药。
正在山中打猎的西乡听到消息后,大叫一声“糟了”。本来准备说服学员安静的西乡最后却为其劫持,被迫同意举兵,但知道没有胜利的希望,他对大山县长说“自己将要倒下去了”。对此,大久保却高兴异常,在写给心腹伊藤博文的信中说:“抢弹药库的私学校成员肯定起兵,这样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讨伐鹿儿岛,虽说是不幸中的万幸,可以窃笑了。”
鹿儿岛士族在“质问政府暗杀计划”的口号下举兵,并将含有其旨意的通告书送到全日本各县。当时西乡军有三个进攻方案,第一是从海路进攻大阪、东京;第二是分别从海路进攻东京、大阪以及从陆路进攻熊本、福冈,然后东上;第三是全军进攻熊本,然后东上。当时政府军共有3.5万人,不仅分散在日本各地,而且多为征集的农民,如果拥有3万兵力的鹿儿岛士族分路进攻的话,取胜的可能性较高。但选择了第三个进攻路线,因为士族们认为自己不是叛军,应光明正大地到京城质问政府。2月17日,西乡军出发,19日,政府宣布鹿儿岛军为暴徒,迅速组成讨伐军进行镇压。
当板垣退助听到士族军队围攻熊本城时立即明白他们将要失败,因为作为战国时代著名武将、丰臣秀吉侵朝战争先锋加藤清正建造的该城十分坚固,易守难攻,士族军队精锐将耗尽在攻城过程中。确实如此,士气高涨的士族军队全力攻城,但熊本镇台司令官谷干城率3500名士兵固城自守,并用大炮轰击攻城军,两天下来,士族军队毫无战果,却损失了大量兵员。士族军只好留下少数兵员继续围攻熊本城,主力军向北运动,迎战陆续在北九州登陆的政府军。
两军在九州各地展开激战,但士族军在政府军的强大火力下被迫后撤,并在田原坂筑阵抵抗。3月初,政府军包围且进攻田原坂,没有实战经验的农民兵拼命放枪,平均每天消耗32万发子弹,甚至超过日俄战争中旅顺攻坚战,当时政府子弹制造量为每天12万发。与此同时,出现大量阵亡者,政府军平均每天损失165人。尽管如此,政府军的供给较好,武器也较为优良,士族军开始溃败。西乡率领300残兵攻入已经被政府占领的鹿儿岛市,随后5万政府军将其包围。9月24日,政府军发动总攻击,西乡身中两弹,在部下别府晋介的帮助下自杀身亡,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战争结束。
事实上,在整个西南战争中,正如官军士兵唱的那样:“西乡隆盛啊,是佛还是神,看不见身影的战斗;西乡隆盛啊,是沙丁鱼还是小虾米,在大军的追击下逃跑了。”除2月14日起事的阅兵仪式外,西乡的身影在战场上销声匿迹。士族军将其作为象征的神灵,处处受到保护可以想象,但西乡本人的真实想法如何至今仍是历史之谜,也许反映了其不想反叛政府但又受到“义”之制约的矛盾心情。从这一点上讲,西乡既是新制度的功劳者,又是旧制度的殉道者,算做是“最后的武士”。
此次内战政府军死亡约6800人,士族军死亡约5000人,大大超过戊辰战争。士族武装被由平民组成的军队打败,由此证明了征兵制的效果。从此士族不再以武力反抗政府,而是通过言论或其他方式批判政府。1878年,大久保利通被不满的士族暗杀。
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同时大赦西乡,恢复名誉,叙官正三位,但始终没有进入靖国神社,只好单独孤零零地待在一个人的神社中。然而,西乡隆盛深受普通民众的喜爱,死后不久就出现其仍活在世间的传说,有人说西乡隐居在印度的某个小岛,很快接受邀请重任政府高官;有人说西乡流亡在俄罗斯,将与俄国皇太子一道回日本,甚至许多报纸也刊登了这些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