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说清楚近代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主要原因是如何评价幕末时期变革所需的各种条件，到底是哪种因素起到主导性作用实在令人困惑，有学者为此发明“复杂系统理论”，即没有原因的变化。实际上，武士阶层的特性以及日本的民族性格或许是认识问题的关键，也就是以武力解决问题的野性与吸收先进技术的韧性。

“尊攘”是指“尊王攘夷”，最早出自水户藩的《弘道馆记》，即内尊重王室，外驱逐夷狄。“志士”是指“有志之士”，具有以天下为任的意识，几乎绝大多数是下级武士，多出身长州、水户、萨摩、土佐等藩，并脱离藩籍自由行动，因而也称“草莽志士”。例如1862年集中在京都的脱藩志士（多称为“浪人”，即四处流浪的武士），其出身分别为萨摩藩2000人，长州藩1200人，土佐藩5人，肥前藩6人。用现在的话讲，这些人大多是“愤青”或者稍微年长的“老愤青”，例如1862年“尊王攘夷”**时的年龄：高杉晋作25岁、伊藤博文23岁、久坂玄瑞24岁、井上馨29岁、木户孝允31岁、西乡隆盛37岁、大久保利通34岁、坂本龙马29岁等。由于进行地下活动，所以用假名较多，伊藤博文就曾用过伊藤俊辅、花山春辅、林守一、越智斧太郎等化名。

实际上，这些尊攘志士开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反正在传统的幕藩体制下不仅难以维持生活，而且也闲来无事，倒不如外出施展逐渐荒废的武艺。恰好对外开国、洋人横行、官民怨恨、社会动乱提供了大好机会，再说还可以获得资金、扬名立万。也就是说，志士们的主要经费来自各藩的机密费。虽然为开脱大名的责任，志士多为脱藩浪人，但藩主暗地里支持他们。萨摩藩志士较多，也是因为该藩通过琉球从事对外贸易，可以提供充裕的资金。有的志士自己筹措资金，例如坂本龙马组织海援队从事海上贸易，安政大狱遭镇压的梅田云滨也是在各地经商赚钱。也有从豪商处获得资助，例如下关的商人白石正一，为高杉晋作的奇兵队提供大量资金，后来干脆自己也参加到奇兵队中。

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人说清楚近代日本为什么能够成功，武士阶层的特性以及日本的民族性格或许是认识问题的关键，也就是以武力解决问题的野性与吸收先进技术的韧性。

志士们最初的行为是赶走外国人（攘夷），并暗杀那些允许外国人来日本并镇压反对派的幕府重要官员，以及帮助幕府的朝廷贵族。首先在1859年8月，在横滨上岸购买粮食的两名俄国水手被杀；同年10月，在法国领事馆工作的中国雇员因穿西服上街而被杀；1860年2月，英国公使馆日本籍资深翻译在使馆附近被杀；1861年1月，美国公使馆荷兰籍翻译在回馆途中被杀；同年7月，十几名志士袭击东禅寺的英国公使馆，在格斗中2名使馆人员被杀，20名幕府士兵死伤；1962年6月，警卫英国公使馆的松本藩武士与英国兵发生冲突，在杀伤数名对手后自杀；1963年1月，长州藩武士高杉晋作、伊藤博文、久坂玄瑞等深夜潜入英国公使馆建筑工地，将正在建设中的公使馆焚烧。这些盲目的攘夷一方面是看着外国人不顺眼，另一方面也是给幕府添乱。每次夷人被杀后都是幕府出面赔礼道歉、出钱平息，即使1862年萨摩武士杀死乱闯“参觐交代”队伍英国商人的生麦事件，最后的巨额赔款也是幕府埋的单。

与此同时，志士们暗杀那些主张开国的幕府高级官员及支持幕府的朝廷贵族，名为“天诛”（替天行道），其中水户藩出身的志士一马当先。作为可以继承将军的“御三家”之一水户藩，“尊王论”当然是“尊王佐幕论”，但因各种原因，却与幕府处在对抗的立场。水户第九代藩主德川齐昭算是个明白人，不仅修建了日本三大名园之一的偕乐园（偕众同乐），也开设了培养人才的藩校弘道馆，在推行藩政改革的同时，上书将军建议改革幕政，结果遭到隐居的处分。1853年“黑船来航”后，重新参加幕政，1858年任幕府大老的彦根藩主井伊直弼不仅强行开国，与德川齐昭的攘夷论对立，而且在将军继承问题上也反对齐昭的儿子德川庆喜，结果在“安政大狱”中处分齐昭“永远隐居”。

1860年3月3日，18名志士（17名水户藩出身、1名萨摩藩出身）袭击了正在登城的大老队伍，60名护卫来不及反应，井伊的头已经割掉。袭击者萨摩志士有村治左卫门提着其头逃走过程中身负重伤自杀，井伊的脑袋被人送回，与身体缝在一起。参加袭击的志士中1人当场死亡，逃脱中死亡7人，被捕后处死7人，1人逃亡两年后自杀。另外1人参加了水户天狗党起义，明治维新后做过警察，其后成为神社的主持，还有1人不断逃亡、隐名埋姓活到1881年。

暗杀井伊的“樱田门之变”严重打击了幕府的强硬派，老中安藤信正只好通过天皇与将军联姻的“公武合体”维持幕府统治。这一行为也引起攘夷志士的强烈不满，1862年1月15日，在其进入江户城坂下门时受到6名浪人的袭击，50年护卫行动迅速，刺客全部瞬间毕命。但背后受伤的安藤显然是逃跑时被刺，有失武士的风度，结果遭到罢免，此后幕府主导的政局终结。

接下来志士们对京都的贵族们进行“天诛”，首先是九条的家臣岛田左进在1862年成为3名萨摩藩浪人的刀下鬼，其后文吉等幕府的官吏被杀，均是“安政大狱”时镇压志士的刽子手。1863年1月，儒学家池内大学被杀，该人本来是尊王论者，逃脱“安政大狱”的镇压，后向幕府自首，受到流放处分，志士怀疑其出卖同志，不仅将其杀死，而且将两只耳朵分别丢到支持公武合体的贵族中山忠能和三条实美家中，并附上恐吓信，两人吓得赶紧辞去公职。与此同时，公卿千种有文的家臣贺川肇被杀，两只手分别送到推动天皇与将军连姻的千种和岩仓具视家中，也附上恐吓信。

面对攘夷志士的无节制暗杀，幕府在1863年组成杀手集团“新撰组”，以暴制暴，同时邀请萨摩藩主岛津久光参与将攘夷志士赶出京都的“八一八政变”，因为岛津前一年带兵进京都时曾镇压了该藩出身的攘夷志士（寺田屋事件）。以长州藩为首的志士暂时受挫，但后来又陆续回到京都，计划再次掀起暗杀风暴。1864年6月，新撰组将聚集在池田屋旅馆的志士一网打尽。不仅长州藩的浪人志士情绪激昂，本来就与幕府不和的藩政权也派兵攻打京都，甚至炮轰皇宫，将后来的明治天皇震晕。但寡不敌众，包括久坂玄瑞在内的多数志士战死。

乱砍乱杀的志士中也有明白人——土佐藩出身的坂本龙马。本来也是愣头青的坂本计划暗杀幕府开明派官员胜海舟，但听了其一席话后转向积极开国，不仅促成了萨摩藩和长州藩的和解并结盟共同对付幕府（两藩志士经历了“萨英战争”和“下关战争”后认识到外国的船坚炮利，“攘夷”不得，从而转向倒幕，但至于幕府倒台后的情形仍是一笔糊涂账），而且也提出了建设未来国家的“船中八策”。但就这样一个有头脑的志士在明治政府成立前夕被暗杀，掌握国家政权的下级武士们最终明白该干些什么，是1871年岩仓使节团公费到欧美转了一圈之后。

但武士们乱砍乱杀的作风直到明治政府成立后还在持续。1868年1月，鸟羽伏见之战刚刚结束，400名冈山藩兵通过神户时与法国水兵发生冲突，英法两国出动军队和舰队，迫使明治政府派人到各国公使团声明确保外国人的安全，并严厉处置责任者。1个月后，在神户永福寺，冈山藩兵队长在外国人的眼前剖腹，此为“神户事件”。同年2月，土佐藩兵在堺市与法国水兵发生冲突，法方有11人死亡。法国公使提出土佐藩兵加害者处死刑、赔偿15万美元、政府与土佐藩谢罪等要求。最后政府将包括队长在内的20人判死刑，应当事人的要求允许其剖腹。一周后的堺市妙国寺，在法国舰长的亲自监督下，20人顺次剖腹，其惨烈情形让外国人看得目瞪口呆。在第11人结束后，实在看不下去的法国舰长要求停止处刑，剩余的9人流放土佐。此为“堺事件”。

虽然西乡隆盛企图将武士乱砍乱杀的野性与能量通过“征韩”得到释放的计划暂时受到压制，但明治政府成立6年后的“远征台湾”以及7年后的“江华岛事件”仍然延续了西乡的方针。概括地说，明治维新就是从下级武士小范围的无政府式“乱砍乱杀”——“尊王攘夷”转化为整个民族的有组织性“乱砍乱杀”——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其实也在很大程度上符合近代条约体制下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世界潮流），只不过需要必要的经济基础与文明外衣——工业化与法制化，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脉络就是如此简单。